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强国富民的愿景背后的挑战与教训

光绪二年（1876），光绪帝六岁。清朝乾隆年间规定皇子、皇孙六岁开始到上书房（在乾清宫左侧）读书，皇帝六岁，当然更得开始读书了。由于读书时已是皇帝了，所以读书地点另选毓庆宫（当年同治也是基于同样理由，设在弘德殿课读）。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光绪读书，夏同善主要教光绪写字，另有御前大臣教习满语、蒙语和骑射。

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光绪正式入学授读。授业的第一天，恭亲王传来太后懿旨，说小皇帝近日身体不适，课程不可过长，“功夫不过一二刻可退”。⁽⁷⁾

看意思，太后还挺心疼外甥的。问题是帝师们可怜，前面教了一个小同治，现在又来了一个小光绪！帝师们身上的担子，绝不是一个学生的问题，而是大清这个破船的命运问题。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翁老师对他的这个学生，是倾注了所有的心血的。

孩子也可怜，翁老师对他，除了师生之情，还有一定程度上的父爱。众所周知，慈禧对自己的亲儿子同治还有些不管不爱的，对这个侄儿兼外甥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翁老师既把大清的希望寄托在这孩子身上，免得他重走同治的老路，更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寄托在这孩子身上，做帝师，可不是一般人能摊上的。所以他对光绪除了学业上的精心辅导之外，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体贴和照料。光绪三年（1877），翁同龢请假回籍修墓，小皇帝当天一听说老师请假，就坐卧不安了。第二天本没有课，光绪却传“明日书房照常”，⁽⁸⁾为了能多与翁老师待一会儿，小家伙居然自己给自己加课了。没有老师的日子里，小光绪失魂落魄，无心读书，不但读书遍数很少，甚至连读书声都没了。待翁老师事毕归来，小皇帝对翁老师的问候居然是：“吾思汝久矣！”说得翁老师老泪横流。这一天，小皇帝精气神十足，一遍遍地大声读书，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幸福与欢欣，以至于太监都感叹：“久不闻此声矣！”⁽⁹⁾可怜的孩子。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直接违背人性。而且这传统还一传两千年，如果不是境外“别有用心”的反动势力，我们可能一点改变都不会发生。

光绪六年至七年（1880—1881）的一段时间，慈禧生病，太监们乘机偷懒，对光绪帝的生活不管不顾。小皇帝有时候得自己照顾自己：自己铺炕，弄得手指出血；自己倒水，手上被烫了泡；小皇帝感冒头疼，气粗腿软，以致不能读书，太监们也不汇报，翁同龢气得大骂：“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识事体！”⁽¹⁰⁾

光绪帝时常因“腹痛不思食”而空腹读书，太监既不向慈禧禀报，也不向翁同龢说明，于是光绪帝常常出现血糖太低、体力不支的情形。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形，翁同龢总是找太监理论，为自己的学生求一个说法。

可怜的孩子，实在没什么幸福可言，读书竟渐成他最大的精神享受了。这种享受，略类同于现代记者笔下所谓身残志坚的孩子们：某某孩子坐着轮椅上课，学习很好，成绩比正常孩子好多了。记者如此煽情很没意思，因为用脚后跟想想都知道，没腿的孩子，撒欢儿瞎跑的乐趣没有，只能在枯燥的书本里以心代腿、借读为乐了。成绩再不好，岂不智也残了？所以这压根儿跟“志坚”没啥关系，只跟身残的限制有关。小光绪虽然身不残，但整个环境的无人性，比身残还严重，于是乎，他最大的乐趣就只能是读书了，跟智力没有关系。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吧，总之光绪喜读书让翁老师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欣喜不已，他觉得只要自己好好教，他的学生一定会成为明君英主。在翁老师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帝师对自己学生的得意之情：

“读极佳，一切皆顺，点书不复争执矣。”（光绪四年十一月四日）⁽¹¹⁾

“读甚佳，膳前竟无片刻之停。”（光绪五年二月十六日）⁽¹²⁾

“自是日起，上不俟军机，起即到书房，此于功课大有益也。卯正二来，读极佳，且能讲宫中所看《圣训》。”（光绪八年元月二十四日）⁽¹³⁾

“事下极早，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光绪八年七月十一日）⁽¹⁴⁾

功夫不负有心人！光绪十一年（1885），十五岁的少年皇帝在自己的作文中写道：“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小皇帝还写了一首《围炉》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¹⁵⁾

看这苗头，光绪在师傅的影响下，要茁壮成长为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了！但是，翁老师高兴得有些过早了。

且不说所谓的敬德保民、爱民忧民，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种单纯的愚民技术了，就是光绪个人真的在道德上很完善，那也不行了。这都什么年头了，西方硬的有轮船大炮，软的有民主宪政，且已凭借着软硬两手打到了中国的大门口，如此这般的废品回收能有多大的威力呢？

