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广东小人考秀才三次，成功起步

从某些方面来讲，大清国得感谢小日本。没有小日本的刺激，大清国睡得更沉呢。只不过，动机与结果，从来不是一码事。

经受了中日战争的刺激，光绪强国富民的愿望更加迫切。就跟久病乱投医似的，他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祖父做过训导，乃八品学官，教育局工作的；叔祖父做过广西巡抚，封疆大吏；父亲做过候补知县，不幸早死。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康有为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主旋律教育。不说其他，单说背唐诗，就比同治帝的那位阿鲁特皇后强多了，据说五岁就会背百首。七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了，人称神童。这神童动不动圣人长圣人短的，并发誓要在三十岁之前读完所有的圣贤书（也就他家书多，普通百姓家里一张纸都难见的，他家则家藏万卷；叔祖父家更多，家藏两万卷），于是被乡民外号曰“圣人为”。不过神童科考起步就不顺利，考了三次，十六岁才考上一个秀才（监生）。就这秀才似乎还是打了折的，因为有人考证他这秀才不是考的，而是买的；还有人考证他是个荫监生，就是说，不是掏钱买的，而是因家庭原因得来的。清制，一是父亲官职达到一定级别，可以有一子不经过考试获得监生资格，叫作恩荫；二是父亲殉了国难，也就是做了现在所谓的烈士，可以有一子不经过考试获得监生资格，是为难荫。问题是康圣人父亲的那个知县仅是候补，殉国难的也仅是他的祖父而非父亲，而且祖父殉国难之前，康有为已获得监生身份了。所以我们还是认定，这监生是康有为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的吧。也不知广东的考生多，还是其他缘故，反正历史名人中，康有为三次才弄个秀才，那个洪秀全，考了四次都没成。洪秀全第三次考试失败后就得了失心疯，梦见自己成了上帝的第二个儿子。第四次失败后，就直接运动去了。可见当年广东“中招”的残酷性，康有为三考秀才，也算成功起步了。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

有为于十九岁时（1876）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三年之后（1879）再上，又失败。再过三年（1882），可能是不好意思了，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当时广东人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问题是易地考试也不行，有为还是名落孙山。

光绪十一年（1885），有为同志二十八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失败。这一年，中法战争结束。

三年（1888）又过去了，有为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失败。也就是这一年，康有为开始了自己科考之外的副业，他给皇帝上书了，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他认为中法之战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欲逼，势无及矣”。⁽⁶⁷⁾是谓第一次上书。康有为是对的，他知道，历史给大清的机会不多了，得赶紧改革，否则玩儿完。康有为之所以有了改革思想，乃是由于读书科考之余他走出书屋开始了游学并接触了西学。1874年，他就接触了《瀛寰志略》和从日本传来的《地球图》诸书；之后他游历了广州、北京与上海，甚至到香港旅游，既接触了广州著名的理学大师与北京的经世官僚，还接触了“江南制造局译书所”出版的各种西学书籍。既发现了中国的毛病，还发现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观之。”⁽⁶⁸⁾总之，西方文明的打击下，康有为疯狂地阅读西方书籍，考求西方文明，遂变成了中西合璧的夹心人，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成了一个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大字纸篓”给皇帝上书，就是希望中国向西方学习，否则永远打不过法国。奈何老秀才走得太远，整个天朝上下，认定了中法战争乃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也就是说，不是咱打不过法国，而是咱不打罢咧，还有，李鸿章谈判时卖国罢咧。总之，天朝上下宁要封建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封建主义的挨打，不要资本主义的打人。所以，康有为的上书遭遇的是讥笑与攻击：凭你个布衣酸秀才，还给皇帝上书，你也配吗？按照清朝体制，专折奏事是高级官员的特权，地位较低的官员只能呈请大吏、堂官代奏。康有为布衣上书，不在其位谋其政，或曰庶民干政，虽不是犯罪，但风险很大的。为了找门路，他给当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都投过书。近人梁鼎芬所撰《康有为事实》载：“康有为赴试京师，因不中举人，遂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已故工部尚书潘文勤公祖荫、现任大学士徐公桐、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前礼部尚书许公应騤、已故前出使英国大臣户部左侍郎曾惠敏公纪泽、礼部右侍郎志公锐、前国子监祭酒盛公昱，皆与康有为素无渊源，乃屡次求见，上书谀颂，诸公以康有为一年少监生，初到京师，遍谒朝贵，实属躁进无品，皆甚鄙之。潘公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此函人多见之。曾公尝告人曰：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徐公、志公见其言嚣张卑蹈，皆将原书掷还，都下士夫无不鄙笑。”⁽⁶⁹⁾

出于多种原因，梁鼎芬之文难免夸张，但诸多高官大吏不想正眼瞧康有为却也是实情。幸亏康氏后人捐出康有为的一些遗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当年的一些投文，比如致潘祖荫的函中云：“恭闻明公雄略柱天，真气惊牖，胸中有纵横九流之学，眼底有纬画八表之思，好士若渴，而能容度外之说，诚可谓魁垒耆艾之大臣也。……方今国势日微，民困未起，承唐宋千年之敝法，当欧墨百国之窥逼，公卿与国为体，此真延揽异才、搜求俊义之时，虽九九之术，滥竽之众，不患有所失，虽吐哺握发之勤，犹恐不及也。惟公左右接于目者，不知何如人；入于耳者，不知何如论。若使赐阶前之地，欲俯闻其说，固所愿也。或使备笼之选，欲少采其材，非所及也。惟裁察焉。诚许进之于门下，望赐时日，野人不文，谨猎缨束带以待，不胜鹤立悚息之至。”⁽⁷⁰⁾看看，康有为从潘祖荫手里挣得八两路费挺不容易的，马屁拍得老潘都要肿了。

