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就撒上欢儿了。为了减少保守派的阻力，加快变法的速度，康有为给光绪出的主意是：皇帝宜乾纲独断，所有的变法文件就不要通过各衙门讨论，咱直接下发，让他们执行就是了。光绪还真听了他的，于是乎，百日维新一百零三天中，帝国衙门全都被光绪搞晕了，成百的变革法令像雪片似的飞下，平均一天三个，大家无所适从。更关键的是，没一个衙门具有安全感，因为一夜之间，衙门本身就可能被撤掉，大家都下岗了；一夜之间，科举也被废掉，读书人都不知道该读啥了；一夜之间，官民就有了言论自由，官民却不知道这嘴该咋张……
光绪可能有些发烧，但退居二线后身居颐和园的老佛爷却很冷静。变法正式启动前，具体来讲是四月二十日（6月8日），慈禧召见奕劻、荣禄、刚毅三个小人，告知他们，听说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你们可要给我拦着些。三个小人回曰：“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毅更是伏地痛哭，告状曰：“奴才婉谏，屡遭斥责。”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划，也不商之你等？”荣、刚皆言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毅又哭求太后劝阻并且重新“训政”。太后言：“俟到时候，我自有法。”(95)
太后到底有什么办法，我们也猜不准，反正老太后心里永远装着根竹竿子。
变法的第三天，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徐致靖上一个著名的《密保维新人才折》，向皇帝保荐康有为（工部主事）、张元济（刑部主事）、黄遵宪（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询的儿子、江苏候补知府）、梁启超（广东举人）等人。不过这个折子还是康有为代拟的。总之，康有为为了大清的变法，不惜自我拍马屁了。说什么康有为明了历代因革之得失，懂万国强弱之本源，当代人才中，没一个人能比得过他的。皇帝如果把他弄到身边当顾问，国家的富强就易如反掌了。
光绪皇帝早就想见康有为了，前面不是有恭亲王那个六叔拦住了吗？现在没人拦了，遂于四月二十六日（6月14日）下诏说，由于徐致靖的推荐，准备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召见康、张二人。
光绪那边谕旨一发，慈禧这边就知道，康有为一旦蒙皇帝召见，按惯例就会被授予较高的官职。老实说，她对康有为不放心。原因很简单，康有为的一些上书，维新党的一些折子她都看过，作为一个政治老手，她从里面闻出的不只是狂妄，还有揽权的信息。于是变法的第五天，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她就给光绪浇了些冷水，发布三个通知：第一，罢免翁同龢官职，打发他回老家；第二，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得到老太后的批准；第三，老太后要到天津进行大阅兵；第四，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第一条，罢免翁同龢，切断康有为的“天线”。老太后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谕旨写得冠冕堂皇的：“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96)翁同龢时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大臣、户部尚书会办军务，情感上，与光绪情同父子；政治上，是帝党最大的靠山，老太后来这么一手，是对翁同龢的杀手锏，又是对光绪的釜底抽薪。当天正好是帝师的生日，心情灿烂的他挨了这么当头一棒，哭得老泪横流，完了，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就此完结。个人完结也就罢了，他的学生呢？帝国呢？帝师的心情没法用语言来描述。
他的学生，光绪皇帝也哭了，而且竟日不食！哭过之后，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第二条，意味着老太后收回了帝国高干的任命权。康有为想一见升天？没门儿！
第三条，对老太后来讲，大阅兵就是大示威。而且滑稽的是，帝国这种示威根本不是对外（对外人家外人也不在乎，说不定引出笑柄呢），它是对内，明确地向国人宣布：看看政府的军队，你们要老实呵；还有，明确地向各级官员宣布：虽然光绪亲政了，但是军权还在老太后手里，你们要放明白了！
第四条，老太后本来打算，罢翁同龢之后，由自己的亲信荣禄打进军机处。荣禄拒绝了，说：去一汉员，仍宜补一汉员。他另有其他想法，自求做北洋大臣。于是老太后先给他一个直隶总督。众所周知，从李鸿章开始做直隶总督时，就养成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惯例。荣禄当然可以惯下去了。
荣禄（1836—1903），字仲华，别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既是满人，还是烈士后代，根正苗红，善于揣迎，光绪二十年（1894）进京祝贺老太后六十岁大寿，开始得到老太后赏识。有人甚至怀疑荣禄与老太后有那么一腿。不过按照老太后家属那根正的说法，慈禧与荣禄曾经共用过一个名叫关嬷嬷的奶娘，这就够亲了！何况人家还亲上加亲了呢——荣禄的老婆是慈禧太后的闺蜜，经常进宫的；荣禄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慈禧另一心腹、军机领班大臣礼亲王世铎之子；荣禄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光绪弟弟、醇亲王奕譞的另一儿子载沣，这女儿就是后来的末代皇帝溥仪他娘！总之，有没有那么一腿，荣禄都是老太后的人。
可以说，光绪与康有为的政治头脑加到一块儿，都不如老太后一个老寡妇高明。君臣两个继续下自己的棋。没了奕訢的阻拦，君臣两个总算可以相会了。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康有为前来进见皇帝，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朝房里，他碰见了因当上直隶总督而前来谢恩的荣禄大人。一个帝党新宠，一个后党臂膀，双方就对上话了：
荣禄很轻慢地问：“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可！”
荣禄说：“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忿忿地回曰：“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97)
这就是帝国的读书人，一个六品小吏，跟堂堂的一品大员、直隶总督对话，就这么个水平。秀才遇见将，却把能来逞。奕訢叫他广东小人，估计也没叫错！
待广东小人见到皇帝时，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多。君臣之间用两个小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只不过，皇帝在交流的过程中表现得有所犹豫，他跟康有为说“奈掣肘何”？(98)一句话，帝国的实权不在我手中，我没法甩开膀子闹革命。
不知皇帝是在发牢骚，还是在向眼下的这个工部主事讨要办法。反正康有为给他出了主意，说：皇帝既去不掉老臣，不妨提拔新人，破格使用。(99)
康有为所谓的新人，当然首先说的是自己，这方面他从来没有客气过！
光绪自然也考虑到了这一层，他给军机处下达指令，要求他们给康有为安排一个官职，以方便变法。军机处给皇帝的回复是：赏六品，着康有为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当然失望。皇帝接见前是六品，接见后还是六品？明显不符合传统与惯例嘛。老太后掌握的是二品以上的任命权，皇帝难道不能给个三品四品吗？三品四品不归你批发吗？
直到今天，我们也不明白，光绪为什么没给康有为稍高一些的官职。也许，光绪对康有为的看重，更多的是康有为事后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反正随着历史学者的深入研究，康有为喜欢忽悠的特性已逐渐展露在世人面前。一句话，光绪对康有为的赏识是有限的。他也许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借用康的名头，改自己的革，还有，夺自己的权。
对康有为来讲，失望是失望，但是活儿得照干。
就在光绪召见康有为的同天，慈禧太后命咸丰帝老臣、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一星期之后，太后又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军）；并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这样一来，京内京外军事将领全是老太后的亲信了。
之后，帝后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光绪有什么动作，就先给太后禀告；每有禀白，“太后不语，未尝假以辞色”，如果听得事儿有些“近西法”，太后也仅是表示：“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100)老太后平日住颐和园，光绪帝隔一二天到颐和园向老太后请示。期间光绪所发上谕，慈禧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有的上谕，还是太后亲自批示的。
事情在慢慢发生变化，七月十四日（8月30日），光绪皇帝下了一着猛棋，他一下子裁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还裁掉了总督与巡抚同在一处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了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
这些都是闲职闲部，问题是年轻的皇帝没有经验，他不知道在中国，越是闲职闲部越不能轻易开刀的。帝国的读书人混个官职容易吗？混个闲职容易吗？人家都是有身份的！裁掉他们，也得给他们再找个养老的地方。这不人为的制造阻力和紧张气氛吗？
