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弗鲁德的英国传记发展

（James Froude, 1818-1894）

詹姆斯·弗鲁德，英国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小说家、传记家。作为英国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弗鲁德著有《从沃尔西沦陷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1856-1870）。而他的传记作品《托马斯·卡莱尔传记》^［5］（Thomas Carlyle, a History of 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His Life, 1882; Thomas Carlyle, a History of His Life in London, 1884）则是19世纪英国传记史上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传记。

弗鲁德出生于一个教会家庭，父亲是一位教会执事长，受家庭及其父亲的影响，弗鲁德很早就投身于教会运动。他于1842年加入高教会派（High Church Party），积极参加高教会派的各种运动，倡导天主教改革与教会复兴。但是1845年后，弗鲁德对高教会派的教会复兴运动幻想逐渐破灭，同时受到其朋友兼导师卡莱尔的影响，于1849年退出高教会派，转投清教。期间，弗鲁德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表达自己对天主教的不满和质疑，其中最著名的《信仰的报应》（The Nemesis of Faith, 1849）引起了极大的争论，被称为“背叛手册”，遭到反对派公开烧毁。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弗鲁德的兴趣开始转向历史写作。同卡莱尔的观点相同，弗鲁德也反对科学化的历史写作方法，而主张戏剧化的写作方法。在弗鲁德看来，历史就是一部伟大的戏剧，重点则是人物个性。在他笔下，历史就是一部英雄人物的英雄史。弗鲁德最著名的历史著作是《从沃尔西沦陷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史》，共12卷，第1卷和第2卷出版于1856年，其他10卷一直到1870年才最终完成，前后共花了近20年时间。深受卡莱尔英雄史观的影响，在这部历史著作中，弗鲁德着重突出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这部著作奠定了弗鲁德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而作为传记家，弗鲁德最著名的传记作品则是广受非议与争论的《卡莱尔传》。

《卡莱尔传》：权力话语言说与商讨的产物

19世纪行将结束时，弗鲁德的四卷本巨著《卡莱尔传》问世。传记批评家沃尔多·H·邓恩称该传记“标志着英国传记自从鲍斯威尔的巨著诞生以来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但是该传记所引起的争议并不比它所取得的成就小，“自其诞生之日起（这里）就成为一个著名的战场”（Dunn 168）。战场上相互争斗的两派可以分别称为传记事实派和道德教化派，传记事实派主张传记写作中传记事实是第一位的，而道德教化派则强调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在传记中的作用，认为传记的基本功能就是要引导人们向善，因此，为了实现教导人们向善的功能和目的，必要情况下则可以牺牲传记事实的真实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卡莱尔传》的争议所掀起的风暴尤胜于其成就所引起的关注，至少在该传记诞生最初的几十年内是如此。围绕《卡莱尔传》所产生的这场争论，表面上看是两种传记写作因素在争夺话语权，深层次上则是两种话语所表征的19世纪末英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两种不同的权力关系之间的争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卡莱尔传》成为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不同的权力关系争斗的载体，同时也是两种权力关系话语言说与商讨的产物。

权力话语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提出来的一个术语。在福柯看来，权力就是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权力无所不在，这并不是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Foucault, 1990: 93）。权力永远处于关系中，是力与力之间的关系，权力存在于差异性之间。因此，权力是复数的、变动的。福柯把“话语”与“权力”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社会制度、权力机制对话语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福柯认为，“在每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是根据一定数量的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Foucault, 1972: 216）。任何话语的形成都是权力和知识作用的产物。在福柯看来，我们通常看到的某种具有历史性的表述，都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的选择和排斥之后的产物。

“商讨”是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1943-　）的一个重要术语。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社会历史语境处于不断的相互流通之中，是一种互动关系。格林布拉特把文学文本产生并具有“意义”的运作过程称作“商讨”。“艺术作品是掌握了大量复杂的、群体公认的创作成规的创作者或创作者群体同社会机制和实践商讨的产物。为达成商讨，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和互惠互利的交换中适用的通货”（Greenblatt, 1989: 12）。

要理解《卡莱尔传》所掀起的风暴与争议，首先要从其传主卡莱尔谈起。卡莱尔是19世纪英国史学界和文学界的重要人物，被尊称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圣人，他的作品深刻地影响了英国19世纪社会、政治、美学思想。英雄史观是卡莱尔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伟人的传记”（Carlyle, 1897: 12）。卡莱尔认为人们对英雄、对名人都普遍存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会成为人们的一种持久的兴趣，促使人们去阅读和撰写传记。这样一位在当时极有影响的名人去世后自然少不了有关他的传记，但是真正有影响并流传下来的只有弗鲁德的四卷本巨著《卡莱尔传》，同时也是争议最为激烈的有关卡莱尔的传记。