不过也有例外，康有为得了翁的青眼。翁这个时候，乃当朝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还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至于家门，更是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翁氏名门，士林泰斗的。翁的青眼，可能影响一部分北京的士大夫。问题是翁是一个传统而保守的老官僚、大宰相，再青眼，也就是没翻白眼而已。看了康的上书，给他打了回票。书没上成，但对康有为来讲，则是一次成功的行为炒作。先说上书本身，在天朝的历史上，那是绝无仅有的事。所谓的诸子蜂起，处士横议，对知识分子来讲都是两千年之前的传奇了。从明朝开始，皇家就给读书人定下了规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人关心国家大事，给皇帝写信，那都是干政啊。康有为不怕，就这样干上了！至于书的内容，虽然光绪看不到，但是坊间却流传出各种手抄本来。

翌年（1889），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有为又在北京考棚出现了，还是失败。

从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十五年（1889），十几年的时间，有为六考六败（幸得心理素质好，否则早像洪秀全那样，精神分裂运动上啦）。上书递不到皇帝手里，虽然名声有了，但是，对康圣人来讲都是小菜。失望之余，他一度萌生去国之志，想赴美洲求学，或往巴西殖民，想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在这人鬼世界里继续忽悠。不过，他另有想法了。他估量当时的形势是：“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⁷¹⁾他认为“以国民之愚，而人才之乏也，非别制造兴国之才，不足以救国，乃决归讲学于粤城”。⁽⁷²⁾于是他对外宣布，不谈政治了。但是实际上，他的工作更踏实了。他要从讲学、发现与培养人才、理论与舆论准备等工作做起。

之前，康有为就做过蒙童塾师，也就是幼儿院或者学前班的老师。现在，他想做大学教师了。光绪十六年（1890），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在曾祖父康氏鹏（字云衢）留下的云衢书屋开始了讲学生涯。当时的广州，旧学书院有所谓的五大学堂：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等。这里需要把书院与学堂的概念厘清一下。书院是旧式学校，学堂是新生事物。甲午之战后，清朝一些官员反思到了教育制度上，有人提议整顿书院，有人提议改书院为学堂。后来康梁变法时，大力提倡建立新式学堂。洋务大腕、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出面搞折衷：建什么新式学堂，直接把原先的书院改成学堂不就得了？政府一听不错，于是诏令各级书院一律改为学堂。书院原先只学旧学经学，学堂乃是中西兼学。所以学堂就成了维新产物。康有为维新前在广州讲学，所谓的五大学堂还只能叫书院。而且清代的书院与其他朝代不同，基本上官学化了。这就是清政府的无耻之处了，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不由分说控制了学校教育。措施有三：一是学院经费来自政府，二是学院山长由督抚学政这类省长和省教育厅厅长聘请，三是书院的学生也由官方选择录取和考核。相形之下，康有为的云衢书屋乃是个体民办，但却难得的中西兼学。估计是上书皇帝的原因，学海堂的高才生程千秋慕名拜访了康有为。当时的学海堂可是不得了，道光五年（1825）由著名的汉学家、学者型官员两广总督阮元创办。它与其他书院不同，它不设山长设学长，总共设八位学长共同管理学校，算是真正的教授治校。学制也跟现在的研究生导师制差不多，分诗词、古文等四五个专科，学生可自选专业和导师，摒弃八股帖括，注重词章训诂等汉学功夫。没想到学海堂的高才生程千秋一见康有为就喜欢上了，过后给同学梁启超说，康有为的学说“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⁷³⁾在程千秋的介绍下梁启超登门拜见。是时，康有为是个三十三岁高龄的老秀才，梁启超是个十八岁的新科举人（1889年中式）。据梁启超回忆说，他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没想到一见老康，“先生用以大海潮音，作狮吼，取其所挟持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直驳得新举人小启超“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一句话，梁启超晕了，从此就退出了学海堂，且尽弃所学，师从康秀才一切从头学起了。用他自己的话：“生平知有学自兹始。”⁽⁷⁴⁾可怜的启超，按他所说，从小到大，晕的不止这么一次呢。童年时代，“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⁷⁵⁾这是应试教育。少年时代进了学海堂，专学的是训诂词章，“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这是学术教育。现在见了康有为，又“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迷上了康学，这是近代启蒙教育。师生两个就这样制造了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奇迹。如果说秀才约等于现在的中学生，那举人约等于现在的本科生。本科生拜一个小小的中学生为“硕导”，绝对是奇迹。康有为本来想做大学讲师，没想到一下子就被梁启超抬举为“硕导”了。中国传统，生以师贵，反过来，师以生贵。总之，康有为的名声马上就在广州唱响了，学生纷至沓来。扩招一次又一次，教室里容不下，迁址一次又一次。在程千秋与梁启超的帮助下，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移居广兴里，正式挂牌创立书院，是谓哄传海内外的“万木草堂”。当时的中国，开馆授徒讲学者颇不乏人，但是像康有为这样，连个举人都没考上，就要开馆授徒，却是没有的。所以他的举动遭遇时人的讥笑。不过，干事的人是不怕讥笑的，之前康有为以布衣身份还敢给皇帝上书呢，现在以秀才之身份，当然敢开研究生院了。

