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记发展史：1813年传记理论著作的影响与突破

（Poetics of Biography）

1791年，鲍斯威尔的《约翰生博士传》问世并引起了后来评论界的激烈争论。一方面，鲍斯威尔擅长对传主的一言一行进行细致入微的记录，后人力图模仿其范式写作传记，但却苦于缺乏鲍斯威尔那样细腻的笔法，也无法如鲍斯威尔那样孜孜不倦地大量收集传主的生平材料。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这部传记，认为它冗长繁琐，偶像崇拜与溜须拍马之嫌展露无遗。在浪漫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人们更加看重的是人的主观内心世界，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而这些正是侧重反映传主性格外在表现的《约翰生博士传》所缺乏的。以卢卡特和柯尔律治为代表的浪漫派坚决反对鲍斯威尔式的传记，认为传记家也是艺术家中的一分子，并非是把个人感情排除在外的历史学家，传记除了需要反映客观事实以外，更重要的是去表达情感。但也有观点认为，过度地探究传主的心理、情感以及私生活有失道义，传记家可以同情传主，甚至设想自己就是传主，但却不能将自己所知全部公之于世。然而，一味地同情只会导致英雄崇拜，因此著成的传记也只可能是深藏不露、卷帙浩繁的英雄礼赞，无益于帮助读者知晓事实。

19世纪的传记文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激烈争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13年，随着詹姆斯·斯坦菲尔德的传记理论著作的出版，其中的“传记研究及写作”一文引起了理论界不小的骚动。尽管有人批评它过于刻板单调，但是这部著作的影响的确是里程碑式的。它率先对传主进行批评研究，探讨了一个合格的传记家所应具备的素质，并且还详细讨论了传记家写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大批在传记文学理论方面取得瞩目成就的批评家，如柯尔律治、卡莱尔、卢卡特、阿伦·坎宁安以及玛格丽特·奥利芬特等。

传记的精神实质

在柯尔律治看来，“传记的精神实质显然是要去满足人们获得有益知识的愿望，而非无意义地猎奇”（Clifford 57）。首先，人们往往出于传主显赫的名声和地位而去探寻其趣闻轶事，而其性格以及日常言行往往被忽略，因此对传主的描述往往是不够翔实和准确的。出于猎奇心态写就的传记不仅在内容上显得絮叨、毫无章法，而且那些毫无意义的趣闻轶事也有损传主在读者心目中的威严与崇高，因而成为一部充满中伤诽谤的传记。其次，传记的写作目的在于引起读者对得以使传主名垂青史的个人品质和行为的关注，并激发读者的兴趣，而一味的猎奇有悖于此目的。诚然，一个诚实的传记家的职责在于客观公正地反映传主的真实面貌，功与过均不能失之偏颇，但这绝不能成为传记家进行诽谤中伤的借口。倘若传记家写出来供人阅读的是那些庸俗的丑闻，他无疑是在为罪恶提供滋生的土壤；津津乐道于此的传记家和读者无法同情和理解传主；这样的传记作品也无异于街头巷尾的蜚语流言。

传记家必备的素质

“能够在传记写作中压倒众生的杰出传记家应该拥有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如画般的想象能力、合理选择和布局传材的艺术技巧、对事实的绝对忠实以及公正的立场”（转引自Clifford 93）。

1．推理和想象的能力

“在传记写作中，推理是基石，传记家在这之上筑起上层建筑；而外表和内在装饰、绘画等就需要借助想象力了”（Ibid. 91）。传材的数量毕竟有限，内容也不可能完全准确，所以传记家在收集传材时必然会进行一定的逻辑推理，以解释事实并发现各个孤立事件之间的联系，找出因果。结合推理，传记家不仅能够区分事实与虚构，辨别奇闻异事以及一些模糊信息的真实性，而且可以对相互矛盾的证据作出判断；通过推理，传记家对传材进行选择，去伪存真，避免纳入无用的事实。除了推理，想象是完成一部优秀传记更为重要的先决条件。传记家利用想象将叙述变得生动有趣、发人深省。可以说，传记家借助想象实现传记的教育目的。想象赋予传记叙事一种点石成金的魔力。当然，想象并不等同于传记家可以编造故事或者天马行空、随意发挥，而是通过自己的新颖思路把现存事实联系起来，避免堆砌。这一过程好比画家作画时安排现有素材、光和影的分布以及前景和背景的布局。

