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日本人：奇迹法庭判决天皇有罪

1980年代，松井耶依成为了驻新加坡的《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她采访了滞留在泰国的韩国“挺身队”受害者卢寿福、滞留在冲绳的受害者裴奉奇。“挺身队”就是“二战”期间日军从韩国强征女性为随军性奴隶的特定称谓。

1988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尹贞玉第一次来日本调查“慰安妇”问题。松井耶依给她看了这篇报道，尹贞玉马上决定飞往泰国，去寻找卢寿福。

20世纪90年代初，尹贞玉在韩国报纸上发表了对卢寿福等受害者的调查报告，成为了韩国民众、尤其是女性社会组织关注战后“慰安妇”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但当时的日本政府高官已经开始否认“慰安妇”问题的政府责任，由此，尹贞玉等韩国学者成立了民间团体“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在她们的支持下，1991年，金学顺——韩国的“挺身队”受害者第一次站了出来，公开作证。

1993年，年届退休的耶依参与越来越多的国际女性NGO活动，也见到了各国的战争性暴力受害者。她也认识了更多的朋友，比如菲律宾民间团体“亚洲女性人权中心”的负责人英黛·萨赫尔。1997年2月，英黛·萨赫尔向耶依提出，希望在东京开一次“战争及对女性的暴力”国际会议，希望在会上能够让斯里兰卡的女律师拉迪加·科马拉斯瓦米发言。这名女律师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命的调查员，写出了好几份有分量的战争性暴力调研报告。

为什么要在东京开？

根据松井耶依的回忆录，英黛·萨赫尔有两个理由：“一，日本是战争性暴力最大的加害国之一，在东京开会，能给日本政府施加国际压力；二，日本有许多女性民间团体，致力于让日本肩负起战争责任，对其他各国来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于是，松井耶依以当时刚成立的民间研究机构“亚洲女性资料中心”的原班人马，承担了“东道主”的会务工作。

1993年10月，来自40多个国家的女性活动家齐聚东京，达成了共识：为了不让战争中的性暴力犯罪重演，必须斩断“战后不追责、不处罚”的恶性循环。会上，澳大利亚的国际法学家乌斯提尼亚·多戈普尔发表论文质问：“为何东京审判没有裁决‘慰安妇’问题？”

以此为契机，这些女士结成了网络联盟“VAWW-NET”（全称“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War-Net Work”）。

新年过后的1998年，松井耶依成立了“VAWW-NET日本”，提出必须解决日军所谓“慰安妇”问题的战后赔偿。她在回忆录里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分析，笔者翻译后实录如下：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法国法学家路易·乔阿尼提出，战争犯罪及其他侵害人权的重大犯罪，必须做到三点：

一，被害者有知情权，必须毫无隐瞒地披露真相。二，被害者有受补偿的权利，必须对被害者提供包含经济赔偿的各方面救济帮扶措施。三，被害者有重新得到正义的权利，必须起诉、惩罚加害者。荷兰著名法学家提奥·范·波本教授也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出，不处罚重大人权侵害的责任人，会妨害对受害者的补偿。

国际学界已有这样的共识，但日本的现实又是如何呢？第一，大家围绕着“慰安妇”问题进行了不少调查，“知情权”有了进展。第二，受害者也提起过诉讼，即便败诉，也明确了受偿权。但是谁也不敢碰第三点——处罚。

在我看来，战后日本对战争犯罪的追责形同虚设。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东京审判里，战争的最高责任人裕仁天皇没有被审判。但在德国，战后有6000多名战犯被判刑。即使90多岁的老人被发现是纳粹战犯，也会被追责判刑。但日本却把甲级战犯放在靖国神社祭祀，还有甲级战犯当上了首相（此处指岸信介——笔者注），还给战犯在内的侵华日军遗属巨额补偿。而日本市民团体这一边，也觉得本来开展活动都不容易了，更不可能考虑对裕仁天皇进行战争追责。

因此，我认为战后追责是最重要的战后遗留问题。1997年去世的韩国前“慰安妇”受害者姜德景大姐曾画过日本兵被绑在柱子上处死的一幅画，她把这幅画作为自己的遗言，取名叫《一定要处罚加害者》。这是受害女性们共同的祈愿，作为加害国的一名女性，我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1995年，松井耶依如此写下。

话虽如此，但战后诉讼无一例外地在日本败诉。如何才能对发动战争者追责？

松井耶依苦思冥想，终于一天晚上，灵感造访：“能不能像罗素法庭那样，对‘慰安妇’制度也来一次民间法庭裁判？”

