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教科书之谜：慰安妇问题的去向

池田惠理子生于1950年，小时候在东京附近的“穷地方”成长。小学成绩很好的她，当上了班级委员，老师让她“扶帮带”，同桌总是穷孩子或者成绩差的同学。“他们吃的都不好，放学回家时，我把学校的面包送给他们，这么点小事，他们就会非常高兴。我还有过一个很帅气的小男生同桌，家境也不好，成绩很好，但小学四年级就出车祸离世了。我很同情他们。”

小时候，池田惠理子就明白了贫富差距。“隔壁班也有很富有的同学，所有的孩子必须选择跟富家子玩、还是跟穷孩子玩。我选择了穷孩子那一边。在这样的矛盾中，我看到了不平等，觉得这样的社会太奇怪了。”

高中时，她就是个爱写小说的文学女青年。

“那时我有一个亲戚，因为家里太穷了，竟然就把女儿卖了。我想女性不是物品，不能这样，女性不应该是男人财产的一部分。我想要改变这样的社会。”从那时起，她的女性意识就慢慢萌芽。

1973年，23岁的池田惠理子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

“当时日本社会有严重的性别歧视，公司里有100个男职员，只有两三个女职员，女员工也没法升职当领导，女性在‘必须沉默’的社会价值观中成长，只能过这样的人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社会现状？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大众媒体。我不能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想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一切。因此，我就想进入媒体，通过报道改变这个残酷的社会。”

“我是个急性子，想到的马上就去做了。总之，这是命运。”她笑着告诉我。直到退休，她在NHK工作了37年，一直持续调查“二战”“慰安妇”问题。

但她调查“慰安妇”问题，却不是因为电视台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她要做纪念“二战”的电视节目。她依照惯例去NHK庞大的资料库里找了一圈，“结果什么都没找到。这么多年NHK都没有做过任何‘慰安妇’的报道，我太惊讶了”。最后，池田惠理子坚持做出了片子。那是NHK第一次关注“慰安妇”问题，但是最终没有被播出。

从那以后，池田惠理子开始用业余时间调查“慰安妇”问题。“这是我的固执。我想传达最苦的人们没法表达的声音。”她和一群日本志愿者几乎年年来中国，为许多中国的受害老人录下历史的证词。

1992年，“中国慰安妇证人第一人”、山西省盂县的万爱花老人来到了日本，第一次公开作证。她状告日本政府时，池田惠理子就在旁听席上。

1994年的太原，万爱花大娘在中外记者面前讲话，突然灯灭了。一片安静中，只有她自己苍老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大家都安静地听着，我被极大地震撼了。”池田惠理子说。1996年开始，她作为“山西省·查明会”的志愿者，开始记录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口述历史。

1997年，她创立民间摄影社团“影像塾”（日文：ビデオ塾），从事“慰安妇”受害者和日本老兵证言的拍摄录制。1998年开始，她跟随松井耶依，作为“VAWW-NET日本”的组委会成员，参加了筹备2000年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2003年，她是WAM的筹建委员长，2005年WAM开馆后，她是运营委员长，2010年9月至今任WAM馆长。

从1997年开始，安倍晋三聚集右翼的日本国会议员，组成了“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的青年议员会”，他自己任会长。(www.xing528.com)

这个议员组织，到现在去掉了“青年”两字，依然活跃着。2007年，美国众议院提出“日本政府应对‘慰安妇’问题谢罪”的议案后，该议员组织公开把“‘慰安妇’不是性奴隶，是自愿的军妓，不存在虐待”的书信送到了美国众议院。至今，右翼政治势力依然在日本试图推广美化侵略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

“1997年以前，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二战’的‘慰安妇’问题。但是每年‘慰安妇’问题都受到右翼的疯狂攻击，从2012年开始，通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已经把这部分内容删去了。”池田惠理子叹息道。

删去这部分内容的责任，究竟归谁？

日中韩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共同代表俵义文认为，始作俑者是“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和自民党政治家”。

“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教科书出版社不得不‘自我检查’，删除了‘慰安妇’历史的记述。同时，日本各地的教科书选用制度也慢慢向右转了。”

1999年8月，根据文部省的要求，东京书籍、教育出版、帝国书院等出版社都删去了“从军”和“强制被迫”等词语。

但是日本书籍出版社一度顶住了压力，2002年版的教科书里依然保留了“慰安妇”内容，反而比其他出版社更多地增加了日军的侵略史实记述。右翼的《新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和《产经新闻》将日本书籍出版社攻击为“最自虐的出版社”。

据俵义文记述，1997年，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在东京的23个区中有21个区选用，但2002年，这个数字下滑到了两个。2006年，数字终于变成了零。

但池田惠理子还是在继续传递历史真相。

WAM出版了面向中小学生的“慰安妇”问题历史教材。“因为中国的‘慰安妇’实在是太惨了，日本政府根本就拒绝承担谢罪赔偿的责任，愿意出来作证的日军老兵又很少，我们不能放弃。”

她介绍，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自民党教育再生总部，都是推动教育右倾化的右翼力量。“历史问题说到底是教育问题，右翼也认识到了。他们希望重新建造起为国冲锋陷阵的一代，能像当年军国主义政府时代那样，所以必须修正教育。”

使用1997年以前出版的教科书的日本一代，已经知道了“慰安妇”的史实。但十多年后的现在，日本年轻人想学这段历史，也很难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