对于传记写作，卡莱尔认为传记作家务必要讲述事实，传记作家应该大胆地记述事实，“传记作家应该讲述事实，除了敬畏上帝外，不应该有其他任何形式的恐惧”（Dunn 172）。他鄙视当时那些撰写得小心翼翼、唯恐得罪人的传记。在卡莱尔看来，人生在世，不可能不冒犯别人，也不可能不被别人冒犯，作为一名传记作者，就是要忠实地将所有这些全部记述下来。卡莱尔在对卢卡特的《司格特传》的评论中说：

祈福甜言蜜语的英国传记吧，它是多么得体，多么有分寸。“崇敬”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高悬在可怜的英国传记作家头上（就如同它悬挂在英国人普通生活中一样），使得传记作家濒临瘫痪的边缘。长久以来，英国传记作家一直认为假如他在传记中写的任何事情有可能会冒犯任何人的话，那么他就写错了。恰当地说，这样做所产生的一个显然的后果就是什么样的传记也产生不出来，无论什么形式。（转引自Cockshut, 1974: 148）(www.xing528.com)

因此，如果传记缺失了事实，传记就不能称为传记。在批评家批评作家卢卡特将私生活写进传记中这件事情上，卡莱尔说：“指责卢卡特进行‘人身攻击、不审慎、侵犯私生活的神圣性’胜过了对其作品的许多赞誉”（Dunn 172）。在卡莱尔看来，这不仅不能看作是卢卡特的缺点，而恰恰说明了卢卡特没有对“私生活”进行避讳，这是一种尊重事实的做法，这种传记有别于歌功颂德式传记，也正是当下英国传记应该着力之所在。从以上卡莱尔对卢卡特及其传记作品《司格特传》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卡莱尔对于传记事实的强调与重视。在对于传记事实的忠实性方面，弗鲁德与卡莱尔可谓一脉相承，如出一辙。作为卡莱尔的学生，弗鲁德继承并进一步实践了卡莱尔的传记写作理论。作为传记作家，弗鲁德反对歌功颂德式的传记写作方法，主张传记当力陈事实。弗鲁德曾这样阐述他与卡莱尔之间的关系，“从我开始了解他的作品的时候，我就将他看作是我自己的导师和大师。假如我写任何东西，我都认为是在为他而写”（转引自Cockshut, 1974: 148）。在《我与卡莱尔的关系》（“My Relations with Carlyle”, 1903）一文中，弗鲁德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他的传记写作观，尤其是对于传记事实的重视。“过去的有关伟大人物的传记，尤其是那些伟大精神导师的传记，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关于卡莱尔的传记在内，都是没有价值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颂词，人物刻画一点阴影也没有，因而是虚假的、保守的、毫无价值的”（转引自Dunn 172）。弗鲁德认为，传记作家如果不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传主的一切事实都讲出来，这样的传记就不仅仅是毫无价值甚至是更为糟糕。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传记作家都必须忠实于他所掌握的事实，即使他有时候可能会“犯一些错误”。弗鲁德是这样说的，同时他也是这样做的，在《卡莱尔传》中，弗鲁德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些传记写作理论。《卡莱尔传》不仅仅刻画了卡莱尔这个天才人物所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就，同时也揭露了他的自我中心主义、极度自负、神经质般的易怒的脾性。

自《卡莱尔传》出版后，其所引起的争议可以说使弗鲁德永无宁日。争议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首先，传记中所刻画的卡莱尔的“另一面”是否真实？弗鲁德是否是恶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第二个问题：即使这些“另一面”是真实的，弗鲁德到底应不应该将这些内容披露，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卡莱尔以及卡莱尔太太之间婚姻关系的私生活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反对者之一梅森（David Mason）教授曾抱怨说：“在弗鲁德所刻画的卡莱尔身上，我看不出我所认识的那个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卡莱尔”（转引自Dunn 175）。对此批评，邓恩给予了反驳，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并进一步说假如梅森为卡莱尔撰写传记，那也仅仅是梅森眼中的卡莱尔，而不是弗鲁德或者其他人所认识的卡莱尔。邓恩认为，“传记体现了传记作家对于传主的认识和构思，正像一幅肖像画体现了画家对于人物的认识，……我们眼中所看到的这个人物的某些方面，可能画家并没有看到。因此，传记中的传主并不是传主所有的朋友所认识的实实在在的人”（Dunn 176）。任何一部传记都不可能让所有认识传主的人在其中找到他或她所认识的传主，因为，每个人眼中的传主都是不一样的。一千个读者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知识分子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 1832-1904）对英国传记深有研究。对此，他认为，不能将《卡莱尔传》看作是卡莱尔本人生平的完完全全的真实记录，它“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所观察到的一个真实方面”（转引自Dunn 176）。

