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疾走！日本人的不一样

2002年3月，她们在上海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次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国际会议。那也是中国的“慰安妇”证人们第一次齐聚，公开作了证言。

2002年10月初，松井耶依第一次惊觉身体不听使唤。那时候，她68岁，正在阿富汗参与女权运动会议，紧急回国就医。医生告诉她，已经是胆囊癌的晚期了。

在保存下来的影像中，刚住院检查时，在病床上躺着的她还十分精神，似乎这只是一次大不了的短期住院。她对电视台的镜头侃侃而谈：“正是希望年轻人能对目前的状况感到义愤……”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也持续遭到日本右翼的攻击。2002年11月4日，她在病中公开接受采访。摄影机镜头前，老太太擦了红唇膏、上了眼影，戴上眼镜，大红高领羊毛衫外套了一件深紫西装外套，发言反驳右翼，镇定自若。

采访一结束，她就躺在了沙发上，小声地说着：“哎呀，真是任何时候都可能走啊。一天天胸口这里都更痛了，每天都在做着说再见的游戏，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啊。”

“说是还有半年吗？”旁边的朋友小心翼翼地问。

“我想可能不到半年了吧。”耶依老太太笑着回答，小女孩气地对着镜头胡乱招手。

也就是这时，松井耶依做出了人生最后的决定。

“在阿富汗倒下的时候，死亡的恐惧和绝望袭来了，但是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念头：把全部财产拿来建女性战争和平资料馆吧。想到这，我的心忽然镇定了下来。”

“WAM”，这是日本第一座收藏“二战”时日军性暴力证据的史料馆。

她用一封电子邮件向朋友们通知了病情，并谈到了建资料馆的想法。慰问卡从各地雪片般飞来，日本全国有460名同仁开始为“WAM”的筹建奔走。人们的心为她的病情颤抖，也为史无前例的资料馆激动。

在那两个月里，“WAM”现任馆长池田惠理子一直陪伴着她。“晚期癌症的通知来得太突然，松井自己应该是比谁都更难接受的。但是她却没有恐惧，在这最后两个月里猛然加速起来。她之前的人生可以说是‘全力疾走’，而最后也完全不变。”

她坚持在家里工作，床上堆满了史料和笔记，而她身着黑衣黑裤靠在床头，单腿蜷曲起来，全神贯注推敲着手里的书稿。

不豪华的松井家不停有客人来，人们挤坐在沙发上，周围堆满了一摞摞书籍。老太太总是起身，和朋友拥抱。

从事“二战”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维权运动的金允玉女士，代表受害者和维权运动同仁送来了感谢的奖杯。收到这个礼物时，耶依像个小女孩一样不停地抽着鼻子，擦着眼泪。“是我要感谢那些受害的勇敢的老太太们……”

也是在家里，耶依签下了遗嘱，把所有遗产捐给WAM纪念馆。那一刻，池田惠理子也在场。“她签下遗嘱时，那松了一口气的安心表情，我永远都忘不了。”

2002年12月10日，松井耶依再次住院。池田惠理子赶到医院时，看到第一次显得太累了的她，脸色蜡黄，话都说不出来了。

病房外，她的弟妹告诉大家，耶依已经亲口和他们交代了后事该怎么办、墓地选在哪里等细节。她还亲手画出了自己的墓碑样子，铭文只简单地写了名字和“1934—”。那让人心惊的连接号后面，病人自己还不知道填什么数字。

病房内，她仍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她用略微颤抖的手拿出一叠手写的稿纸，依然努力告诉助手：“这里和那里都还没确定标题，书名叫：《爱与怒·战斗的勇气》……”

“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日本，人们把斗争视为异端。但是斗争最需要勇气。给了我勇气的，正是‘慰安妇’群体、亚洲受虐待的人们，还有和她们一起奋战的同仁们。我注入全部的力气，从心底想呐喊：去爱吧！义愤起来吧！拿出勇气来战斗吧！”在书的结尾处，她这样写道。

2002年12月12日，是筹备中的“WAM”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的日子。病床上的松井耶依，已经不能够出席。

