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莫莱：英国自由党政治家、传记作家及报纸编辑

（John Morley, 1838-1923）

约翰·莫莱是英国自由党政治家、传记作家和报纸编辑。莫莱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位牧师。但莫莱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从事新闻事业，进了《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工作。作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信徒，他发现《星期六评论》过于保守，1866年他获得了《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的编辑工作，他的文风透露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1880年5月，莫莱被任命为《帕尔摩报》（Pall Mall Gazette）的编辑，他给予了首相格莱斯顿及其政府坚定的支持。1883年莫莱入选下议院，莫莱将《帕尔摩报》的编辑事务交给了他的副手，而他继续编辑《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直到1885年被任命为威尔士事务大臣。1892年格莱斯顿当选首相后，莫莱又被任命为爱尔兰事务大臣。然而，他试图说服国会接受爱尔兰地方自治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1905年，当亨利·甘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当选首相的时候，莫莱重返政府，担任印度事务大臣，在班纳曼的继任者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治下，莫莱仍然担当印度事务大臣。后来莫莱由于反对英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5年辞去政府的职务。

莫莱一生在文学上花了大量时间，在传记上的贡献尤为巨大，著有多部传记，传主涉及多个领域，政治家传记主要包括《伯克传》、《伏尔泰传》、《卢梭传》、《理查德·科布登传》、《奥利弗·克伦威尔传》、《沃波尔传》、《威廉·格莱斯顿传》；思想家传记主要包括《百科全书编撰者狄德罗传》。这些专著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卓越的英国作家的地位。

《威廉·E·格莱斯顿传》

三卷本巨著《威廉·爱德华·格莱斯顿传》^［6］（Life of William Edward Gladstone, 1903）是约翰·莫莱的扛鼎之作，为他在传记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该书一经问世，便迅速成为各类读者研究格莱斯顿的首选材料，甚至一度与班扬的《天路历程》一起，成为许多英国人的必读书目。不仅如此，其学术价值也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英国当代格莱斯顿研究专家比尔格尼（E. F. Biagini）曾说过，约翰·莫莱的《格莱斯顿传》“影响了20世纪前70余年所有从事格莱斯顿研究的学者们”（Biagini 129）。时至今日，莫莱的《格莱斯顿传》仍被公认为从事格莱斯顿研究的后辈学者必读的入门书之一。

《格莱斯顿传》是莫莱为传记发展史留下的宝贵遗产。传主本人的特质为这部传记平添了生命的光辉。整部传记条理分明，莫莱将格莱斯顿塑造成一位品行高尚、人格魅力超群、能力出众、精力过人、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事业心极强的实干政治家。莫莱当然不会忘记强调这位伟人与自由党和自由主义事业之间的特殊关联，事实上，莫莱著作中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都被用来塑造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改革家形象；他还把格莱斯顿塑造为一位具有欧洲和世界影响的政治家，突出格莱斯顿作为自由主义外交路线和政策决策者与执行人的国际声望。总之，莫莱对格莱斯顿的政治人生做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描述，向人们展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高大形象。

毋庸置疑，莫莱的《格莱斯顿传》的优点颇多，正如福特所说，由莫莱来为格莱斯顿写作传记，“在许多方面称得上是一项上佳的选择”（Foot 26）。首先，记者出身的莫莱文字功底深厚，文笔生动流畅且堪称优美，读来引人入胜。他所显示出的文字组织和驾驭能力，是这一大部头著作赢得广泛读者的重要原因。其次，莫莱作为曾经与格莱斯顿有着密切接触的朋友和同事，具备了其他人所无法具备的特殊优势，能够近距离观察和体会现实生活中格莱斯顿的方方面面，了解并掌握这位伟大政治家不易为人所知的一些细节。而由于莫莱属于他那个时代“思想最为敏锐”的知识分子之一（Foot 26），这些亲身经历和感受在为他的写作提供难得素材的同时，也使他能够站到一个特殊的高度，对他的传主做出令人信服的描述。其三，莫莱视野开阔，他并未使自己局限于单纯的个人传记，而是将他的传主置于19世纪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从而令他的著作颇似一部贯穿着格莱斯顿行迹的英国政治史著述（Morley 1-2）。正因为如此，《格莱斯顿传》自问世之日起，即被置于19世纪英国史研究的主要原始资料之列，并一直被作为“权威性的指南”提供给那些探讨政治史或宪政史的后学（Foot 27）。与此相关的是，其四，莫莱的著作运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格莱斯顿个人文档、信件以及极具“私人性”（Morley 7）的日记，还包括经王室特许而得以查看并引用的一些重要档案文件，以及其他各种来源的材料。由于有丰富且较为翔实的材料作为支撑，整部著作更像是出自专业历史学家之手的历史著述而非一般文学类传记作品。

