多名亲历者告诉笔者：“当时，在舞鹤港，遗骨和护送团将坐信安丸号船去中国。当时正处于朝鲜战争时期，台湾当局发出声明：如果护送团里的中国青年和骨灰同船回中国，他们将把船击沉。”
事发突然，信安丸号只好停在了原地。6月20日，中国青年开始静坐，要求登船。“日本各地的广播、新闻都在播报，甚至都不报朝鲜战争的新闻了，遗骨送还运动成了大事。”
在东京的町田忠昭也听到了广播。当时，日本很多年轻人都跑到港口，声援中国青年。“从东京去那里，来回车票要1000日元，但当时的学生连100元都拿不出来，募捐来的钱根本不够往返。最后，我打电话给勤工俭学时认识的工友，好多朋友一起凑了2000元。”
最后他和知名反战人士山田善二郎一起到达舞鹤港，看到中国留学生对着守着港口大门的警察说：“我们不是犯人，没有监视的必要，出去！”晚上，他们在驻地的宿舍二楼，继续讨论华侨和回国三团体代表到底坐不坐回国的船运送遗骨。
同行的还有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他们也害怕有生命危险，想说服中国青年不要随船前往，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也劝说：“从政府的角度看，保障不了你们的安全。”
但爱国华侨坚决表态：“一定要把同胞遗骨送回去！这是一艘负重的平民船，我们相信不会受到攻击。就算万一要炸我们的船，我们宁愿跟骨灰一起被炸沉！”
25日，山田、町田和中国留学生朋友去附近的馆子张罗了一顿送别宴，度过了难得的轻松一刻。“炎热的6月中午，啤酒入肚，沁人心脾。约莫能看到舞鹤港被青山环绕，延绵的山脊起起伏伏。”
静坐坚持了整整7天。当时正值酷暑，不断有人生病倒下。“到了6月27日，我们差不多快到极限了。这时候斗争才成功了。”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为了安全起见，遗骨和护送团的中国青年还是“兵分两路”。中国青年直奔天津，而死难者遗骨则是送到神户港，延后几天后才由“黑潮丸”号送到天津。
“1953年7月2日，第一批骨灰送还团出发了。18个成员里有10名日本人，1名朝鲜人，7名中国人。”在2013年7月2日的追悼会上，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会长持田日勇回忆说。
“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成立于1967年5月，他们多次收集并送还中国“二战”期间在日死难劳工的遗骨，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
7月7日，“黑潮丸”号轮船抵达天津塘沽港。港口接还骨灰的，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廖承志。当月，他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在现在天津的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廖承志先生手抱劳工骨灰的历史性照片。
根据随团人员的回忆，后来，日本国民救援会会长难波英夫问廖承志：“在你们看来，我们今后应该做什么？”
廖承志回答：“谢谢你们！虽然日本军国政府的滔天罪行还没清算，你们作为民间人士，送回骨灰就足够了。”
当年，“80后”青年骆勐的外曾祖母收到了过世丈夫的骨灰，当时就昏倒了。醒来时，一边耳朵就失聪了。
据持田日勇回顾，到1964年，总共有9批遗骨送还团从日本出发，共送还了大约3000多具遗骨。由于许多死难者被埋在一起，难以准确统计人数。
1953年8月18日，在东京枣寺，町田忠昭亲手将612具中国死难者的遗骨送上了灵柩车。
和他一起送遗骨的是松川事件的相关人士菊池武和日本国民救援会的西村君子。每个装有遗骨的瓷器都安放在木盒里，盒上写着名字，再用白布包起来。日本青年把白布挂在脖子上，一个人一次只抱一个骨灰盒上车。
“我把骨灰小心翼翼拿到房间门口，另一个人把骨灰搬到车前，再一个人搬上车。我不禁在脑海中想象起这些不幸的人活着时候的样子。白木箱子上刻着他们的名字，‘丰’‘福’‘瑞’三个字最多见，都是祝愿名字的主人幸福的，但这个愿望却不可能实现了……一个一个的骨灰重量不同，沙沙作响，仿佛612具遗骨在被杀的时候传出的呻吟声，激起了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怒。”町田忠昭回忆说。
那天晚上，他们乘着灵柩车到了东京火车站，在有限的条件下举行了简易的祭奠仪式，把骨灰盒送上了车，安放在许多市民团体敬赠的花圈中。列车出发，将遗骨送往京都舞鹤港，再从那里送他们回祖国的土地。
“从日本的习惯来说，抬骨灰的必须是亲人，但我当时也感到中国人非常亲切。我当时把这个盒子当作自己死去的兄弟、家人，请他小心慢慢走。盒子很轻，但对我来说是一生的记忆。60多年了，我现在依然这么觉得。”老人笑着告诉我。(www.xing528.com)