康“硕导”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二千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此他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孔子也。这老师够疯狂的吧。自己疯狂不说，还带动着学生群疯。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梁启超号“轶赐”，超赶子贡也；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上也；曹泰号“越伋”，超越孔伋（子思）也；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参当坐骑也。一窝师生闹得马蹄踏踏，世人侧目，呼之为“康党”。

康有为办学堂，自然要往里面塞私货，就是他的变法思想。改良就这样嫁接到了儒家思想身上。这样既可以引进西方政治思想与制度，还可以减少引进的压力与阻力。但是对于儒家思想，历史一直有个今古文之争。说到这个，得从秦始皇谈起。秦皇一统江山之后，还要一统思想与文化，是谓一个脑袋，一个主义，一个皇族。具体措施除了焚书坑儒，还有一个“书同文”：尽废原先各国之“古文”，而以秦人专用的今文（隶书）改写之，统一之。隶书抄写出来的儒家经典，就是今文经，它成了秦以后的官方理论；各国古书包括秦之前的繁体书（大篆小篆等），皆为古文，变成了禁书。汉惠帝时，古书解禁，以古文写就的经书纷纷出世，比如伏生与孔子家中所藏的壁中书，世上遂有古文经。今古文之争也就出来了。汉武帝听董仲舒的，于是今文经依然是官家学术，董仲舒专治《春秋·公羊传》（春秋经除了公羊，还有谷粱传），算是今文学家的鼻祖了。之后刘向、刘歆父子从国家图书馆里整理出了古文经《春秋·左氏传》，希望把它与《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颁入太学，成立正式科系，设置专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与今文科系平起平坐。当政的汉哀帝对“春秋三传”和今古之争颇有持平之论，但是他扭不过当政的今文派官僚们。这帮子既得利益者坚决反对把古文经列入官学，说古文经尤其是《左传》，是刘歆伪造的。所以终两汉之世，官学始终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民间游荡，既不得入党还不能提干。王莽篡汉之后，一者刘歆是他好友，二者他想改天换地，于是任命刘歆为国师，给古文经平了反扶了正。问题是王莽时运太短，刘秀建东汉之后，今文经重新占领官方阵地。不过中国历史有趣，今文经成了官家思想，就像一些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似的，注定要衰微，真正的学人，不会去研究它的。而作为非官方学术的古文经却茁壮成长，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正统，后世的宋学、汉学就都是古文经学的延续与发展。康有为呢，上书之前酷好的是《周礼》，尊事的是周公，走的也是古文经的路子。但是上书失败之后，他返回老家，遇见了一位今文经学家廖平。众所周知，古文经重考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不能做到古为今用。而今文经崇《公羊》，尊孔子，讲究的是“通经致用”与“微言大义”，经术可以联系现实，胡乱发挥，为现实政治服务。具体来讲，廖平的今文经思想，特别是今文经里的“三统”、“三世”说刺激了康有为的改革灵感，甚至有人认为康有为抄袭了廖平。不管抄袭说是否成立，康有为受廖平影响那是无疑的。“三统”，是说每个朝代都有一个“统”，“统”是受之于天的，旧王朝违背天命，便由另一个王朝承应天命，新王朝有新“统”，需要改正朔，易服色。“统”有三：“黑统”“白统”和“赤统”，“三统”循环。比如，夏就是“黑统”（也叫“人统”）；商就是“白统”（也叫“地统”）；周就是“赤统”（也叫“天统”）。“三统”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循环论，但是却给了康有为改革的借口与支撑：看看，三代之“统”都不一样，因地制宜，因时改革嘛。至于“三世”说，源于今文经派之公羊学。此学认为，孔子笔削《春秋》，把鲁国十二世分作三个阶段，孔子所见的，称“所见世”；孔子所闻的，称“所闻世”；孔子所传闻的，称“传闻世”。孔子根据时代的远近而异书法，或者“微其辞”，或者“痛其祸”，或者“杀其恩”，是为“春秋笔法”。东汉何休对此加以发挥，以孔子的“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启发了康有为的“三世”说：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如果把古代称作乱世，近代称作升平，现代称作太平，那么，社会历史就是向前发展的，而且愈改愈进。相对于“三统”的简单的历史循环论，“三世”说就是庸俗的进化论。但这正好给康有为的改革再次提供历史证据与心理支撑：要想太平，就得改革嘛。要改革，就可以修正历史与经书嘛。至于孔老人家，也是可以歪曲的嘛。什么考据，什么训诂，都可以忽略不计。孟子老人家都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嘛。为了所谓的正义与政治目标，弄虚作假也是正当的嘛，我们就撸开袖子干吧！

总之，康有为就是这样给学生们讲课的。讲得多了，他就整理出版《长兴学记》与《桂学问答》两本讲学记录。在得意弟子梁启超等人的帮助下，还刊行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后两书成为康有为改革的理论武器与实验炸弹。书一面世，舆论哗然！

《新学伪经考》宣布，历代大学者们所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至于后世据古文经发展起来的“汉学”，也属新学伪经之列，非真正的汉学孔说。还有“宋学”，也难逃此弊。康有为这招叫釜底抽薪，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就“汉学”与“宋学”两大学派。大家崇奉已久的学术主流被他说成是伪经假学，真是吓死人不偿命！

