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第一人：日本人穿越灾难阴影为中国大娘而来

2011年春，日本东部发生的大地震、大海啸和随之而来的核电站危机给全世界笼罩上了重重阴影。同样在这个春天，一群日本人穿过灾难的阴影赶来中国，只是为了一位病重的中国大娘。

这位中国大娘，叫万爱花。

在中国民间对日“二战”索赔的漫长战役中，“万爱花”是个赫赫有名的名字。她被称为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遭受残害导致终生不育，1.65米的身高也变成了1.44米。

1992年以来，她先后6次到日本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而找到她们、帮助她们站出来说话的，就是日本女士石田米子带领的“查明山西省内侵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组织。

这次她们赶来中国，是因为知道了万爱花病重。笔者也随同前往。病床上的万爱花托山西大学教授赵金贵给石田米子带话说：“这次我也差不多要死了吧，我希望达成的事还没实现，死不瞑目啊，还是想要拿这把老骨头斗一斗。”

考虑经费及工作等问题，此次来的日本志愿者并不多，有9名，多数是50岁以上的人。

2011年3月27日下午，太原街头阳光很烈，很难打车，而日本志愿者们又没有雇车。长年一直参与“慰安妇”诉讼的川口和子律师（因病逝于2013年12月3日）一直迎着大风挥臂打车。送走了好几辆车后，她在迈下人行道时，一脚踩在台阶边缘，直接正面朝下摔倒了，半天无法起身。好不容易被搀扶起来时，她皱着眉头，倒吸了好几口冷气。

虽然一瘸一拐，但她还是坚持和大家一起向山西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部走去。

在病床上24小时吸氧的万大娘看到日本志愿者进来，一下子抬起了手。

戴眼镜的小林女士率先俯身在病床边，双手握住了万大娘的手。她曾经在山西留学两年，在志愿者里经常担任翻译。病床上的万大娘向右边侧过头，无力地蠕动着嘴唇。连我也不能听懂老人盂县方言的低语，小林女士却能够翻译。

万大娘一开头问的是：“谢谢你们来，你们几时回去啊？”让大家松了一口气。日本志愿者轮流到病床前，握住了万大娘的手。石田女士问起病情，万大娘抬起手伸出两个指头，反反复复说：“我要出院……不要治了……每天都花两三千，每天两三千……太贵了……”说着说着，浑浊的双眼渐有泪光，说到最后摇了摇手，右眼一滴眼泪顺着面颊流进了枕头。日本女士中发出了低低的抽泣，有人掏出了手帕。

在这个过程中，小林女士一直保持着笑容。听着听着，她伸手抚摸万大娘的头发。老人一直被染得很黑、很精神的头发，末端已经新生出了几寸的白发。

“以前我还到万大娘家，和她们一家人一起包饺子，以前她精神一直很好……”小林女士走出病房后才叹息说。

最后，在早稻田大学开设“女性之战争与和平纪念馆”的池田惠理子女士掏出了一个小袋：“我们有一位志愿者也正在日本住院，此次不能来了，她跟您问好，说要加油！这是大家送给您的‘幸福小猪’！”站在病床边的人终于都笑了起来，万大娘把粉红的毛绒小猪拿到眼前，也第一次笑了。

石田米子回忆起来，2010年6月，万爱花大娘从床上不慎摔落，脸部受伤缝了六针。在9月与石田米子见面时，万大娘脸上还留着明显的伤痕，在笑着和她对话中起身去呕吐了很多次，“让人很是担心”。

万爱花的肠胃问题是老病，用她唯一的养女李拉弟的话就是“一年365天，能吐350天”。2010年11月13日前后，万爱花就在家“突然吐了出来，还带血”。当时送到了山西省人民医院，“一星期就花1万元”的价钱很快就让一家人无法承受，转院之后住了两个月零三天。

2011年这次发作是在3月7日。仅仅回家过完春节、吃了次饺子，万大娘在家休克后被送到太原市中医院，被抢救过来。3月17日再次休克后，被转到山西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住院。“那几天不敢动她，一动就吐。第二次休克前，还能每天吃点面条稀饭，而从那以后肚子就痛得不能吃饭，吃了就吐。”李拉弟说，至今为止，万大娘已经休克了5次，无法摄入水分，基本靠吊瓶维持营养。少的时候每天挂两三瓶，最多的一天挂了12个吊瓶，从白天一直挂到第二天凌晨3时，家人一直不能睡，看护着吊瓶里缓慢的一滴一滴，维持万大娘的生命。

说话间，李拉弟的二女儿拿出一个方形饭盒，泡了半盒从医院门口的小超市里买来的永和豆浆。“奶粉她喝不下，会吐，而且奶粉太贵。”万大娘慢慢侧过头，就着吸管喝了不到半分钟，就放下了。这样的“进食”一天有五六次，一共喝不到半盒。

“哪还能叫保姆啊？”李拉弟说，“我就是个老保姆，我女儿不让我陪床，怕搞出两个病号。”