“罗素法庭”是什么？

它于1966年11月由英国哲学家罗素组建，并由法国哲学家、剧作家萨特主持，也叫“国际战争罪法庭”或“罗素-萨特法庭”。它是在道义上和国际法层面上对越战的美军暴行作出审判的公众机构。

1967年，罗素法庭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丹麦的哥本哈根两次开庭。法庭委员会由25名来自左翼和平组织的著名人物组成。30余人向法庭作证，其中有来自美国和越南各派别的军方人员。但它在美国遭遇了忽视，被认为是无效的、有偏见的作秀。

松井耶依的想法，得到了日本市民团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NGO论坛的赞同和支持。1998年12月，她们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

根据松井耶依的回忆录，这种民间法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参照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员会”，将重点放在彻查战争罪行，如果有加害者出面自首，就可以免罪；另一种就是正常的刑事审判，要给被告人定罪。最终，筹备者们尊重受害者们的意见，准备尽可能采用类似正常刑事审判的形式。

1999年2月，“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国际组委会在首尔成立。松井耶依、尹贞玉、英黛·萨赫尔组成了组委会的共同代表。

此时距离法庭开庭还有22个月。

要进行刑事审判，“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就要有相应的宪章（英文charter，可指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韩国、日本的学者都紧锣密鼓地开始讨论宪章草案、起诉书、选任公诉人……

但第一次挫折很快出现，就在他们内部。

1999年10月，在东京的又一次筹备会上，韩国、日本的学者发生了争执。日本学者认为必须要有宪章，韩国学者则认为：“这只是一次NGO召开的民间道义法庭，没必要弄得和正式的判决一样。不用写宪章，只需要有一个共同决议就行了。”

第二次反对声音出现在一个月后。1999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咨询顾问委员会上，西方学者的话让松井耶依大受打击。

连主张追责的乌斯提尼亚·多戈普尔也说：“你最好把‘问责天皇’拿掉。这个会议的目的毕竟是追究‘慰安妇’这一战争性暴力犯罪，把天皇发动战争的责任也加进去的话，主题就模糊了。而且现在找相关的证据资料也很难。”

但这时候，尹贞玉站出来坚持：“如果不能审判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道义法庭就毫无意义了！”

最后，多戈普尔和松井耶依开始带头，持续围绕“是否能对天皇做有罪判决”进行相关调查研究和取证。松井耶依压力很大，“没法形容那种巨大的压力，好像把整条命都献给它了”。

尽管如此，在2000年1月，惊喜在等待着持续失眠的松井耶依。

“决定性的帮助”来自纽约大学的国际法教授罗丹·卡普隆。她被英黛·萨赫尔的劝说所感动，答应成为法律顾问。

几天后，她又介绍了更关键性的一个人物：前南斯拉夫国际战犯刑事法庭庭长布里埃尔·卡克·麦克唐纳。（1993年5月25日，安理会通过第827号决议设立了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简称“前南刑庭”。前南刑庭于1994年在荷兰海牙正式成立。——笔者注）

麦克唐纳欣然应允，成为了“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审判长。此外，法律顾问还有专门研究东京审判、以女性为对象的战争犯罪的美国法学家凯莉·阿斯金。

由此，2000年1月的国际咨询顾问委员会“阵容”空前强大。

1999年3月，松井耶依等学者们来到了上海。国内长期研究“慰安妇”的苏智良老师出席了研讨会，众多受害者老大娘也到现场，公开作证，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更出人意料的是，朝鲜的“慰安妇”受害者也到了上海会议的现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学者更是长期对“慰安妇”历史问题调查研究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苏智良、陈丽菲老师等前辈教授取得了诸多历史性、突破性成果，为抢救、记录这段历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在此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下一个则是姗姗来迟的印度尼西亚。5月中旬，松井耶依又和菲律宾的志愿者们一起飞到雅加达，和印度尼西亚的女性团体一起商议，终于确定下了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团人选和起诉书。

2000年7月，“黑白配”的首席公诉人确定了。

一人是白人女性、澳大利亚的国际法学者乌斯提尼亚·多戈普尔。另一人是黑人女性、前南斯拉夫国际战犯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时任法律顾问，帕特里西娅·毕沙·塞拉兹。

一开始，松井耶依非常震惊：“有公职的人也愿意来参加这样的民间活动？！”但塞拉兹在第一次参加研讨会时，就坚定地说：“我的祖先就曾经是黑奴，和性奴隶制度斗争是我一生的课题。”

