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1816—1861），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雨亭，又字豫亭、裕亭。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的七世孙。父亲和硕郑亲王乌尔恭额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乌尔恭额有正老婆（嫡福晋）一人，副老婆（侧福晋）两人，副副老婆（庶福晋）五人。八个老婆共生八子。正老婆无子，副老婆各有一子，但只有排行老三的端华长大成人，所以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是为郑亲王。肃顺是副副老婆生的，排行老六，妾婢之子，只落个闲散宗室。
清朝宗室爵位共分十二等，分别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分一二三等）、辅国将军（分一二三等）、奉国将军（分一二三等）、奉恩将军（另外还有奉特旨才加封的亲王世子和郡王长子两个爵位，所以清室爵位也可说成是十四等）。总之，同一个爹，不同一个娘，导致了端华能袭第一等爵位，肃顺则嘛都不是。当然，作为闲散宗室，也还是能享受一系列政治特权与优厚待遇的。道光年间，肃顺在侍卫处任职，后来考封三等辅国将军，才算进了宗室爵位之列。清宗室取得爵位的方式有四种：功封、恩封、袭封、考封。所谓的功封，乃因功而封。清朝的功封多为“世袭罔替”。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子孙后代辈辈为王，见了皇帝不参不拜，不接不送，因此也叫懒王。大清历史上总共有十二位王取得了此种爵位：清初的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儿子之后改封庄亲王）、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雍正时的怡亲王，同治时的恭亲王，光绪时的醇亲王、庆亲王等。所谓的恩封，就是皇帝直系子孙年满十五岁者，由宗人府奏请皇帝封爵。这种王爵多为世袭递降，但也不是无限制的降，有个最低界线，亲王降至镇国公、郡王降至辅国公、贝勒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贝子降至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公降至辅国将军、辅国公降至辅国将军以后不再递降，均直接世袭。所谓的袭封，指的是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的宗室贵族逝而出缺的时候，由其一嫡子继承一定的爵位。所谓的考封，指的是亲王以下各王公除一子袭封外，其余诸子至二十岁，例得推封。所谓的推封，就是宗人府在人数达到十人以上的时候，派钦定的王大臣试其马、步箭、翻译三项，合格者授予一定等级的爵位，具体为：亲王余子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亲王侧福晋子封二等镇国将军，别室所居妾媵之子封三等辅国将军，郡王余子封一等镇国将军，以下类推。肃顺爹为亲王、娘为妾媵，所以只能弄个三等辅国将军了。肃顺与端华在职称及工资待遇上相差多远呢？可以参看黄惠贤、陈锋整理出的清宗室爵位俸禄表：(21)
看图可知，端华世袭罔替郑亲王，宗室爵位第一等，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肃顺呢，宗室爵位第十等中的小三，岁俸银260两，禄米260斛。
工资待遇什么的就不说了，接下来说本事。咸丰帝自打接班之后，就感觉到“接”不逢时。接位之年，遇上了洪秀全那个“高考落榜生”化失心疯为大运动。洪秀全的部队虽然不咋地，但咸丰治下的八旗绿营更不咋地，洪秀全在南京坐了龙橔不说，其派出的北伐军还差点打到了皇城根下，一不小心，这龙椅就可能易位。内忧未除，外患又起，英法联军也从洪秀全老家点了一把火，一路直往北京烧了过来。此前，咸丰御前重用着两位宗室庸人；一个是郑亲王端华（1807—1861），肃顺的三哥，郑亲王第十三代掌爵人；一个是怡亲王载垣（1816—1861），康熙帝第十三子允祥的五世孙。两个铁帽子亲王虽然兼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官与衔，但是在内忧外患的局中，这些官衔也让他们难受：“苦于汉文不甚通达，且自觉才短，对于咸丰帝的意见，多不能发展，知肃顺习汉文，又多知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22)于是肃顺也成了咸丰的骨干大臣。君臣四个形成了这样的生物链：端华听肃顺的，载垣听端华的，而咸丰听端华、肃顺、载垣三人的。那么肃顺到底有什么本事呢？或者说什么叫“习汉文”、“知风俗利病”呢？