这一天，医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玛尔塔·贝拉老人，过去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她曾在国际女性战犯法庭上出庭，作证了日军的暴行。

棕皮肤的贝拉老人把轮椅一直摇到耶依床前，惊喜之下，耶依精神大好，两个行动不便的女人都努力倾过身子去紧紧拥抱对方。

耶依笑开了，很优雅地一甩卷发，侧躺着说：“谢谢！”而老人掏出手帕抹了眼泪，通过翻译说：“不用谢……我一直为你祈祷，我回去也会继续祈祷的！”

2002年12月20日，病情恶化。病床上的耶依头痛得厉害，一直用冰块和厚厚的毛巾按在大半个脸上。摄像机对着她，她也没力气再睁开眼睛，只是挥挥手。床边放着几十张各地同仁寄来的贺卡，橙红、金黄的，都是让她振作的颜色。

“全球性社会，是要学习过去历史，再来构筑未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能断裂，历史与未来更是如此，断裂了就没有意义。”这是辞世前五天，她在自传中写下的最后的话。

池田惠理子最后一次和耶依老太太的对话，是在圣诞夜的医院里。

人们轻手轻脚走到床前，她摘下了永远戴着的眼镜，看起来仿佛睡着了。池田惠理子上前轻轻呼唤：“耶依姐？耶依姐？睡着了吗……判决书已经送到了啊……这是慰问的礼物……”

当她把慰安妇受害者送的小熊放在枕头边后，病人微微动了动嘴唇说：“睡不着……”

“啊？我们都以为您睡着了啊。是难受吗？哪里痛？”(www.xing528.com)

松井耶依翻了几下身，轻轻“嗯……”了一声，不再回答。

三天后，2002年12月27日凌晨1时16分，奔波了一生的女士离开了这个她奋斗过的世界。她在最后设立了“女性之战争与和平人权基金”，也完成了自传。《朝日新闻》第二天刊登了她在病床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让我们一起建设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

90多岁的母亲来到医院，揭开遗体上的白布，用苍老的双手拉着女儿的手，哽咽着说：“你真是太努力了啊。”呼吁了一辈子反战和平的老父亲，也对着女儿的遗像，颤巍巍地说了一声：“一直到最后你都在好好工作，对吧……”

2002年12月30日，近千名身着黑衣的朋友们来送别松井耶依女士。告别仪式入口处放上了新印制出来、白底红字的“WAM”传单。

在她沉睡的脸庞边，是一朵朵怒放的红玫瑰。她终生喜爱的花儿也刻在琦玉县的墓碑上，还有她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我爱过，义愤过，战斗过。”

在近1800名普通市民和松井基金的支持下，她所梦想的日本第一座收藏“二战”时日军性暴力证词的纪念馆“WAM”，于2005年8月在东京正式开馆。为此，有的人变卖了收藏品，有的人捐出了养老金。

馆里开设“慰安妇”历史的常设展览，也有相关史料、著作、影音资料阅览室，定期举行交流访问活动。

众所周知，战后回到日本的侵华日军，又变成了“好父亲”“好丈夫”，愿意出来坦言自己罪恶的人是凤毛麟角。而就在WAM出版的杂志《证言与沉默——直面加害事实的日本老兵》中，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多达10名日本侵华老兵的珍贵证词。

池田惠理子她们编写了《供中学生阅读的“二战”性暴力历史》等推广画册、明信片等，用以维持运营，只接受民间捐款，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国外团体的赞助。

而日本其他的博物馆又怎么样呢？

“二战”结束后，根据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要求，日本各地都撤掉了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忠魂碑”，靖国神社里标榜战争光荣的“游就馆”也废止了。

但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英、法等48个战胜国（不含中华人民共和国）片面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这是身为战败国的日本确立战后再次崛起和确立国家走向的决定性合约。签订时，身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被排除在外，故我国政府自和约签订至今均未承认过《旧金山和约》。

WAM的常设展览，中国“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公开作证第一人万爱花大娘也在其中。

此后，1952年，日本就举行了“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并在1963年成为每年定例。整个50年代，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相继建立，“原子弹爆炸受害国”的话语体系逐渐在日本蔓延。