事实上，就在少年皇帝写作文的当口，西方一个国家就给他上了结结实实的一课。

这堂课叫中法战争！给光绪上课的这个国家是法国，正宗的外教！

中法战争（1883—1885），又称清法战争，是清朝与法国之间为越南主权问题而爆发的战争。战场除了在越南北部外，法国也派遣部队攻打云南边界，并派遣孤拔率领远东舰队攻打福建、台湾、浙江，控制台湾海峡，占领澎湖。战争过程中，双方互有胜负：法国远东舰队击溃清朝南洋舰队，并攻占澎湖、封锁台湾海峡，却没有拿下台湾以达到威胁中国东南沿海的战略目的；清朝在海战中惨败，陆战中谅山取得大捷，导致茹费里内阁倒台。两国都像赌徒一样见好就收，签订了《中法新约》，清国丢失了自己的越南小兄弟，法国取得越南宗主权。其实对当时的清国来讲，越南什么的都无所谓，关键是面子问题。大清国明明崛起了，却打不过一个法国。现代的中国人也不服气，明明法国内阁都垮台了，咱为什么不乘胜打下去呢？也不想想人家法国啥制度。法国那样的内阁议会制，就是没有清法战争，内阁也经常倒台的。法国彼时是第三共和（1870—1940），之前的第一共和（1792—1804）、第二共和（1848—1852）及之后的第四共和（1946—1958）咱就不说了，只说这第三共和行的是内阁议会制，它是经由法国《1875年宪法》确立的。内阁议会制有啥特点呢？特点就是民主得过头了，总统虚设，内阁总理掌权，但他必向议会负责，议会不满意，他老兄就得倒台，这一切导致法国第三共和的内阁频繁倒台，从1870年到1940年，这共和到底倒了多少内阁，都数不清了。就数第三共和的最后二十年吧，从1920年1月米勒兰内阁数起，到1940年达拉第下台，法国共出现四十届政府，这里面的政府，有一届只干三个星期的，更有一届才干三天的。典型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至于法国的第四共和，从1946年到1958年戴高乐重新出山，12年间，换了19届内阁。你能说这是大清王朝打得人家内阁倒台的吗？所以，所谓的内阁倒台仅是人家内部的民主运作及体制问题罢了。具体来讲，不是谅山大捷把法国内阁打垮台的，是法国的在野党利用谅山大捷把执政党搞下去的，咱这边不能过分的自作多情！

法国政府真正的稳定是在戴高乐1958年重新出山，第五共和建立之后。之所以稳定，乃是由于第五共和修了宪，确立了半总统制政体。比较而言，咱中国也有过类似的样板，民国初建，孙中山做总统时，实行的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孙中山明确表示，不愿意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可是等袁世凯做总统时，孙中山与宋教仁却合伙逼人家袁大总统实行法国式的内阁制（实际上还不是完整的法式内阁制，只有国会对行政首脑的单方面制裁权，没有总统与总理对国会的反制裁权），结果袁大总统发现啥也干不成，无奈之余才想着恢复帝制，且是立宪帝制。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容得爱新觉罗家做二百多年的皇帝，容不得袁家出一个皇帝；容得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容不得穿龙袍的皇帝立宪；容得身边的各种实质性土皇帝，容不得上面坐个有限制的皇帝。总之，老袁的立宪帝制没弄成，却惹了一身臊，挺不好意思地到阴间报到去了，于是中国大乱，北洋政府也你方唱罢我登台。所以，中国版的走向共和，其实就是走向内阁总理制。于是乎，咱也内阁频繁倒台了，跟对外战争及其胜败又有什么因果呢！？

光绪虽然无由知道那么多，但战争的结果却会让他大受刺激。特别是中法战争之后，他年纪老大不小了，该亲政了。

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十六岁，不按顺治与康熙，就是按同治的成例，慈禧皇太后也该考虑归政了，于是她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告诉他们，自己要归政，并颁布谕旨，着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给光绪举行亲政典礼。老佛爷一放话，下面拍马屁的马上跟进，好多高级领导上奏说：老佛爷还不能退休！

光绪他亲爹、醇亲王奕譞首先上奏说：“王大臣等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敬祈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俾皇帝有所秉承，日将月就，见闻密迩，俟及二旬，再议亲理庶务。彼时环宇之局益安，皇帝心志益定，实为宗社苍生之福……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即内廷寻常事件，亦不可少弛前徽”；“归政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博览群书”云云。⁽¹⁶⁾

看这亲爹的意思，皇帝现在亲政都不合适，至少再等两年。即使两年后亲政了，皇帝也必须按照现在的规制，早请示晚汇报！

军机处领班大臣礼王世铎领着一帮人上奏说：“窃愿皇太后……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奏章，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¹⁷⁾

这军机领班的意思很明显，老佛爷就是大清的明灯，皇帝的亲政就是老佛爷的训政。大事小事，皇帝都得听老佛爷的指示！

如果说世铎是真拍马屁的话，那醇亲王奕譞到底啥意思，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奕譞再傻，也很了解他这大姨子兼四嫂的。他不这么做，人家会不高兴的。问题是慈禧不干，再次表示需要归政，奕譞就联合更多的人再拍再请，于是慈禧答应了，发布懿旨曰：“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据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守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公论之公也。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¹⁸⁾这种应广大人民强烈要求不敢私自退休的闹剧，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当然不是绝唱，咱这里就不点名了吧。

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27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颁诏天下，开始亲政。从此大清子民都知道光绪亲政了。但是大清臣僚们知道，光绪仅是半亲政，他后面还站着个训政的老太后。为了使训政制度化，慈禧让马屁精王世铎起草了《训政细则》，不但用人权归慈禧裁夺，就是平日的奏章也只有经慈禧阅览后才能下发。

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慈禧颁发了给光绪举行大婚及亲政的懿旨：“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著钦天监于明年二月内敬谨选择归政吉期具奏。”⁽¹⁹⁾

看老太后的意思，这次是真的要退了。不过退之前，她还留了一手，那就是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静芬指定为光绪的皇后（宣统继位时，静芬做了皇太后，上徽号为隆裕）。当时的“超女”评委，除了光绪与老太后，还有一干福晋命妇及荣寿固伦公主（荣寿固伦公主，恭亲王长女。辛酉政变成功后，两宫皇太后宣布将恭亲王长女抚养于宫中，晋为固伦公主，后经她爹请求，降为荣寿公主，有人干脆合并其名号，称之为荣寿固伦公主），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海选，最后进入前五强的有：慈禧的内侄女、其弟桂祥之女；江西巡抚德馨的一双女儿；侍郎长叙的女儿一双。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排定名次了！据载，光绪当时想选的皇后是德馨的女儿，特别是那个姐姐，据说漂亮得不得了，光绪一眼就看中了。可是待他拿着玉如意走向她们时（清制，选后中者，以玉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太后猛不防喊了一声皇帝，并暗示光绪选她的侄女。光绪被老太后吓了一跳，待明白之后，无奈照办了。按太后原意，本打算选皇后一名，嫔二名，贵人二名。但光绪临场不选静芬直奔德氏二女的举动使得太后当场改变主意，既然光绪意在德氏女，那就绝对不能让她们进宫，即使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所以不容光绪再选，匆匆命荣寿固伦公主授荷包一对予侍郎长叙的女儿，就是后来的瑾妃珍妃姐妹，这选拔赛就草草结束了。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1888年11月8日），选拔结果公布：