多戈普尔负责起诉战争性犯罪中的个人刑事责任，塞拉兹负责起诉国家责任。这时，法律顾问罗丹·卡普隆也找齐了五名国际法方面有深厚研究背景的法官：国际女性法律家联盟会长卡门·阿尔吉贝，英国伦敦大学国际法教授克里斯汀·钦肯，肯尼亚人权委员会委员长、肯尼亚大学教授威利·芒廷加，联合国人权公约委员会副议长、印度前最高法官P.N. Bhagwati，审判长仍是麦克唐纳。

与此同时，日本的志愿者们一直在奋力进行“万人募捐”，希望每个人能捐助2000日元。最终，他们募捐到了4000万日元。

日本公诉团的团长，正是胖胖的女律师川口和子（她20多年来坚持去山西看望中国“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们，并协助中国的老大娘在日本起诉，已因病去世。——笔者注）。

一年多来，她们不仅要做大量史料、健在证人的调查取证，各国志愿者来东京开筹备会时，这些日本律师、学者还要亲自卷起袖子做便当。

松井耶依回忆，川口和子开玩笑说：“我就是被松井老师‘抓捕’了，‘强掳’了，还‘强制劳动’啦！”（她的日语用词都是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的专用动词。——笔者注）

2000年12月8日，“审判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的九段会馆开庭。听众多达1000多人，其中，来自30个国家的听众有400多人，日本国内有600多人。

直到开庭前，组委会为了防备日本右翼来“砸场子”，都没有对外公布会场，只有申请的听众知道地点。

约有200名志愿者聚集而来，仅有33平方米的“VAWW-NET日本”的小事务所都被挤爆了，有时只能所有人站着吃饭。松井耶依回忆：“谁都没办过这么大的国际会议，准备很不充分，预定的旅馆不够住，混乱不断产生……”

“说实话，从法庭最初准备到最终召开，连支援研究‘慰安妇’问题的日本人都不理解，甚至反对我们，我真是有一肚子苦水。”松井耶依在回忆录里坦承，“但是，在法庭开始的时候，我所有的苦水都消失了。镁光灯照亮了台上的法庭LOGO，还有过世‘慰安妇’受害者们的一幅幅遗像，来自各国的一位位幸存老人庄严地缓步走上台……看到这幅场景，我被感动得什么都说不出来。”

主办方统计数字：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28人，中国台湾63人，韩国220人，朝鲜11人，菲律宾42人，印度尼西亚16人，东帝汶6人，荷兰3人，马来西亚7人。受害幸存者共64名，其中中国大陆6名，均在会场前排就座。

头三天是宣读起诉状、受害者书面证词、出示物证、专家证词。会场二楼正中，坐着世界各地的300多名媒体记者、摄影师，其中日本媒体仅占三分之一。

两名女公诉人宣读了总起诉状，以昭和裕仁天皇为首的10名日本军国主义政权高官作为被告人。各国公诉团也都宣读了本国原告受害者的名字，起诉所对应的日军加害部队及其上级指挥官。朝鲜、韩国组成共同公诉团，现场宣读了共同起诉状。

法庭的目的是：第一，在道义上完成战后远东军事法庭所未完成的使命，即受理日军在亚洲各国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各类起诉，明确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第二，依照战时国际法，在道义上判断日本性奴隶制度是否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第三，明确对于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慰安妇”问题，敦促日本政府承认这一战争罪行，向受害国和地区进行正式谢罪，并尽快对死难者和幸存者进行谢罪和赔偿。第四，创立反对在战争中对女性实施暴力的国际运动。第五，终结过去战时对女性暴力不受处罚的历史，并防止此类犯罪的再发生。

开庭的第三天，是两名侵华日军老兵自愿出庭作证。当他们自白时，全场一片死寂。

让我们记住这两个曾满身罪恶却又敢于站出来自白忏悔、和日本右翼作斗争的名字：铃木良雄、金子安次。

铃木良雄生于1920年，曾任侵华日军第12军第59师团110大队步兵炮中队曹长，日本埼玉县行田市人。(www.xing528.com)

当兵之前，他在大米加工厂上班，已经订了婚。他随军侵华后，一开始，他和恋人经常通信，“虽然几乎所有士兵都会去慰安所，但我想起恋人，就暗下决心，绝对不去慰安所。”