所谓的习汉文，首先是熟悉汉文的意思。但是肃顺除了习汉文，更习汉人。他说：“满人暮气深，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他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他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23)这些话总结起来，意思只有两个：第一，长期处于特权状态的满人旗人，都沦为混蛋兼糊涂蛋了。正应了民间那句话，权力让人智商退化。第二，值此乱世之秋，我们满人就别出头露面出乖露丑了，让汉人替咱维护江山社稷吧。众所周知，满洲入关后，政权运行首崇满人。顺治时期规定，各部院衙门堂司，悉令满人掌印。六部虽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但满人掌实权。康熙中期将理藩院中的汉人尽行裁去，独存满人；督抚中汉人十无一二。乾隆时期巡抚满、汉各半，但总督仍无一汉人。至于高级武职，汉人更是不得沾边。据《清朝野史》载，大清宫内曾有专供满臣阅看的立碑：“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云云。(24)如此说来，中原乃满洲的殖民地而已，偶尔用个汉人，也叫以汉治汉（后来的日本人图谋亚洲雄风时就利用了这一点，自称中华神州不说，还喊出了驱除满洲鞑虏的口号，后来的孙文在日本组建同盟会，首要纲领居然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咸丰时期，中原又面临着被西人殖民的风险。两害相较取其轻，肃顺知道，不重用汉人是不行了，否则西人进入中原，意味着满人退出中原。所以他力主破除满汉观念，重用汉人。当然重用汉人也不好，那就是地方分权过重，导致中央力量虚弱，武昌一声炮响，整个清王朝土崩瓦解。只不过，如果不重用汉人的话，要么洪秀全成了事，要么鬼子乱中华，满人还是没戏。所以，重用汉人，顶多是闹出个同治中兴，闹出个洋务运动，让大清的晚期癌症延长了一些时日而已。但是肃顺明白，在缓亡与速亡面前，政府必须选择前者，选择前者就意味着必须重用汉人。曾国藩、胡林冀、左宗棠、郭嵩焘等都得到了肃顺的推崇、提拔、重用和维护。
所谓的“知风俗利病”，也就是肃顺早年做闲散宗室时在市井上混过，“习知京师五城诸坊利病”。据说肃顺整日在街上晃荡，“好为侠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到了冬天，他会盘着辫子，“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25)当然，表面上是个混子，实质上却是个有心人，否则京师五城诸坊利病，他是不会习知的。而且这哥们儿还有一利：“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26)可能太熟悉这个社会了，所以第一次蒙咸丰帝召见时，他就提出了乱世用重典，颇得皇帝的欢心。至于他的职位，更是由咸丰登基起，就一溜烟地往上升，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到户部尚书、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从御前侍卫到御前大臣；从领侍卫内大臣到总管内务府大臣；从协办大学士到赞襄政务王大臣；从副都统、都统到经筵直讲、乡试正考官……两位亲王的推崇，咸丰的欣赏，加上本人的市井能力，终于让肃顺坐大，形成了所谓的肃党。肃党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内部，以军机大臣为主，肃顺得以控制中枢大权，在乱世用重典方面，玩了些大手笔。
第一，在“戊午科场案”中坚持力斩大学士、主考官柏葰。
所谓的“戊午科场案”全称戊午顺天乡试科场案，发生于咸丰八年（1858）。乡试揭榜之后，有御史孟传金上奏，说此次乡试中发生诸多舞弊行径，甚至有中式举人朱墨不符者（考生的原始试卷用黑墨书写，称墨卷；由誊录生统一抄写之卷则用红笔，称朱卷。朱墨不符就是原始卷与誊录卷内容不一致），而且中式的举人平龄居然是个不读书的伶人。咸丰感觉问题严重，遂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会审。中国的考试，只要查，总能查出毛病来。这一查，毛病还不小。中举之人中有卷内错字被考官代改的，有错字三百多的，有问及中举之事竟然说不清的，更有诸多高干及高干子弟和正副考官及阅卷大臣之间递送条子打招呼的（清朝的科举阅卷方式叫糊名誊录法，也就是说考生名字被糊封，考生试卷由誊录生统一誊录一遍，免得大家看着名字与笔迹进行作弊交易）。总之，不查都门门清，一查全都说不清。