《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是孔子瞎编的。儒家的经典，除了刘歆伪经之外，真正的六经也都是伪经。瞎编造伪的目的就是想托古改制救世。至于周末诸子百家，也都是如此，为了自己的教义能在社会站稳脚跟，纷纷拿古代不存在的事胡编乱套。所以，中国历史，秦汉以后的才可考信，之前的都是假冒伪劣。所谓的儒家经典，也就一个也不能信。总之，孔子都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改革派了，那么我们学孔子，也变法改制嘛！

康有为就是这么鼓捣的，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服务现实。他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为变法提供了舆论张本，但是没有领导的批准，他也没办法付诸实践。历史还在磨蹭中，他的机会还在后头。

教书、编讲义的过程中，康老师也没忘记他的正举：科考。功夫不负精神健全者，有为三十六岁时（1893），终于“中举”了。亏得心理素质好，没像范进那样犯病，也就没挨老丈人嘴巴子。

中举之后的康有为，仍然恪守他第一次上书后不过问政治的宗旨，继续在“万木草堂”向梁启超等学生讲授他的半吊子“西学”和修正后的“中学”。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签约前两天，条约的相关消息就由李鸿章电传到国内了。首先惊动的是帝国的一些政治官员，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看到帝国的内参。三月二十二日（4月16日），开始有京官上书，他们不知道李鸿章已经与日本代表议定和约，仅知道一些不确定的条约内容。不过，这些不确定的内容就足以构成他们上书的理由了。三月二十四日（4月18日），李鸿章离开日本返国，三天后抵达天津，内参渐渐传开，举国震动，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

不得不承认，长期的愚民政策与闭关锁国，导致天朝患上了一种人多民傻的顽疾，一时半会治不好的。用马士的话来讲：“它的人民，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国家意识，却仍然是一群原始的庶民，在他们之中个人利益是唯一的原动力，并且以盲目的愤怒来代替爱国主义的发愤图强。”⁽⁷⁶⁾马士说的是义和团，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有士大夫——中国的先进代表！

京官就不说了，既有单人上奏，又有联合上奏的。而此时的民间士人中的优秀代表，全国各地的举人们，正在北京会试。其中就有康有为与他的学生梁启超。参加会试的台湾籍士子一听家乡要被日本那个盛产倭人的小岛给割走了，抱头痛哭。康不过问政治的宗旨也不守了，至于他的高徒梁启超，也希望跟老师联袂齐书，过过上书之瘾。师徒两个都是神童的家底与举人的文凭，说干就干，三月二十八日（4月22日），康梁联系八十一个广东举人上街，向大清当时的信访办——督察院递交了请愿书。督察院是清朝的总监察机关，主要官员有都御史、副都御史，下属官员有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给事中监察京内官府，分为各科；监察御史监察地方官府，分为各道。总称科道。科道们权力不小，主要表现在：无论多大的官，他们都可以弹劾；无论多大的事，他们都可以反对；无论谁的奏折，他们都可以批评，包括皇帝的谕旨，他们都可以拒驳；无权上奏的小官，他们可以代奏；百姓有冤，他们可以代申。康有为之后，也就是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京官与在京的士子们掀起了上书热潮。

康有为一看人气可用，遂联系更多的举人签名，最多达到一千多名，大家在督察院门口进行了现场演说。说到痛处，涕泪交流。台湾籍举人罗秀惠更是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一整天。康有为决定进一步扩大炒作，他用了一天两夜的工夫，写了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一系列的富国养民之主张，意欲联合十八省的一千三百名举人进行大集会。集会地点定为北京宣武门外达智胡同十二号的松筠庵，日期定为四月初七至初九（5月1日至3日）。因为传说四月十四日（5月8日）是《马关条约》盖玉玺的日子，所以预定抢在《马关条约》用宝前四天，即四月初十（5月4日）去都察院投递。

四月初七（5月1日），举人们来得不少，人山人海。康有为发表了演讲，声言不变法国家必亡。他不知道，变法国家也亡。演讲完毕后，请大家在请愿书上签名。

四月初八（5月2日），举人们仅来了十几个。康有为本来以为，这天人会更多呢，他没想到，政府比他更会动作。第一，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连夜派人去给这些考生做工作去了，要大家小心功名前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听这层，立马老实了。考榜马上就要发了，没考上也就罢了，万一考上了，这不砸自己的功名前程吗？第二，在这一天的一大早，慈禧太后在孙毓汶和李莲英的忽悠下，给《马关条约》盖上了玉玺。孙毓汶忽悠的是：日本不耐烦了，数日之内必破京师。我们都上有老下有小的，可不敢孤注一掷啊。李莲英忽悠的是，指着地图告诉太后：台湾不过豆大一点之地，割之无妨。老太后估计不懂比例尺啥的，就把自家的那粒豆豆赏给日本人了！士子们一听皇上和太后都批了，就泄气了。有些人干脆把自己的签名档要了回去。

四月初九（5月3日），康有为自己都没来！据说有人提前告知他考试结果了，中了进士，排名第八。当时谣传说，谁再闹就取消谁的前程，所以康有为就不来了，不能影响前程嘛！

所以四月初十（5月4日）的大上书根本没弄成，流产了。如果弄成的话，也可叫五四运动了。

这一切变成了历史书上康有为领导的著名的“公车上书”。所谓的公车，乃古代官车，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所谓的著名，是说历史评价与社会影响，特别是现在的历史书，往往对这段历史浓墨重彩，叫学生读得荡气回肠。至于影响，则是美国驻京公使田贝向康有为索去了这份上书，之后不胫而走，刻遍天下，连光绪皇帝都看到了。但仅就当时的活动本身来讲，则有些虎头蛇尾，所谓的一千多人联合上书之事纯属乌有，联合签名还差不多。参加松筠庵集会者虽有1300名举人，最后《公车上书记》附录的题名录里仅存603名；至于联合上书，仅是81名广东举人那次而已！