但到了1944年，战争摧垮了铃木良雄的人性：“反正是要战死的，那就玩玩女人再死吧。我开始经常去慰安所。有一个朝鲜‘慰安妇’，人人叫她みさお（音misao），曾经哭着跟我说，她是被人以招募护士的名义骗来的。”

战后，他作为日军战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梅毒病日益严重。但中国医生精心治疗，给了他第二次生命。1956年他被释放回日本后，参与组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进行作证等反正和平活动。

铃木良雄忏悔，在扫荡战中，强奸是日军少不了的行为。他也曾经强奸过一名30岁左右的中国农村妇女。他说：“我之所以坦白、反省自己在战地犯下的罪行，是因为中国的战犯管理所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尊重，人道地对待我。强奸这类罪行，尽管无人知晓，我也可以隐瞒过去，但受不了良心的苛责。”

他20岁当兵，回到日本时已经36岁了，未婚妻整整等了他16年。回到日本后，他们马上结婚了。经过酝酿，铃木良雄还是把战场上的罪行向妻子坦白了。妻子一开始无法接受，说：“你还不如一直瞒着我呢！”但最终，她理解了忏悔的丈夫，并一直支持他的反战活动。铃木良雄曾四次访问中国，并受到廖承志同志的亲切会见。

金子安次生于1920年，曾任侵华日军第53旅团44大队机关枪中队伍长。他来自日本千叶县，应征入伍前在东京的一家普通铁匠铺当学徒。

他作证，1942年，他所属的部队从山东聊城的东昌（注：约等于现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开拔到阳谷县。金子安次本人的任务就是担任三个随军“巡回慰安妇”的警戒，她们均来自朝鲜。

1943年，金子安次等6名日本兵在村里抓到了一名20岁出头的中国女人。这群丧失人性的日本兵用抓阄的方法来决定轮奸的顺序。“虽然陆军刑法禁止强奸，但对长官而言，部下犯了强奸罪就说明军官管教无能，所以军官都视而不见。”

1944年，金子安次成了入伍三年的老兵，“强奸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扫荡的时候，中队长他们的目标是夺取敌人的武器，日军士兵的目标则是女人。一等兵的薪水是8.8日元，逛一趟慰安所就要花1.5日元，但是强奸却不用花一分钱。”

他同样是从抚顺战犯管理所被释放回国，“花了三年时间才提笔开始写供述，花了六年才写完”。“尽管回到日本后，我被看作‘在中国被洗脑的战犯’，遭到了歧视，吃了不少苦头，但中国把我们当作人来对待，这种感激之情至今不变。”

结婚不久后，金子安次就向妻子坦白了战争罪行。“她很有些受不了，但她无言地为了我的中国谢罪之行筹集费用，并让我作为一种赎罪去照顾中国来的留学生。在妻子面前，我是永远抬不起头的。持续告诉社会我们的加害证言，对我而言，这是对遇难死者的一种供养。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停止作证。”他于2010年去世。

“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第四天，来自中国等八个国家的64名高龄受害者亲自出场作证。来自中国的受害者原告有万爱花、袁竹林、杨明贞、何君子、郭喜翠、李秀梅。

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人万爱花大娘出庭，勇敢地讲述了自己的惨剧。她的经历，后面有专门章节讲述。她在讲台讲了四五分钟后，双手还举着，忽然倒了下去。

“我当时就在台下，众多国际代表都非常吃惊，赶紧跑过去看。曾被日军施暴的中国女性所受伤害有多深，迄今都铭刻在我心中。”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说。

很多摄像机都捕捉到了这一瞬间，第二天，不少报纸刊登了这一画面。

生于1931年2月9日的南京大屠杀及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杨明贞大娘也出庭作证，回忆当年，不禁失声痛哭：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当天中午，五六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进我家住的院子，连开几枪，打死了看门的老头浦狗子，接着又一枪打死了房东老太太。我父亲躲在屋里不敢出去，但还是被冲进来的日本兵打了一枪，左臂受伤，子弹留在手臂里。”

“12月14日下午，一个骑马的大胡子日本兵带着枪，手握军刀，闯进了我家。他一进门就把我抱住，解开了我的棉袍扣子，扯掉了我的裤子。当时，我吓得又哭又叫，日本兵叫喊着对我的额头连砍了两刀。这时我父亲冲上来救我，日本兵对准我父亲的脖子连砍3刀，不久父亲就死了。12月15日下午一点，又有两个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冲进我家，强行脱下我母亲的裤子把她糟蹋了。之后，又一个日本兵过来强行解开我的棉袍，把我强奸了。那年，我才7岁。”