此次乡试，主考官是柏葰，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蒲安，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等。会审结果，主考官柏葰犯案最严重：广东肇庆考生罗鸿祀，托请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向同考官翰林院编修蒲安递“条子”，约定，其考试时的第一篇文章最后用“也夫”二字结尾，第二篇用“而已矣”三字结尾，第三篇用“岂不惜哉”四字结尾，诗则用“帝泽”结尾。阅卷时，身为主考官的柏葰本欲将罗鸿祀的试卷撤下，但同考官蒲安已嘱托过柏葰的家人靳祥……中国官场潜规则，官员都听家属与门丁等身边人的，所以柏葰将已中式的一名举人拿下，换上了罗鸿祀。
发榜后，罗鸿祀向李鹤龄赠送五百两白银，李鹤龄拿出三百两转给蒲安，蒲安拿出十六两转给柏葰。当朝一品大员、大学士柏葰为了十六两银子就跟人潜规则，不知是穷得闹心还是人情世故无价。四大臣报请对柏葰“斩立决”。咸丰皇帝想维护柏葰，一来柏葰乃道、咸两朝重臣，二来柏葰刚被提拔为文渊阁大学士，位高名重。咸丰帝召见诸亲王、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会商，问题是有肃顺在那儿横着呢，其他大臣默无一言，一句好话不敢替柏葰说，于是柏葰就完了。陪他上路，同样斩立决的有同考官蒲安、兵部侍郎李鹤龄、新科举人罗鸿祀。收受条子的副考官及其他高干、高干子弟及相关考生，大辟的大辟，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降级的降级，罚俸的罚俸，总计牵连到九十一人。
肃顺这次可是得罪了不少人。读书人嘛，考试作个弊算什么啊。当时的风气，作弊光荣，不作弊可耻。就拿收受条子来说，大家都干，你不干，那不是傻子吗？有些人甚至公开夸口自己条子多呢。条子上都画着圈儿，三个圈表示中式后送您三百两银子；五个圈，表示中式后送您五百两。这情形，跟我们现在的某些考场一个样，也是递条子，条子里写着考生的座位号，要求监考直接递答案或者准许抄袭，里面都夹有人民币的，数额按当地行规看着办。即使不作弊又能怎地？还能如龚自珍所期盼的那样不拘一格选人材？作弊上去的，不见得不是能吏清吏；不作弊上去的，不见得不是庸官贪官。帝国的体制，书读得死，八股文写得僵，就能当官。读书写字与当官有什么破关系啊。更要命的是，肃顺打黑，只打别人黑，不打自己黑。别人科场不能舞弊，但他自己在科场则公开舞弊，为让自己的门客幕友高中一把，也是上蹿下跳的。更有意思的是，大清官僚群体自感对付不了肃顺这么个二百五，转而恨上那个举报者孟传金了：您老兄吃饱了撑的还是咋地？如此多事！后来干脆把他排挤出御史队伍了，一边凉快去吧您！
第二，因对外议和问题而坚持力斩前大学士耆英。
可怜的耆英，拙著《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和《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中都曾重墨描写过老头。老头在战争中上了结结实实的一堂课，知道帝国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离英国差得远，因而成了个坚定的主和派。道光时代问题还不大，因为道光虽然昧于夷情，但至少很厚道，知道耆英是给皇家擦屁股的。道光临死前，耆英甚至做到了文渊阁大学士，赐紫禁城乘坐肩舆。问题是年轻的咸丰一上台，就想对外国说“呸”，不过先从内部呸的。中央大员方面，首拿穆彰阿与耆英开了刀，下《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把两个主和派呸了个狗血喷头，老穆被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回家候补。帝国官员给帝国皇帝打工，本就没个谱儿，老头若能如此安度晚年也算不错，奈何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展，咸丰与肃顺发现呸不下去了，于是又想起了善擦屁股的耆英，一道诏谕，把老头提溜出来了，着他前往天津充当谈判代表。老头不知轻重，乐颠颠地去了。其实知轻重也不行，因为帝国臣子都得遵循这样的精神：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一颗红心向中央，帝叫干啥就干啥。其实耆英也没什么特别的高招，他就是哄孙子罢了。比如他对英国公使璞鼎查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称老璞为英地密特朋友（intimate）；向老璞表示，想收他的大儿子为干儿子；与老璞互相交换老婆的照片（事后还给皇上解释英国鬼子是女尊男卑）。(27)