据万大娘的主治医生介绍说，目前可以确诊的是肠细膜长期失血缺血，但是万大娘拒绝了做胃镜、核磁等检查，因此进一步诊断一直无法做出。

李拉弟解释，不做检查一是因为缺钱，这几项检查分别要7000元、1000元不等。二是因为万大娘身体虚弱。“因为胃镜要从嘴巴里一直通下去，血管造影要从肚子这边开个口把管子通进去。我妈好长时间都没吃东西，身体很单薄，年纪又很大了，怕撑不住。而核磁要坚持40多分钟一动不动，这个我妈说坚持不了。她长期有胃病、冠心病，肺上有囊肿……”(www.xing528.com)

中年的护士长一边在万大娘瘦得皮包骨的手背上寻找血管，一边叹息说：“她的血管太脆了，一不小心或者是输液过程中一用力、动一下，针头都会穿出去，那就要重新扎针。”因此年轻护士不太敢给她打针。“27日三瓶吊瓶，左手打了4针，右手打了2针，一瓶输液80元……”

护士来巡视时，50毫升的输液还剩下20毫升，万大娘轻声说：“不想打了。”她时常这样回答护士和家人。李拉弟回忆，万大娘住院以来心情“很不愉快”，一直在说“太花钱了，不要治了，我该死了……”

3月17日到20日是万大娘家人最困难的四天，每天的医药费达到3500元，一共花去9000元（最后一天没住满）。从3月20日至29日，万大娘的医药费又已花去1.6万元。

与此相对，她仅有每个月310元的低保，以及作为共产党员一年1200元的生活补贴。

她66岁的女儿李拉弟没有正式工作，丈夫也已离婚多年。而李拉弟可依靠的只有三个女儿，老大是家庭妇女，“孩子太小出不来”；老二平时打点零工，现在日夜在医院陪床，甚至顾不上即将参加高考的两个女儿；老三在外打工，“一个月赚不到1000块”，有时轮换来医院。短短20多天，一家人欠债近5万元。

“我算的钱都已经除去了国家医保负担的20%，我和女儿轮流管朋友借钱。”面色微黑、有高血压的李拉弟用力揉了揉眼睛。

除了来自横滨的石田米子女士，其他8位志愿者都来自放射量迅速上升的东京。这使人不禁想问，连自己处境都需要担心的他们，究竟为什么还要在这时赶来中国，来看一位中国大娘？

“其实大家内心都很担心、也会有恐惧。在东京的所有人都遭遇了经常停电、交通停滞等种种困难，天天看放射量上升的新闻，自信也严重地被动摇，很害怕。但是万大娘是一直跟我们共同走过来的人，她现在也一直努力活着，也努力跟病痛战斗着。我们现在不能逃避，不能放弃一路共同走过来的人。”石田米子说。

“虽然害怕，但是我们无处可逃避。毕竟我们出生在日本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国家，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在这支多数人都超过50岁的队伍里算是“年轻人”的佐藤女士笑着说。

池田女士几年前接受过头部的手术，她被告知，三分之一的接受手术者会死亡、另三分之一手术后会瘫痪。“而我就是那剩下的幸运的三分之一，我现在还活着，还能这样工作，就觉得现在是多出来的生命，因此如果有什么事，我都能接受。”当听说众多中国人由于恐慌日本核辐射而抢购食盐时，几位日本女士都笑了起来：“如果中国都会大受辐射的话，日本不就已经灭亡了吗？”

自10年前开始，她们创设了“大娘医疗基金”，从众多日本市民中募捐，出了已病亡的南二仆的医疗费。据张双兵、李拉弟证实，此前这些日本志愿者组织已经为万大娘帮扶过不少的医药费。

这次来中国，石田米子她们把整个协会最后的钱给了万大娘。“这次以后，我们的钱包也就见底了。我们回日本后还要继续努力募捐……”

但她也坦承，众所周知，现在全日本说起募捐，当务之急就是东日本大震灾的募捐，因此她们能从日本社会获得的支援会变少，她们的募捐、处境的确都会更为艰难。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出于对受害妇女居高临下的同情或者是为了赎罪，而是我们认为挽回性暴力受害妇女的尊严是我们应负的责任，是我们应该共同去面对、斗争的事情。”石田米子说。

“年迈多病的受害妇女所剩时间不多，要让日本政府在她们有生之年解决问题，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池田惠理子女士说。

“虽然我们的力量薄弱，但今后我们依然会为这一目标去努力，去行动。”石田米子说。

3月29日是万爱花大娘出院的日子。“我妈坚持要出院，而且我们觉得她这手输液已经输不进去了。”李拉弟说。

隔壁病床的老太太也和她同一天出院，前一天就已换下住院服，盘起腿靠在床头，边吃东西边和家人唠个不停，说说笑笑。老太太的家属问起万大娘，小声说：“日本人当年干了多少坏事，她是中国人的活证据啊……”

而万爱花依然半闭着眼躺在床上，静静挂着最后一次的吊瓶，不知她是否听见了旁人的议论。这时其实万大娘已经欠费了，必须先交钱才能挂这最后一瓶，还是护士好说歹说“先借来给挂上的”。她的外孙女掰下一块蛋黄派的皮，让她含进嘴里，如果吃到奶油的部分她会吐出来，一个蛋黄派能供她四顿“饭”。

4月5日，万大娘再次住院，至今无法吃饭，花费依然在上升。石田米子知道，日本志愿者用尽全力的最后这次捐助，其实也只够万大娘在山西的医院住上几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延续大娘的生命，让她活得更长久，即使只多活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