此后，杨明贞的母亲因受到严重的刺激和惊吓，得了精神病，眼睛也哭瞎了，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年幼的杨明贞成了孤儿，无依无靠，到处流浪，终生小便失禁，常常处在精神恐惧之中。

12月8日，就是日本友人芹泽明男、山内小夜子搀扶这位老人走向“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

这是中国女性在沉默近半个世纪后首次站出来，说出了“一生最痛苦的回忆”，作证“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的性暴力罪行。那次行程，万爱花等大娘还去了日本多个城市演讲，作为历史的证人，给日本年轻一代讲述中国女性受害者最难讲出的回忆。

出庭作证的还有第一位公开控诉日军性暴力罪行的台湾受害幸存者黄阿桃，她生于1923年，是台湾中坜的客家人。

“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法上学念书，都是在家煮饭，帮助照顾弟妹。父亲管我们很严，不敢谈恋爱，所以我20岁时还未婚。1942年的一天，我朋友看到一张到南洋做看护妇的布告，就找我一起去报名。一对日本男女带我们从高雄出发，坐船到了印度尼西亚。到了当地，我们才知道要做‘慰安妇’，很愤怒地去找向导吵架，却没办法回家了……”

黄阿桃说，她第一次被日本兵“欺负”时，流血了，她伤心地留下了那块布。每天被迫“接客”20多个军人，白天是士兵，晚上是军官。有一次她想逃走，又被宪兵抓回营区。因为这段经历，她得过疟疾，右眼被炸弹碎片打瞎，腹部受伤子宫被拿掉。三年后，她才回到台湾。

作证的还有一名荷兰老妇人——雅恩·鲁普·沃海勒耐。

1923年，她出生于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她父亲是当地普兰塔寻农场的一名技术人员。现在看她年轻时的照片，异常美丽，但日军入侵爪哇，1942年3月，她和母亲均被强行抓到了安巴拉瓦的强制收容所。三年半后，她又于1944年被抓到军队“慰安妇”收容所。

少女雅恩以为，如果自己看起来很丑，男人就不会感兴趣，所以她把满头秀发都剃光了。但没想到，这反而让她成了日本兵“猎奇”的对象，惨遭蹂躏。三个半月后，少女的身心完全崩溃，被转移到了普通收容所。这里还有同样遭遇的100多名荷兰女性。直到日本战败后，她才得以离开收容所。

战后，她在收容所遇见了丈夫鲁普，他是驻扎当地的英国军人，执行保护收容所免遭袭击的任务。后来他们一直在英国生活，1960年移民澳大利亚。

后来，2007年，美国议会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日军慰安妇听证会”。沃海勒耐与两名韩国受害者一同出席，并提供证言。

沃海勒耐不断参加在世界各地举行的“慰安妇”相关活动，为此贡献余生。当日本政府推出赔偿金性质的“亚洲女性基金”时，她断然拒绝：“我们想要的不是‘慈善’，而是‘恢复人类的尊严’。访问日本的时候，我曾受到巨大冲击，因为这一代的日本高中生完全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暴行。日本政府应该严肃道歉，并告诉正在成长的下一代真实的历史。”

会场外，日本右翼分子也赶到了。他们疯狂叫嚣：“慰安妇是妓女！”“停止反日集会！”“松井滚出来！”但在民间团体的事先报备和准备下，右翼分子未能冲进会场，法庭依然得以在肃静中进行审判。

除了欧美学者，还有三名日本学者专家也勇敢站了出来。他们以史料为证据，分析“二战”日军的组织架构，指出“慰安所”制度设置的最高责任人正是战争的最高指挥者昭和裕仁天皇。

让我们记住这三名专家的名字：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山田朗、关东学院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林博史、中央大学商学部教授吉见义明。

日本众议院前议长、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也赶来看望各国受害妇女，并发表讲话，呼吁法庭秉持正义，严厉追究日本战争罪行，还受害者以公道和尊严。

2000年12月12日，这个民间法庭转移到了座位更多的日本青年馆。上午，四名主审法官朗读判决书就花了两个来小时。

根据海牙条约的“禁止伤害个人及家属尊严，禁止奴隶制度”和纽伦堡法庭审判的原则，这一民间法庭的道义判决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性奴隶制是反人权的罪行，对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裕仁天皇有罪！”

那一刻，全场沸腾了。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笑声、哭声，经久不息。

第二条重要的判决是：“由于这一国际性的战争罪行，日本国家、政府负有战时责任和战后赔偿责任！督促日本政府向各国受害妇女谢罪赔偿！”