“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庄贤淑，立为皇后。”“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五岁女他他拉氏，封为瑾嫔；其十三岁女他他拉氏，着封为珍嫔。”⁽²⁰⁾

光绪身体不大好，但却是个大帅哥，而静芬长的那小样儿，别提有多砢碜了，幸亏有照片为证，否则光看官方公布的文件，会以为多端庄呢。老太后选她做皇后，只想着亲上加亲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光绪是她妹妹的儿子，隆裕是她弟弟的女儿，两个人生出一个孩子来，自然就是皇位继承人，这皇位继承人更多的是叶赫那拉氏的血统。太后光想自己家的好事了，也不想想是否影响光绪的胃口。据那根正说，光绪在新婚之夜扑到皇后怀里哭道：“姐姐，我为难啊。”⁽²¹⁾

是有些为难，我们看客都替皇帝为难，那咋下手啊！

第一，皇后长得太丑了。除了照片，我们可以参见《宫女谈往录》里那个叫荣儿的宫女对静芬她娘的描写：“她，很壮实的身子，高高的个儿，两条仙鹤腿，背板儿挺着，小肚子有点腆出来，走路迈着八字步。像盘子似的一个扁圆的脸，鬓角发秃，有些往里缩，越发显得天庭又鼓又亮堂。小蒜头鼻子，薄片嘴，大嘴角。疏疏的眉毛有些发黄，配上两只圆圆的眼睛，很大，双眼皮。特殊的是，瞳孔里带有一道黄圈圈，不用问就看得出是蒙古人的血统。除去鼻子、嘴和隆裕有些差别以外，其他的部位十分相像。”⁽²²⁾娘长这个样，与娘十分相像的闺女自然也长不出啥好样来，一个版本，唯一的区别是，娘腆着肚子，闺女却驼着背，也不知是进化还是退化了！在美国人笔下，这皇后更惨了：“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²³⁾其实，除了背驼脸丑牙蛀之外，这丫头两只肩膀还一高一低，遂使得头部歪斜。据说选后当天，静芬还想发出迷人的微笑来着，结果就把她虫蛀过的大暴牙给暴出来了，搞得光绪差点呕吐。

第二，丑也不是问题。俗话说家有丑妻是个宝。问题是光绪不喜欢静芬！静芬是光绪的表姐，两个人小时也玩过，据德龄讲，慈禧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为光绪帝谋划婚事了，并巧妙地安排这位未来的皇后与光绪帝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但是她在光绪心目中并不咋地：“当时光绪只向静芬看了一眼，心上便老大不高兴。他觉得这个小女孩子，绝对不是理想中的同伴；甚至他还认为她很可厌，不懂太后为什么偏要挑中她？”⁽²⁴⁾一句话，老太后故意的安排，只不过让光绪提前讨厌上了未来的皇后而已。

第三，静芬为了等光绪，都等成剩女了。静芬比光绪大三岁，选后结束时，光绪十八岁，静芬二十一岁。清制选秀，一般是十三岁至十六岁。十七岁以上谓之“逾岁”，略相当于现在的剩女，候选时要列到合例之女之后的，也就是替补队员。慈禧的这个内侄女一直没嫁人，净等着嫁光绪了。可是她姑姑为了自己抓权，一直推迟光绪的亲政与大婚时间，导致静芬成了一大剩女！

第四，所谓的端庄贤淑，哄鬼呢。那根正倒是把自己的这个二姑奶奶夸得一朵花儿似的，什么做事低调为人和气、舍小我成大我、宫廷的牺牲品、仁义的化身、“女中尧舜”（最后这个美称乃是孙中山奉送的大礼包）等。也不谈谈这二姑奶奶是什么家教，什么家庭环境！众所周知，慈禧娘家无人，整个家族的智商与情商似乎都被她一人独吞了似的。慈禧的爹惠征，咸丰二年（1852）女儿一进宫，女婿就给了他安徽宁池太广道这个肥缺。可惜好景不长，太平天国沿长江直下时，九江、安庆告急，当地大小领导都跑，惠征当然也跑，也许是咸丰帝六亲不认，也许是女儿还没有得宠，总之，老丈人的官被女婿罢免，于咸丰三年（1853）病死，终年四十九岁，生前没得了闺女的福气，死后父以女贵，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恩诏颁下，由慈禧的大弟照祥袭爵，但两年之后照祥也死了；慈禧的二弟桂祥、也就是静芬她爹继承父兄的班，人称桂公或者桂爷，算是慈禧最终的娘家代表了。可这代表一生特点如下：一辈子没提过鞋后跟儿，永远拖着鞋走路；一辈子说得最多的就是鸦片专业术语——用老太后的话说：“只知道云土（云南出的大烟土）、广土（广东出的大烟土），什么西口土（娘子关进来的大烟土）、北口土（古北口进来的大烟土），整天跟底下人看什么珍珠泡、栗子包、老牛眼（熬鸦片烟的术语）。”⁽²⁵⁾

桂爷是什么东西，大家清楚了吧？要命的是，桂爷已经不是东西了，桂爷福晋、慈禧太后弟媳妇儿更不是东西。(www.xing528.com)