而康有为中进士，也透着天朝特色的滑稽！

由于离经叛道的思想及政治变革的忽悠和个性上的张狂甚至追求功名的四处拜谒，导致康有为在帝国官员心目中早就是个臭名昭著四处招摇的老骗子了。所以这年的主考官、大学士徐桐专门跟副考官们通气说：批阅广东试卷时一定要仔细，考得最好的那个，肯定是康有为，一定不能录取他。徐桐这么恨康有为，是有原因的。徐桐（1819—1900），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老头儿顽固守旧嫉恶西学。由于家住在东交民巷，与各国使馆相近，就在大门口贴上“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对子，上班更是绕着走，绝不经过外交使馆所在地。若一不小心撞见夷人就以扇蔽面。这样的爱国大佬当然不会喜欢上倾心西学醉心改革的康有为。

结果当然如他所愿，广东考生中，写得最漂亮的试卷被考官们拿下了，但是最后誊录进士名单时，考官们集体傻了，进士名单里居然还有一个康有为！什么原因呢？事情错就错在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身上，这学生与老师同场考试，那文章写得比老师漂亮多了，由于是糊名誊录改卷，所以被弃录者，却正是梁启超！(www.xing528.com)

梁启超从此再不参加科举了，学生的前途就这样被老师的臭名声给牺牲了。但侥幸考上的老师并不幸运，在接下的殿试与朝考中，他都落选了，落选的原因很简单，你能蒙阅卷大臣一次，但是无法再蒙第二次，大家严防死守上了。所以康有为最后仅得了一个六品小官：工部主事。这官小得连给皇帝直接上折的权力都没有。没办法，康有为只好继续曲线救国，给皇帝上书。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1895年5月29日），康有为第三次上书。这次上书据说直接传到了光绪手里。光绪读后甚是满意，要求抄录三份：一份给最高领导亲爸爸看，一份存留在乾清宫，一份存档在军机处，发给各省督抚将军会议。

光绪从此倾心上了康有为。但是皇门森严，官路漫长，他要见到康有为，或者康有为要见到皇帝，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距离第三次上书一个月之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1895年6月30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结果还是石沉大海，于是他就活动去了。这个时候，天朝的有识之士都活动开了。一者是《马关条约》的刺激，二者是公车上书的影响，导致官僚改革、士人组社与庶民问政的风尚与倾向。

从官僚方面来讲，袁世凯、聂士成、孙家鼐、张謇、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甚至李鸿章都受了改革思想的感染，他们知道，不改不行了。从太子党方面来讲，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等高干子弟也都倾心改革，他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了。用马士的话来讲，“在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像中国领土这样广袤，人口这样众多，而又同隶于一个政府之下的国家——没有一个拥有它的面积和人口十分之一的国家——曾经遭到这样一连串的侮辱，或这样多的受人歧视的证明”。不过马士认为这一切都是活该，他说：“可是我们更不妨说，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在纠正行政的公认弊端方面，或在组织由具有许多优良品质的坚强民族居住着的一个极其富庶的地区上的资源方面，表现过这样的无能。有一些爱国的中国人已经感觉到这一点。”⁽⁷⁷⁾

在上列这些高干及高干子弟的推动下，康有为的活动非常顺利。因为官场人士与高干子弟会给他提供强大的人脉、地脉及钱脉。他组织了北京强学会，光绪亲信、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给他固定经费并给他拨出了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5000两银子。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中的宋庆等军界精英，亦各捐数千银子。因《马关条约》签订声誉受损、被贬到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也拿出了2000两银子，没想到康圣人缺少统战意识，认为李鸿章名声太臭，拒绝了这笔款子和这个老成的政治家。可能是康有为太狂了，可能是帝都太保守了，或者，强学会群众集会的形势让人看着太不利于维稳了，总之，四个月之后，北京就待不下去了，大学士徐桐扬言要参劾，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更是上奏说“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⁷⁸⁾这里我们不知道老杨这一纸弹劾是否有亲家被拒的感情因素存在。我们只知道，老杨作为“纪检委”的同志，很尽职，我们以后还会看见他的身影，老太后发动维新政变也与他的一纸弹劾有关。我们还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既能处士横议，还能周游列国沽之哉沽之哉地进行自我买卖，沽的时候甚至能像冯谖那样与买主要鱼要专车的讨价还价。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那张嘴与政府大一统之间是一场零和游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或者说，自始皇始，中国政府永远压倒了知识分子群体。这次，老太后小嘴儿一张，强学会就被封闭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于是康有为在同志的劝说下，在张之洞的直接支持下，把强学会办到了上海。上海强学会的宣言，虽由康有为起草，但却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章程由张的幕僚梁鼎芬和康有为共同拟定，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赞助。章程规定：“入会诸君，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体性所近。今为分别门类，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到局之后，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作奸犯科，至招物议，恐与局务有碍，即由提调、董事诸友公议辞退，以免口实，而严败群”。⁽⁷⁹⁾由此可见，张之洞作为一个老成的洋务派大员，对于维新仅是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免得康有为像脱缰的野驴那般，一路狂奔而去。