1993年6月29日，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二战”中国被强掳劳工的最重要历史事件——花冈事件的展览（关于花冈事件，后文章节详述），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举行了慰灵祭奠活动。时年65岁的町田忠昭从日本赶来，全程参加。“越过高山大海，我又在遗骨送还运动的终点天津，和几十年前送回的中国死难者遗骨面对面，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有一次送还遗骨，是由菅原惠庆住持护送的。住持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主席见了面。
“毛主席对我祖父说：你为了送还中国人遗骨非常辛苦，我们想答谢，送什么好？我祖父就说：不需要送什么，但是我们信佛教的净土宗，贵国的玄中寺现在荒废得不成样，希望中方修缮恢复寺庙。毛主席爽快答应了，才有了今天的玄中寺。”枣寺现任住持菅原侍告诉笔者。
这座寺院实践了画家的预言，成为了“中日友好的桥梁”。在枣寺的墙上，就挂着著名佛教领袖、书法家赵朴初给惠庆住持的亲笔信。
从1952年起，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春秋变幻，运行寺的住持已更迭两代，但对中国烈士的供养从没间断过。直到今天，枣寺的三任住持都坚持每天为中国死难者祈祷。正堂里，还有郭沫若、赵朴初、廖承志的亲笔书画。
惠庆住持给3个儿子起的名字，连起来就是“玄中寺”。他去世时，遗愿是“把骨灰埋在能看到玄中寺全景的地方”。枣寺把遗愿告诉了中国佛教协会，“在中方的帮助下，惠庆住持终于埋在了玄中寺山上。”
町田忠昭当时不会想到，他们争取到的这一艘船，还促成了新中国使者的第一次访日。
1954年，新中国和日本尚未建交，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就是为了答谢日本人的送还遗骨活动，并祭奠死难者。
带队团长是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副团长是廖承志。
11月2日，他们在东京浅草东本愿寺，参加了中国人俘虏殉难者全国总慰灵祭。这个仪式从1950年开始，几乎每年都坚持举行，一直到中日恢复邦交的第二年才中止。
“回过头去看，当时的遗骨送还运动不是孤立的。”町田老人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人民的整体情绪是反对《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热爱和平的人们也互相声援。”
2013年7月1日，中国劳工死难者遗属到达了足尾铜矿。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8月，仅10个月，这里许多中国劳工死亡，幸存者在1945年12月才回国。
“日本战败后，有3个月时间，足尾铜矿的中国劳工就帮助当地的日本劳工组织工会。其实当时日本劳工也是欺负、奴役中国劳工的，但战后反而是中国人支援了他们。这种国际主义，在当时是多么可贵。”町田回忆起来，依然激动。
1946年，足尾当地日本劳工终于成立了工会。在成立大会上，他们唱的《国际歌》不是日语，而是中文。因为这是中国劳工教会他们的。
“对于他们……作为一个日本人，我简直无话可说，衷心佩服。足尾虽然偏远，现在依然有一个非常大的追悼碑，就是为了表达对中国人的谢意。”
而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1966年5月，日本友人通过募捐，在山坡上建起了高大的“日中不再战友好碑”。碑名由第九次中国人殉难烈士遗骨送还团团长、日本众议院议员黑田寿男题写。碑的侧面，刻有郭沫若的题词：“发展传统友谊，反对侵略战争。”
对比鲜明的是，加害中国劳工的企业——鹿岛建设公司也在压力下建起了“华人死殁者供养塔”。实际上，我在现场看到的，只是一个极其简陋的水泥墩。
据长期记录这段历史的摄影师张国通回忆，1990—1994年，鹿岛公司多次提出要拆掉这个供养塔，但花冈受难劳工坚决不答应。
李德全的第二次访日是在1957年的12月。他们亲赴花冈，向殉难劳工鲜花悼念。
2009年，在东京举行的中国被强征劳工死难者追悼慰灵活动上，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崔天凯出席活动。
崔天凯在致辞中说：“数十年来，以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和中国被强征劳工死难者共同慰灵执委会为代表，广大日本友人和在日华侨怀着道义与良知，为搜寻、挖掘和送还死难劳工遗骨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一义举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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