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洋务运动：老佛爷领导，曾氏与李鸿章势力统一

自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至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发生之前，对清政府来讲，是最稳定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是大清学习西方、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史称洋务运动。

这三十年，也是老佛爷威权逐渐巩固的三十年。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把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给剥掉了，仅赏给他一个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治十三年（1874），亲政不久的同治死了，老佛爷换上一个不懂事的光绪娃娃做皇帝；光绪七年（1881），对老佛爷稍微有所制衡的东太后死了，老佛爷成了大清第一女光棍，威权继续上升。如果把大清比作爱新觉罗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老太后就是永远的董事长，奕訢顶多算是被聘的总经理。所以大清搞洋务，总指导非老佛爷莫属。不过也有些高抬老佛爷了，因为大清的洋务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摸着石头过河。

有人给设计过，但他们非我族类，直到现还被咱们的某些学者定性为“别有用心”。这里我说的是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两个家伙，一个写了《局外旁观论》，一个写了《新议略论》，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但是当两份上书于同治五年（1866年）提交总理衙门，派发各地督抚读阅时，惹出来的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警惕性：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认为自强之道，不待外求，“勿庸变其法”；闽浙总督左宗棠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技术即可，洋枪还不如广东的抬枪好呢，至于电报什么的奇技淫巧，美观而不实用。

两个洋鬼子都提出哪些不安好心的建议呢？

第一，官场的腐败、军队的懒怠、教育制度的所学非所用，导致中国很危险，再不改革，将来中华之天下是否还能统一自主就值得怀疑了。第二，中国外交事务处理不当。视人为夷，待之如狗，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不能与外人平等相处，导致外交失和。第三，中国必须改革，西方说事都讲进化，五百年前当然比一千年前强多了，现在当然又比五百年前强多了，独有你们中国，跟四季轮回似的，兴衰罔替，皆同一律，更有甚者，倒着来，认为尧舜时代最好，那可能吗？还是赶紧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外交吧。

估计就是怕中国官僚骂自己不安好心，所以两个洋鬼子的改革建议，温和得不能再温和了。比如，只建议举办专门的学馆，却不敢触及科举制，不敢提倡西式教育制度；只揭露官场腐败，却不敢像容闳向太平天国那样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总之，两个洋鬼子小心再小心，还是落个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嫌疑！

威妥玛咱就不说了，真正的洋鬼子。咱这里只说赫德，因为赫德顶多算半拉洋鬼子，他是大清帝国的终身雇员，同治十一年（1872）赫德正式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任就是四十五年。中国通商口岸由他接手时的十三个扩展到他离任时的四十三个；手下雇员由原先的数百人发展到后来的数千人；中国海关收入由原先的几百万两提升到最后的三千万两，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都来自赫德管理的海关税收。西方有人如此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赫德掌握着帝国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却能在贪污成风的大清、在贪污起来最方便的海关建立起清廉奇迹，这是西风的威力还是西人的素质使然？

除此之外，赫德还有一大亮点，他给海关员工的指南是：税务司公署是一个中国的机构，我们每个成员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国同胞，因而已接受了某些义务和责任！⁽¹⁾赫德是这样要求员工的，更是这样要求他自己的。他工作的成绩，有目共睹，以至于清政府漫长的半个世纪内居然找不出一个可以替代赫德的中国人来。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文祥甚至讨论说：中国官员没一个是可信的，幸亏海关雇员中有诚实的外国人！他们把赫德称为“我们的赫德”，并且经常说：“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事情就好办了。⁽²⁾

不得不承认，清政府有了诚实可靠的赫德和他的现代海关制度，某种程度上就有了支撑下去的经济基础。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将近半个世纪的生涯中，清政府也以中国方式表示了对他的喜爱与肯定，先是授予赫德按察使衔（三品）、布政使衔（二品）；后是授予赫德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宣统三年（1911）赫德病故后，清政府追封其为太子太保！

看意思，大清真把赫德当作自己的忠臣了。虽然如此，刚做了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却并没有自作多情的嫌疑，他所上的改革建议书起名叫《局外旁观论》。不管局内局外吧，中方如何回复他呢？

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的亲密战友文祥给赫德的回复是：给我们点面子！同治六年（1867），文祥再次对赫德说：要对中国有耐心，给我们些时间！文祥虽然没说“摸着石头过河”云云，但是他表态说：五十年之后，你们这些外国人说不定急于阻止我们学习西方，就像现在你们要催我们学习西方一样！⁽³⁾