就在这关键时刻，发生一个王照事件。王照是礼部的一个六品主事，跟康有为是一伙的。他为了缓和改革的紧张局势，于七月十六日（9月1日）上了一折，给太后和皇帝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很正常但在当时看来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建议皇帝陪同太后一起到外国游历去！
这是个绝妙的建议。问题是，这对中国政府来讲，太石破天惊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出国游历？夷人们来到咱的地盘上都拒绝三跪九叩，咱就是因为这个才拒不跟他们外交的，现在咱跑到他们门口，他们一个个立着跟电线杆子似的，既不叩头，又不回避，咱不自取其辱吗？再说了，他们即使三跪九叩，咱领导人也不能亲临夷地的。明清时期中国好多皇帝一辈子不能出京城，出京城也是为了看自己的坟；慈禧这样的皇太后更是一辈子不能见野男人，见也得挂个帘子或者立个屏风挡着些，总之王照疯了，脑门不是被驴踢过，就是被门夹过。按天朝惯例，王照这样的低品级官员的奏折，应该由其本部堂官代奏。问题是他的最高领导、礼部尚书怀塔布与许应骙等人平日就反感王照那副“新政”的狂热劲头，一看他的奏折内容，更烦他了，扣下了他的奏折。
光绪闻听，敢扣我奏折？为了树立威信，更为了杀鸡给猴看，遂于七月十九日（9月4日）下旨：罢免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为首的六堂官，六品的礼部主事王照越级提拔，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又踢了一脚：着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虽然只是办理文书的官员，但实权不可小看，所以被人看作是维新四贵。在太后那边看来，光绪很有些“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嫌疑。
“党委”不是那么好踢的。事实上，光绪最近一系列的过猛动作已经惹得老佛爷上火了。礼部六堂官都是一二品大员，光绪不通过老佛爷就踢掉他们，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啊。老佛爷走过了多少大江大河：肃顺那八个男人斗不过她，小叔子奕訢斗不过她，就是那老实的东太后，也于光绪七年（1881）过世了。现在光绪想跟她斗，羽毛还是差了些。羽毛没想那么多，后党却想得很多很多。
后党那边，由于怀塔布兼管内务府，其妻女经常进宫陪老太后，据说怀塔布老婆还是老太后娘家亲戚什么的。总之，很得老太后欢心。老公下岗，她就给太后哭诉去了，还添了一把柴：光绪帝会把满人都去掉的。老太后恼羞成怒，立即在颐和园召见那些被踢开的元老旧臣，据说这些大老爷们儿环跪到老寡妇面前，痛诉光绪的不地道。老太后听了，表面上还挺沉得住气，说：且忍两天，让我看看再说。嘴上这么说，但老太后的威权已受到伤害，她要给皇帝一些颜色看看了。
正好光绪到颐和园向老佛爷请安，便遭遇了严厉批评：“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循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光绪哭着回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101)
娘俩都不高兴。
光绪也知道老太后不高兴。其实他与老太后，都知道中国当自强，只不过在自强的方法与速度上意见不同罢了。列强环伺，外辱日甚，大清已没有安全感可言。就是在这种共识下，老太后才支持光绪变法的，但是在变法的过程中，娘俩反而更没有了安全感。光绪一动作，老太后就减少些安全感，就给光绪施加压力；光绪一有压力，自身就减少了安全感，就加快变法的步骤，更没了章法，于是老太后更没有安全感。这就是所谓的博弈。双方走什么棋子，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要走哪一步，而是对方要走哪一步。
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慈禧密派自己的两个亲信怀塔布和内务府大臣立山前往天津会见荣禄，商量老太后重新出山“训政”的事儿。事实上，荣禄在被任命为北洋大臣前后，就几次三番的请慈禧重新垂帘听政了。据说老太后有些不好意思，说：“非图安逸，恐又招揽权之讥。”荣禄的回复是：“揽权者，臣下之谓也，非所谕于太后。明事之人断无是言，不明事者何足轻重。”(102)
不愧是太后的宠臣，这话说得老太后很受用。中国官场从来不缺这类屁精。
不过从老太后这边的动作可以发现，他们是随时准备兜剿光绪让他靠边站的。而光绪呢，在一群二百五的忽悠下，加快了靠边站的步伐，当然他们自己认为是乘胜追击，康有为与谭嗣同等军机章京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令维新人士入值其中，讨论政事，就像当年雍正另设军机处架空内阁一样。
缺少经验的光绪当然任由他们拨拉，他同意开设懋勤殿，并决定于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赴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而在此之前，康党方面就开始了配合动作，觅人缮折推荐维新党人入值懋勤殿，怕人写不好，康有为就代拟。所上的折子，不外是推荐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黄遵宪、徐致靖、麦孟华、宋伯鲁一干人等。跟后来梁启超骂袁世凯称帝一样，所谓的推举，就是自推自举。没有不透风的墙，朝廷高层人士之间很快知道维新党人另立“中央”的事了。更加诡秘的是，有关天津大阅兵之际慈禧太后会对光绪下手的传言也有了。以致直到如今，还有人怀疑这是后党给帝党设的一个圈套，逼他们露出马脚好借机下手。我倒觉得，老太后对付光绪，根本用不着设套的，因为后者根本不是等量级的对手。但不管是不是套，广东小人还真上当了：老东西妨碍变法，咱得除掉她才行。如果有八千人带兵围住颐和园，事情就好办了。也许，天津兵变的谣言真是康有为自己造的，目的就是为自己的兵变制造合法性？
不管是否合法，老东西却不是那么容易除掉的。帝国的北洋军队掌握在老东西的亲信荣禄大人那里，人家俩一奶同乳呢。慈禧太后不是吃素的，荣禄更不是吃素的。但是病急乱投医的广东小人康有为慌不择食，选择上了荣禄的下属、正在天津编练新军的河南帅哥袁世凯。除此之外，还动员王照前往游说荣禄另一下属、北洋三军之一武毅军的统帅聂士成，为王照所拒绝。林旭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提名荣禄第三个下属、统领甘军的董福祥，谭嗣同认为不可。其实拉袁世凯，谭嗣同也认为不可。但是实在没什么人可拉了，而且康有为认定袁世凯是可用之人，所以袁世凯就成了改革派最后的救命稻草，这对袁世凯来讲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康有为在捞这草时，还用了最弱智的方式，派自己的亲信弟子、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前去小站现场考察。袁世凯这辈子，除了被他大儿子哄过，天天看大儿子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一份假《顺天时报》；被手下一帮马屁精哄过，以为全国人民都巴望着他做皇帝外，都是他哄别人啊。他与徐仁禄的谈话，那是滴水不露。徐仁禄甚至用小屁孩才用的方式挑拨说：“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因何与荣不洽啊？”袁沉稳如水地回答：“啊，是这样的，原先翁同龢欲增加我兵权，荣禄说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结果徐仁禄回去汇报说此人可用。(103)于是，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皇帝发出召见袁世凯的谕旨！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这一天，光绪赴颐和园向太后请安，本欲乘机就有关懋勤殿事宜向慈禧请示，但发现太后神色异常，连一句话都不给自己说。光绪感觉不妙，懋勤殿一事未敢申说。
七月三十日（9月15日），感觉不妙的光绪帝召见杨锐，赐一道密诏给维新党人，全文如下：“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指将礼部六堂官革职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104)
这就是传说中的衣带诏。这个版本是杨锐儿子杨庆昶保存下来的。政变时杨锐遇难，密诏由其子杨庆昶保存，缝在门生黄尚毅衣领中，扶柩回籍。宣统元年（1909），庆昶与黄尚毅缴手诏于都察院，才为世人所知。
但是康有为事变后出示的密诏却与杨家的版本不一样，据《康南海墨迹》记载，全文如下：“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105)
对比杨氏版本的密诏与康梁版本的密诏，具有很大的不同：
赐给杨锐的手诏是令四章京筹商办法，根本没提康有为。而且光绪帝的意思是如果改革太快，惹老佛爷不高兴，自己皇位可能不保。所以责诸位筹商不拂圣意之良策，“密缮封奏”，“候朕熟思，再行办理”。
康有为公布的“密诏”中，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想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被抹掉了，只剩下“今朕位几不保”，“速密筹设法”的紧急呼救，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为”。
这显然是康有为流亡海外之后，出于政治需要对密诏作了篡改。事实上，政变结束后不久，流亡日本的维新党人王照就指出，康梁所公布的光绪帝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也”。(106)今天的学界差不多也确认了这一点。但我们难免奇怪，这至关紧要的密诏仅是发给维新新贵、军机四章京的，连康有为的名字都没有提到。更奇怪的是，康有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个衣带诏。等他看到时，已是三天之后了。