在这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he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这一对术语进一步对此进行阐释。根据新历史主义理论家蒙特洛斯（Louis A. Montrose）用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对文本历史问题所作的描述和概括，“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所有的书写形式——不仅包括批评家所研究的文本，而且也包括人们身处其中研究其他文本的文本——所具有的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所谓“历史的文本性”，是指如果没有社会历史保存流传下来的文本，我们就无法了解历史，因此，历史和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事，具有主观性与虚构性；这些历史中的文本在历史长河中转变为“历史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并再次成为文本阐释的解读媒介（Montrose 19-20）。在新历史主义眼中，历史是建构的历史，在每个建构者的作品中都会体现建构者自己的体察、经验和认知。同样，传记作品也是传记作家建构的“历史”产物，我们不能也无法据此“历史”产物来还原历史中那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传记作家的社会经历、思想观念、写作经验与水平、与传主的关系以及当时特定的语境等等诸多因素都会对传记作家产生深刻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规范或制约传记作家对传记的建构。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要从传记作品中去还原历史中那个本真的传主，注定只能是一种奢望，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不仅仅《卡莱尔传》是如此，任何传记都是同理。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进行建构。恰恰相反，我们更应该尽最大努力、想方设法地去接近那个本真的传主，最大限度地去再现那个历史真实。而这正是当时许多批评家对《卡莱尔传》的观点。英国学者尼柯尔森称读完《卡莱尔传》，给人留下的最终印象是一种“完全的、令人信服的真实存在”（Nicolson, 1933: 129）。邓恩认为，在主要的人物特点上面，弗鲁德刻画的是一个真实的卡莱尔。W. G. 科林伍德（W. G. Collingwood）认为虽然弗鲁德所刻画的卡莱尔使人震惊，但是他“只不过在讲述事实”（转引自Dunn 177）。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认同这一点，认为弗鲁德不过是刻画了一个真实的卡莱尔而已，“这就是卡莱尔：不是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描述，而就是卡莱尔其人”（转引自Dunn 177）。

这场争议中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反对者指责弗鲁德揭示了不该揭示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应该随着卡莱尔入土为安，长眠于地下。他们指责弗鲁德对有关卡莱尔的传记材料“处理不当”，公开发表了大量不应该为世人所知的事情，尤其是当这些事情牵扯到卡莱尔夫人的时候。这涉及到传记写作中的避讳问题。古今中外，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传记文学中大量存在着隐讳、避讳现象。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传记作家对于传主的一些缺点或弱点并不是如实描写，而是有意地、人为地省略掉，掩盖起来。如中国古代就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卡莱尔传》遭到批评和反对的主要理由也是如此，批评者和反对者们认为传记的主要目的和宗旨是教导人们行善、向善，而传主在其中扮演着言传身教的角色，起着伦理道德教化的作用。弗鲁德揭示出这些不该揭示的东西，如何让卡莱尔这个当时的圣人为社会、为普通大众树立楷模和典范，道德导向功能又如何实现呢？因此，人们公认弗鲁德表现出了一种极差的品味，他被称作“犹大、叛徒、食尸者”（Nicolson, 1933: 130）。这些词语的寓意不言自明：弗鲁德背叛了卡莱尔，辜负了其导师的托付，“亵渎了私生活的神圣性”，揭露了那些不应该被揭露的内容。在他们眼中，弗鲁德将这些本该永远被埋藏在坟墓中的秘密揭示出来，这是一种毫无同情心的做法。人们更加担心的是，这种“食尸式”的传记写作方法会将传记写作引向何方，在哪里终结？

上述这两个关于传记事实与私生活避讳的争论其实涉及到英国19世纪两种权力话语——传记事实与伦理教化——之间的激烈交锋，《卡莱尔传》则是这两种权力话语之间言说与商讨的结果与产物。