静芬是二妞，她的姐姐，也就是大妞，名叫静荣，被太后指婚许配给嘉庆第五子惠亲王绵愉的长孙、绵愉四子奕询的嗣子辅国公载泽；她的妹妹三妞，名叫静芳，也由老太后主婚，嫁给了道光第九子孚郡王的嗣子载澍。二妞被老太后留了下来，专准备嫁给光绪。有关大妞，据那根正说“长相非常漂亮，但性子非常急躁”。⁽²⁶⁾具体有什么故事，无从查知。现在能看到的就是她的几张照片，特别是洋装照，确实漂亮。相形之下，三妞就很出名了。有关三妞，那根正说她“平时不怎么说话，脾气也非常暴躁，只要一遇到事情，马上就火冒三丈”。⁽²⁷⁾载澍受不了三妞，两口子就会生气。三妞就会告她娘去，她娘就找亲家母孚王福晋吵架去。孚王福晋说：“闺房里拌嘴，是任何小夫妻都难避免的事，也很难分辨出谁是谁非来。当父母的更不必从旁插手，越有旁人，他们感情越生分。本来是感情上的事，也很难论断曲直。果真他们闹出了圈心，劝一劝，让他们不要过分就行了。家庭里处处要以和为贵。”⁽²⁸⁾静芬她娘不听，转头找老太后告状去，老太后为了给娘家人面子，为了给自己树威信，为了敲山镇虎捎带着给光绪点颜色看看，就郑重其事地请出宗正族长来，请出所有王爷来，评论载澍的罪过。所谓的评论就是老太后自评自论，她要求以大逆不道罪处死载澍。老五奕誴、老六奕訢苦苦哀求：老九无子，这是他过继来的嗣子，处死不就绝后了吗？老太后退而求其次，对载澍褫职夺府，杖责一百，永远发往宗人府圈禁。在杖责的时候，桂公夫人又亲自派人监视，生怕行刑者仗下留情，轻打了她女婿，吓得施刑的人都不敢马虎，一百杖打完之后，载澍裤子上的血和肉都粘连在了一起。之后，载澍在宗人府的高墙里被圈禁了十多年，直到庚子年洋人进京释放各种犯人，载澍才被放出。当时孚王福晋一气之下，搬到京西温泉墓地去住，载澍放出后，也追随母亲住墓地里去了。三妞呢？没人要了，静芬她娘就悄悄地把她领回家里守活寡了。守着这样的家庭，真不知静芬怎么样端庄淑贤！

不管啥吧，太后给批个母猪，光绪也得接着。谁让咱是儿皇帝呢？

大婚典礼的全过程包括纳彩礼、征礼、册立礼、奉迎礼、合卺礼、庆贺礼、赐宴礼等一系列程序。问题是就在大征礼（向皇后家送一次大婚礼物并告知迎娶皇后入宫的时间）过后十余天，即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889年1月15日），老天捣乱，紫禁城突起大火，烧毁了太和殿前的太和门。火灾来得很突然，也很不客气，第一起的不是时候，偏偏起在了婚期内，太不吉利了；第二起的不是地方，偏偏起在了太和门。前面说过，按照大清祖制，皇后大婚要从大清门一溜正门地抬进来，太和门乃其中一道正门。老天这是啥意思呢？替光绪抱不平，拒迎这二妞还是想暗示这二妞是个丧门星？太后当然顾不上想这么多，她充分发挥了封建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责令内务府连夜加班，在婚礼前搭盖一个太和门彩棚！内务府紧急动工，一个山寨版的太和门如期被搭建起来。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5日）是奉迎皇后的吉日。这天，光绪帝头戴珠冠身着龙袍，升坐太和殿，文武百官三跪九叩，礼部官员宣读册封皇后的诏书。奉迎正使和副使待光绪帝回宫之后，率领着奉迎大臣们前往迎接皇后，由大清门经由山寨版的太和门，皇后被抬入了皇宫。与此同时，瑾、珍两嫔由神武门被迎入后宫。太后长出一口气，肥水终于流到了自家田，而且，自己不是从大清门抬进的遗憾也由丑侄女给弥补上了。

但是丑侄女刚结婚就添了堵，按照清制，皇帝大婚后的第四天，要在太和殿宴请以国丈为首的皇后家族以及在京满汉大员。但是光绪却借口有病将赐宴礼撤销，并且在命人把宴席分送给在京王公大臣时故意不提国丈及后族，气得隆裕哭鼻子。

隆裕气，光绪更气。但是话说过来，两人在婚姻中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的。如果说隆裕收获了皇后的名分，那么光绪则收获了正式亲政的名分。因为按照清制，皇帝大婚后即应亲政，于是，二月初三（3月4日），慈禧训政结束，十八岁的光绪帝举行亲政大典，开始了正式亲政。当然这种正式亲政还是有限的，因为大婚前，太后已命礼亲王世铎制定出太后归政后的办事条目了，要点如下：一、临雍经筵典礼，御门办事，仍恭候特旨举行；二、中外臣工奏折，应恭书皇上圣鉴，至呈递请安折，仍应于皇太后、皇上各递一份；三、各衙门引见人员，皇上阅看后，拟请仍照现章，于召见臣等时请（懿）旨遵行……

虽然如此，毕竟那个帘子撤下来了，老太后也进驻了颐和园。对光绪来讲，这比大婚要清爽多了。而他的老师翁同龢也激动万分地给自己的学生进呈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

不愧老师教导，亲政后的光绪首先想到的就是强国富民，但是中法战争对整个天朝的冲击是有限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冲击有限，第二次鸦片战争照样有限，中法战争更别提了，咱觉得也并不弱于法国嘛，何况《中法和约》中咱既没割地又没赔款的。真正对光绪及大清国民造成冲击的，是小日本！

光绪初步亲政那一年，也就是1887年，日本政府就制订了《征讨清国策》，即侵略中国的战争计划。如果当时的大清真正崛起也就罢了，日本就不会想着侵略它了，关键是大清太弱了，引得西方列强虎视眈眈，谁都想咬它一口。日本认为自己为了自卫计也得先下手，否则中国被列强占了，东亚危机啊。为此日本人精诚团结，协力向上，到甲午战前，终于建成一支近代化的海陆军，虽然海军总吨力不如北洋舰队，日本五万九千吨，中国八万吨，当时西方评论家把日本海军列在全球第十六位，把中国列在全球第八。但是日本人小志气大，把朝鲜、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军事地图都绘画完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东风是从朝鲜那边刮过来的。朝鲜是中国的朝贡国，也叫藩属国，这种中国特色的外交关系起于朝鲜李氏王朝的太祖李成桂。李成桂当年乃高丽大将，把自己的主子幽闭后，自己想当国王，就派人前来大明呈表请命，很给咱这边面子，咱这边要的就是这个，很高兴，更其国号曰朝鲜。从此高丽改叫朝鲜并且是咱的儿皇帝了，奉明朝为上国，平素按时进贡，上国对他们是厚往薄来。也就是来的时候带些土特产作贡品，走的时候上国以超过贡品市价的数倍银物赏赐他们。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外国观察家评论说：“朝鲜实质上是一个独立国。诚然，它每年向中国进贡，但是这种进贡毋宁说是换取对中国通商权益的一种代价，而不是一种政府间的进贡。”⁽²⁹⁾但是，对朝鲜来讲，代价太小了，政治上装装孙子，经济上占些便宜，更关键的是，临时有事，内忧外患什么的，上国也需要出钱出力甚至出兵呢（朝鲜玩的也叫以夷制夷）。一句话，咱可不是白当大爷的。明朝万历时，日本侵略朝鲜，中国政府就跨鸭绿江抗日援朝去了，这一抗就是七年（1592—1598），中国士兵死伤人数，咱就不说了，反正大国贱民，政府不在乎，史书上说得很模糊。只说经济账，明政府花去白银2600万两，不过咱不差钱。明朝灭亡后，朝鲜政府还搞反清复明呢，挺多情的，只不过反复不成，就改奉清朝为上国了，仍以得到清国的承认与册封为荣。