八月初一（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据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也称《戊戌日记》）载：“上垂询军事甚详，均据实对。”(107)之后，皇帝发下谕旨，着开去袁世凯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这道谕旨不仅使袁世凯升迁，而且使他脱离北洋大臣荣禄的控制而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这些动作，不刺激太后才怪，老太后这边的人不傻，密切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等所谓的宗室王公几次到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荣禄更是自袁世凯进京后就制造英俄海参崴开战、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的谣言，要求速调袁世凯回津布防。同时，调聂士成军驻天津、董福祥军驻长辛店。嗯，现代职场怎么说来着？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也不可以没有啊。双方就这样瞪上了。
八月初二（9月17日），袁世凯谢恩，二次蒙光绪召见。按袁世凯日记，光绪心情很好，笑着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108)如果说前半截是夸袁世凯的话，那么后半截便是明显的在挑拨袁世凯与其曾经的顶头上司荣禄的关系了：以后你就不归荣禄管了！袁世凯当然没啥可说的，只有磕响头的份儿了。
当天，光绪还干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他发了一明一密两份谕旨，催促康有为离京赴沪办报去。我们先看那道明发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试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钦此”(109)明谕的同时，光绪帝还命令林旭将一份密谕带出：“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衷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110)变法正紧张的节骨眼儿上，光绪让康有为跑上海考察办报事宜，是有些怪。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光绪在杨锐的建议下，想用促康离京来缓和矛盾，作为继续变法的妥协。也有人认为，光绪迫于慈禧压力，想以此表白自己与康并没有更深的联系。还有人认为，光绪对康在京过于招惹是非已有不满，想把他赶走，省得整天听他聒噪。因为康在变法期间，上了大量奏折，言辞激烈，断发易服迁都改年号等主张都说出来了，这些已经涉嫌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了，至于迁都，更是儿戏一般。他要求光绪领着他们几个维新党人跑上海，就地组织新政府。虽然近似儿戏，但康有为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用心则昭然若揭。这狂圣，以为天下皆傻瓜，就他一人有心眼儿呢！
当天，康有为没有见到密诏，只于晚间回家时看到了明谕。一帮子维新人士在宋伯鲁家饮酒唱曲，“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111)唉，文人干政，也就这么大的本事了！
八月初三（9月18日）上午，康有为终于看到了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抄件和皇帝促他离京赴沪的密谕，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谕就不说了，反正是昨天才发出的，且有昨天的明谕通知。关键是光绪的这个衣带诏，也不知杨锐咋搞的，在手里窝了三天之后才拿了出来。一干维新人士捧读之后抱头痛哭，哭到“不成声”。(112)他们就是一干半吊子知识分子，没有实权，更没有军权，实在没有万全的办法啊！最后决定，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说袁勤王。虽然康梁事后一直不承认他们有兵变计划，但兵变计划确实有，而且也并不是看了衣带诏后的临时生智，而是之前就有酝酿，只不过这个时候才定下来而已。按谭嗣同好友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政变前夕他到达北京，康梁等正在紧张地筹划政变密谋，并要求素有反清之志、与会党有联络的毕永年参加，先是要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毕提出自己一个生人去了没法工作；后来又要求毕当袁带兵包围颐和园时，带领壮士进园去捕杀慈禧。虽然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中有些细节被某些学者考订出了错误，但是康有为要把袁世凯培养成当年废武则天的羽林军将领李多祚，把毕永年引作袁世凯的军变助手则是可以确认的。按毕永年的《诡谋直纪》载，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康有为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113)
康有为要做历史上的张柬之，倒是符合他的心性的。只是有三点我们还不太清楚。第一点，废后之事，光绪是否知情。第二，太后天津阅兵废帝之事是否真实。第三，如果前两点确立，那帝与后之间，谁先想废谁来着？变法前夕光绪与太后一个赌气说宁肯不坐皇位也不做亡国君，一个说他不想坐我还真不想让他坐呢，这只能看作是娘俩个的赌气话，当不得真。有人认为，变法期间，北京纷传所谓的天津阅兵乃是太后“兵变”废帝的预谋，所以康有为才萌生出“武力废后”念头。不过也有人认为，所谓的天津兵变乃是康有为故意造的谣，为自己的兵变制造合法性呢。后一种推测更为合理，还是那个理由：老佛爷想废帝，在北京就行，根本不用跑到天津，那不脱裤子放屁吗？事实上后来的政变，老佛爷就是在北京完成的，干净利索。
相形之下，康有为引袁世凯搞兵变，就比老佛爷差远了，有些孤注一掷的劲头。他派出的赌手是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虽然贵为省长儿子，但打小没少受后娘的虐待。他是维新派中最激进的了，甚至邹容、陈天华这样的革命党都受了他的影响。如果说康有为最不愿意中国走法国的革命之路，那么谭嗣同却最欣赏法国大革命中流血之痛快，他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始泄万民之恨！”(114)
按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之《谭嗣同传》，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很具有武侠色彩。
“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115)
当然，按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也称《戊戌日记》），谭嗣同看起来就不美了，且有些既疯且病的嫌疑：
初三晨……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
……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谭以相法，谓予有大将格局，继而忽言“公初五请训耶？”余以现有英船游弋海上，拟具折明日请训，即回津。谭云：“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急询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予闻失色，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效，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云：“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断不足信。谭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为荣某所格，上常谓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耳。此次超升，甚费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公商之。”
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因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谭云：“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予又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谭云：“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予谓：“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覆告你如何办法。”谭云：“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覆命。”及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大概语意，一若四人请急变法，上设婉词以却之者。予因诘以：“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谭云：“朱谕存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予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以待入奏，几至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云：“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予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116)