五十年，漫长的半个世纪，赫德有此耐心，某种程度上也表示了理解，毕竟他也有些中国化了。问题是历史老人没有此等耐心，历史周期率对此也不表示理解，这话落地四十五年之后，清政府就玩完了。

当然，大清最高领导没有长着后眼，他们没有想到，摸着摸着就摸空了。

大清洋务运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中央层面，是老太后通过奕訢来领导，奕訢身边有桂良、文祥、宝鋆、沈桂芬等人做助手；地方层面，是奕訢通过地方督抚大员来实施，主要人手有曾国藩（汉，湘军领导人）、崇厚（满）、左宗棠（汉，曾国藩同僚）、沈葆桢（汉，曾国藩属下）、李鸿章（汉，曾国藩门生）、张之洞（汉，号称“香帅”）、刘坤一（汉）、唐廷枢（汉）等。

看得出，地方洋务大员中大都是汉人，而且有将近一半人物属于曾氏势力，曾氏死得早，李鸿章遂成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所以，曾、李乃清政府的两大洋务干将。

第一干将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人，靠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你别说，这湖南文人在练军打仗方面，还真有一手，至少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一对冤家对头同时喜欢曾氏。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籍与家书，认为这些书乃任何政治家所必读；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他认定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埔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相形之下，作为湖南同乡，毛泽东对曾氏评价更高，他在民国六年（1917）致他的友人兼老师“邵西先生阁下”（邵西即黎锦熙）的信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岂止是服，某些方面，毛泽东完全在模仿他的老乡，比如曾氏的“呆兵”与“活兵”之说，可能给了毛泽东游击战的灵感，而曾氏活学活用儒家思想给湘军编制的《爱民歌》，更是毛泽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范本。不信我们看看曾氏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作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切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⁴⁾

曾氏就这么厉害，更厉害的是他的理学修养与禅定功夫。犁虽无主，吾心有主；门上无锁，吾心有锁。太平天国失败后，他的湘派人物坐拥东南半壁江山，手下有人甚至他的弟弟也想起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他愣是给拦住了。他解散湘军，动员家眷回家立业，自己也想卷铺盖回家，但是朝廷不许。后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运气不好，任上发生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天津市民中流行教堂给教民发迷魂药诱骗中国儿童，取脑挖心以配药，并且已有人发现成筐的儿童眼珠等谣言。谣言一传，神州感染，群情激愤，火烧法国的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英美教堂十座，破坏和掠走财物一批，二十四名外国人被打死，其中包括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和十名修女，至于中国教徒死伤，我们不在乎，史料上只说了个死伤“数十人”。教案发生时，曾氏由于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正在家休病假。清廷谕旨曾氏前往处理，处理结果是：中国斩首十六人，判刑二十九人，赔偿损失四十九万两，派崇厚到法国道歉，天津知府、知县革职流放。当时洋人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但曾国藩知道，此案总的责任在自家一方。他上奏说：“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⁵⁾按大清律，一命抵一命，所以曾氏这样的处理结果，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也可交差了，但是爱国的士大夫们不认可。中国历史上啥都缺，就是不缺爱国贼，他们的爱国，与外人无关——他们既没那本事，也没那胆气。他们所有的本事与胆气，就是骂自家同胞汉奸、卖国、反动，可能的话，再踏上一万只脚，否则显示不出他们的爱国情操来。

逻辑与事理是这样，可爱国贼们哪里有逻辑与事理呢？他们只有狗掀帘子——嘴上的劲儿。他们哄传曾氏是汉奸，那清议就跟泰山压顶似的，弄得曾氏招架不住。曾氏一辈子爱惜清名，是大清一品大员中操守、持家、能力等各方面无出其右的人物，最后因为这么个破事，栽了。他表示：“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⁶⁾但“果能遏兵，即招谤也听之耳”！⁽⁷⁾总之，为了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为了给大清的改革维稳，一世清名全没了他也认了。可惜好人不长命，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死了。死得有些早，因为洋务刚开头！