当时的外电评论：在中国野蛮的统治下，“这个可怜的国家似乎并不存在，她的一千万人民的任何野心都会被轻轻掸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毫无色彩和低能的翻版”。⁽³⁰⁾老牌的中国通、长期在大清海关工作的美国学者马士说：“朝鲜政府或许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马士说，大清贪污盛行、千疮百孔，“其富源似乎只供维持官吏们的生活而已”。⁽³¹⁾朝鲜当然也是如此。

同治三年（1864），朝鲜国王李昇死，无子，娃娃李熙以旁支入继大统，其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这家伙走顽固守旧之路，拒绝改革开放，宣布凡与日本交涉者，处死刑！是谓旧派，也叫保守派。在他眼里，搞洋务，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的大清都变成了修正主义。同治十二年（1873）李熙亲政，大院君去位，王妃闵氏及其亲信渐握重权。

与此同时，朝鲜先与美国冲突，后与法国冲突，又与日本冲突，都让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替自己外交，恭亲王也不傻，发现朝鲜也学着中国在搞以夷制夷：“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³²⁾于是借着日朝冲突，中国政府骄傲地向前来交涉的日本方面宣布：“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³³⁾日本一听高兴坏了，说：朝鲜敢情是独立实体，内政外交都是自主啊。那好，以后我跟朝鲜有什么事，你们大清就别掺和了，没你们什么事啊。与中国说清之后，日本趁热打铁，光绪二年（1876）与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在条约第一款里，日本特别规定“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³⁴⁾

《江华岛条约》之后，朝鲜出现所谓的新派，也叫开化派。他们倚托王妃闵族的势力，亲日，主张改革开放，主张向日本学习。随着大院君的失势，新派逐渐活跃起来，并且聘用日本人教练新军。新旧两派明争暗斗不止。与此同时，中国发现不妙了，光绪五年（1879）日本把琉球从中国手里抢走。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提出，琉球已失，下一步就是朝鲜了。于是李鸿章改变对朝政策，狠插上了，既加强自己的宗主权，还帮助朝鲜与西方列强签约。

光绪八年（1882），因旧军长期没有领到工资，朝鲜发生群体性事件——旧军哗变，跟日本主持下、工资特高的新军发生了火拼，并扶植大院君重新摄政，史称壬午兵变。兵变中，日本使馆遭遇旧党围攻，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吓得一溜烟地跑回本国搬救兵去了，中国这边因李鸿章丁忧在家，暂由张树声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派丁汝昌、吴长庆率北洋水陆军出动平乱（现在的美国也常干这种事），把乱首大院君绑架到天津（跟美国对付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和伊拉克萨达姆比较类似，只不过美国法治思想比较到位，对这些人进行了法律审判）。在这次平叛中，吴长庆手下的营务处帮办、年仅二十四岁的河南帅哥袁世凯表现突出，有勇有谋，不但赢得中方的高度赞扬，甚至赢得友邦好感，朝鲜国王两次接见袁世凯，其中一次是单独接见。但是由于大院君一党跟中国后来的义和团似的，火拼中围攻过日本外交使馆，所以中日合商了一下，日本和朝鲜签订《壬午条约》：朝鲜赔偿日本损失及军费；日本驻兵朝鲜京城，护卫使馆，有事还可以派兵入朝；朝鲜遣使前往日本谢罪。清国也与朝鲜签约，除了驻军朝鲜以外，还学着其他国家侵略自己的小样儿，从朝鲜方面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督权，并在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国租界。不过这些都不要命，要命的只有一条：中日皆驻军朝鲜且有事可以派兵入朝！中国方面，乃吴长庆军留驻朝鲜，虎将袁世凯更是给朝鲜国王练上了新军。为了防止日本对朝鲜的影响，袁世凯阴与闵氏一族结托，日本当然也不含糊，也拼命地拉拢一些新派骨干人物，导致闵族与新派也有了矛盾。双方矛盾越来越尖锐，中法战争爆发后，中方战败的消息频传，更加刺激了新派骨干人物金玉均、朴勇孝等人，他们希望朝鲜立即走向改革开放，乘中法战争之机于光绪十年（1884）发动政变，杀闵族骨干数人。日使竹添进一郎在新党的邀请下带兵入卫王宫，挟制国王改组新政府并且发布改革纲领。当时由于中法战争的爆发，吴长庆带部分军队撤回中国，留袁世凯总理营务处并会办朝鲜防务，所以朝鲜的保安由袁世凯承包。他所谓的保安，用马士的话来说，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简单的一面说，就是确保朝鲜对中国的从属性，并打击朝鲜国王的一切要实现独立自主的努力，不问那些努力是打算把那位国王领上受俄国或者日本武装保护的道路，还是打算使朝鲜甚至成为在美国策动下的一个主权国家。他积极劝喻朝鲜的腐朽政府采行有益的改革，但是始终不渝地坚持朝鲜对中国的从属地位。”⁽³⁵⁾按马士的进一步说法，袁世凯甚至希望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把朝鲜合并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现在，小日本搞第三者插足，袁世凯当然不能容忍，他接受闵党求援，带兵打入王宫，朝鲜国王落入袁世凯手中，日使跑得远远的，新党损失惨重，几个要人亡命日本。事后，朝鲜方面再次向日方赔偿损失、谢罪等。至于中日之间，于光绪十一年（1885）由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天津商谈，分赃如下：中日两国驻朝军队各自撤回本国；朝鲜练兵，中日两国皆不派教练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派兵，须先行文知照对方！