两个版本的记载，我们信哪个？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1898年9月29日），距谭嗣同夜访十一天，距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就义一天。也可能正是六君子洒血菜市口让袁世凯产生了动笔的念头，因为他没写过其他日记，只有这么个《戊戌纪略》。《戊戌纪略》为当事人亲笔所记，属于第一手资料，袁世凯信誓旦旦地保证过其真实性：“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自书记后，并交诸子密藏之，以征事实而质诸词。”(117)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的相关情节，当据谭嗣同转述，且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追记，属于第二手资料。而且梁启超二十年后坦承他的《戊戌政变记》并非“信史”，因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118)有意味的是，后世国人与学者愣是不信这些邪，梁启超自己都说不真，我们偏要信；袁世凯口口声声保证真，我们偏不信。宁信梁启超的“感情”说，不信袁世凯的“真实”说。个中原因很简单，袁世凯称了个帝，就被世人认作大伪。世人的逻辑是，大伪之人必无小诚，所以，袁世凯即使说了真话，大家也不认的。经史学界多方求证，现在终于确认：一、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主要情节可靠，而梁启超有意隐瞒；二、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仅在少数问题上有掩饰和美化。
不管信哪个版本吧，反正历史没有信维新派。维新派信了袁世凯，但是袁世凯不信维新派。或者说，袁世凯更不信自己。康有为这样的书生可以孤注一掷，袁世凯这样的大员却必是谋定后动。
八月初三（9月18日）的白天，谭嗣同夜访之前，袁世凯也没有闲着。他给张之洞发了个电报，大致意思说，后天皇帝接见，他将向皇上推荐张之洞来京主持新政。老谋深算的张之洞立刻回电跟朋友交代，你一定得给我拦住这事儿，“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119)张之洞不愿来北京蹚浑水是一定的，但是他这期间竟然有比维新派还大胆的举动，他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商定了一个合作计划：由日本方面派参谋给中国训练军队、兴办军事及民用企业；中国方面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等。另据日本那边的学者研究，庚子年间老张同志居然也冒出趁乱称王称帝的念头来了。一句话，让张老混水摸鱼还是可以的，但是让他站到混水中由人摸他则是不可以的。大家都是高干，不像康有为那么头脑简单。
这天，袁世凯除了与张之洞拍发电报外，还接到了荣禄发来的电报，声称近来英国船在天津外港大沽口活动频繁，请袁赶紧回天津布防云云。这一切，肯定让袁世凯感觉脊背发凉，两边都跟催命鬼似的。
还是八月初三（9月18日）这天，老太后也没闲着。据时人笔记载，李鸿章亲家、御史杨崇伊试图以危词耸太后听政，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祈代奏。一是他不能自行递折给太后，二是太后归政了，颐和园里根本没给她设置奏事处。奕劻不太愿意给他代奏，面呈难色，崇伊就讹上了，说：“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劻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太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太后犹作犹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120)这一看就坏菜了。
为什么呢？
杨崇伊在折子中除了辱骂康有为举办的大同学会和南北强学会不干人事之外，还给太后讲了两条最吓人的：第一，珍妃老师文廷式及康有为等与海外乱党孙中山都是穿一条裤子的，他们外奉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第二，传说皇上要给东洋故相伊藤博文事权呢。“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121)
真正让太后不安的，可能就是这两条。因为看杨崇伊的折子前，她就听说了一个传闻，说康有为和总理衙门大臣主持外交的张荫桓已经跟日本人讲好了，由巡弋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送上军舰。据说这个计划需要得到伊藤博文的首肯，据说伊藤博文向张荫桓提出的条件是，中国皇帝在接见他伊藤博文时，须亲口向他提出这个要求。这个传闻看起来有些邪门，世界上哪有这样公开搞政变密谋的！但是老太后毕竟是道上混的，特明白防人之心不可以没有，害人之心更不可以没有。何况甲午战前朝鲜就发生过类似的事儿，袁世凯直接把人家朝鲜摄政王大院君逮到了中国。再说了，老太后好歹也是读过些历史的，当年张柬之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的故事，她也不是不知道。
老太后知道光绪要在八月初五（9月20日）接见伊藤，都经过她批准的，对于日本绑架她的传闻，也可以不信。但是凡事就怕联想。杨崇伊奏折中的两条合并到一块儿，脉络就有了：孙中山正在日本忽悠革命呢，这伊藤博文又是从日本来的。康有为若与孙中山穿了一条裤子，那伊藤博文就值得怀疑了。
伊藤博文，日本明治维新之父，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四任首相。光绪二十四年（1898），辞官赋闲的伊藤博文踏上了访问中国的行程，中经朝鲜，于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到达北京。由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中国宜聘请伊藤做顾问，必要的时候付以事权。所以维新人士提前就造上势了，有御史李岳瑞等上书，请求朝廷聘请伊藤博文做客卿云云。按道理来讲，即使光绪聘请伊藤了，那也相当于现在的球队请个外援或者外教，或者干脆就是模仿战国养士的传统了。可顽固派们不这么想，他们认定李岳瑞是汉奸，伊藤是卧底，所以一干人等密切关注着伊藤的动向！
八月初一（9月16日），康有为曾赴日本使馆拜会过伊藤。伊藤问你们折腾这么长时间了，这变法咋就一直变不动呢？康有为说，老太后掣肘，光绪无权，顽固大臣阻挠，并请伊藤觐见慈禧时给帮忙说合一下，就说光绪皇帝是个好人，我们维新派也都是好人，变了法，才能像日本那样强大等。伊藤答应了。但是康有为亲自拜访伊藤，应该是他变法期间比较臭的一棋，有失无得。怎么说呢？他拜访伊藤，太后不可能不知，这只会更加引起慈禧太后的猜忌。
可惜维新派不明白这一切，他们正在改革的路上末日狂奔呢。伊藤与李提摩太还商量着向康有为建议组建“中美英日合邦”，康有为一听就同意了，他可能是把这个合邦当作战国的合纵连横了吧。总之，帝国的政局在康有为这马首的带动下，确实有些失控的意思。慈禧虽然不可能详知康有为葫芦里所有的药丸，但她的猜忌在杨崇伊奏折的碰撞下，陡然发酵。她当即决定由颐和园还宫。
传统说法，认为慈禧是在八月初六返宫发动政变的。也就是说，是在袁世凯八月初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又于八月初五晚上向太后告密后发生的。除此之外，还有两种非传统说法，一种是八月初四早上返宫，一种是八月初四下午返宫。传统说法基本上被否定了，后两种非传统说法，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吧，总归是杨崇伊的奏折引起了政变。当然也有人认为袁世凯初三后半夜或者初四就在北京告了密。告密的对象可能是世亲王礼铎或者庆亲王奕劻，但因缺少证据而认同者少。
据说慈禧太后八月初四（9月19日）回宫的时候，光绪皇帝正准备赴颐和园请安呢，闻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乃仓皇而返。太后见面就劈头盖脸地骂上了：“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嗫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122)
从骂的话里可以发现，太后知道康有为图谋劫持她的传闻，只不过尚无证据罢了。骂过之后，太后即宣布训政。所以八月初四这一天，光绪即丧失了人身自由，只不过待遇还不是很差。其亲政大权，也被剥夺个差不多。之前的亲政虽然需要时时请示，但好多事都是事后汇报。现在一切都变了，太后初五日即“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123)也就是说，太后回宫的第二天，已经实际性的开始训政了。
八月初五（9月20日），光绪在勤政殿接见伊藤博文。陪同接见的有军机大臣廖寿恒、王文韶、裕禄和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张荫桓（除了张荫桓属帝党，其余都是后党）。当然，慈禧太后坐在屏风后监听。如此训政下，光绪与伊藤也只能相互客套了。据伊藤博文的《谒见清国皇帝陛下始末》载，双方对话如下：
伊：外臣博文，此次来到贵国，原为漫游。今蒙召见，殊为荣耀。窃以为，大皇帝变革旧法，力图富强，其于保全亚东之局面，实为至要。博文一待回国，入奏我大皇帝，我大皇帝必自由衷欣悦。博文敬祝大皇帝圣寿万年。
帝：久闻贵爵高名，今日得见，深感适意。
伊：今辱召见，龙颜咫尺，在臣亦荣幸之至。
帝：贵国大皇帝御体可好？
伊：为今日之漫游，臣曾参内乞暇，龙体甚是安泰。
帝：贵国维新以来之政治，为各国所称许。贵爵之功业，万国亦无不佩服者。
伊：辱驾过奖，惶恐之至。臣不过仰奉我天皇陛下之圣谟，聊尽臣子之职分而已。