第二洋务干将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汉族，安徽合肥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在中国排老二很不妙，比如孔子）。同治九年（1870），李氏代替曾氏做了直隶总督，这一做就是二十五年，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因签订《马关条约》受到清议派的攻击而靠边站。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之后不久，由于机构重组，政府又给他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兼差：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乃总理衙门下设机构，总理衙门起初设立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及南洋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同治九年（1870）清政府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缺，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海防均转归直隶总督经管，颁发钦差大臣关防，称“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三个月后，就接手了北洋大臣事宜，没想到有关政府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一股脑的也都转到他这儿了，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断提高，职权不断扩大，势力远远超过本来地位与之对等的南洋大臣，就是总理衙门，也因大部分的外交任务都转移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而势力减弱。不过李鸿章势力虽大，也仅是老太后手下的一枚棋子，而且在强大的清议面前，这棋子还一辈子委屈。鸿章虽然办着洋务，但是他内心里明白，大清就是个纸糊的房子，而自己顶多算个裱糊匠，办了一辈子的外交，逐渐也明白，内治不修，国家实无外交可言。正因为太明白了，所以他的外交政策就是永远的主和，但是舆论上他敌不过清议派。清议派，就是站一边指点江山却不做事的那些文人，他们大都主战，拍着胸脯嗷嗷叫，声言大清可以说不，大清不高兴云云，清政府把这帮人的叫唤称作“公论”。一个干事的李合肥，肯定抵不过一帮卖嘴的愤青，于是乎，李鸿章就成了一个可怜的角色：主战派忽悠着打打打，结果清政府屡战屡败，打败之后，需要收拾烂摊子、擦屁股了，又非李鸿章莫属；待李鸿章签订了条约，国家暂时安全了，那帮主战的清议派就又都拍着胸脯骂上了。李鸿章里外不是人！

简介完两大干将之后，我们来看看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外交方面，设总理衙门，下设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前者由直隶总督兼任，驻守天津；后者由两江总督兼任，驻守上海。

军事方面，设安庆军械所、天津机器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等。

海军方面，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最强，其“定远”、“镇远”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

民用工业，建有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亦称甘肃织呢总局）等。

文化教育方面，在全国修建了三十余所近代新式学校；建立京师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和自然科学人才，翻译及出版大量西书；向美国派遣公费赴美留学幼童。

交通通信方面，开设电报总局，铺设电报线路，修建铁路等。

从以上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局限性，那就是：只有器物改革，没有制度改革，这就注定了大清的洋务运动只能是杨小凯先生所谓的“后发劣势”，用形象的语言来概括，就是一条腿走路，一只翅膀起飞，迟早要跌跟头，狗啃泥。甲午中日战争中方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是为明证，标志着大清洋务运动全面破产。

伴随着洋务运动内容的有限，乃是洋务思想的有限。大清的洋务思想有两大理论支柱，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

第一大理论支柱发端于魏源，刺激不外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文中解释了自己的动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⁸⁾站在现代化的语境下，魏源这思想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着眼点仅是一个“技”。啥技呢？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船，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第二大理论支柱发端于冯桂芬，终结于张之洞。

魏源只重“长技”不重文物制度的思想首先为冯桂芬所继承发扬。冯桂芬（1809—1874），又名仪凤，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年间进士，林则徐的得意门生，做过李鸿章幕僚，深得李鸿章器重。咸丰十一年（1861），成书《校邠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被人奉作“中体西用”之先声。冯桂芬认为，清国之所以不如西方各国，主要原因如下：“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⁹⁾既然有这差距，那咋办呢？冯桂芬站在了儒家正统的价值观上，认为中国的伦常名教乃是本原，对于西方文明，我们不妨加以利用：“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李鸿章当然深受冯桂芬影响，这在李鸿章致曾国藩的书信里也可以看到。同治二年（1863）李氏致曾氏的一封信中说：“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中国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另一封信中，他说：“洋务最难措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请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¹⁰⁾

从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两员干将所谓的洋务就是“大炮轮船”！李鸿章也一直强调中国的文物制度比上西方制度，那不是一般的好，好五倍！

冯桂芬之后，天朝诸多人士附议他的理论。郭嵩焘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中国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又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郑观应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邵作舟说：“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沈寿康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家鼐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¹¹⁾

就连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诏定国是”，宣布维新启动的上谕也执行了这一改革精神：“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¹²⁾与此同时，似乎是怕维新超出底线似的，张之洞推出了他的《劝学篇》，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五知：知耻——耻不如日本；知惧——惧印度朝鲜等国的覆辙；知变——如果不改变习俗，就不能变法；知要——要知道西方各国为政之道；知本——不要因多知而忘记圣贤，一切文章的价值必须以孔夫的标准来测定。为此他主张：“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¹³⁾其背后的成见是：中国不宜于成为一个共和国——自由太可怕，若在中国实行，则“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夺劫，子不从夫，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¹⁴⁾总之，在中国实行集权是有必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不得的。他这么一划框框，算是对洋务思想作了大终结，发行百万多册，普遍为人所阅读，洋务领袖们在实践上基本没敢超出它的。

当然天朝也不是没有清醒人士，只不过需要时间罢了，比如前面所述王韬与郑观应。随着洋务的展开，他们逐渐发现，不只西方的“器”，就是西方的“道”，比如君主立宪，中国也应该学学，于是羞答答地提出了“设议院，开国会”的要求。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华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¹⁵⁾