之后，朝鲜并未安静下来，新党势力由于金玉均、朴勇孝亡命日本而衰落。日本逮不着战争的借口，但仍然扶植新党势力，并派遣少年军人潜伏朝鲜，寻找机会；朝鲜王朝因袁世凯这个太上皇的强力剽悍而愈来愈儿化，想往欧美派出一些参观团都因没得到袁世凯的批准而流产；李鸿章想控制闵妃一派的势力，放狗归窝，把大院君弄回了朝鲜，让他与闵妃互相咬去，袁世凯在中间来回忽悠，甚至企图给朝鲜另立新君，然后让大院君摄政，这让闵妃集团心神不宁产生怨恨；沙俄乘机插上一腿，命其朝鲜公使勾搭闵妃集团……就在这乱哄哄中间，发生了刺杀案。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派刺客赴日谋刺金玉均、朴勇孝，结果很滑稽：首先，金玉均被诱到上海，被刺而死，中国方面把金的尸体伙同刺客一并递交朝鲜，但是金被戮尸，大卸八块，而刺客则受到中国方面的礼遇，送回即被释放，日人大愤。其次，刺杀朴勇孝的刺客反被朴勇孝逮住，另一同伙逃奔朝鲜驻日使馆，日人更愤。就在这关键时刻，东学党起义了。东学党也属朝鲜旧党，宗旨是明人伦、诛污吏、救民生、反西教，自谓东学。他们比义和团稍微聪明些，打出的旗号是反朝灭洋，不管它西方文明还是东方封建，一块儿反了。当时的朝鲜国政一如他的老大哥清朝，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天下苦朝久矣，所以这起义是迟早的事儿。起义一爆发，日本在朝鲜的少年军人就乘机往起义队伍里混，企图控制；至于日本国内政府，第一时间就想出兵，由于受了“欧风美雨”的影响，知道政府有保护侨民的义务了，内阁开会决议，由于朝鲜官兵屡败，乱民猖獗，为保护公使馆及日本国民，有派兵之必要。而且根据《壬午条约》，日本有事即可出兵，且不用朝鲜政府邀请。但是日本在出兵前，想探知清方的主意，清方呢，一直在犹豫。当然啦，朝鲜也犹豫，要不要邀请清方出兵呢？要是自己能平叛就好了，谁不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呢，而且日本也不好惹啊。结果，日本不请自到了，还一直怂恿中国出兵，中国本不想出兵，但最后还是出了。原因如下：其一，中国方面，不管是李鸿章还是袁世凯，都判断日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即使出了，也不过百余名，保护日本使馆而已，肯定没有其他心思；有其他心思也不怕，我们控制着朝鲜政府，可以叫朝鲜政府驳回他们嘛。李鸿章甚至向日本方面表示，他愿意日本政府派遣一两艘炮艇前往朝鲜保护它的臣民。其二，中国这样的老大哥，实在拒绝不了朝鲜这样的小兄弟的求援。从历史角度看，朝鲜就是中国人种的一个分支嘛，再说明朝咱就抗日援朝了；从政治角度看，朝鲜是咱属国，唇亡齿寒嘛；从面子角度看，咱是老大哥嘛，小弟有乱，且发出了正式的求援信，不出面不厚道哇。袁世凯与李鸿章在电报里是这样讲的：“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³⁶⁾其三，中国如不出兵，“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³⁷⁾不用说这个他国就是日本。朝鲜这块肥肉，不能白白地奉给日本啊。其四，当时的大清，挨过英法多次打击还像小保安那样“我骄傲”呢，更别提面对小倭寇了。其五，日本方面屡次示意，希望中国出兵。于是老大哥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八十岁的老太申请参军，精神可嘉，我们的泥菩萨就这样过河去了。

中方派出的部队总数为二千人，由北洋陆军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志成率领。部队派出后，中方按照当年分赃的结果知照日方，并且在照文中强调“派援兵戡定内乱，乃从来保护属邦之旧例”。⁽³⁸⁾问题是，中国的知照公文尚未到达日本，日本驻天津领事却知照在天津的李鸿章：日方也已出兵（时差上，日本比中国晚了一天）！而且，针对中方的知照，日本的回复是：“本帝国政府未尝承认朝鲜为贵国之属邦！”⁽³⁹⁾