至于康有为，强学会既成了他的政治组织基础，又成了他的舆论宣传中心。北京强学会期间，他令得意弟子梁启超主编《中外纪闻》。虽然影响还不够很大，但它是维新派的第一张报纸。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他又令梁启超主办《强学报》，继续忽悠变法。他自己呢，写下了《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等著作，师生齐动笔，鼓吹变法，进一步奠定了康梁日后变法的思想基础与舆论基础。但是康有为这个人有个毛病，别人顶多是小人得志便猖狂，他呢，没得志就猖狂。似乎弄不清老几了，《强学报》居然不用清朝纪年而改用孔子纪年，按皇家法律，这是谋逆造反嘛。张之洞大怒，下令停发会费，并禁止报纸发行，于是上海强学会烟消云散。之后，康有为组织的其他学会再也没了强学会当初的脉气！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缩小可能存在的敌人，这才是干事的真经，也是统战的宗旨，可惜康圣人在狂人的路上奔得太猛，还没走向正轨，他就想玩出轨，张之洞就不跟他玩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因为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其他列强紧随其后，英国要租威海卫，俄国干脆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法国要租广州湾……由此引发新一轮的民族危机，维新变法的声浪也随之高涨。于是康有为重到北京继续他的活动。主要活动内容是第五次上书，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在这次上书中，他还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⁸⁰⁾

这次上书依然不易传到皇帝手里。康有为五次上书中，最出名的是第二次与第五次。特别是第五次，跟光绪说话也没个谱，竟敢拿徽钦二主与崇祯皇帝的下场吓唬皇上。据说读到传抄本的同志“莫不嗟悚”。至于康有为所在单位的最高领导——工部堂官们也被吓着了，为工部尚书松溎中途按捺住，没人敢替他上奏。康有为气馁了，不想干了。正准备南下回家的当口，有人来找他了，这个人就是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翁同龢。但是翁同龢当时没有见到康有为，康有为事后去回访的翁。

按前所述，翁同龢早就对康有为青眼相加了，虽然看了他的《新学伪经考》，把它当作一派胡言的“野狐禅”了。⁽⁸¹⁾但是帝国的帝师有自己的其他考虑，小儿没娘，说来话长，咱简单说两点吧：

第一，翁同龢原本是帝国的保守分子，对外国及洋人持敌视态度。同治八年（1869），他在日记中骂斌椿：“斌椿者，总理衙门当差者也。前数年尝乘海船游历西洋各国，归而著书一册，盛称彼中繁华奇巧，称其酋曰君王，称其官曰某官某侯某大臣，盖甘为鬼奴者耳。”⁽⁸²⁾众所周知，斌椿乃大清第一次官派欧洲观光团的首席代表，同治五年（1866）去欧洲十一国观过光，回来写有《乘槎笔记》，算是帝国官员中难得开了眼界的，没想到翁同龢骂他鬼奴是也。光绪二年（1876），翁同龢与郭嵩焘谈洋务，郭氏乃当时帝国难得的清醒人之一，援引古书，撰写《瀛海论》，认为中国早有洋务，现在更需洋务，并建议中国按国际游戏规则与西方外交，免得因小失大。过后翁同龢在日记里大骂郭氏“援引古书，伸其妄辩，真是失心狂走矣”。⁽⁸³⁾同年春节，翁同龢到总理衙门会见各国使节，在日记中载曰：“余等两旁坐，终日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相见时一一通姓名……拱手而已。”⁽⁸⁴⁾新年大团拜，堂堂的帝国师傅干啥去了？明摆着跟外国公使生气去了，饿着肚子，不吃不喝，装个样子，给人拱拱手，牛皮哄哄。光绪十二年（1886），还是新年团拜，帝国帝师的别扭劲儿还没有扭转过来，事后记载外国公使不过“一群鹅鸭杂遝而已”。⁽⁸⁵⁾问题是作为光绪帝师，作为帝党领军人物，不管是中法战争，还是中日战争，他都是主战一方的核心人物。现在，发现帝国既不是法国的对手，更不是小日本的对手，翁同龢逐渐认识到，帝国确实需要变革，不变革不足以救大清！

第二，宫廷政治斗争的需要。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太后借口战事失利，于光绪十年（1884）把恭亲王为首的五军机（其他四军机是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全部罢免，重组了核心政权：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处，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并命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奕譞商办。醇亲王奕譞身为光绪他爹，为了避嫌，照例不能主持朝政，但有“商办”之名，实际隐操枢府大权。不管谁当权吧，问题是这三个臭皮匠加一块儿也抵不过一个恭亲王，当然，哄老太后高兴则是一个顶仨。恭亲王当权时，重用汉族士大夫中的优秀人物；恭亲王靠边站之后，八旗权贵又占了上风。虽间用汉人，但所用汉人大都是次等人物。世铎身后的新军机有张之万、额勒和布、孙毓汶和许庚身等，不管是八旗权贵还是汉族次等，他们除了巴结老佛爷比较称职以外，军国大事方面全是守旧庸材。甲午战争发生后，老佛爷在帝党的叫唤下，重新把自己的小叔子恭亲王提溜出来，让他重掌枢机，收拾烂摊子，但已过花甲之年的小叔子在家坐了十年的冷板凳，老且病，曾经的雄心壮志早让这个寡妇嫂嫂猫戏老鼠般的给戏没了。而且，没有他的十年里，帝国的朝政完全失去了当年的平衡，围绕在权力中心的，大都是老太后的宠物，他无力待重头，收拾旧山河。