就连淮军大将、官至两广总督的张树声都在1884年的遗折中声明：“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哉！”⁽¹⁶⁾

问题是没人听这些人的，即使听见了，谁见过中国的政治高层自削权力的？我们只见过巩固权力的，从秦始皇一直巩到明清，一代更比一代强。清醒人士中，还有一个郭嵩焘。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初期，除了赫德与威妥玛，国内人士提出切实可行之改革方案的，就冯桂芬与郭嵩焘两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至少在当时还传播了，郭嵩焘的建议干脆被总理衙门堆到档案堆里再也没人关注了。郭嵩焘既发现西洋立国也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制船、制器，还发现小日本的洋务范围比中国的洋务范围要大多了——日本学西方，可不仅仅是在学习船炮！他认为，兵端乃是西法末技，其他创制才是立国之本。他给李鸿章写信，要求李鸿章慎重考虑，可李鸿章回信说，自己职在主兵，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端要，欲舍此而求大者远者，不是他所能干的，自己只是尽己所能罢了。

李鸿章所言也是对的，因为就是这样的器物改革，都遭遇了顽固派的猛烈抨击，洋务派每走一步，都倍尝艰辛。试以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为例。

京师同文馆建于同治元年（1862），目的也很简单，四年前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¹⁷⁾如此情形下，天朝再不派人学鸟语，咋跟鬼子周旋呢？初建之时，设英文、俄文、法文三班，也就是说，谁打咱，咱可能跟谁签条约就学谁的语言，典型的中国式实用主义思维，招收学生仅限于十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刚开张时仅招了十个学生。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大吏们发现，同文馆的学生光学鸟语是不行的，还得学西方的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在他们的推动下，奕訢出面了。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1866年12月11日），奕訢奏请由年龄二十岁以上的满汉举人、五贡生中，选出优秀聪颖者入馆学习外国语言及天文、算学、造船、制器诸法。⁽¹⁸⁾奕訢两个意思，第一，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第二，同文馆的学生要扩招优秀生源。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訢再次上书，进一步向最高当局论证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奕訢知道，洋务运动的每个举措都会遭遇顽固派的反对，所以他煞费苦心地预设了可能出现的三种反对意见，然后自己再一一辩驳。第一，或许有人认为“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奕訢指出，中国要大国“撅”起，至今已是十分紧迫的事了，缓不得了。第二，肯定有人“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奕訢认为西学本是源于东学，如今添设天文算学馆正是欲使中学重新发扬广大而已。第三，更有甚者，会有人认为“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耻”。奕訢认为“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况且，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目的在于使儒者明制器之理，并非从事低贱技艺之活。众所周知，由于孔子认为事农是小人之活，孟子认为工商是贱人之活，中国的工农商，可以合称为“小贱人”。所以，西方科技淫巧——贱工，中国儒者不为也。针对这点，奕訢苦口婆心地解释，制器不低贱，儒者可为也。除此之外，奕訢还建议将招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等。⁽¹⁹⁾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奕訢又奏请以“老成持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的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安慰报考者“专以洋人为师”的文化耻感。⁽²⁰⁾

奕訢的三个奏折都获得嫂嫂的批准，并且开始启动了。但是，爱国贼们要上场了。

御史张盛藻首先跳出来反对，还好，他不反对天文算学馆的开设，只反对生源的科甲正途化。他就一个意思，让科甲正途人员学习鬼子的奇技淫巧，丢人！⁽²¹⁾慈禧太后一句话就把他反驳下去了：“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²²⁾

士林表率、大学士倭仁跳出来反对。倭仁（1804—1871），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道光进士，同治帝之师。清末理学领袖，同治年间顽固派首领，历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他上折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谲诡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还说，如果让中国的聪明隽秀人士都去学夷术了，后果会很严重：“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²³⁾

老顽固的奏折，身段一亮，几多士大夫轰然叫好！对于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顽固老头，慈禧自然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样一批了事，所以她专门召见了两大老顽固：倭仁与徐桐，与他们面对面商榷。但是倭老头不服气，否则他就不叫顽固派首领了。他再次上书，说办天文算学馆乃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²⁴⁾依然坚持自己的高见。慈禧把倭仁的奏折交给奕訢，让他想想应对办法。鬼子六写了几个折子，一个折子中说，既然倭仁拦着不让我们干，那么他自己“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²⁵⁾。一句话，倭仁老先生，我们跟着你干，行不？但这些都没构成有效的杀伤力。

