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爱花大娘：最后一次尊严

2013年9月3日下午，老人突然说想回家看看，被家人接回家后，于4日凌晨离世，未留下任何遗言。依照习俗，万爱花遗体已被送回老家山西盂县羊泉村。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万爱花三次被日军抓走，遭受非人虐待。20世纪90年代，作为日军“二战”性暴力侵害的受害者，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指证日军罪行。她多次赴日本东京出庭作证，要求日本政府直面历史、谢罪赔偿，均被日本法院判决败诉。

我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2010年3月21日。这一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万爱花大娘。距离她离开这个令她流干了眼泪的世界，还有3年5个月14天。

我一直不敢想，有一天会轮到自己来写她去世的消息。说来惭愧，其实我真正跟万大娘的交谈并不多，因为她的山西盂县话，好难听懂。

当年我这么想的时候，却忘了她曾经面色平静地带着她的盂县话，走到东京，重新面对她一生最恐惧的“日本鬼子”。

万爱花，1929年农历腊月十二，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河林格尔县韭菜沟村。她原名叫刘春莲，4岁时，因为家贫，被父母卖到了山西省盂县羊泉村当童养媳。

1943年，日军进犯我国山西。万爱花14岁。

农历六月初七，日军扫荡了羊泉村。万爱花躲在一条沟里，很快就被日军抓住了。她和另外4名少女的身影，一起消失在进圭村东侧的日军据点里。

半年后，1944年正月的一个早上，几个人出现在进圭村结冰的河边。

走在前面的两个人抬着一个赤裸的女人，女人浑身冻成了青紫色，四肢垂到地上。后面跟着两个穿着黄军装、端着刺刀的日本兵。他们拉着女人的两条腿，拖到了河的对岸。她身体经过的冰面上，留下一条血红的长线。

我们也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直到20世纪90年代，盂县教师张双兵找到了老年的万大娘。

沉默了半个世纪的她，留下了第一份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言。

她被扔进了进圭炮楼的一眼窑洞。她永远记得，“青石的门面，木格子窗户被砖头垒着，里面黑乎乎的，我缩在地上铺着的草上。”当天晚上，几个日军就进窑轮流“糟蹋”了她。从那以后的21天，轮奸和暴打不分昼夜。

“一天我没‘服务’好，就被鬼子踢倒，用靴子踩。他们把我双手反捆住，吊在树上。到后来，我一听到门响，就忍不住要吐。”

6月28日，炮楼突然安静下来。万爱花趁日军出发，就在半夜弄断木窗棂逃了出来。

万爱花的身体一天天恢复。但农历八月十八时，她在山洼洼里洗衣裳，忽然听到有人喊：“鬼子进村了！”

木盆摔在地上，日本兵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提了起来。她被抓回了那个院子，那孔窑。“日军用皮鞭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把我提起来，摁在炕席上……”

不到一个月，她的下身开始烂了。

“不能在这里等死，还得要想法子逃。上次被扳断的木窗上已经钉上了一块厚厚的木板，这次我打算从门扇逃。第29天，趁敌人去扫荡，我把木头门扇从门桩的低凹点抬高，趴在地上爬出了门，跑进了山。”

这次，她连夜往外乡逃。等到地里庄稼收完的时节，她才养好了伤。她依然选择了回到羊泉村。家里，男人正病倒在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1944年的腊月初八早晨，她正给男人喂药。忽然，院门被几个日军踹开了。她又一次被日军用绳子绑上，扔上骡背，第三次进了据点。

这一次，她被糟蹋了整整50天。“先是轮奸，后是打耳光、压杠子、坐老虎凳，吊在槐树上……我死过去又活过来。”

我第一次见到万大娘，是在山西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当时是日本志愿者筹备多年的“‘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犯罪图片展”首次在中国国内展出。这个话题，是中国历史教科书都难以直面详述的屈辱。

这次撕裂伤口的展览里，每位曾被逼做“慰安妇”的大娘都有正面照片。作为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中国第一人”，万大娘被性凌辱的详细过程在被展出之列。

而她坦然地来看自己的展览。出生在和平年代、独生子女的我，无法得知这是怎样一种心情。

知道历史、讨厌日本、不买日货、骂骂“小日本”，和直接见到一位历史证人，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曾经，在轮到发言之前，一直嘴角下垂的万爱花大娘从黑外套的兜里摸出了两样小东西，别在胸前。她站起来默然向四面一鞠躬时，亮晃晃的。走近了看，一枚“毛主席头像”，一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这是胡锦涛发给我的！”她拍拍胸脯，忽然笑了。这是在日本法院判决她败诉以后，老人第一次笑。

这一刻，历史排山倒海而来。

1944年，她被扔在河边，日军以为这个浑身淌血的中国女人已经是具尸体。一位老汉救起了她。

2013年7月3日，在日本内阁官房大楼，我见证了华侨代表万大娘等4名老人向日本政府递交《中国‘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抗议书》。

2013年7月2日下午，在日本内阁官房大楼，4名中国“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代表万爱花、李秀梅、陈林桃、郭喜翠向日本政府正式递交了抗议书。(www.xing528.com)

抗议书中说：“近年来，日本一些政治家与日本右翼势力沆瀣一气，不断歪曲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行翻案。尤其是最近，作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日本大阪市市长桥下彻，一次次发表歪曲“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和军队性暴力罪行的言论，使中国受害妇女的心灵和身体再被摧残。”