2．合理选材和布局的艺术技巧

传主的自身能力、受教育程度、自身与周遭环境之间不断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决定的个人习惯、经历和品质等构成了传记家写作的基本传材。传材的选择并非千篇一律、一成不变，而是因传记家对传主的认识和自身意识的差异而不尽相同。斯坦菲尔德认为，“严格说来，任何一部他传都不能算是完美的传记作品，只有自传才有可能是”（Stanfield 61）。因为只有传主本人才有可能准确厘清自身成长的延续性过程、自己行为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动机和目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记家的职责仅仅局限于对事实的追求，因为“读者不会满足于对事实的单纯记录，而且传记也不应当是这样的记录。传记家应当帮助读者更正其心目中对传主的先验式的预判，赋予那些神圣的形象和生命以实质内容”（Oliphant 98）。

因此，传记写作不是传主生平事件的单一罗列，不是单纯地讲故事，也不是简单的生平记录，传记作家要赋予“形象和生命以实质内容”。传记家必须具备区分辨别和组织运用传材、把单一的事件联系起来的能力，唯此才有可能准确清晰地重现一段精彩华丽的人生。传记作品不能是一些毫无关联的事件的组合，哪怕这些事件描述得再精彩，都不能构成一个人生平的历史。事件必须要有一个贯穿的主线，传记作品必须连贯地呈现传主的成长历程，这就要求传记家必须对传主的个性、追求、癖好以及行事作风具有充分的理解，运用合理的推理想象，发现传主的性格、生活、环境之间的关联或是因果关系，循果问因。唯此才能准确、全面地展现传主的才能、习惯、观点、气质、特别爱好、行为方式、行事动机、目的以及个人追求等，发掘上述特征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其人生历程的影响。

3．忠实性与公正立场

“人们想要了解朋友和公众人物的生活的原动力并不是无聊的好奇心理，而是出于一种普遍的同情，这种同情甚至使得最冷漠最厌世的人去关心周围的人。”“传记引领读者进入传主的世界，不加粉饰地向读者展示传主无论是伟大的还是细微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转引自Clifford 89）。传记写作的一大目的，是为人们呈现他们所关注的人的真实面貌。

而在斯坦菲尔德看来，“传记写作有两大目的：一是深入洞察人类的思想灵魂，二是为人类的自我提升树立榜样、提供借鉴”（Stanfield 66）。前者对传记的忠实性提出了要求，后者则关乎传记作家的立场。

忠实指的是传记的历史真实性，严格的历史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传记文学是史学和文学的结合体，是以真实地展示人物的命运及其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主要目的；而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所要展现的人生百态以及对读者的教育和审美意义，只有当作品表现的一切都建立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时方可以实现。倘若传记家由于某种需要或由于无知而在传记写作中违背了忠实性原则，对史实加以粉饰或篡改，读者根据自己以前对传记主人公及其生活背景的了解而判断出传记的描写不够忠实，那么，这部传记非但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相反只会使人产生怀疑和厌恶。而各个时期人们对传记写作各种弊端的批判，大多都是首先集中在对忠实性的考察方面。

为了使传记内容准确、有说服力，传记家必须置身于传主的世界，以传主的视角看待事物，力图知传主之所知，感传主之所感，深入洞察其思想灵魂。传记作家的职责是要把事实呈现给读者，而不是在呈现的同时去为传主或是为自己辩护。此外，传记作家要有独立的思想和判断，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左右，足够勤奋，拥有追求和揭开真相的决心和意志来完成一部忠实的传记作品。

“不管传主活着与否，在同胞和后人面前歪曲其形象，都是极大的罪恶”（Oliphant 99）。

传记的另一大目的是教育后人，树立榜样和提供警示。这要求传记作家公正地看待传主，而不能带有经验式的独断去评价传主。传记作家必须谨慎，对传主赞赏不能变成高唱礼赞，批评不能变成讽刺挖苦。传记家不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主流道德价值、自己的是非观念或地区偏见去评价传主的行为，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传记的宗旨，尤其是在传主的形象已经超越了时间、国籍或是文明的界限，不受我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控制时。传记写作中，传记作家也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去称呼一些人、事物或是他们的观念，因为对于同一事物的称呼常常会因不同团体、所处不同情境对这一事物的看法不同而各异。教徒的执着信仰在无神论者眼中就有可能是冥顽不化，被统治阶级的革命在统治者看来就是叛乱。尽管这类字眼在政治文献中屡见不鲜，但却有悖于传记精神和目的，因此传记家在写作时应慎用这类字眼，以免产生歪曲误读。(www.xing528.com)

忠实和公正是传记不可或缺的要素，否则，一部传记就算其他方面再完美，也终将被人遗弃。不具忠实和公正的传记在内容上没有可信性，读者只会带着怀疑去阅读这种无异于小说的传记。

传记伦理

“沉默是逝去人的权利，他们有权把生平的一切带进坟墓。传记作家描述一个人生平的历史，把他们公之于众便侵害了那些无法为自己辩解的传主们的权利，因此传记作家所写的每一句话都要经过慎重斟酌”（Lockhart 73）。对此，著名批评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也有过评述：