直到某一天，鬼子六灵光一闪，抓住了老顽固奏折里的一个漏洞，在另一个折中说：“查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据此是内外臣工先后二十余年所求而弗获者，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不胜欣幸！相应请旨饬下倭仁，酌保数员，各即将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²⁶⁾(www.xing528.com)

奕訢换了战术，这是调戏老头呢！没想到慈禧也顺竿子上了，跟在小叔子后面下发了这么一个谕旨：“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着即保数员，另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²⁷⁾又命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老头被叔嫂如此联手调戏，羞愤啊！倭老头虽然不像另一个顽固派徐桐那样见了洋人生理上起恶心，需要以扇蔽面，但是你让他弄个天文算学馆、甚至让他到总理衙门上班天天与鬼打交道，呸，太恶心了。所以老头马上表示投降：奴才意中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奴才也做不了总理衙门大臣。慈禧装模作样地批曰：现在没有，那就随时留意吧，有了赶紧保举上来。⁽²⁸⁾还有，总理衙门大臣这个职务你不能辞，还得干。

可怜的倭仁心情郁闷，心神恍惚，朝散上马回家时忽然就晕了过去——这可能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假摔了！老头骑不得马了，借别人的轿子回了家。一回家就病了。他以此为由再次请求辞职，慈禧仍不准。只给他一个月的病假，不管装病真病，反正总有病好的一天，你别急，我们等你，总理衙门也等你！

以现在的语境看，倭仁活该被玩。问题是当时的世道人心恰恰在倭仁那边。老头儿身为帝师兼士林泰斗，不是做会试正考官，就是做殿试读卷官或者朝考阅卷大臣，多少状元、进士、翰林都是从他手下走过的啊。老头儿越惨，士林越是不服，继续有人上场向洋务派挑战。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就是典型代表，上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折子。这家伙真能扯，居然认为设立同文馆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十不可解：

“中国之可羞可耻者，未有大于西洋之流毒、西人之倡乱矣。……乃今日不耻不共戴天之仇，而羞不知星宿之士，何望大耻而务于小耻也！此臣之不解者一也。”

“夫以中国之大，养士之久，岂无一二知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者哉？……而必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此臣之不解者二也。”

“今不思破之之方，御之之术，窃恐中国将来之轮船机器较彼尤精，而用之不得其法，不得其人，未必不徒费钱粮，徒劳人力也。此臣之不解者三也。”

“善政未修于上，实学未讲于下，而尤令舍人事以习天文数学，此臣之不解者四也。”

“有自强之心，无自强之政，而徒震惊于外洋机器、轮船不可制，此臣之不解者五也。”

“夫洋人之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圣贤之大道不修，士林之气概不讲，无一非西学阶之历也。此臣之不解者六也。”

“兹不操出奇之胜算，而为依样之葫芦，此臣之不解者七也。”

“此事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是西教本不行于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也，此臣之不解者八也。”

“兹惟于同文馆厚廪饩、广升途，何明于此而暗于彼，略其大而举其细也！此臣之不解者九也。”

“是其设立同文馆之初，未尝不明知此事之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而必欲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此臣之不解者十也。”

说了这么一大堆，他的要求就是：请太后收回成命，撤销同文馆，否则天下大乱！⁽²⁹⁾

可以说，奕訢在对付顽固派的挑战时，挺累的，苦口婆心不知说了多少废话。如果最高领导慈禧太后不支持，他肯定要败下阵来。幸运的是，这个时候的嫂嫂还是挺开明挺勇敢的，对这又臭又长的帖子批驳如下：

其一，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

其二，这个折子是不是倭仁授意的？如果是，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

其三，即使不是倭仁授意，那也不好，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干系。⁽³⁰⁾

这些顽固派固然不是好东西，但是慈禧批折时用的手腕却也不能恭维。折子写得长，就叫荒谬；折子是倭仁授意下写的，就动机不良；折子不是倭仁授意写的，那就是你们党派之间自觉性的呼应了，影响世道人心！反正咋也不对。

不管咋说吧，这次洋务派赢得了胜利。胜利的原因，并不是奕訢等的辩才好，势力强，洋务甚得世道人心，而是老太后坚定地站在了他们一边。

老太后为什么站在奕訢一边呢？一句话，这些洋务内容并没有触及老太后的底线。那老太后的底线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语录里寻找到她的改革主张。

据德龄公主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某一天，因俄国公使夫人勃兰康夫人要来访，老佛爷心有所触，对西方文明发出了诸多评价，下面是太后语录选：