试看耆英致璞鼎查的一封艳信：“正殷怀想，忽接来书，深慰远念。索取令政夫人小照，即如命奉上，远望有便寄来。愚正室早亡，兹将侧室小照付览。昨至香港，会晤德公使。望云遥想，倍忆从前。正未悉何年得晤，手肃，敬候因地密特公安，不禁驰思。”(28)
怎么样，这封信够艳吧？还有比这更艳的呢，耆英给璞鼎查写的另一信，干脆被当代美国学者戏称为一封情书：“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之动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之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侧。”(29)
耆英真是不容易，为了保护大清的江山，他就这样沦为了影帝。他给道光汇报说，与夷人打交道就是驯兽：“制夷之法，必须先知其性而后能制之。即如吉林省擒虎之人手无寸铁，仅以一皮袄盖于虎首，则虎即生擒矣。”总之，咱“若深知其性”，就“可以摄其心胆”了。(30)
除了把英夷当老虎外，耆英说得比较多的还有这样一个词：“犬羊之性”。问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广州失陷，夷人们从广州衙门里搜索到的档案中，就有耆英写给皇帝的诸多奏折。所以英夷一看耆英讪着一张老脸又来了，马上不乐意了，当面朗诵起了那些奏折，并且声明从此不跟老头玩了。老头是厚道人，还算要脸，知道戏演砸了，无地自容，跟另外两个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一交代，夷务我也管不了了，我回京吧。问题是咸丰原本就忌恨耆英在自己父皇时代的主抚，这下更有理了，认为他不待谕旨，辜负皇恩，私自回京，自找速死，着僧格林沁逮拿进京，着惠亲王会同王大臣、宗人府严讯。恭亲王报告会审结果，绞监候。恭亲王奕訢这是想维护耆英呢。因为清朝死刑制度有两种：一种是斩立决、绞立决，也就是立即执行死刑；一种是斩监候、绞监候，也就是缓期执行死刑。按照惯例，后一种经秋审或者朝审后大都会减免罪刑，甚至能开释复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靖夷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两江总督牛鉴都曾定为斩监候，后来都重新上岗了。但是肃顺单独上了一个奏折，要求对耆英立即执行死刑，理由大致如下：判绞监候，转而让这家伙苟延岁月，遂其偷生之私；倘若他幸运地因病身亡，落个全尸，国法何申？官邪何儆？何况今天还有诸多办理夷务者，大家都学他，成何事体？在肃顺的坚持下，咸丰不得不对耆英立即执行死刑，不过咸丰还是开恩了，说是要“情法两全”，虽然对耆英立即执行死刑，但是就不让您老人家死得恁难看了，加恩赐自尽吧。于是老头就“被自尽”了。
耆英之死是否有助于帝国内政的进步与帝国外事的成功呢？否。肃顺别说杀一个耆英了，就是把帝国官员杀完，也无济于事。帝国内忧是所有封建统治者解决不了的，那是个周期率问题；帝国外患是大清末世统治者解决不了的，西风压倒东风那是一定的。
肃顺这样的大手笔还很多，不说了，没用。我们现在还有人提倡乱世用重典。那是没看到根儿上，制度不转型，文化不改良，再重典也不行，再说谁能重过朱元璋？即使重过朱元璋，您无非是由后清子民蜕变为前明子民罢了。给谁当民不是民？
下面说一下外事方面，这方面肃顺更想不出什么招，倒是把街头混混那套装傻充愣的功夫全用上了。总理衙门建立之前，清政府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其仅有的一点对外交涉只限于两项：一是与周边的藩属小国的朝贡往来，二是对外通商的贸易事务。而处理这方面的事务按传统旧制，由礼部和理藩院兼辖。礼部所属设有会同四译馆，职掌接待各藩属国贡使事宜。会同四译馆由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凡贡使来京都由馆卿接待，经办翻译朝贡文字及交涉事务。理藩院原是执掌蒙、回、藏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也分担了部分藩属国及交涉事务。它与礼部的大致分工是：由东、南两方海路往来的，归礼部接待处理；由北、西两方陆路往来的，归理藩院管辖。所以，俄国此时只能与清政府的理藩院打交道。肃顺从咸丰七年（1857）出任理藩院尚书，后又以户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加上咸丰九年（1859）后，肃顺日受咸丰看重，权威日隆，连军机处班子都要看肃顺的眼色行事，与俄国打交道，也就只能多劳肃顺了。当时的沙皇俄国固然不是东西，在中俄谈判桌上耍蛮玩横，但肃老六也不是好东西，他就会装傻充愣。