在这么一种局面中，作为汉族士大夫一员，翁同龢倍感孤立；作为帝党之首，面对后党，他仍然孤立。更要命的是，士大夫中相对清廉有能力者，也有南北清流之争。北派守旧，强调自我修身；之前的领军人物是帝师李鸿藻，下有张佩纶与张之洞这两位哼哈二将；李鸿藻死后，领军人物换上了顽固守旧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徐桐和满族大臣刚毅。南派希望改革，支持洋务运动；之前的领军人物是沈桂芬和潘祖荫；这两个人物死后，作为南清流当时的领军人物，翁同龢是光棍一个。当然翁同龢也利用自己的职权拉拢了一些人，比如被后党统称为翁门六子的汪鸣銮、志锐、文廷式、徐致靖、沈鹏、张謇等。这些人一色的清议派，一色的好文采，干实事不行，但制造舆论则行，跟现在的意见领袖似的，对光绪及整个朝政的影响挺大，而且这种影响还不见得是好影响。所以奕訢对此不安，老太后对此不满，他们时不时会找机会压制翁同龢！所以，倍感孤立的翁同龢找上康有为，也算符合逻辑。不过翁同龢的日记里却不是这么记载的。说自己并不喜欢康有为，说康有为写的书是野狐禅，这人居心叵测，自己都不敢跟他来往云云。这可能是帝师的真实想法，也可能是帝师后来罢官回家后为自保而修改过的。不管真假吧，反正帝国没有好日子是真的，翁同龢找康有为，也算病急乱投医吧。还有，翁同龢自己也没有好日子了，虽然正得皇帝的宠信，太后那边他抹得也挺顺溜，但是高处不胜寒，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拉拢康梁，最简单的动机就是给自己的帝党阵营补充新鲜血液。只是这血液里是否有病毒，一时也顾不上考虑罢了。

帝师一出面，康有为与光绪的见面就有了机会。翁授意一个名叫高燮的给事中给皇帝写折子，请求皇帝召见康有为这个人才。翁老师在旁表示支持，光绪就通知总理衙门作一下安排，但是为其叔父奕訢所拦，还是那句话：这人官太小了，皇帝只能召见四品以上的官员！

奕訢当然也不好意思全抹掉侄儿的面子，他给了个变通的办法：皇上想问康有为什么话，可令大臣中间传话。光绪只得同意。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4日），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负责传话的大臣有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谈话的结果并不妙。康有为的朝气，让这些暮气沉沉的大官僚感到不舒服（张荫桓除外，他算不得康党，但是支持维新）。荣禄说祖宗成法不可变，康有为回答说：连祖宗之地都守不住了，还守什么成法！廖寿恒问具体怎么变，康有为回答说：请个洋人，再加上我，从六部动手，先改官制。康有为的表现，不是让这些大臣喜欢他欣赏他，而是让他们更加讨厌他。荣禄听得不耐烦，提前退场了。李鸿章给老太后汇报说，康有为不过是一个“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罢了。老太后问为什么这么一个人却有洋人支持跟我为难呢？李鸿章回答说：洋人不了解他罢了，了解之后，唯恐躲之不及呢！⁽⁸⁶⁾

对康有为持好评的，可能只有帝师翁同龢一人了，他给皇帝汇报，康有为，人才啊。皇帝一听更高兴了，下命令说，自后凡康有为条陈，不得阻搁。康有为一听很兴奋，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1898年1月29日）第六次上书，吁请皇帝效法明治天皇，大举维新，开制度局，起用新人，推行西法，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等。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依然不改他一贯的圣人凶猛，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⁸⁷⁾提醒皇上祖宗之地都守不住了，还要守什么祖宗之法？除此之外，康有为还陆续为皇上进呈了他所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和《法国革命记》等书。在这些书里，康有为明确提出，大清应该以日本为榜样，以法国为教训。特别是法国的革命，导致君后同囚，登上了断头台；巴黎百姓伏尸百万，血流成河！光绪不看则已，一看受触动。认定，康有为正是他要找的人。

这个时候的康有为，正在酝酿更大的炒作。机会终于来了，听说山东的德国兵闯进了即墨县的一个孔庙，弄断了泥像上的一只胳膊，还把泥像上的两只眼睛给戳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二（1898年4月22日），康有为领着同志们上街了！不上街的官员们也知道，康有为上街并不是真的心疼那座孔子泥像，他是借孔子的泥像，表达自己的改革诉求罢了。所以，政府要人还是没人搭理他。这让康有为很难过，炒作了一次又一次，就是得不到政府要人的青眼相向。这期间，他还组织了著名的保国会。虽然名字起得好听多了，但是势力大不如前。一是之前参加强学会的洋务大官僚均未列名。二是那些在强学会里活跃过的高干子弟们，一个也没来参加。三是，康有为的保国会被言官们曲解为“保中国而不保大清”，国家利益至上，王朝利益行二，大清的忠臣孝子们总得避嫌。势力虽然不大，但是全国各地在康有为的带动下，早就掀起了一股办会办报的热潮，举国上下，到处是会，遍地出报。据统计，会有三十多个，报有五十多种。这一切，让维稳人士很恐慌。又一个御史出现了，他是黄桂鋆，上奏说：“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且该举人等无权无势，无财无位，赤手空拳，从何保起？抵制外人则不足，盗窃内政则有余。况即如所说，浙人保浙，滇人保滇，川人保川，推而广之，天下皆为人所保，天下不从此分裂乎？名则保其桑梓，实则毁其家邦，此风万不可长。”⁽⁸⁸⁾不得不承认，这御史的担心是对的，大清未来的走向，真是这么一路走下去终至不可收拾的。但是这一切不能怪康有为。万事有因有果。在封闭的中国历史轮回圈里，清王朝迟早要被刘邦那样的无赖或者洪秀全那样的失心疯取而代之。面对“欧风西雨”，它整个一反应迟钝，无所措手足，只可惜洋人没有入主中原的意思，小日本倒是有，但是西方国家又盯着它不让随心。不过中国政府再愚蠢，对于内部的书生干政，它还是具有足够的警惕与自保本能的。总之，保国会保国口号再亮，政府眼里也只看到造反的嫌疑。东风吹，战鼓擂，帝国的政府与臣民，谁信谁呢？保国会几经御史弹劾，政府虽然没有切实查究，但是声势渐无，终至涣散。康有为不难受行吗？