莫莱的《格莱斯顿传》是格莱斯顿研究的奠基之作，其影响非同一般。不过，即使是这样一部宏著也存在着瑕疵甚或缺陷，而由于该著一向被奉为权威著作，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诸多格莱斯顿研究者的基本取向。因此，指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了。(www.xing528.com)

莫莱此著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者的立场不够客观，这源于他本人对于格莱斯顿的景仰，因此全著浸透着对格莱斯顿的褒扬赞颂之意，难免有过誉之嫌。从一开始，莫莱的目的就非常明确，他要为自己所景仰的领袖树立一座巨大而辉煌的纪念碑，事实上，在该著的“序言”中，莫莱即坦率地承认，“任何读者”都不应指望他的这部传记作品“会不带一丝偏见”。尽管他同时强调他的著作中至少“没有任何违背真正事实的偏见存在”，但他又说，那种对一部怀着“忠诚和真挚的怀念之情”而作的著述所采取的“超然中立”的态度，将会是“令人厌恶的、不和谐的，也是不可能的”。莫莱甚至说，如果他的著作中“没有丝毫偏颇的迹象和丝毫偏见的证据”，他会为此而“发自内心地感到难过”（Morley 5）。以莫莱的才智，当然不至于愚蠢到公然违背常理，赤裸裸地宣称把自己的偏见强加于格莱斯顿身上；这里，莫莱实际上运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最终的目的是要证明，所有的“偏见”都无需存在：因为格莱斯顿的伟大足以让任何“喋喋不休的吹捧和冗长乏味的赞词”成为不必要和多余（Morley 5）。诚然，格莱斯顿的高尚人格和杰出政治才能是不容置疑的（Jagger 12），而任何为格莱斯顿立传的作者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他本人对格莱斯顿的褒贬看法，但对于莫莱而言，真正的问题是他对于格莱斯顿的特殊感情，使他从一开始就无法摆脱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客观地再现格莱斯顿的一生。对此，一位当代颇有影响的格莱斯顿传记作者评述道，莫莱受命而作的格莱斯顿“墓碑”（《格莱斯顿传》）“尽管居于此类作品的最顶端，但在今天看来，也因此而不可避免地显得格式上有些过时、内容上则过于恭敬”（Jenkins 15）。

莫莱《格莱斯顿传》的第二个缺陷就是全书布局安排比例不合理。纵观整部三卷本著作，作者只用了一卷的篇幅来描述格莱斯顿人生的前50年（1809-1859），而这五十年涵盖了格莱斯顿政治人生中较长一段持反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立场的时期。相较而言，对于从格莱斯顿1859年加入自由党到其辞世，莫莱却花了整整两卷的篇幅。莫莱刻意压缩了格莱斯顿前期生涯所占篇幅，有效地回避或掩饰了格莱斯顿当初作为反自由主义的托利党人或非自由主义的保守党人时保守甚至反动的言行和思想。而即便是在被大大压缩了的第一卷里，人们也很难读出格莱斯顿曾经具有保守的、“一度甚至是极端反动的一面”（Foot 331）。此外，这一布局安排上的前轻后重，不仅使莫莱得以倾注大量笔墨把格莱斯顿塑造为自由主义的伟大象征，还凸现了自由主义相对于保守主义所具有的某种政治优越性。究其原因，这与莫莱的政治立场不无关系。作为自由党和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莫莱本人在自由党内也拥有着特殊身份和地位。这使其难免要从当时政党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借格莱斯顿之名，强调自由党和自由主义对于保守党和保守主义的正当性和优越性。作为自由党领袖和自由主义的化身，格莱斯顿便是一种象征，格莱斯顿的伟大也象征着自由党和自由主义的伟大。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布局安排上的前轻后重，其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缺陷。它在使人们轻视乃至忽视前期格莱斯顿研究方面起了明显的误导作用，而轻视或忽视对格莱斯顿人生前50年的研究，使得格莱斯顿这一重要历史人物，往往以“半截子”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而经常成为人们所误解的对象。