先说装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俄签订《天津条约》。有关通商口岸问题，中方沿海路给俄方新开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同时规定，若别国再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两国平等了，以后外交，也不用中国的理藩院了，俄使有权与大清的军机大臣直接照会往来。还有，一年内换约执行。
问题是换约时，因进京路线问题清方与英法联军在大沽口开战，俄美虽然一路跟随，但嘴上一直叫唤着和平换约。虽然中俄《天津条约》规定，俄方可以绕开具有朝贡色彩的理藩院与清方军机大臣直接交涉了，但中方派出的交涉代表还是肃顺，怕肃顺二百五起来没有转圜的余地，还给他派了一个刑部尚书瑞常做助手。清方与英法在大沽口开战前，俄国就与中国换了约；开战后，又拉着美国换约以孤立英法。同时，清方照会俄使：俺们与美国正在北塘换约，原先说的是，换约之后四个月，各通商城市开口。现在，从缓执行，因为英法两国还没有换约。何时开口，等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通知。美国代表华若翰已经同意了，四国应一体办理，特此知会。
俄方代表一听就急了：中俄《天津条约》已换约，按规定换约后就可执行了，谁跟你们说过换约之后四个月才执行呢？而且，我们是我们，跟英法美有什么干系？中俄《天津条约》，只说开口七处，根本没说换约四个月之后才执行，更没有说须等到别国换约之后才执行。
肃顺照会俄使：中俄条约里是没有规定四个月的延缓期，可是英法美条约里都有啊。而且，中俄条约里说了，其他国有啥，俄国一体均沾呢。这不是一体均沾吗？况且前面换约时，贵方谈判代表也当面答应了这条，并说要传达给贵国。中俄条约规定七口通商，是不假，但是不用说就应该等其他各国都换约之后一块儿按新税则执行。
俄方谈判代表一看，窝火：一方面，肃顺睁着眼睛说瞎话，英法美条款里哪有通商口岸四个月的延缓开放呢？英国条约里倒有四月一说，但却是规定自订约后限四个月为期，各领事馆与中国税官伙同公布子口税清单。另一方面，即使英法美条款里有四个月的延缓期，那也跟我们俄国无关啊。我们只按我们的条约来。我们条约里是有一体均沾的要求，但我们一体均沾均是沾便宜啊，条约里明说了，“大清国日后若有重待外国通商之事，凡有利益之处，勿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实行”。简单一句，就是俺们只沾利益之处，不沾没利之处。而且这个沾与不沾，决定权在我们手里。沾是我们的权利，不沾也是我们的权利。而肃顺等人理解为，一体均沾就是一切统一，你不沾那是不行的。
后说充愣。中俄边界谈判中，肃顺的愣劲儿表现得最充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利用天津的军事危机，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爱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领土划给了俄国，只有江东六十四屯归中国管辖；原属清政府的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归中俄共管。除此之外，俄国还夺取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航行权，为自己开辟了黑龙江通往太平洋的通道。《爱辉条约》之后，签订中俄《天津条约》。有关中俄双方的边界问题，如此规定：原先清理好的，得以补充进此约；没清理好的，双方继续会商。
此条前半截，俄方是拐着弯儿让清政府再次承认之前不久刚签的中俄《爱辉条约》。问题是傻咸丰看到奕山上奏来的夹付的《爱辉条约》清折后，看不懂，不像我们现在，教材直接给你算个数字，沙俄吃掉我们多少多少领土。咸丰看到的是，这里划到那里归俄国，那里划到这里归中国，他就没学过地理，看得云里来雾里去的，只能嘱托相关官员，好好查办啊，等于是稀里糊涂地认了账。这条款的后半句，为下一步继续侵占中国领土预设了台阶。比如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俄共管地。
这里补充一下为什么中俄换约那么容易，简单说，是因为中国太要脸，不要国家利益，而俄国不要脸，只要国家利益。比如公使驻京、长江航行什么的，俄方根本没要求，甚至连在北京换约都没要求，只要你给我划国土，咋都行。不像英法，比清方还要脸，换约时非得大摇大摆地走大沽口，结果被僧王坑得好苦，在大沽口彻底翻船。但是俄国当时贪心不足，换约后，其代表赖在北京不走，提出了补续和约的要求，还想乘人之危再从清方脚下挖些地皮出来，遂照会清方，有关中俄边界还有些方面得说清楚。肃顺急了，玩起了愣的：中俄《天津条约》虽然已经互换了，但之前签订的《爱辉条约》我们还没批准呢，而且，皇上早就跟签订《爱辉条约》的奕山着急了。他签的条约，政府根本没承认。
