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岁的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李良杰曾经去看望两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那个画面让他难以忘怀。
90多岁的那位大娘没有子女，又已经难以站立行走，从屋子里一路爬到院子里，要拖动柴火到屋里；另一位80多岁、当年被关在一起受害的“老姐妹”正好来了，才有人帮她拖柴火。
“这个80多岁的老姐妹当年被日本军抓去的时候才十多岁，有一天好几个日本兵要欺侮她，她生了病，已经实在快要死了，另外这个年长一点的就站出来说：‘她不行了，我替她吧，你们冲我来’……这样才救了她一命，所以她到现在还念这份恩情，时时来看望。”李良杰说。
石田米子她们找到的几位“慰安妇”受害证人中，王改荷、高银娥、赵润梅大娘已经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1月的冬天相继去世。山西省查明会也曾给予她们部分援助。张先兔、尹玉林大娘现在还住在农村窑洞里。
“其实比起接受来自日本的援助，万大娘还是更愿意看到中国自家人的援助，还是更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更多的中国年轻人，知道她们的故事。”石田米子说。
据山西省的民间组织慰安妇问题研究会成员张双兵介绍，像万大娘这样的“慰安妇”受害者，在21世纪的头十年都已是80岁左右，甚至不少人90岁以上，而且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生活保障堪忧。尤其是性暴力受害者中的很多人无法生育，这样在农村更苦。无人赡养、没有钱看病、营养不良等是普遍存在的情况，随着大娘们越来越衰老，其处境更是每况愈下。
阳曲县的尹玉林老人已90多岁，至今仍住在简陋的土窑洞里。60多岁的儿子儿媳都是农民，靠种地为生。老人的心脏等器官患有疾病，但因无人能照看，一直无法住院治疗。在赵金贵今年探望时，老人已经两腿无力，拄着拐杖也难以行走。
据学者张双兵介绍，2011年已有两位珍贵的受害者证人去世，2012年又有刘面换大娘离世。2011年，刘面换大娘代表“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参加了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的日军性暴力图片展开幕式，并作了“不忘历史”的发言。
“多年来，地方政府对‘二战’性暴力受害者幸存证人关注不够，现在的幸存证人，几乎都是年老多病，多名老人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山西大学教授赵金贵告诉我。
日本志愿者田卷惠子女士再三对笔者强调：“严格来说，这些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不能称为‘慰安妇’，应该称为‘日军性奴隶’。因为‘慰安妇’是自愿随军的历史名词，而她们当年都是被强行掳到日军炮楼或据点里遭受蹂躏的。”
2012年9月17日，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首批24名“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幸存证人名单正式公布。这是国内首次成规模地披露“二战”日军性暴力罪行的幸存证人。
此次公布的幸存证人都在90岁左右，分别来自山西省阳泉市盂县、长治市武乡县、沁县和太原市阳曲县。出于对受害人隐私的保护，部分证人隐去了姓名和籍贯。
幸存证人名单中包括1995年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4名受害老人：生于1921年的陈林桃；生于1925年的周喜香；生于1927年的郭喜翠；生于1928年的李秀梅。(www.xing528.com)
名单还包括生于1922年的尹玉林和生于1926年的张先兔。1996年，两人和有“中国慰安妇证人第一人”之称的万爱花一起提起对日诉讼。这两次诉讼都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
这一名单是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中国九一八爱国网联合发布的。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呼吁：“这些珍贵的历史证人日渐凋零，晚年凄凉，时常求医无门。但长期以来，国内并没有专门救助她们的基金会。目前寻找到的受害者多在山西与日军作战的八路军根据地，在全国范围内究竟有多少人受害，还没有相关数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呼吁祖国同胞们，请大家也伸出援手，保护不可替代的历史证人，保护我们自己的历史不被遗忘。”
2014年4月10日晚上10时，“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原告李秀梅老人，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
多年探访她、关注这段历史的张双兵先生告诉我：“前几天我见过她，她今年身体很好，还说有机会还要去日本，向日本政府讨要说法。没想到走得这么突然。”
她与“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作证第一人”万爱花等老人曾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谢罪赔偿，最终遭遇败诉。“慰安妇”是日本政府对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蔑称。
其他原告都已去世，她曾是最后一位在世的原告。如今，她也走了。
“勇敢”，足以成为她们的标签。
83岁的万大娘一直在同被侮辱被损害的记忆作战，是勇敢。站出来做中国第一个“慰安妇”证人，和日本政府及右翼斗争，是勇敢。
日本志愿者十多年来每年去这个偏僻的农村记录这份历史，是勇敢。十多年来向日本社会呼告历史真相、应战右翼的威胁打击，是勇敢。
所有“勇敢”汇集起来，是对“慰安妇”受害者大娘、日本志愿者群体的敬意。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期待看到中国同胞的身影。
在万爱花大娘2011年病情数次恶化住院中，我知道关心慰安妇历史的张双兵老师已代付了1万元医药费，山西大学的赵金贵老师也全程提供了大量帮助，但还没有听说其他的救助。而日本志愿者的“大娘医疗基金”也已经告罄，现在更是我们自己站出来的时候了。
如果日本志愿者在右翼打击的环境中都能这样勇敢，我们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能？众多“慰安妇”证人的晚年太令人担心，别让她们一步步孤苦贫困地凋零，我们能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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