莫莱著作中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莫莱本人在全书开始时就明确承认的：“有关格莱斯顿先生作为神学家与教徒的详细历史，将不见于本书，对此缺憾，本作者比任何人都更为清楚”（Morley 23-25; 69-73）。既然莫莱“清楚”地意识到“缺憾”，为何仍然对格莱斯顿的宗教生活避而不谈呢？这是因为莫莱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莫莱和格莱斯顿家人都认为，像他这样一个无神论者，不应该试图对格莱斯顿的宗教生活做详细的分析。所以格莱斯顿家人在授权莫莱为格莱斯顿写传的时候，就与其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不能全面地介入格莱斯顿的宗教生活”。对此，格莱斯顿的日记编者福特就曾指出：“选择莫莱从一开始就给格莱斯顿的传记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障碍”（Foot 26）。由于存在着这一明显缺陷，莫莱的《格莱斯顿传》只能算是一部有关格莱斯顿的政治传记。因为对于格莱斯顿来说，“宗教始终是他的人生指南”，“宗教几乎受到了和政治同样多的关注”（Brooke & Sorensen 6），离开了宗教，不仅使格莱斯顿的政治生活因与其精神追求相脱离而无法得到真正透彻的理解，更失去了读者对格莱斯顿全面认识的可能。莫莱对此知之甚深，他在《序言》中这样说道：格莱斯顿“不仅是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是一种道德力量”；“格莱斯顿先生爱教会一如其爱国家”；“在他的心里，政治生活只不过是他宗教生活的一部分而已”（Morley 200）。

如果说莫莱因为有约在先而不能触及格莱斯顿精神生活的深层是受制于外在条件的约束，尚属情有可原，那么，他对于最具私密性和可靠性的第一手资料——格莱斯顿日记的随意处置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讹误和错漏，则难辞其咎。当初莫莱写作《格莱斯顿传》的时候，能够目睹记录格莱斯顿人生轨迹、展示其心灵活动细节及有关较为敏感的个人隐私的日记，既显示出莫莱有着一般作者所无法企及的资料优势，也在无形中增添了莫莱著作的可信度，并大大加重了其著作的分量。格莱斯顿的日记对于莫莱著作的撰写及其最终成形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福特教授指出：“莫莱对格莱斯顿日记内容所作的处置——包括他在自己著作中加以引用的日记内容，和他有意加以忽略的内容——对莫莱著作特点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而这又成为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对于格莱斯顿的看法的来源”（Foot 25）。不过，莫莱在《格莱斯顿传》中实际采取的处理格莱斯顿日记的方式及其所造成的后果却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据福特教授统计，在莫莱书中所引用的500多段格莱斯顿日记中，一半以上存在抄写错误，尽管这些笔误大多无关紧要，但这足以让人对他处理史料的方式表示怀疑（Ibid. 27）。除了这种誊抄错误，莫莱还常常随意在日记中添加或省略字句，其中有些省略源于疏忽大意，个别则是出于对格莱斯顿形象的维护。莫莱在引用格莱斯顿日记时的取舍及其在著中对日记的任意增删，虽然有助于他按照自己所构想的格莱斯顿形象，而不是格莱斯顿的实际形象来塑造他心目中的伟大领袖，但这既破坏了日记的原貌，也使他的著作因此失去了史料上的可靠性。莫莱的《格莱斯顿传》在引用史料方面的错误之多，使得福特教授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忠告：“在可能的情况下，未经与更为可信的文本核实，任何人都不应引用莫莱在《格莱斯顿传》中引用过的任何材料”（Ibid. 29）。莫莱在引用格莱斯顿日记时的种种失误乃至错误，在《格莱斯顿日记》已悉数问世的今天，似乎并不是很严重，不过，对于那些无法或者无意于阅读《格莱斯顿日记》的人们，莫莱的《格莱斯顿传》却仍然可能会制造误解，造成以讹传讹的渊薮。

莫莱的传记作品鼓舞了包括巴基斯坦建国之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ahomed Ali Jinnah）在内的许多20世纪领袖人物。奥地利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1944年曾写道：

毫不夸张地说，莫莱是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智慧的杰出范例，而喜欢莫莱的人们，更加欣赏的是他作为杰出的传记作家在塑造格莱斯顿伟大形象中所表现出的文艺修养。（转引自Wolpert 109）

莫莱的《格莱斯顿传》在英国传记发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在传记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或错误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应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方法来研究与引用，这样也更加有利于传记文学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