俄方本想乘着《爱辉条约》与《天津条约》乘胜追击，接着谈判乌苏里江那一片共管地，可是清方干脆连《爱辉条约》也不承认了。为了表示不承认的决心，清方干脆将签订《爱辉条约》的奕山革职留任了（不久调回北京）。还有，这个时候的中方刚在大沽口把英法换约的联军兜了个底朝天，正扬眉出剑鞘我笑豺狼哭呢，所以谈判桌上，肃顺玩得更邪乎了：关于《爱辉条约》，一会儿说根本没有这个条约，他根本不知道此事；一会儿说，是有这么个条约，但是当时奕山与俄方谈判时，既没全权证书，又没有正式关防，所以《爱辉条约》根本无效，政府早就把它报停了。别说乌苏里江那四十万共管地了，就是黑龙江那六十万，俺们都没承认呢。俄方说：中国皇帝对其臣属是否满意与俄方毫不相干，但是《爱辉条约》，你们皇上批准过的，不能否认它的合法性。他甚至把咸丰发给桂良、由桂良转呈给俄国驻华公使的、批准《爱辉条约》的谕旨翻译成汉文给肃顺看。在这份谕旨里，咸丰明明白白地批示：他看到了奕山的条约奏本。既然定了条约，合了心意，俄国就应该为中国出力，英法联军来到了天津，俄使就应出面替咱说和，方能对得住中国云云。这批示当然是最高当局对于《爱辉条约》的承认！
肃顺一看咸丰的谕旨都出来了，没法否认了，就直接不要脸了，说：俄方翻译有误，跟皇上原谕不符。俄方代表说：那就拿出你们的原谕咱对照一下。肃顺回说：不行，俺们的谕旨都在军机处里收存着呢，军机大臣无权擅自抄出一份给你对照……吵到激烈处，肃顺干脆把对方递给他的《爱辉条约》掷到了桌上，说它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俄方代表认为肃顺举止失礼，藐视国际文件，当即退场。但是肃顺不管他这一套，俺大清不但可以说不，还可以说呸呢，管你什么国际不国际……气得俄国代表要求中方换人，中方就是不换，我们只有一个肃顺能和你们耍二百五，换谁呢？俄国公使对之评价如下：“有权势的肃顺是与欧洲为敌的头号坏蛋，他已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必须将全部欧洲蛮夷统统赶出中国。”(31)
肃顺应该是合格的民族主义者，对外一直强硬，但是强硬不能仅留在口头和态度上，背后必得有实力作基础。否则，结果更不好。事实上也是如此，俄方一看英法报复大沽口换约之耻的联军来了，就跑过去给人当高参去了，而且一路趁火打劫跟着英法联军进了北京，直到最后签订了《北京条约》，不但逼迫中国政府承认了《爱辉条约》，还把《爱辉条约》没承认的，乌苏里江以东那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俄共管地全部吞到了自己肚里。奕訢在北京交涉的时候，肃老六跑得远远的，为啥不回来跟英法俄美拍桌子呢？
咸丰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大清尚有人耶？
说得真对，大清真没人了。咸丰活着时，大清就依靠一个二百五肃顺；咸丰死之后，大清就依靠一个小寡妇杏贞。
杏贞摊上这样的老公，幸耶，不幸耶？不过，老公毕竟是老公，聊胜于无。电影《戏说慈禧》在描写小寡妇的寡居生活时，曾给了这么一组镜头：太后的妹妹婉贞嫁给七王爷奕譞做了福晋，进宫去看太后。慈禧坐在床边，抚摩着床单说：“你和老七早上起来，床单一定是皱的。而我的却是平整的。我才二十九岁……”
虽然有些戏说，但“床单不皱”对慈禧来讲应该是一个问题。所以逢到咸丰忌日，老寡妇就要不高兴一阵子。驻法公使裕庚的女儿德龄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父亲任期届满之后随全家回到中国，在庆亲王奕劻的引荐下，和妹妹容龄一起进宫，成为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在她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里，对此作了详尽的描述：“这段时期，太后的一门心思全用在了已故的咸丰皇帝的身上，整天愁绪满怀，郁郁寡欢。我们所有的人都倍加小心，生怕惹她生气。她更加爱挑剔、易发怒，对谁都不说话，终日独自饮泣，不能自已。我有些不懂，为什么咸丰皇帝死了这么多年，太后还要如此悲痛不已。七月整整一个月中，所有女官都不准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我们大家穿的不是深蓝就是浅蓝，太后自己则一直穿着黑颜色的衣服，就连手帕也是黑色的。通常每月朔望要开演的戏院，在七月也一概关张。没有音乐，每件事情都在庄严肃穆中默默进行。事实上，整个宫廷都笼罩在深深的悲痛之中。”(32)
是够悲痛的。整个宫廷，大堆的怨妇与大堆的怨阉，就伙着咸丰那么一个传说中的哥，日子怎么过呢？(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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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2) 同上，第44页
(3) 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4)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30—131页。
(5) 李秉新等：《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6) 刘桂林：《故宫掌故》，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7) 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进书表》，选自《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
(8)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页。
(9)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
(10) 奕訢：《礼可以为国论》，选自《乐道堂文钞》，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6页。
(11) 史松，林铁钧：《清史编年·第1卷·顺治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12) 薛福成：《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选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00页。
(13) 文廷式：《闻尘偶记》，选自《文廷式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48页。
(14)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15) 齐思和，林树惠，田汝康等：《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66页。
(16) 吴可读：《罔极编》，选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17) 尹福庭：《清史编年·第9卷·咸丰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18) 王先谦：《东华录·东华续录·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18页。
(19) 坐观老人，许指严：《清代野记·十叶野闻》，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20) 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21) 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3页。
(22) 许指严：《慈禧垂帘记》，选自《清史野闻》，国华新记书局1925年版，第46页。
(23) 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1页。
(24) 唐景星：《清代之竹头木屑》，选自《清代野史·第七辑》，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339页。
(25) 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7页。
(26) 同上，第8页。
(27)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28) 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四》，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289页。
(29)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五》，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
(31) 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98页。
(32) 德龄公主：《紫禁城的黄昏：德龄公主回忆录》，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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