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本认为,中国进入条约时代了,只要按照条约来,平等会有的,生意也会有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清政府依然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地把外国当进贡国看待。一般的常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国所走的路线却是,前事懵懂,后事迷糊,始终弄不清自己是老几。监修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的清国大学士贾桢在给同治帝的进书表中云:“钦惟我文宗显皇帝,仁义兼施,恩威并用,体天地好生之德,扩乾坤无外之模,率俾遍于苍生,润泽流于华裔。较之汉家盛德,呼韩向化而款关,唐室中兴,回纥输诚而助顺,有其过之,无不及焉。而宵旴忧勤,犹恐中外子民未尽出水火而登衽席,如伤之隐,时切圣怀。”(7)
看他把天朝吹的,远超汉唐不说,连全世界人民都心向北京了,清国的任务就是拯救全天下那水深火热的三分之二!
其次,如果说道光是抚夷派的话,那么咸丰则是剿夷派了,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分子,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跟西方外交。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乃是两广总督叶名琛。西方人的印象里,叶名琛是“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词”。(8)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烟火依然是由广东点起,一路烧到了天津,于咸丰八年(1858)烧出了一个天津条约。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为止,那么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可是咸丰又玩起了他那套坑蒙拐骗的儒术,他以为洋人都是他爹,好骗呢——咸丰九年(1859),他与僧格林沁合谋,在大沽口诱击西方前来换约的人马。时郭嵩焘在僧王营中随幕,其日记载:“怡亲王来营,……入京换约之说始终不能改易。……怡邸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可惜没人听郭的,“怡邸愦愦可笑”。(9)于是“悲剧”发生,英法联军换约人马在大沽口人仰马翻。咸丰十年(1860),当西方前来报复,双方在通州再次坐下谈判时,他又指示谈判大臣怡亲王载垣扣押西方谈判人员、虐杀西方俘虏。人家三十九个活的,被归还的时候,却只剩十九个喘气的。世界上哪有这样野蛮的政府?这样野蛮的政府,中国人习惯了,西方人怎么能容忍?(www.xing528.com)
咸丰不按国际游戏规则出牌,屡次玩失信与悔约,其理论支撑来自于儒家孔夫子的要盟不信——和约是你们强迫俺们签的,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予遵循。再说了,那和约条款打死也不能接受啊:公使驻京也就罢了,居然还要求中国皇帝亲自接见;亲自接见也就罢了,居然不执中国通行的三跪九叩之礼,咸丰小脸拿不下来啊——全国人民都在我脚下匍伏着,他们中的一小撮才有资格在我面前下跪三次,且每次下跪后都得额头贴地屁股朝天如是者三。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使者都是这样来的,就你们西夷不跪,全国人民得知后,皇上的脸面何在?威风何在?当然了,脸面与威风的背后,藏着所谓的“礼”,即儒家的政治诉求,比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臣之礼;三从四德的妇人之礼;融四岁能让梨的孝悌之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中心之礼;怀柔远人教化夷狄的夷夏有别之礼等。老六恭亲王奕訢虽然没做成皇帝,但他在《礼可以为国论》的文章中强调:“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礼也。上下之分既明,则威福之权皆出自上。君君臣臣,国本固矣”,“坏国者,必先去其礼”。(10)
一句话,礼就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延伸到叩头上,叩头就可以兴国,不叩头就足以亡国。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情形就是,咸丰为保住一个儒家的叩头之礼而导致英法联军进北京,为遵循儒家的要约不信而导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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