中国首次出兵二千人；日本首次出兵四百人（后增加为一万人）。中国一听说日本也出兵了，慌了，马上通知日本：你们出兵不宜多，而且人家朝鲜也没请你们。你们就保护商馆得了，万不可入内地，免得咱们兵遇生衅。日本回复说：按照先前的《天津条约》，我们出兵除行文知照贵国外，其他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出兵多少及进退行止丝毫不受您中国政府牵制。朝鲜呢？一看引来了日清两国部队，东学党马上不起义了，自动解散。清朝一看没事了，就通知日本，中日同时撤兵好不？日本不同意，既来之，则安之，中日合作，咱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吧。老大哥这会儿又拽上了，向不干涉别国内政云云。日本一看，你不干涉，那我就干涉吧，继续增兵朝鲜，并且要求朝鲜国王声明俺是独立国不是中国属国。中方一看不妙，也不怕干涉内政了，向日方提出，咱先撤兵，再议朝鲜改革，好不好？日本说，不但不撤兵，而且朝鲜改革的时候，我们日本与你们中国是一样的权力与地位。意思很简单，你们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现在，我们日本也要做它的宗主国，咱们中日平起平坐。中方说那不行，俺才是朝鲜真正的老大。要不这样，我们实质上平等，但“遇朝鲜有大典，日本不能与中国并行”，⁽⁴⁰⁾而且朝鲜改革咱只能劝告，不能强迫人家。日本说不行。我们不但要强迫它改革，遇有大典，我们中日两国还得平行！如此之下，中方就毛了。袁世凯甚至苦劝闵妃告退，选拔有名望的老臣由朝鲜自己进行所谓的改革。问题是闵妃这种娘们儿，跟慈禧太后那个娘们儿一样的心思，宁愿国家沦陷，也不愿意自己权力丢散。气得袁世凯又想给朝鲜发动一场政变了，但由于李鸿章不支持而放弃。李鸿章不希望给朝鲜添乱，更不希望中日之间发生战争，因为他太知己了，知道大清是个纸糊的房子，北洋海军是纸糊的灯笼，吓鬼可以，打日本则不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侮实未敢信。”⁽⁴¹⁾问题是愤愤书生们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不知道老大哥外骄内虚，更不知道小日本名小实大，硬实力软实力什么的，一概不知。他们大骂李二先生是汉奸，大力呼吁中国增兵朝鲜。中方发毛的当口，英国方面又给出个主意，说：你们中日两国分占朝鲜如何？一个占领北朝鲜，一个占领南朝鲜，还不用你们打架，多好啊。中国方面说，这办法还算公道，可以接受。但是日本不接受，且认为这建议来得太迟，宣布：中国既然不同意朝鲜改革，那朝鲜改革的事我们日本就承包了，中国若增兵朝鲜，就是对日本挑战。随后，日兵冲进了朝鲜王宫，把闵妃囚禁到了日本使馆里，扶植大院君摄政。年届八旬的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所有的商约，并“授权”日本驱逐中国军队。这样一来中国在道义上就很被动了。之前来消灭东党，那是由于朝鲜政府的邀请。现在，朝鲜政府宣布咱是敌人了，咋办？还有，日本宣布中国增兵就是对日本的挑衅，咋办？

这个时候，大清也有明白人。他就是被派上朝鲜的统领、时任太原镇总兵的聂士成。他一看中日出兵朝鲜快要演变成中日之间的战争了，遂建议中国实行战略大退却，从朝鲜班师。他致电李鸿章，分析说，日本蓄谋已久了，咱本来是去朝鲜帮人平乱，不是去与倭人争雄的。与之相战正好中了人家的奸计。老子云，不为人先。咱赶紧派船，把咱的兵撤回吧。问题是这样的明白人不多，光绪帝一意主战，并且动不动搬出太后，说太后也谕不能示弱。⁽⁴²⁾光绪帝师翁同龢一意主战。光绪身后的一干帝党，包括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的文廷式和珍妃的堂兄、时任礼部右侍郎志锐都一意主战。当然这些帝党主战背后也怀了私心，就是借跃武国外，轻视日本，让光绪出人头地，凭陵母后，以夺得真正的亲政大权。还有些人不见得是帝党，但也一意主战，跟现在的愤青差不多，提出了诸多黑色幽默的荒诞主张：有人认为对付日本，可以速战速决，打它个稀里哗啦，从此一劳永逸；有人认为可以施魏围救赵之计，放日本主力在朝鲜，咱派奇兵，直捣小日本本土，打它个哭爹叫娘，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甚至有人发明了持久战，说日本人少国小资源缺乏，咱跟它战上个三五年，保证把它打成孙子。总之，当时的气氛就是，谁主退却，谁就卖国贼似的。于是连太后都被感染了，认为与小日本过两招，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遂放手让光绪一试锋芒。总之，在清议派一片主战的叫嚣声中，半亲政的光绪与掌握实权的老太后顺应了民意民心继续增兵！既有了朝鲜政府的授权，日本当然要开火——运兵船“高升号”在牙山口外遭遇日本袭击沉没！中国政府宣战，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时为光绪二十年（1894），农历甲午，史称甲午战争！

中国不出兵，我们就知道战争的结果了；中国一出兵，我们更知道战争的结果了。一句话，不出兵还可以像纸扎的草人一样，吓吓初出巢的小鸟，一出兵，就露馅了，把自己的小鸟露出来了，净剩下丢人的份儿了。其他不说，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例：淮军统领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拔前就记得把饷银二十四万两扣下八万两汇往自己家中，家中的妻更不含糊，与夫书一封：“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⁴³⁾意思很简单：“亲爱的老公，咱官不小了，早当上大统帅了。咱钱也不少了，够咱享福了。咱年龄也不小了，打仗的时候要放聪明些，别往前头冲，给我往后缩啊。”有这么贤慧的妻，卫大统帅当然不含糊。平壤之战一开，他与叶志超弃城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大队。

大清的统帅这么擅长于田径运动，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恁多百姓累死累活卖儿卖女才能供养出一个帝国官员，当然比较金贵了。可气的是，日本鬼子不这么看，收获到这封家书后，视为奇闻，举国哄笑，把它当作战利品，弄到自己的教科书里当反面教材，教育他们的学生去了。

下面我们看看日本人的家书。一位日本老父亲林鸥村写给在朝鲜前线的儿子森贞吉的，老头汉文修养很高，信是用标准的汉语文言文写就的，《左传》里的典那是信手拈来。他在信中既表示了对儿子的心疼，又给儿子讲了诸多大义，什么“死生有命，忠孝难两全”；什么“苟为军人者，宜慷慨赴难，鞠躬尽瘁”；什么“家国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贵”；什么“夫一队犹一里，一伍犹一家，困厄相恤，疾病相护，旅进旅退，每战必捷，以副舆望”。⁽⁴⁴⁾

第二例，甲午海战之后，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主力舰被小日本拖到本土，停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上，被当作趸船使用了，小日本对此所作的解释是：“永久地侮辱那个厚颜无耻的大清帝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⁴⁵⁾侮辱支那的同时，更要纪念自己的战士。战后，日本出版《日清战争实记》，五十卷的记载中大量的篇幅是对英雄烈士们的报道及相关碑文悼词。一排一排的神位被安置到了靖国神社，天皇亲临祭奠，即使冒天下之骂名他们也认了！