松井耶依感慨：“那真是奇迹一般的法庭！”虽然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民间法庭，但众多“慰安妇”史实得以公开展示，众多受害老妇人登台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罪行。

判决后，受害的老大娘们登台与担任法官、公诉人的法律学者们握手、相拥，不少人潸然泪下。前南斯拉夫国际战犯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时任法律顾问塞拉兹女士也说：“这是我人生中最棒的经历！”

首席法官麦克唐纳接受各国记者采访时说：“从来自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以及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等地受害者的法庭作证，以及法庭充分的调查说明，日本在“二战”中强制征招大量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的事实，以及日军大规模的性暴力行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罕见的对女性人格尊严努力摧残的行为，本法庭必将进行严厉的追究。今天的国际社会不应无视受害者的声音，要还之以正义，让受害者度过幸福的后半生。”

中国、韩国、菲律宾报纸及西方的美国CNN、英国BBC、德国公共电视台也都报道了“天皇有罪判决”。

但日本媒体的反应却颇为沉默。日本的偏右大报《读卖新闻》压根未报道此事。

当时，日本电视台NHK也来法庭摄制，松井耶依他们也提供了协助。但2001年1月30日，NHK播出节目《追问战争性暴力》时，这一活动的正式名称、加害者老兵的证言、“被告”是谁、“判决”结果都被删去，甚至都没有出现“日军”“性奴隶制”“处罚”这些基本词汇。另一面，节目的主持人强调“这是民间法庭，没有法律约束力”，同时还采访了一名学者表示：“‘慰安妇’就是妓女，‘慰安妇’的证词，说不好有几分可信。”节目违反平衡原则，松井耶依等活动组织者并没有发言机会。

松井耶依回忆：“这名接受采访的学者似乎只在判决当天到过活动现场，跟我说：‘东京审判已审过的事项，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应该再次受审。’但是东京裁判实际并没有就性奴隶制进行审判，因此并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

后来她才知道，NHK电视台也受到了来自日本右翼组织的很大压力。

“右翼组织很早就知道了这个节目要播出，再三要求NHK‘枪毙’这个节目。播出前三天，1月29日，数十名右翼分子穿着‘战斗服’，冲入NHK电视台，要求停止该节目。”

“虽然我很自信这一民间法庭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但我并没希望NHK会对它加以赞赏，他们也有批评的自由。NHK可以在展现活动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批评，但是不报道活动的基本情况、只放映批评的声音，有损报道公正性。这会给观众传达错误信息，造成对我们的误解。”松井耶依写道。

“VAWW-NET日本”立刻对NHK发出了质疑的公开信，但NHK回复：“电视台有进行后期剪辑的权利。节目组确实受到了右翼的妨碍，但并未受此影响，依靠独立判断下完成了节目制作，也没有必要对节目制作的过程作出解释。”

2001年7月24日，松井耶依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NHK，以名誉损害为由，要求赔偿。“这样的节目是侵害观众的知情权，也是对受害者们的侮辱！”

为了打破NHK的单方报道状况，池田惠理子带领志愿者制作了独立纪录片《打破沉默的历史——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记录》。

2001年3月开始，她们带着纪录片，在日本各地召开放映会，纪录片光盘售出1000多份。在一些右翼漫画家的宣传下，不少年轻人认为战时受侵害的“慰安妇”就是随军妓女。作为大学客座讲师，松井耶依也把纪录片带到课堂上放映，不少大学生看了才知道：“原来‘慰安妇’问题的真相是这样啊！”

2001年12月4日，各国的法官终于征服了如山的史料，给出了完整的、近300页的判决书，其中明确记载“昭和天皇及其他9名日本军部、政府领导人有罪”。当受害的老大娘接过日本志愿者送来的厚厚判决书，那高兴、骄傲的表情无法形容。

判决中写明，该法庭为市民社会下的民间法庭，与以往的民间法庭相比有三点重要的不同：

一，它是在加害国召开的。“加害国的女性组织法庭召开，审判本国的战争犯罪，可以称之为范本。”

二，审判以性暴力为焦点，“前不见古人”。

三，并不像罗素法庭那样只有著名学者参与，而是由多个国家的草根女性民间团体合力召开的。

“到2002年，松井耶依一整个夏天都奔忙在过密的行程中，而需要她的人却越来越多。”朋友如此形容，然而留给松井耶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