光绪帝与庆亲王耳语片刻，说道：贵我两国，同在一洲，居至亲至近之地。今我国正值变法之际，必要处，还欲一闻贵爵之高见。希贵爵深体此意，就变法之顺序、方法等事，详细告知朕之总理衙门之王大臣。
伊：敬领谕旨。王大臣等若屈尊垂问，以臣所见，苟有利于贵国，必当尽心奉陈。
帝：与贵国同心戮力，永保邦交，是朕所至望。
伊：我国天皇陛下之圣意实亦如此。臣确信，由此普及两国之臣民，交谊更易日加亲密。
帝：贵爵滞留此地，还有几日？
伊：预定滞留阙下两个星期，尚有七八日。
帝：贵爵以往到过我国何地？
伊：十四年前曾来北京一次，此后多次途经南方上海等地。
帝：此次还要游历何处？
伊：预定由烟台去上海，再由上海溯游长江一带。
帝：朕望贵爵一路平安。
伊：敬谢大皇帝厚意。(124)
诸大臣中唯一懂英语、会翻译的是张荫桓。这家伙光绪十二年至十五年（1886—1889）出任过驻美公使，听说出使俄德荷奥四国大臣洪钧（这家伙出任时随带的小妾就是赛金花，赛金花干脆学会了几国外语）立志学英语且有所成时，他也刻苦上了，不但通晓上了英语且给美国政要写的英文信也是呱呱叫。他与伊藤互用英语交谈。接见前的引导及接见后的告退，都由他主持的。他不但与之握手，还挽其胳膊，虽然这是西式正常的外交礼节了，但在太后眼里，自然有些狐疑了。跟日本鬼子挽手牵臂，嘀嘀咕咕的，是不是真的有劫持密谋呢？
真的有，但却不是动用伊藤！还是同天，按之前的安排，袁世凯要入宫请训，请训之后就可以离京回任了。袁世凯的请训安排在伊藤之前进行的，这是袁世凯第三次蒙光绪皇帝召见。同时，这也是谭嗣同夜访之后袁世凯第一次见皇帝。按袁世凯的《戊戌纪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时允诺，为了打消袁世凯的怀疑，他保证初五请训时皇帝必面给袁世凯一道朱谕。
有人记载，光绪这次召见袁世凯时，真的给他“杀荣禄，除旧党，起兵勤王”的密诏了。这个倒是可以有的，但问题也不少：
第一，这个时候光绪已在训政之下，还有给袁世凯密诏的机会吗？
第二，这个密诏相当隐讳，光点荣禄之名了。袁世凯具体怎么执行呢？
按台湾学者黄彰健推论，光绪当然不会直接给袁世凯下诏让他干掉太后，他既没那个心，也没那个胆。但是维新人士会拐着弯儿让袁世凯从中体会出这样的意思来。他们是这样策划的：由维新人士写一个奏折，就说圆明园虽然被烧了，但传说我高宗乾隆皇上修圆明园之初，尝于殿座之下，存有黄金纹银各一窖，年久遂不知处。但幸得一些老苑户指点，如果我们按他们的指点，把地窖藏金挖掘出来的话，能派诸多用场呢。就让袁世凯派军队于初八动手干这个事吧。皇上最好在初五袁世凯请训的时候就面谕他。按照维新派的策划，袁世凯得到皇帝的掘金朱谕，就会意会到这是对他劫持太后的暗示了。至于掘金者，维新派可以通过袁世凯，让维新派的杀手毕永年带人混进掘金队里去。圆明园掘金是假，从圆明园杀向颐和园劫持老太后才是真。这个也可以有，而且据孔祥吉考证，档案馆里还真有杨深秀这么一个折片，记档时间乃是八月初五。但没有提名让袁世凯来掘，也没说动手的时间。这个估计要由其他维新人士来配合了。
变法最关键的时候，杨深秀上这么一个掘金折，确实好生奇怪。但是据袁世凯日记，他压根儿不信皇帝会有那密诏，全是康梁等人捏造的，但是他忘了，谭嗣同所谓的初五必有面谕，却不可能是诳他玩儿的。袁世凯在自己的日记中说：“如任若辈所为，必至酿生大变，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词意，冀可补救。”看意思，他要劝劝皇上，别给他们带坏了。所以初五日请训，他的奏对果真是劝说词：古今各国变法不容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皇上忍耐待时，步步轻进。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太急，易生流弊。况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据说上为之动容，但却没有什么答谕。最后，他就请安，退下了。(125)
袁世凯的说辞，果真是老成之言。而且，虽然张之洞拒绝了，他还是推荐了张之洞。不过让人奇怪的是，光绪居然没什么答谕。这一点很反常。光绪是由于已丧失人身自由故不再说什么了吗？还是袁世凯出于保护光绪的目的而隐藏了光绪对他的答谕？
袁世凯退下之后，即赴车站，抵津，日已落，即找荣禄略述内情。还没说完呢，荣禄处有了客人，袁世凯只得退回。第二天，两人再次见面协商。认定“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126)
这就是所谓的袁世凯告密。据他的记载，他始终不相信皇帝有废后的心思，全是维新人士捣的鬼。如果说康有为事后死不认账的第一动机是为了保护光绪，那袁世凯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有密诏他也不会记的，干脆说皇上没有任何“答谕”。
八月初六（9月21日），光绪被引到老太后处，遭遇了如下批评：“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127)看批评内容可以证明，荣禄那边还没有告密呢。因为太后只埋怨光绪脱离旧臣尽信小人。这顶多是个维新是否有术、用人是否有度的技术问题，还不是谋废太后、发动政变的政治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太后在随后的行动中，仅有以下两项：
第一，正式宣布重新训政，光绪皇帝靠边站。训政诏书以光绪名义发布，恳求老太后训政：“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社稷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128)
第二，下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
既没有捉拿夜访袁世凯的谭嗣同，给二康的罪名也仅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129)进红丸毒弑皇上云云。(130)待捉了康广仁，发现康有为已逃之后，通缉令才变成了“谋围颐和园，劫刺皇太后”。至于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命一体严拿惩办”(131)。
滑稽的是，就在当天，另一维新官员宋伯鲁还在上书呢，说李提摩太希望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为合邦，建议选通达时务、畅晓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事宜，请皇上速选地球人都知道的“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去和人家李提摩太及伊藤博文磋商去。
说真的，维新派还真有些超前意识，这都是二战后才兴起的一体化意识。如果弄成了，什么欧盟，什么美洲国家组织，什么亚太，又算个啥呢？
正式训政开始后的当天晚上，杨崇伊到达天津向荣禄出示训政之诏。一看老太后那边早动手了，荣禄与袁世凯感觉，想保全皇帝也不行了，而且再不揭密谭嗣同之事，自身不保，于是杨崇伊于八月初七（9月22日）乘十一时二十分的专列离津回京。本来当天早晨有令停止京津火车，以便捕拿逃逸的康有为，但杨崇伊一介御史，竟然能打破禁令乘专列回京，肯定是负有重要使命，那就是受荣禄之托向太后告密，粗略估算，太后应在当晚前后得到密报。据说，当天太后还单独审问光绪一次。应该是得到密报后，娘俩亲自对质上了。
八月初八（9月23日）慈禧太后有了大动作：
第一，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典礼。所谓的典礼，更像审判庭。慈禧拿出了查抄的各种信件，其中有杨锐、林旭依据皇帝旨意催促康有为离京的信函。太后问是谁的主意，光绪说是杨锐的主意。又问围园弑母一事，光绪说不知道。太后大怒，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瀛台，位于北京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之一的南海，四面环水，主体建筑涵元殿位于瀛台正中心。光绪从此除了早朝被拉去做太后的木偶外，其余时间均不得自由出入。
第二，密谕捉拿谭嗣同等人，先行革职，交由刑部衙门审讯。但我们现在见到的逮捕令是初九发出的，为什么迟了一天呢？很简单，非正常事件，走的非正常程序，先拿问，后补发的谕旨。而且当天并没有抓到林旭。
八月初十（9月25日），荣禄接到即刻来京的圣旨，其直隶总督一职由袁世凯暂行署理。
八月十一日（9月26日）荣禄离津赴京。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荣禄行前，他与荣禄相约，誓死保皇上。一方面，两人对光绪还是比较同情的，认为是维新党人害了皇上；另一方面，如果不保全皇上，康梁乱党不会罢休，外国人也会乘机干涉。
问题是荣禄所谓的保全既是暂时的，也是有限的。
所谓的暂时表现在，他接到进京圣旨的当天，清廷还发出一道光绪帝求医的上谕，这预示太后要废掉光绪帝了。而他进京后，光绪只是暂时没病了，可以随太后参加一些公务活动。之后，光绪就永远病了，老太后甚至给他找上了新的接班人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
所谓的有限表现在，荣禄建议无须审讯就杀掉谭嗣同等人，他的建议被接受了。荣禄怕在审讯中牵涉到光绪帝，但是光绪已被老太后审得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总之，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有负于我。
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康广仁同日弃市，是为“戊戌六君子”。
六君子中，杨锐是由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上来的，但他却是张之洞的门生，事发后张之洞急电盛宣怀，希望转请军机大臣王文韶出手营救，却来不及了。有些人由此认为杨锐死得有些憋屈。相当于甲方派到乙方的卧底，乙方不明就里也就罢了，甲方却也稀里糊涂，出手把己方派出的卧底枪崩了。不过严格说来，张之洞不算是维新的敌人。之前一直支持维新嘛，只不过，他是稳健派，不是速成派罢了。事后为了避嫌，建议狠狠制裁维新派，也是为了自保，因为好多人怀疑他是康党，可以理解。事实上，杨锐也跟老师张之洞一样，虽然支持维新，但与康有为在速度策略上有不同意见。所以他是百日维新中的制衡人物，一是维新班子中的权力制衡，二是维新运动本身的制衡。比如杨锐嫌其他维新同志太过激进取巧，不好合作，经常因林旭奏折激烈而强令他修改，甚至一直想抽身而退，但他是维新四军机中唯一被皇帝召对的人。只不过，康有为一路狂奔，他制衡不及，最后还是被当作激进的维新康党给报销了，这让张之洞心痛之极。事后恨极了康党，估计跟此也有关系。