之一：西方礼服也算好看，只是我到底还是不喜欢那个长尾巴，后面拖着恁长的尾巴，拖着这么个东西实在没有什么道理！⁽³¹⁾

之二：她们以为咱们中国人啥都不懂，小瞧咱们。我看呐，她们是自以为文明、懂礼、有教养，其实呢，我们这些她们所认为的野蛮人，反倒比她们要文明有礼得多。⁽³²⁾

之三：我知道他们肯定忘不了光绪二十六年的拳民之乱，不过我也不在乎，我还是愿意遵循我们祖上最好的规矩，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采用外国人的方式。⁽³³⁾

之四：我觉着，每样东西在中国都有，不过是生活方式不同罢了。跳舞是怎么回事儿？我听人说，就是两个人手拉着手满屋子蹦跳，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看一点也不好玩。要是男人和女人这样一起跳，总归是不大好。我不赞同男人的手围着女孩的腰，那太难看了，我喜欢看女孩子和女孩子一起跳。在中国，女孩子是不准和男人接近的，我知道外国人好像不大讲究这个。这就见得外国人比我们更开放。⁽³⁴⁾

之五：听说外国人都不尊敬父母，可以随便打他们，还可以赶他们出去，这是真的吗？⁽³⁵⁾

之六：我这样说，好像显得自己很保守，我尊崇祖上的规矩，在我活着的时候不想改变它。⁽³⁶⁾

之七：老实说，我很喜欢内田夫人（日本公使夫人）。她总是那么温雅，从不问那些愚蠢的问题。到底还是日本人和我们相像，从不冒失。⁽³⁷⁾

之八：去年，你们那时还没进宫，康格夫人（美国驻中国公使夫人）带着一个女传教士来，建议我在宫中设立一所女子学堂。我不想让她们不快，就说我会慎重考虑她们的建议。现在你们想想，宫里弄出一所学校来，可不是笑话吗？就算办成了，叫我到哪里去找这许多女学生来读书呢？现在这样已经够好的了，我可不想把那些个皇亲国戚的子弟弄到我的宫里来读什么书。⁽³⁸⁾

从老佛爷的这些经典语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主张，那就是，虽然大清不得不改革开放了，但我们的改革与开放都是有限度的，绝对不照搬西方，绝不走西方的邪路，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防止西方和平演变，把大清特色的封建专制制度坚持到底！

当然，啥叫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啥叫大清特色，都是有弹性的、模糊的。还不如这样说，以老太后是否能容忍为度。

事例一：同治十一年（1872），由于洋务派一再地奏请，政府终于同意向国外派遣官派留学生，一派就是三十名。可是到了光绪七年（1881）政府又突然召回所有的留学生，也不管他们学业是否完成。事实上，一百二十名留美学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太后如此不计后果、半途而废，原因很简单，听说这些孩子都给西化了：说洋人的语言，穿洋人的服装，学洋人溜冰打球带扑腾（游泳）；更有甚者，还把辫子剪了，见了中国官员与孔子牌位都不行叩头之礼了，长此以往，这还了得？这不和平演变吗？于是一纸令下，所有的留学生全部撤回。他们中间的著名代表是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詹天佑除了学业有成，棒球与游泳也都呱呱叫，你能说西化后的他比不出国留学、未西化的中国传统士人更不爱国吗？问题是真正的爱国者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好果子吃，按西方学者的说法，这帮留美学生回国后，“受到一批盛怒的官僚们的极其侮辱的待遇，并被分派到最低级的事务工作上”。⁽³⁹⁾他们落魄待遇的改善，居然是日本人成全的。也就是说，甲午中日战争后，政府才开始重用他们。

事例二：光绪二年（1876），英国人建造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客运铁路，引起众议纷纷，有些中国官员甚至扬言前往卧轨以阻挡火车通行。不能容忍火车本身也就罢了，就是火车轰隆开过的声音，也让爱国贼们不堪忍受：影响风水也就罢了，这不影响地下的祖先们安歇吗？正好出了车祸，火车轧死一个中国人，这下可有理由了，于是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赎回淞沪铁路，拆毁并掷入大海。