万爱花代表中国山西省盂县受害妇女说：“我们一生悲惨屈辱，与痛苦和辛酸相伴终生。为什么？罪魁祸首正是你们，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你们居然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真相。我们要大声质问日本政府，你们还有人性吗？”

“慰安妇”代表提出三大要求：第一，强烈要求安倍晋三和桥下彻收回歪曲历史言论，向遭受日军性暴力的中国受害妇女郑重道歉；第二，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尊重历史，承担战争责任，郑重向中国受害妇女谢罪、赔偿；第三，要求安倍晋三、桥下彻就中方抗议作出书面答复。

由于受害者年事已高，4名代表未到日本，抗议书由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林伯耀递交。日本内阁总务官室的请愿事务负责人市村丰和接过抗议书，并表示一定会转交首相安倍晋三。抗议书也送达大阪市长桥下彻。

白发苍苍的林伯耀，用日语对年轻的日本内阁总务官室的请愿事务负责人市村丰和说：“你应该不知道，我认识的万女士，年轻时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但是在日军虐待下，她的身高从165厘米缩到了144厘米……”

这不是危言耸听。劫后余生的万大娘的双腿两侧伤痕累累，手臂脱臼，耳垂被扯掉。她的身高萎缩，是因为胯骨、肋骨多处骨折，腰身陷进骨盆、颈部缩进了胸腔。

当时才17岁的万大娘就没了月经，下身严重溃烂，终生不育。

整整三年，她不能走路，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小小年纪的养女李拉弟给她端屎端尿，拾柴火、挖野菜，去好心人家讨吃的。

这沉默的五十年，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带着养女乞讨过，当过保姆，缝补棉衣、裤子。

池田惠理子记得，她到东京作证时，换上新衣服，照照镜子，突然就哭了。她们赶紧劝慰，万大娘哭着说自己：“难看，人不人，鬼不鬼的……”

到2000年后，万爱花才得到社会关注，地方政府也对她实行农转非，给了低保。2002年，5位山西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把万爱花列为山西省慈善总会重点救助对象，经核查后确定。

在全中国，被日军“糟蹋”的受害者何止成百上千，但敢于站出来的却寥寥无几。调研多年的林伯耀老先生告诉我，原因不仅是受害者自己耻于面对，更是农村的受害者被严重歧视。

但张双兵的一次次到访，终于让万大娘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口的受害者：“不能就这样算了，只要我活一天，一定要让日本人低头认罪。”

1992年12月9日，万爱花作为中国大陆受害妇女的代表来到日本。她脱掉上衣，向所有在场的人展示伤痕，含泪控诉直至昏倒在地。这一场面震惊世界。

1996年9月，万爱花应日本两位开明政治家——参议院议员田英夫（1923—2009）和日本众议员土井多贺子（1928—2014）邀请，在东京、神户、广岛、冈山、大阪登台作证，轰动日本。

这位身高仅1米47的中国农村大娘，不再怕日本人，她成了日本右翼最怕的人之一。

1998年10月，万爱花与赵润梅、杨秀莲等16名受害者联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一边是几位风烛残年、不识几个字的老大娘，一边是整个日本政府。

历时8年，三诉三败。这给了老人重大的打击。

为了安慰老人，日本市民团体“查明山西省内侵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为她们出了一本刊物，名字是中文《出口气》。

“我们就想给大娘们‘出口气’。”团体负责人石田米子教授对我说，她们每年都要来山西访问万大娘这样的幸存者，记录口述历史。

但“出口气”，延缓不了大娘们生命的凋零。

“我知道，日本人不承认这个错误，就是要拖，拖到我们都死掉。所以我不能死！”万大娘生前，多少次这样说过。

2011年3月，万大娘脑梗病情恶化，医院连续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医药费告急。石田米子她们赶来，送上了日本“3·11”大地震后艰难筹集到的全部款项。6月时，万大娘再次病重，援助也断绝了。我和公益组织共同呼吁，792名网友为万大娘捐款，解了燃眉之急。

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许多年轻人并不了解历史证人的现状。抗战老兵的救助已经成星火燎原之势，而无数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仍在孤苦、贫困、屈辱、歧视、沉默中逐渐离世。

一位日本人在给万爱花的信中写道：“您为了真正的中日友好，不畏艰难而勇敢斗争着。我们对此表示崇高的敬意。日本政府现在仍抱着对过去侵略罪行不负责任的态度，孤立于亚洲和世界。对于您的奋斗，我们无比感激……”

2013年8月末，当时把万大娘送上救护车的山西省慈善总会朋友告诉我，万大娘身体不佳。我隔空祈祷。9月4日，九一八爱国网站长吴祖康先生告诉我，凌晨0时45分左右，万大娘在山西太原住处离世，享年84岁。

万爱花大娘的斗争，直到生命终结。

她没有遗言，我们却全都知道她的遗言是什么：“我是证人，不能死，死了也不放心，死了也不会闭眼……”

在羊泉村的追悼会上，金色的香炉旁供着雪白的大馒头、火红的苹果。旁边贴着一张字迹飞舞的《万爱花生平》。

白纸黑字上，第一行出生信息下面，就是“1992年出席日本东京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听证大会”，丝毫没有提及三次被抓虐的经历。

这位曾写下“还我尊严”四个大字的女性，终于得到了最后一次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