过去对于我们来说是神圣的，死者也都是同样的神圣，即使他们有过卑劣邪恶的生前。他们的劣迹不是他们本质，而是由于受到严酷的生活环境的压迫，他们必须奋斗反抗造成的：他们如今已远离了这让他们曾经不堪重负的尘世，他们自由了，如此纯净。他们生前的争斗都随着过去的伤痛一起烟消云散。当他们被重新记起，过去的残酷战场在如今只能激起人们像崇敬上帝一般无言的敬畏。（Carlyle, 1962: 82）

而“不要说死者的坏话”（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这条公认的戒律将传记作家的这一微妙情感推向极致。一方面，它在传记作家的心中根深蒂固，制约和束缚着其行为；另一方面，传记作家又不可能完全脱离外部环境的驱动和影响，有时受利益驱使而不能遵守这一戒律。法律、社会习俗以及个人敬畏可以保护活着的人的名誉不受侵犯，同时，这对逝去的人也会起到庇护；考虑到这一点，传记作家就会充分照顾到逝者以及他的亲属、后代们的声名和尊严。

在卢卡特看来，“鲍斯威尔模式并不适用于为伟人作传，这样只会有损他们的名声。引用克罗克先生的话，‘此前没有一部传记把传主生平的所有细节、行为动机以及思想内容毫无保留地诏告天下；甚至是他的祈祷词、私密冥想和自我责难都被曝光’”。“这样的传记只是好奇和狂热心理聚集的产物，缺失的是发人深省的哲思”（Lockhart 76）。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不为人知的神秘一面，所以传记家没有必要涉险尝试闯入禁地、去揭开神秘的面纱，结果只会说明伟人其实无异于那些个凡夫俗子。

“没有人有义务要把全部所知告诉大众。相反，他有责任对有可能给活着的人造成伤害的事实保持沉默”（Peacock 94）。此外，正如玛格丽特·奥利芬特所说：“如非不得已，一个人不应该控诉自己的朋友，或是毁坏他的名声。他唯一的职责是要克制自己……”（Oliphant 97）。传记家应该尊重传主的意愿，传主生前宁愿忘却或是不愿意公开的事，传记家要存仁爱和同情之心，不应把它公之于众，因为传记叙事是需要传记家维护尊严、掌握分寸的叙事。

书信对话等新传材

有学者认为“国务文件是研究历史的地图和指南针”（Stanfield 70）。书信之于传记也是这样。为人熟知的书信能够反映传主的个人观点、热衷之事、偏见以及兴趣等，因此，在描述个人的生平历史的时候，书信会为传记家点燃一盏明灯，照亮其认识传主的历程。书信中往往包含了个人情感和思想不加掩饰的宣泄，所以它除了呈现传主的表面，还能帮助传记家窥探传主的内心深处。然而，和其他传材一样，传记家必须带着敏锐的辨别力在书信中寻找事实和观点。传记作家不能受书信的左右而盲目崇拜或是批判传主，传主的性格、缺点以及传记家对传主的总体刻画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传主与通信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通信时的状况都是亟待传记家审慎考量的。在此前提下，书信才可以作为一种可靠的优势传材得以使用。

现代批评观点一般不认同在传记中插入对话，人们担心传主的对话不可能被准确记录，传记作家的描绘也不可能精确传递传主所要表达的精神。然而，有了这样的尝试之后，它的戏剧性表现为传记写作提供了新思路，取得的良好效果让一切争议趋于沉默。借助对话，不仅反映传主面貌的外在表现得以展现，而且读者可以感受其心理活动并由此对传主的性格作出自己的判断。正是在这种观点指引下，对话无论是作为传材还是传记写作的辅助手段，为诸多传记作家所沿用。

在文学理论的整体推动下，19世纪的传记理论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与突破。这一时期的理论家为传记文学中诸如传记的精神实质、写作目的、事实理论和传记伦理等关键命题给出的论断较为准确、切中肯綮，并为20世纪传记文学理论的蓬勃发展埋下了伏笔，给予后人以诸多启迪。

注释

［1］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传记”（biography）一词首先出现在1661年的《托马斯·富勒传》（Life of Thomas Fuller）中（见Hoberman, “Biography”：110）。本书采用第一种说法。

［2］为区别于“自传”，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他传”的概念，专指同“自传”并列的狭义“传记”概念（见杨正润，2009: 26）。

［3］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ition, Vol. 2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 195. （译文参考了杨正润先生的《现代传记学》。）

［4］译文参考了杨正润先生的《现代传记学》。

［5］以下简称《卡莱尔传》。

［6］以下简称《格莱斯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