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何处，则起何处，再次跌倒

面对完全陌生的异质文明，反省可能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时半会儿、更不是一个人所能搞定的。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清从上到下基本就没什么反省。臣民们不反省也就罢了，领导也不反省，所以历史就只好重演了。黑格尔说中国历史没有进步，只有重复。他说得对，但他更多的意思，是指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只有改朝换代没有本质性进步。有人说这是历史周期率，我说这是路径依赖。历史的铁轨延伸了两千年，所有的司机只想到了顺轨开车，有些虽然装模作样的下来修轨了，但是修来修去，不是修得比原先还窄，就是修得一塌糊涂。大清呢，面临异质文明的叩关，也算是难得的进步机会，但是，正如周宁所言，制度会使机会变成灾难。大清的制度，导致这艘破船根本无法转身。别说华丽的转身了，笨拙的转身都完不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没有反省，咸丰也没有反省，结果引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一个地方跌倒不说，还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而且第二次跌得远远比第一次严重。跌倒之后，没有新的应对办法，至少用传统办法吧，比如学学勾践，卧个薪啊尝个胆什么的。咸丰没有。刚上任那几年，倒是下过两个罪己诏。第一次下罪己诏，是在咸丰二年（1852），原因是天灾人祸不断。大的天灾，一是道光三十年（1850）夏天四川发生七点五级强震，地裂冒水，山体滑坡，房屋倒塌，死伤无数；二是咸丰元年（1851）夏天，黄河在江苏丰县决口，以致丰县和沛县成了泽国，邻近山东各县也被殃及，遍地饿殍，饥民骚动。大的人祸，不外是洪秀全那个“高考落榜生”咸丰元年搞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很黄很暴力”，弄得咸丰“心神不宁”。情急之下，咸丰下了个罪己诏，向全国人民道歉。在诏里，咸丰说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因循疲玩”，“法令废弛”；一个是自己“薄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云云。但解决办法，惟有“自省愆尤”与“倍深刻责”。⁽¹⁷⁾说来说去，就是个绿头文件（现在都是红头文件，万恶的旧社会只好称绿了，以示改天换地之别），也不济事的。第二次下罪己诏，是咸丰三年（1853）南京被太平军攻下之后，咸丰再次向全国人民道歉。在这个罪己诏里，咸丰态度比原先更诚恳了一些，除了说自己“薄德”之外，还说了句“深惭治理乖方”，⁽¹⁸⁾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治国无术。问题是，态度再诚恳，也无济于事。大清的问题，是文化与制度长期积累、交互影响下的路径依赖问题，已处于锁定状态，内部根本无法突破。大清的臣民们更是麻木到了牛马不如的境地，皇上的罪己，既挑动不起百姓的同情，更激发不起大臣们的天良！爱谁谁！

这两个罪己诏是咸丰在即位之初的头几年颁下的，之后，也许是发现罪己没用了，他就不再玩这个把戏了。而且，初登宝座的奋发向上也没有了，开始了纵情声色，并且把主意打到了汉家女儿身上。清代家法是极严的，入关之初，顺治帝之母孝庄怕福临被汉家女儿所诱，专门在宫门外竖二块铁牌，上书“敢以小脚女子入此门者斩”⁽¹⁹⁾。也不知他们是怕小脚，还是怕汉女，总之，小脚的汉家女人成了满族皇帝的禁果。既是禁果，便分外甜了。前辈们就是乾隆也仅是在南巡的时候在外面偷偷吃个野食，没承想咸丰敢于在这方面进行改革与突破，当然，主意还是由大臣们出的，说什么天下多事，圆明园地在郊外，内侍不够用，亲近左右也不能周全，不如雇些民间妇女入内打更，巡逻寝室四周，更番为役，皇帝就安全了。咸丰一听，妙极，马上弄进几十个汉家女子，每晚抽三位轮值寝宫之外，人手一梆铃，专供敲更。天知道她们是如何敲的，敲着敲着，可能就与皇帝敲上了。敲来敲去，咸丰本来就病病歪歪的身子就更病歪了。于是就吃春药。吃春药吃坏了，御医建议他饮鹿血，借以补阳。于是圆明园里又养上了百只小鹿，专供领导喝血补精备敲更。(www.xing528.com)

咸丰北上抗夷的时候，没来得及带上这些鹿，身体就更差了。国事更是不堪，咸丰就有些破罐破摔。唱戏听曲，打猎泡妞，吃喝玩乐，甚至抽大烟，一样都不少。更不堪的是，这主子自此之后再也不敢回北京了，甚至恭亲王有可能取而代之他也不怕了。他就怕：回到北京后，夷人还来找我麻烦咋办？还想公使驻京、亲递国书并且不叩头咋办？

那根正骂咸丰：“祖宗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²⁰⁾骂得不对。咸丰要的就是脸面啊。只不过，要得过分了，在后人眼里，竟有不要脸之嫌了。因为，祖宗的脸面无所谓，祖宗的江山才是正理。有江山在，就有脸面在；没了江山，别说脸面，屁股都没地儿放了。咸丰的脸和屁股撞车了：明面上，夷人拒绝三跪九叩，让咸丰感觉丢脸；潜底下，夷人打进了北京，让咸丰屁股发烧。最后，脸打败了屁股，咸丰要了脸，屁股没地儿放了，只好到阴间找地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