事例三：光绪四年（1878），在李鸿章操作下，开平矿务局正式开办，其治下的开平煤矿出煤极旺。问题是运输不便。该矿“总办”唐廷枢给他的上司李鸿章算账如下：开平挖出的煤，每吨成本二两七钱，如果用牲车从矿区把煤运到北塘河岸边的芦台，每吨运费合二两二钱，由芦台用船运到天津，再搬到岸上，每吨约需一两，加上税金，一吨煤到天津市场上，一分钱不赚，已经六两四钱了，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出四钱来。但如果从唐山修一条铁路到芦台，煤炭从这里下船走水路运到天津或上海，每吨成本仅四两……为此，李鸿章禀请政府准许矿务局修筑唐山到北塘口的运煤铁路。由于恭亲王等人的支持，慈禧太后很快就批准了，李鸿章随即聘请开平矿务局工程师、英国人金达负责督修。谁知正在筹办之时，政府突然又不干了。原因很简单，很多官员反对修铁路，纷纷上章弹奏。按英国人肯德在他的《中国铁路发展史》中所说：“凡是人的才智所能设想出来的种种可笑的理由，都在清政府的权贵的看法下产生了。”⁽⁴⁰⁾

总之，中国官员的才智都体现在保守落后愚昧方面了，他们意见中最不能忽视的一条是影响东陵地气。东陵大家都知道，是大清王朝在关内的皇陵，它远在唐山以北遵化县长城脚下的马兰峪，离所谓的唐胥铁路近百公里呢，问题是对皇家来讲，再远也不能忽视。因为影响百姓庐墓也就罢了，反正你家出不了皇帝，但是影响皇家风水则是万万不可的，大清江山须人家子孙一棒一棒的往下传呢。铁路不让修筑，开平矿务局只好开掘运河运煤。可是运河只能挖到胥各庄，因为胥各庄到矿区那段路地势高陡，河水上不去。矿务局再次请修铁路，这次奏明只修胥各庄到唐山之间的一小段。老太后特批，这条铁路可以建，但有一个条件，铁路修成后不能用轰隆作响的机车作牵引，那用什么牵引呢？牲口！于是计划中45公里的铁路被缩水成了10公里，光绪七年（1881）建成后制造了如此奇迹：一群骡马拉着机车，在铁轨上缓慢爬行！唉，在大清国做牲口都丢人。当然了，这里逻辑有些不对，牲口不是人，咋能叫丢人呢？

事例四：光绪二十四年（1898），袁世凯为慈禧太后贺寿进贡一辆奔驰牌轿车。不料，老佛爷仅试坐一下便将其“打入冷宫”弃置不用了。原来，汽车解决不了“尊卑”问题，司机不但坐在老佛爷的前面，而且还和她“平起平坐”，有伤“体制”和老佛爷尊严，最终被闲置起来。无独有偶，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华，送给中国皇帝两辆当时英国市面上最精美的马车，心底下还窃思，中国马车笨重而没有弹簧，自己的礼物肯定得到中国皇帝欢心。他没想到，乾隆大帝连试坐都没有，还是那个问题，有伤中国皇帝尊严：这马车共备四座，两座在前为御者之座，略高；两座在后为乘者之位，略低。车夫座位高于皇帝座位也就罢了，车夫坐在皇帝前面，给皇帝一个背，成何体统？

总之，中国的事儿不是那么好解释的。郭嵩焘当时就发现了，他给李鸿章写信，译成现代的语言即：

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都因为这个自耻呢，都想办法帮咱禁绝呢。问题是中国的一些士大夫，甘心做烟鬼，用洋货，可是一闻建电报修铁路，就群起阻难，甚至有见洋人机器而起公愤者。曾纪泽领着家眷乘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士绅起而大哗，数年未息，也不知这些人咋想的。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们啥也不懂，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也奖励曰公论。宋明之亡，都是亡于呱呱叫之徒，俺是楚人，生长于野蛮之乡，又不是与洋人接近的商人，只不过读书观理，历举古今事变而已，就得个“举世非笑”的下场，为求保国制邦之经，我啥也不顾了，只管实话实说，却始终得不到他们的谅解。窜身异域做驻外公使，不到两月，就得到了诸多参劾。我都后悔了，原先说过的言论，都不敢再说了。⁽⁴¹⁾

这里我们需要对郭嵩焘重墨描述一下。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道光朝进士，曾随曾国藩组建湘勇，后任南书房行走、署理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光绪元年（1875），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马嘉理案，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随后的谈判中，清政府很不情愿地答应了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给夷人道歉本身就是丢面子的事了，再去夷国做钦差，那就更丢面子了。这么丢面子的事儿，天朝官员没人干，也干不了。没有办法，政府最后瞄上了以洋务著称的郭氏，郭氏拒绝不得，硬着头皮答应了。这一答应，国内就大哗了，大家普遍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⁴²⁾郭嵩焘的亲朋好友也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这么好的一个人儿，就这样一失足成了千人恨。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郭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家的宅，挖郭家的坟。郭氏没有办法，几次以告病推脱，但政府好不容易逮住这么一个不要脸的人儿，哪舍得放啊，于是他终于光绪二年（1876）从上海登船赴英了。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到达伦敦后，他立即将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从途经十数国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到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以及“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等作了力所能及的介绍。但总理衙门将此书刊行后，引来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痛斥他“极意夸饰……凡有血气，无不切齿”；“中洋毒，有二心于英国”；“伊为此书，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是何心哉？”⁽⁴³⁾总之，众议哄哄之下，大家都认定这个姓郭的要臣事英王了，特大汉奸哉。但由于一时间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没有将他召回，仅下令将此书毁版。