刘光第也是陈宝箴推荐上来的（事后陈家可是倒了霉）。不愧是陈寅恪他爷，推荐的刘光第更是帅呆了：穷家的孩子，读书的才子，清官的料子，为人的君子。那边荣禄为保光绪而建议太后不审而处斩他们，这边不知情的刘光第则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叹息说：“吾属死，正气尽！”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132)监斩者无言以对。刽子手强按他跪下，他崛立不从，受刑后，头被砍了，身躯还“挺立不化”，被人传为“刘君不死”！
谭嗣同呢，本来能逃走，但是他没当回事儿。被捕前几天甚至与大刀王五筹划营救光绪一事，再说了，他早做好思想准备了，想做中国的公孙杵臼与日本的月照呢。曾跟梁启超交代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光绪皇帝）。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133)杵臼是中国经典故事赵氏孤儿中的男主角之一，月照是日本维新三杰西乡隆盛的好友，两个人都是为了大义，主动投死的。谭嗣同，清末四大公子之一就这样走上了不归路，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34)前面说过，他喜欢流血与暴力，这下总算遂愿了。在狱中，他写下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被杀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过来，说：“吾有一言！”刚毅扭过头，不予理睬。(135)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136)
杨深秀是六君子中比较激进的人，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有人劝他要韬光养晦，他的回答是：“本朝气数已一息奄奄待尽，尚能诛谏官乎？”(137)这一点他倒是判断错了，六君子中，就他是唯一的被诛的言官。历朝执政者一般不敢杀言官的，但老寡妇就敢。这叫小光棍碰上了老寡妇，人还是老的毒。杨深秀这人敢骂，说：“西后于穆宗则为生母，于皇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天子无以妾母为母者。”(138)一般人钦佩杨深秀，还有一点，是出于梁启超所言：“至八月初六日垂帘之伪命既下，党案已发，京师人人惊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撄其锋。君独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助大义，切陈国难，请西后撤帘归政，遂就缚。”(139)但是据孔祥吉先生查证，档案里至今找不到他的这份奏疏，所以我们只好存疑了。不过，有没有这份奏疏，都不影响我们对他的敬仰。
林旭是六君子中最年轻的，也比较激进，经常因为奏折的缮写问题与杨锐吵架。小伙子死时才二十四岁，仰天冷笑中走向死亡。林旭乃福建侯官人，小个子，面貌俊美，少孤贫、好读书，文章冠乡里，被同乡沈葆祯（林则徐女婿、曾任福建船政大臣）之子沈瑜庆发现，并为之倾倒，许以小女，招赘金陵。所以林旭既是林则徐的同姓老乡，还是林则徐的重外孙女婿，连荣禄都很爱慕他的才华，做福建将军时曾将其延为幕僚。问题是政府不待见这种优秀臣子，必欲杀之而保全自己的利益与特权。林旭死后，他那年轻貌美的娇妻、林则徐那多才而多情的重外孙女儿沈鹊应欲亲自上京收尸，被家人拦住。她以仰药、绝食的方式几次殉夫不成，终在哀毁中香销玉殒，时为1900年4月，距离林旭被诛仅七个月！享年也是二十四岁。
康广仁临死前在狱中以头撞墙，呼天抢地。这家伙也是个神童的底子，而且比老兄看得要透。变法期间，他看见老兄写书章写得辛苦，嫌他啰唆；见老兄所经营的维新事业遭遇的阻力太大，建议说：“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梁启超字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140)说得真好。问题是他这阿兄是圣人，早养成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结果，他就成了阿兄事业的第一道牺牲。他不甘心啊。因为他是六君子中唯一没做官的，也不是维新派的风云人物。不过在监狱里还是跟同人慷慨表示：“我等未必死耳，若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141)问题是死了中国也没有强，白死了。
八月十四日（9月29日），清廷公布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罪状，由八月初六谕旨中的“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升级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这应该是袁世凯补告后的结果！至于康梁的脑袋，也在谕旨中明码标价了：十万雪花银。活人奖十万，死尸也是十万！这一会儿，康有为刚刚逃到香港。
虽然事后的康梁死不承认这份升级的罪状，但历史是有缝隙的。杨天石先生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谭嗣同好友毕永年流亡日本后的《诡谋直纪》，交代了这一图谋。而且，康有为的准备是，报告光绪时只说执太后而废之，具体行动中则是执太后而杀之。这叫将在外，君的亲爸爸有所不爱！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与太后相继死去，光绪的侄儿溥仪做了皇帝，光绪弟弟、傅仪父亲载沣做了摄政王，之后便把袁世凯罢斥了。康有为试图上书摄政王，把自己当年的密谋稍作透露，毕竟光绪是载沣的同父异母哥嘛。但梁启超坚决反对这种透露，他认为，载沣虽然是光绪亲弟弟，但其摄政地位，却是西太后给予的。围园密谋一透露，你让人家往哪边站？往哪边站都不对嘛。还不如把屎盆子都扣袁世凯头上呢，就说围园密谋都是他造的谣，目的是为了自保。更重要的是，没有围园密谋，戊戌案才能平反，党禁才有希望开放。为此他要求老师跟自己统一口径：“以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142)梁启超这份统一口径的信，虽然首尾缺失了，但中间关键部分则保留下来了，被人收录到《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了，俺们河南帅哥袁世凯才不至于被他们一帮子维新人士继续一再地冤枉下去。
袁世凯冤枉也就罢了，问题是光绪充了最后的冤大头。光绪发出的衣带诏仅是让维新人士想变法良策呢，结果他们想的良策就是诛太后。诛太后也就罢了，没诛成，却给光绪惹来了一身臊，特别是光绪真正的密诏当时没有公之于世，世人知道的仅是康有为在海外公布的那道经过他篡改的密诏。这让光绪在太后面前咋也说不清了。康有为这个广东小人，就这样把光绪害苦了。光绪苦也就罢了，问题是所有的维新举措全部被废止，大清这艘大破船继续它的旧航道。
老太后葬送了维新，也葬送了历史给予大清的一次机会。老太后的宗旨是，宁让我负天下，休让天下负我！从此恨上了康梁，谈维新色变；由于英日方面掩护了康梁的外逃，也就捎带着恨上了这些外国。至于光绪这个负心儿，更是让慈禧恨得牙痒！
那根正说，她老姑奶奶有个大哭仁寿殿的故事。政变后，老太后有次在仁寿殿，当着百官的面就哭了起来，边哭边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她说：我没想到啊，你除了没吃过我的奶，我对你比亲儿子还亲，这些大伙都看着呢。俗话说燕雀反哺，今天我把你这个小雀雏哺大了，可你反过来要啄我的眼啊。(143)
据说她哭得惊天动地，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我没有在场，所以我不动容！为了保住你的眼，多少人失去了肝；为了一个老寡妇的眼，老大帝国沉没得拦都拦不住。一个人不高兴，全大清遭殃！
不管怎么说吧，老太后认为光绪负心，那就是负心。在中国，伦理都是政治斗争的武器之一，也是政治忽悠的幌子之一。母慈子孝什么的，都是统治者教化老百姓的，至于他们自己，根本不在此列。在中国，刑不上大夫，礼也不上大夫的。阮籍大家都知道，当时社会规则是叔嫂不通问，他回家省亲则专门与嫂嫂见面告别，遭到别人讥笑后，他说：“礼岂为我辈设耶？”士大夫如此牛逼，玩的就是个另类心跳；至于皇家，更是不堪了，你见过哪个皇家子弟真正讲礼的？讲也是政治需要，装给百姓看的，爹亲娘亲不如老太后亲，其实就自己亲。光绪被囚后，口吃的内阁学士联元在慈禧面前进言“皇帝当保全”，伶牙俐齿的太后当即反驳：“皇帝当保全，予不当保全耶？”可怜的联元口塞而出。(144)
总之，光绪与老太后之间，就是玩命的关系，就看谁能玩过谁了。而事实证明，光绪玩不过老佛爷。俩人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用马士的话来讲：“皇上打得虽狠，但是乱打，而西太后打得既狠又准！”(145)打的结果，光绪一方主要人员伤亡如下：光绪本人下岗圈禁，永不叙用；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康广仁被斩，做了君子；翰林院侍读学者徐致靖永远监禁；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礼部尚书李端棻（梁启超中举时，主考官是李端棻，李对梁一见钟情，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嫁给了梁）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学政徐仁铸、庶吉士熊希龄、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工部员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张元济、已开缺的户部尚书翁同龢概行革职永不叙用；吏部主事张三立革职；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开去差使；候补四品京堂王照查抄家产，革职拿问，但是人却跑了。康梁虽然也跑了，但是政府悬赏十万雪花银购其项上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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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86—1087页。(www.xing528.com)
