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一次长谈中，高大娘慢慢地对石田米子她们说了出来：“……一到晚上，又是我一个人被带到窑洞里，别的女人都是老人和小孩，所以总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被叫出去糟蹋……”负责整理的志愿者佐藤佳子反复听着录音，记下这一句话。
有无数句这样的控诉，来自不会读写、只说山西盂县方言的大娘们，经历重重交流、翻译，终于变成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白字黑字。这其中，大娘们很少说“强奸”“轮奸”，她们用的字眼都是“糟蹋”。
现在，我们知道了，杨秀莲的养母南二仆当年相貌清秀，1942年被侵华日军军官“傻队长”从藏身的地窖里拉出来，在自己家里遭受了性暴力侵犯。此后被拉到日军驻地，先后被两人“霸占”。
南二仆中途逃跑过。恼怒的日本兵“苗机”找不到她，就把她当时只有10岁的弟弟南栓成用绳子拴在马鞍上，让马拖着他在村里跑了好几圈，“直到绳子自己断了，刮得肚子到处是血”。躲在菜窖的南二仆听说了，就自己走了出来，再次被掳回去，被“糟蹋”到1945年，才回到家。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尹玉林大娘虚岁19岁的春节后，侵华日军闯入她家，“糟蹋”了她和姐姐。那天以后，这样受害的日子重复了一年多。尹玉林无法正常给刚出生的婴儿喂奶，只好靠她妈妈嚼碎了胡萝卜喂给孩子……但一年后，孩子还是在土炕上停止了呼吸。
“那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啊，现在想起来就想哭啊……”尹大娘这样说，石田米子记下。
现在，我们知道了，赵润梅大娘至今清楚记得她“虚岁17岁那年，农历四月初二”。
那天早上，她闻声出门，看到隔壁的蔡银柱爷爷被刺刀捅入肚子，内脏都流了出来，浑身是血。她吓得双腿发软往家逃，日本兵追入她家，挥刀砍向想要保护她的养父母。母亲脑后被砍了一刀，父亲喉咙被刺刀挑了。就在濒临死亡的养父母面前，两名日本军强暴了未婚的她。后来，她被绑在驴子上，拉到日军据点的窑洞中，度过了“痛苦无法言表”的40多天……
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不懂中文的日本志愿者，交流中也都一定会说一个汉语词：不是“你好”，不是“谢谢”，也不是“吃饭”，而是“大娘”。
“这是最初来的时候就这么叫了。”1992年第一次到盂县时，石田米子就听到大家喊万爱花“万大娘”。
“1996年我们来到农村调查时，大家就叫开了，不过我因为年龄相近，总是喊她‘万大姐’。‘大娘’这个特定的称呼，是包含了我们对坚强地面对伤痕、勇敢站出来为历史作证的女性们的无比敬意。”石田米子说。
“在我们中间，谁都没有中国农村工作的经验。而且，这项调查是紧紧围绕每个受害女性相关的村庄的，我们试图借此来重新审视我们自身对于那场战争的认识。因此，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是调查模式的东西。整个调查也就是不断地犯错误的尝试过程。”她在调查笔记中写道。
“她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写，因此让她们自己写下来是不可能的。村里的男性都能看懂我们提供的文字材料，而对妇女来说，就算是拿地图或者抽象的图像给她们看，她们也很难说明。我们只好拿纸画上一座山、几座炮台，再问：能指出你的村子在哪里吗？还常常得不到回答。而对于地名、人名，她们都是通过声音来认识的，无法通过文字沟通。”
当她访问战争期间盂县发生的“南社惨案”时，问村民们：“这是发生在百团大战之前还是之后？”男人们基本都能回答得上来，而女人们却连“百团大战”是什么，都不知道。
在调查中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是，大娘们的方言口音浓重，而且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因此翻译不能只懂普通话和日语的互译。
“我们发现，能够完全听懂没有上过学的盂县农村老人方言的中国人，在太原市几乎都没有。我们找到了少数正在山西、河北、内蒙古留学的日本留学生，还有当地翻译。”石田米子说。
“由于表述的条理不清，以及词汇不充分，或者出现了无法合适翻译的当地方言，就会容易产生误解。所以我们非常慎重地对全部证言进行了录音。对重要证言的全部或者部分，不仅仅依靠翻译出的日语，而是反复听保留在磁带上的证言者的原话，最终才形成现在的译文。”
盂县西烟镇、河东村、羊泉村、南社村……这些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地名，如今，在日本志愿者的笔下，化成了16位已知受害妇女受害地、被绑架地的示意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民间团体的所有日本人都不是专职人员，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教师、公司职员……所有工作都是他们利用晚上和周末的业余时间完成的，没有任何酬劳，只有付出。
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专家和机构知道了他们的调查、施以援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山西省史志院、山西省档案馆、山西大学……
随着大娘们提起中日都举国关注的对日本政府诉讼，石田女士她们的调查进入了第三年。
在访谈的最初两年多时间里，她们认识到，在大娘家或者村里的其他民房中，没办法有安静的谈话环境。所以就想了个办法，一般就请她们到太原市逗留几天，在饭店客房对每个人进行长达两三天的详细访谈。