早慧者醒，早醒者哀，诚哉斯言。可以说，刚到英国的郭嵩焘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此间富强之盛，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⁴⁴⁾也就是说，他承认英国的富强与政教，但尚认为中国的文章礼乐要高人一头。但是在英国待了一年之后，他在日记中又写下了这样的话：“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⁴⁵⁾“三代之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其义者尚无其人，伤哉！”⁽⁴⁶⁾也就是说，经过一年的近距离观察，郭嵩焘已然发现，中国什么都不如人，已成为无道之国和西方人眼中的野蛮国度，就像我们当年视周边的夷狄一样。只可惜，正如他日记中所言，中国的士大夫无人能达到这个高度，谁达到谁就是汉奸，叫他如何不伤感？

与此同时，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不断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郭嵩焘的“罪状”十数条：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这叫冻死不披夷人衣。如巴西国王访英，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按刘副使的意思，外国人站外国人的，我们中国大使就应该坐在原地不动才对，这叫泰山顶上一棵葱，任尔周围全是松！

清政府没有办法，终于光绪四年（1878）下令将二人同时撤回，代替郭嵩焘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做驻法兼驻英公使，清政府这样做，既省人又省经费。那曾纪泽就不怕落个汉奸名声？非也，只不过他跟他老爹学的，为了朝廷不惜清名罢了。这里有他出使前给法国使馆派出的随同翻译法兰亭的一封信，我们看看堂堂的天朝公使是如何的可怜：

现有极要一事，须与台端一商者：贵国为秉礼之邦，泰西各处礼仪，大半依据贵国所行以为榜样。中国遵至圣孔子之教，亦以礼仪为重，然道途太远，风俗亦异；是以彼此仪节，迥然不同。一切细故末节，尽于通融办理；惟宴会一端，尚须斟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会；凡贵重女宾，坐近主人；贵重男宾，坐近主妇……中国妇女若与男宾同宴，将终身以为大耻……鄙人此次偕妻子同行，拟请足下将鄙人之意，婉达于贵官议礼大员之前。中国公使眷属，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同拜，尤不肯与男宾同宴。即偶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中西和好虽殷，吾辈交情虽笃，然此一端，却系中国名教攸关。不必舍中华之礼，从泰西之礼也。若蒙足下从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规矩，则将来中国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视为畏途，实与彼此通好长久之局更有裨益。⁽⁴⁷⁾

看了曾兄这长长的信，替他头疼：男女授受不亲！你说人家出使在外为国尽忠吧，居然还得倒贴妻妾，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老外握了红酥小手、贴了粉嫩小脸。自己做了汉奸不说，头上还得顶块西瓜皮，卖国又卖人，做这样的外交官，多屈辱啊！最后曾纪泽也是被气死的，光绪十六年（1890）卒。

曾纪泽就不说了，继续说郭嵩焘。郭嵩焘回国后，被骂得狗血喷头，心力交瘁，遂请假归乡。回到长沙后，等待他的是全城的揭帖与哄骂。光绪十七年（1891），“洋务先知”郭嵩焘顶着“名教罪人”的帽子在孤寂中病逝。而他之所以给李鸿章写这等信，乃是由于天朝大吏中也就李鸿章能理解他了。

李鸿章回信说了很多，咱这里挑一些精华吧：

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其详。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历陈煤铁矿需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内地若果议及，必至群起相攻。……官绅禁用洋法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⁴⁸⁾

一句话，洋务不容易呀！

事实上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洋务领袖就跟风箱里的老鼠似的，左右不讨好。顽固派认为，洋务派走得太远了，崇洋媚外，有辱祖宗与人伦天理；更清醒的士人认为，洋务运动仅模仿西法的表皮与末技，没有学习人家的实质，停留在唬人的档次。按《万国公报》所载西方观察家评论，那是驴披上了狮子的服装，终会为群兽看破而丧其身的！只不过中国传统，宁左勿右，越顽固，越像个爱国者。李鸿章这样不顽固的，就只能是汉奸卖国贼了。于是中国这头驴只好继续披着狮皮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