(2) 同上，第1087页。
(3) （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32页。
(4)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87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6)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7页。
(7)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05页。
(8) 谢俊美：《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2页。
(9)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27页。
(10) 同上，第1553页。
(11)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89页。
(12) 同上，第1406页。
(13) 同上，第1643页。
(14) 同上，第1673页。
(15) 刘耿生：《光绪事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0页。
(16) 潘向明：《清史编年·第11卷·光绪朝·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页。
(17) 同上。
(18)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127页。
(19) 同上，第2463页。
(20) 潘向明：《清史编年·第11卷·光绪朝·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7页。
(21) 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22)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290页。
(23) （美）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24) 德龄原著：《瀛台泣血记》，秦瘦鸥评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25)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26) 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慈禧曾孙口述实录》，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29页。
(27) 同上。
(28)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2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6页。
(30) （澳大利亚）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31)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29页。
(32)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33) 权赫秀：《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34) 朴真等：《朝鲜简史》，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35)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7页。
(36) 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6页。
(37) 同上。
(38)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三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7页。
(39) 同上。
(40) 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41) 来新夏：《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42)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08页。
(43) 佚名：《清末实录·外十一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44) （澳大利亚）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45) 王树增：《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46) （澳大利亚）雪珥：《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
(47) （澳大利亚）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176页。
(48) （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4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09页。
(50) 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慈禧曾孙口述实录》，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51页。
(51) 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慈禧曾孙口述实录》，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62页。
(52) 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慈禧曾孙口述实录》，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07页。
(53) 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慈禧曾孙口述实录》，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07—108页。
(54) 商洐瀛：《珍妃其人》，选自《稗海精粹：落日残照紫禁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55)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7页。
(56) 同上。
(57) 屈维英：《皇家医事：清朝宫廷医案揭秘》，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93页。
(58) 于善浦：《珍妃》，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59) 于善浦：《珍妃》，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60) 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慈禧曾孙口述实录》，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13—114页。
(61) 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慈禧曾孙口述实录》，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35页。
(62)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63) 于善浦：《珍妃》，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64)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206页。
(65) 商洐瀛：《珍妃其人》，选自《稗海精粹：落日残照紫禁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66)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2页。
(67) 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68) 同上，第9页。
(69) 梁鼎芬：《康有为事实》，选自《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7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190页。
(71) 陈永正：《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
(72)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73) 梁启超：《自由心影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