正在康有为难受的时候，拦着他与光绪相见的那个人死了。这个人就是光绪他六大爷——恭亲王奕訢。康有为“广东小人”的称号就是他给的。奕訢长期被嫂子玩弄，渐长暮气，甲午战后虽然重新出山了，但人也衰了。光绪召见大臣，说起时事来，除了翁同龢应答需改革外，诸大臣默然，奕訢也默然。话说回来，给帝国做大臣，不衰也不行。不衰也要把你玩衰，玩不衰就把你玩死。据说，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他的日记里这样描写总理衙门议事：“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复能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唯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⁸⁹⁾堂堂大清的外交部就这么个德性，官员们不衰谁衰啊。当然了，恭王虽然也衰，但在看人方面，他还是比光绪有些经验的。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走向死亡的这一天，光绪来病床前看望自己的叔父，年老的叔父告诉自己的侄儿：“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⁹⁰⁾

按马士对光绪的评价，那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⁹¹⁾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发展恰恰是恭亲王最不愿意看到的：光绪还真就轻信了广东小人。叔父前脚死，后脚康有为就连续进球了，因为最佳守门员奕訢没了！

四月十三日（6月1日），光绪接到康有为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名义递上来的奏折（康有为官小，无权上折），请皇上颁布谕旨，明定国是。四月十八日（6月6日）光绪再次接到康有为以杨深秀名义递上来的奏折，请皇上告天祖，誓群臣，开始变法。四月二十日（6月8日），光绪帝接到康有为以另一个帝党骨干、礼部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递上来的奏折，说外患已深，请皇上立即宣布变法！

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光绪借向老佛爷请安之际，申明了变法的愿望，老佛爷没有反对。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光绪帝师翁同龢起草《明定国事诏》递给慈禧终审，慈禧批准。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发布诏书，宣布变法开始。

可以说，慈禧是支持变法的。变法前，光绪帝情急之下曾对庆亲王奕劻发出了如下牢骚：“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话传到老太后那边，她的第一反应是：“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庆王力劝下，老太后有了第二反应，改革乃大势所趋，迫于情势也不得不从大局出发认同改革，所以气头过后对奕劻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⁹²⁾这话传到光绪那里，高兴坏了，兴冲冲地跑向颐和园面见太后，太后就给他划了线：“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⁹³⁾另据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载，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明白无误地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还告太后，光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得重根本，并且把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进呈太后，“后亦称其剴切，第戒帝毋操之过蹙而已”。⁽⁹⁴⁾也就是说，老太后也希望中国富强，傻瓜才不希望呢，只要变法不触及她的利益不伤害她的感情，她比任何人更乐见其成。大清若能因变法而强盛，作为大清的老大，她何乐而不为呢？当代中国某些主流史学家，喜欢动不动把老太后骂作天生的投降派、反动派。这些家也不想想，随便哪个地主婆愿意外人上她的房顶揭她的砖瓦、跑她的院里跟她撒野啊。所以，不管谁做统治者，他也天生就是个抵抗派。为什么有时候不抵抗了呢？那还不是打不过人家强盗，好女不吃眼前亏吗？再说了，地主婆正抗击外敌的时候，家里的长工短工却乘机造反，想占她的房，睡她的床，把她踢出局外。她智商再低，也知道与其让洋主子沾些便宜，也不能让土奴才咸鱼翻身啊！用专业术语来讲，那叫宁给友邦勿给家奴，攘外必先安内！

总之，光绪与太后还是有些共识的，所以变法顺利启动了。只不过，由于身在局中，瞧不见历史发展的路径，所以太后对变法的支持，是有前提的：

第一，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

第二，再变法，也不能伤害她的权力。天大地大，老太后的权力最大，这是第一位的。不过这一点老太后不能明说。

第三，再变法，也不能伤害她的感情。天大地大，老太后的心情最大，这也是第一位的。不过这一点也不能明说。

第四，稳健变法，不能操之过急，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倒是能明说，只不过中国人的特性，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么死水一盘，要么跑步跃进！

其实，老太后也就是一个有些手腕的老地主婆而已。她的手腕仅在于把国事当家事来管，而她，是永远的管家。世界大势她不知，民主宪政她不知，变法咋变她不知。她也知道中国需要富强，需要崛起，她比任何人更受不得洋人的欺负。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她也看了，并且被感动过。问题是大清这艘破船，其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玩不好就沉没了。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就能在宫里与颐和园里转圈的一个老地主婆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康有为拉着光绪过河，慈禧老太在远处观摩，看这侄儿兼外甥到底能在河里摸出个啥玩意儿。

太后是静观其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