20世纪60年代，靖国神社游就馆重新开张，各地的自卫队军事博物馆、慰灵碑也都冒了出来，“洗白”军国主义的倾向死灰复燃。

池田惠理子和同伴在《证言与沉默——直面加害事实的日本老兵》杂志中，不顾右翼分子的威胁恐吓，直言不讳地批判游就馆：“靖国神社美化战争中的牺牲，宣扬对天皇的忠诚，但是完全掩盖了士兵实际体验到的悲惨残酷的战争场面、和日本人口十倍以上的亚洲各国受害者的声音。把‘二战’太平洋战场称为‘自卫求生存的大东亚战争’，是游就馆占地面积最大的主题。”

游就馆里展示着“二战”日军“特攻队”队员的大量遗书，都写着：“母亲大人，让我们在靖国神社再会吧！”还有其母为未婚的儿子“英灵”制作的新娘衣着人偶娃娃。池田惠理子她们戳穿了这种宣传伎俩：“这样的展示组合，是为了达到‘参战即崇高’的洗脑目的，背后隐瞒了一个事实：正是战争破坏了这一个个人的人生！这里不是展示战争真相的地方，却在传递着肯定战争的思想，正如‘二战’前、战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一样……一想到这，我们就不寒而栗。”

目前，靖国神社位于东京繁华地段，占地面积1.12万平方米，每年有数十万访客参观它极度右倾、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收费展览。而另一边，保存大量战犯资料、日军老兵证言的中归联和平纪念馆，位于东京北面的埼玉县川越市的笠幡站附近，面积只有180平方米，虽然免费，一年只有大约500名访客。

这对比让人有些心寒。但即使夜幕即将降临，也别忘了总有星光闪烁。

WAM纪念馆给访客准备了留言本。一位市民在上面留言：“我是从靖国神社回来的路上顺便来参观的，靖国神社的游就馆里在宣扬‘日本的战争是正确的’，这里的珍贵资料则在无声地倾诉事实。我被深深震撼了。战争使人失去了人性，现在如果继续对战争问题置之不理，甚至歪曲历史，则更令人恐怖。”

当然，静悄悄的WAM纪念馆、中归联和平纪念馆，还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

在我报道她们的事迹后，有读者来电或在网上询问如何给“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的大娘们捐钱，但几乎没有人会想到给日本友人一点温暖和支持。后来，我收到了唯一一份要求转捐给日本友好民间团体的300元。我告诉池田惠理子后，她异常惊喜：“这是我们至今为止收到的第一份来自中国的捐款！”她的惊喜，却让我微微心酸。

让她们津津乐道的是，2011年有一位中国媒体人到访WAM纪念馆，虽然不通日语，还是看明白了。他掏出了身上的5万日元全捐了，只是对她们反复说着一句：“谢谢你们。”这让这些坚持至今的女士们分外惊喜，“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看到中国友人来支持我们了”。

坚持到今天，“WAM”遭遇了日本右翼的巨大压力，门口被喷涂、抗议、主要成员被人身威胁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资料馆的网站不时遭到黑客攻击，有的右翼论坛上充斥着各种辱骂资料馆的帖子，甚至有右翼分子在网上宣称已经派人摸底，准备来破坏资料馆。对于家中接到威胁电话等，馆里的中年女性职员说起来眼都不眨，平静自若。

它也因此几经搬迁。“时常会有右翼组织的大喇叭吵闹，有的房东很为难，不愿意惹麻烦，都婉言拒绝我们。”池田惠理子苦笑着回忆。志愿者们守护着珍贵的史料和书籍，颠沛流离。现在，她们终于落定在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的一幢小楼里。

在这座小博物馆里，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樱花树画卷：夜色的绚烂花树下，隐隐露出受害妇女的白色骸骨。

WAM志愿者身后，是几百位受害者大娘的真实照片。

入口处的大红墙体上，中国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们的黑白照片安静地排列着，其中就有中国首位“慰安妇”受害者证人万爱花。她们中许多已经离开人世了，音容和证词却在这里永存。几百名各国老妇的脸庞无言地看着来访者，见证着这段被一群女性保护下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