(74) 同上。
(75) 同上，第356页。
(76)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60页。
(77)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36页。
(78) 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3页。
(79) 张之洞：《劝学篇·附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146页。
(80)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
(81)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96页。
(82) 谢俊美：《翁同龢日记删削改篡影印出版的真相》，选自《二十世纪翁同龢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2页。
(83) 同上。
(84)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82页。
(85)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992页。
(86)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选自《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页。
(87)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页。
(88) 清华大学历史系：《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648页。
(89) 辜鸿铭，孟森：《清代野史·第四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902—1903页。
(90) 闵杰：《戊戌风云》，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63页。
(91)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44页。
(92) 苏继祖，梁启超，袁世凯，陈庆年：《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93) （英）濮兰德，（英）白克好司：《慈禧外纪》，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135页。
(94)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选自《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页。
(95) 苏继祖，梁启超，袁世凯，陈庆年：《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96)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34页。
(97) 苏继祖，梁启超，袁世凯，陈庆年：《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98) 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99) 同上，第40页。
(100) 苏继祖，梁启超，袁世凯，陈庆年：《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101)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选自《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377页。
(102) 苏继祖，梁启超，袁世凯，陈庆年：《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103) 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104) 紫禁城档案编委会：《紫禁城档案·第四卷》，西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2页。
(105) 紫禁城档案编委会：《紫禁城档案·第四卷》，西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1页。
(106) 同上，第1483页。
(107) 袁世凯：《戊戌日记》，选自《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108) 袁世凯：《戊戌日记》，选自《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109)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110)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9页。
(111) 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112) 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113) 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114) 王建华：《谭嗣同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115)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8页。
(116) 袁世凯：《戊戌日记》，选自《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70页。
(117) 袁世凯：《戊戌日记》，选自《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11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119)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卷二百二十六·电牍五十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54页。
(120) 徐一士：《戊戌政变遗闻》，选自《亦佳庐小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6页。
(121) 杨崇伊：《掌广西道监察御使杨崇伊折》，选自《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1页。
(122)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选自《稗海精粹：落日残照紫禁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123)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1页。
(124)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5—236页。
(125) 袁世凯：《戊戌日记》，选自《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126) 同上。
(127) 戴逸：《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
(128) 许指严：《垂帘波影录》，选自《稗海精粹：落日残照紫禁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129)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1页。
(130) 梁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选自《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131) 同上，第57—58页。
(132) 《刘光弟集》编辑组：《刘光弟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5页。
(133)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9页。
(134) 同上。
(135) 同上。
(136) 邓忠先，王益志：《紫禁城档案：宫廷隐私》，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137) 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38)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0页。
(139) 同上，第101页。
(140)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96页。
(141) 同上，第97页。
(142) 刘振岚：《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143) 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144)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选自《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145)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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