下面我们看看中国是如何侮辱大和民族的，那种侮辱看起来更像自侮。7月25日的丰岛海战中，北洋一艘破旧的运输船操江号由于没有基本的战斗力而选择投降。国内报纸大骂被投降官兵为什么不自杀：“尚何所望而不即自裁甘受此侮辱哉？”骂了自己的官兵，再骂小日本没有见识：操江号在中国都是个破船，日本居然把它当宝贝，改作了训练舰，真是傻瓜！日本人才不在乎呢，操江号从日本舰队退役后，又在神户港做了检疫船，一直到1965年才拆解退休！

清政府虽然智商情商都不够，认识不到失败的真正原因，但是它能看到失败的结果，跟中法战争一样，又由于小兄弟的缘故走上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尴尬境地。更尴尬的是，大清保护的是守旧派而不是改革派（开化派选择的靠山是否可靠另说）。大清自己不改革也就罢了，还反对朝鲜改革，又打不过小日本。结果，泥菩萨自身被淹，割台湾、澎湖列岛，赔偿人家军费二亿两不说，还把朝鲜最后的一次改革开放、繁荣富强的希望之路给灭掉了。朝鲜对中国来讲，独立了；但是对自己来讲，仅是换个主子罢了，日本人成了它的主子。至于日本这样的新主子与中国这样的老主子哪个更好，我觉得还是朝鲜人民说了算。雪珥说，战争期间，“朝鲜的反华气氛也达到了高潮”，“朝鲜妇孺多有见华人而呼为清国狗者”。⁽⁴⁶⁾这里面的意味就比较丰富了。孙中山等革命党把满洲称作“鞑虏”，洪秀全等揭竿派把清政府称作“清妖”，朝鲜人民称天朝人民为“清国狗”也就顺理成章了。而且，当时的日本很善于做宣传工作，把自己打扮成仁义之师，把朝鲜描述为待解放的商纣之民。打进中国本土后，还描述九连城“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甚至有台湾百姓“称我为大明国大元帅云”，“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⁴⁷⁾

或者，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来回答：如果您须在一个病残的老人与一个新进的暴发户之间选择自己的主子，您选谁？

虽然这个比方不见得合适，但是小日本已成新进暴发户则是无可置疑的。鸦片战争之后，日本门户被美国叩开，它像邻邦大清国一样签订了诸多不得已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比大清比较可贵的一点是，它有正常的耻感。不像大清一样，一直弄不清啥是尊严，啥是耻辱，长期摸不出雪耻复尊的路子并且处于一种“我骄傲”的畸形状态中。相形之下，小日本做得就挺好，它对内维了新，对外想通过图谋朝鲜赢得世界列强的敬畏，捎带着把自家所签的领事裁判权之类的不平等条款废除。如果前者——针对中华大帝国的冒险能成功，那么就可以大大地打动西方列强的心而有利于后者的解决。事实上，它的冒险还在进行中，中日战争没有正式爆发前，英国就对它刮目了，双方在伦敦签订一项条约，废除了英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并适度地提高了海关关税。同样的建议，日本也向美、法、俄、德等国家提出了，但是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以技术的理由给予了拒绝。中日正式开战后的第三个月，美国也与日本废旧约签新约。其他国家一看再抗下去没什么意思了，纷纷跟进。于是乎，对中国战争的同时，日本与西方列强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它终于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了。

既然平了，它就想学西方列强的小样，转在中国寻求与他们一样的特权。一个暴发户就这样诞生了。

中国政府虽然无由明白日本崛起的路径，但是仅丢失朝鲜一事，就让它痛极。单说丢失朝鲜本身，中国也许不算很痛。让中国最痛的是，自己居然打不过小日本，这可是黄历上没有的事。一个原先你看不起的、历史上老是向往咱、甚至向咱进贡的蕞尔小国，居然打得咱稀里哗啦、哭爹叫娘，刺激啊。上海英文报刊《北华捷报》说：中日战争结束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其领土不可侵犯的神话”；⁽⁴⁸⁾还说：“中国这个气泡已经爆破了。”⁽⁴⁹⁾唉，气泡破了，气都钻中国人肚子里去了。说实话，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割香港，到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到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进中国，再到抗日战争，中国经受的外辱也不少了，但是真正刺激中国的，让中国人放不下的，就是日本做主角的两场战争。

大清臣民当时即使崇洋媚外，小日本也不包括在这“洋”和“外”里。小日本算哪根葱啊，不就一个生产倭人的小小荒岛吗？不就秦时因徐福前去寻找长生不老药遗留到那岛上一些童男童女做了其八辈子祖宗吗？唐时，小日本多少学者与和尚来俺们大陆参观学习兼取经啊；明时，小日本干脆都变成了倭寇，全靠在我们大陆沿海抢烧饼过日子。这才过了几天就阔了？阔了俺也不屑啊。别的“洋外”打我们，我们认了，可小日本也跟着来打我们，“呸，你也配姓赵？”

中国人的这种心理一直遗传到了今天，所以，所有侵略过中国的“洋外”们，唯独日本人还处在天朝百姓亢奋的精神报复下。最典型的段子是：当年武大郎因受不了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勾搭成奸，愤而跳河自杀。没成想漂啊漂，漂到一个小岛附近，被岛民救下了。岛民们一看，这家伙个子怎么这么高哇，于是立即推举他做天皇。做了天皇的武大郎第一件事就是给臣民们弄国旗，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形就是，武大的白围裙上摊了只红彤彤的大烧饼，在日本上空冉冉升起……

这段子对中国人还真是一种精神上的慰安。但是慰安的背后，遮不住Q哥的伤心路径：阿Q被赵太爷打一个耳刮子，他可能不着急，因为他知道赵太爷一向很阔，但是被小D打一个耳刮子，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一直认为这小D混得还不如他。为什么英国打中国、英法联军打中国、法国打中国，大清臣民都没有那么的义愤填膺，屈辱难名，社会心理原因就在于此。因为西来的这些文明国家，在大清这个Q国眼里，就是一向很阔的赵太爷，小日本呢，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小D！

Q哥被小D打了，这还了得？整个大清国，上下同恼。年轻的光绪当然也恼，强国富民成为他的主旋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