1996年10月18日晚上10点，志愿者村中文江女士第一次来到了中国，落地首都机场。(www.xing528.com)
她和万爱花女士已经见过三次面了：1992年的慰安妇问题国际听证会、1992年和1996年在日本的两次和平集会。“1992年万大娘在听证会上发表证言的时候，震惊得几乎倒下的身影，我至今记忆犹新。1996年8月，历时3年6个月的冲锋，万爱花大娘看起来更加精神矍铄了。发表证言演讲后，她自己也表示，比起上次，终于把想说的话清楚地说出来了。”
19日清晨，她们坐上行程6小时的大巴，赶到了太原。
村中文江的心情始终很沉重、忐忑：“战后50来年都没再接触过日本人的大娘们，知道要与日本人见面，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再次听到日语，会怎么想？”
在她面前出现的三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幸存者，包括万爱花大娘在内，都是第一次受邀来太原接受口述历史的访问，有些紧张。日本志愿者和律师做了说明：“时间紧张，请大娘们分别到房间内进行采访吧。”
村中文江很快地架好摄像机，但是采访没有面对摄像机经验的大娘们，并非易事。她小心翼翼地问：“可以说一下被性暴力侵犯的经历么？”一位大娘苦笑着说：“太丢人了，说不出来啊！”老人重新调整了一下情绪，才慢慢开始说，一说就停不下来。一位大娘说到“我丈夫是共产党员，被日本兵杀害了”时，不禁泪流满面。
另一位大娘一直紧紧地盯着翻译，一边说着当年的事一边用手比画着，陪着她来的姐夫也会时不时地补充。姐夫重复当年日本军的话，一下子勾起了大娘痛苦的回忆，泪水漫过了她的面颊。看到此景，金翻译忍不住温柔地抱住了大娘。
“我这个突然到访的日本人，请她们讲一下50年前不堪回首的过往，这对大娘们来说，其中的心酸痛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村中文江也只能一边想“谁也不要再犯下这样的罪行了”，一边坚持拍摄。
虽然大娘们用尽各种方式想要和村中文江沟通，只会说日语的她能做的只有点头和微笑：“这令我懊悔不已。尽管如此，大娘们还是回以笑脸。要是当年日本没有侵略，战后50年，今天他们的生活会有怎样天翻地覆的不同？人生一定是快乐的。”
10月20日早8点，他们出发前往山西盂县的羊泉村和进圭社村，车程4小时。万爱花大娘4岁时就被卖到羊泉村做童养媳，之后又被日军掳到了进圭社村。
山西几十年不遇的大雨阻断了去路，他们下车二十几次，一边清障开路一边赶路。
“我看着这片广袤的大地，不禁思考，日军为什么要侵略中国？究竟有何意义、目的何在、从中又能获得什么？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日本一定要侵略其他国家？”村中文江记述道，“汽车对整个村子来说，好像非常罕见。村民们纷纷停下手边的劳作，看着我们的车。我看着人群，想着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曾受到日军的虐待和迫害，心里只有无限的酸楚悲伤。”
巴士停在了当年9位大娘被日军强掳的山上。寻找当年日军炮台的时候，一位老人走了过来，为日本志愿者指明了炮台的位置：“羊马山——河东炮台。”那位老人说自己15岁起就被日军强逼去修炮台，村中文江赶紧记录。
他们沿途拜访了一些人家，继续赶往进圭社村。
村口的2层小楼上挂着一个大看板，白色粉笔写着“进圭社村”，看上去年代久远。村中文江立即准备好摄像机准备记录这里的一切。她一从车上下来，就被村里的人围住了。“孩子们兴奋地在周围跑，我不假思索给孩子们照了好几张照片。”
他们来到了村中的一个高台，就是当年万爱花女士被日军逮捕、监禁、强奸的地方。现在一位老爷子住在这里，建筑的入口处有两个房间。家的旁边，是日军当年的据点。
万爱花大娘通过翻译对村中文江说：“日本兵来了，我的人生结束了。”简单的几个字让她陷入了无尽的沉思。
村中文江实地走访并询问了当年的情况。“万大娘曾经回来过两三次。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我不禁心生敬佩。很多当地方言我都无法马上听懂，只好全部用摄像机记录下来。”
之后，他们去了万爱花曾两度被拐卖的羊泉村。村中文江找到了万爱花女士的养父家，然后又拜访了村支书。“虽然我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但接下来听到的话让我难受心痛。李书记的父亲是当时的村长。他的叔父被日军虐待殴打，他父亲悲愤交加，却毫无办法，哭得声嘶力竭、痛不欲生。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从第八次来华调查开始，来太原也成了大娘们体力上的一个负担。“而且村里的言论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她们本人变得不太在意村里周围人的注视，我们开始在她们自己家或者西烟镇的李贵明家里访谈。”
从1996年到石田米子等人的《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一书诞生的2003年，日本民间调查团留下了150多盘珍贵的磁带记录，每盘时长为两小时。
2004年4月27日，《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和相关录像资料被作为“慰安妇”索赔案的证据，提交上了东京高等法院。
但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慰安妇”事实，却驳回万爱花等人的请求。同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她们的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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