卡莱尔等人对于传记事实的召唤表明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当时那种充斥于传记写作中的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虚美隐恶之风，转而呼唤新的传记事实的到来。之所以称之为新的传记事实，是为了区别于以往的传记事实，当然，并不是要否定与质疑以往的传记事实，而恰恰是对其的补充与扩展。按照赵白生的观点，传记事实指的是“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性作用的那些事实”（赵白生，第14页）。本书所说的这种新的传记真实不仅仅是局部的真实，而是全部的，传记作家所能搜集到的所有的事实。按照福柯对于权力话语的论述，这种对于传记真实的呼唤成为当时一种举足轻重的权力话语，规约着传记作家对于传记的写作，影响着传记批评家以及读者对于传记作品的批评、欣赏和阅读。与此同时，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另外一种重要的权力话语——伦理道德教化功能——也还在大行其道。传记的伦理教化功能——教导人们要热爱美德，或警示人们不要重蹈坏人的覆辙——一直以来就是英国传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而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传记中，这种“好人好事，坏人坏事”（Nicolson, 1933: 18）式的传记写作方式更是达到了顶峰。历史学家帕丁（Robert Partin）教授称那个时期的传记“几乎全都是颂辞”（Partin 303）。道德和宗教教诲功能成为传记写作因素中一项占支配地位的要素，成为一种前提条件。弗鲁德正是身处这两种权力话语的影响之下，一方面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作为卡莱尔忠实的门徒，弗鲁德继承了卡莱尔要么忠实记述要么就不要去写传记的观点，十分重视传记事实问题。对于卡莱尔的缺点，对于他婚姻生活的不幸，是如实陈述还是顺应传统保持缄默，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对此，弗鲁德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心理抉择”的过程（Cockshut, 1974: 169）。从他后来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思想中的这种斗争过程。他曾经这样说道：“有一些事情我宁愿一无所知，因为我无法忘却，因为它必然会影响到我要说的所有事情，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考虑我必须尽量将它隐藏起来”（Ibid. 165-166）。由此可见，弗鲁德对于如何处理涉及卡莱尔婚姻生活中的敏感问题是非常矛盾的，深陷传记事实与伦理道德教化两种权力话语斗争的漩涡中。一方面，对于传记事实的尊重使得弗鲁德难以真正做到像他自己所言将某些问题“隐藏”起来，同时弗鲁德又深知这些问题对于全面理解卡莱尔的个性特点十分重要，是具有重要传记价值的材料。另一方面，弗鲁德也明白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圣人”卡莱尔的这些问题公之于众，对于当时将传记道德教化功能看作是一项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功能的大众而言，其引起的影响及震撼力将是史无前例的。不过最终弗鲁德还是选择了尊重事实，将卡莱尔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毫无缺点的完美的“圣人”来刻画。正像弗鲁德后来自己所言，“他是一个人，与其他普通的人一样有自己的缺点。我认为我的感受别人经过一段时间后也会感受到，但是我知道最初的印象肯定是痛苦的”（转引自Broughton 130）。不过这两种权力话语的斗争和商讨并没有以传记事实的完胜和伦理道德教化的完败而告终。在描述卡莱尔的缺点尤其是卡莱尔夫人由于婚姻生活的不幸所遭遇的痛苦和折磨时，弗鲁德采取了一种暗示的语言修辞手法。卡莱尔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丈夫”，“要是威尔士小姐（指卡莱尔夫人——笔者注）嫁给了她自己生活圈子里的某个人的话，她会过上一种更加快乐的生活；假如卡莱尔由他妈妈或姐姐来照顾，他的生活可能会更成功一些”（Cockshut, 1974: 168）。在这里，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的存在及力量。另外，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力量在《卡莱尔传》面世后显得尤为强大，弗鲁德所希冀的“经过一段时间”人们能够像他那样感同身受的局面在他有生之年并未出现。相反，在他的余生，他都在为他的选择而“还债”，一直备受责难，难得片刻安宁。不过，在经过了比弗鲁德所言的“一段时间”更长的时间后，弗鲁德的贡献及其在英国传记发展史上的地位终于得到了历史以及人们的认可。

早在1916年，在这场关于弗鲁德—卡莱尔的争议风暴经历了甚嚣尘上、刚刚走向平息之时，邓恩就在其《英语传记》（English Biography）中断言，“可以肯定的是他（弗鲁德）遭受到了非常错误的评判，严重的诽谤，以及不公平的谴责”，并大胆地预言，“在风暴过后，弗鲁德会得到他所应当得到的评价，而《卡莱尔传》也会毫无疑问地在英语传记史上的显赫位置占有一席之地，对于这一点，那些并不友好的批评家现在已经开始不情愿地承认并做出让步了”（Dunn 168）。事实证明，邓恩无疑是正确的。在《英国传记发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Biography, 1927）中，尼柯尔森认为弗鲁德“复兴”了“严格意义上的传记”（Nicolson, 1933: 127）。P. H. 布朗认为就传主的声名和威望以及传记作家的写作技巧方面而言，《卡莱尔传》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在这方面，只有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转引自Dunn 178）。假如说弗鲁德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上文提到卢卡特曾因为涉及敏感的私生活而受到责难），他至少也是第一个因为吃螃蟹而引起轩然大波、给自己带来难以想象的麻烦的人，是引起争议最大的人。正如批评家所言，与弗鲁德所遭受的批评和指责比较起来，对卢卡特的批评简直就像“夏天的微风”（Dunn 168）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传记批评家约翰·葛拉提（John A. Garraty）认为弗鲁德“掀起了一场从传记内部进行改革的运动”（Garraty 108）。随着这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入，传记中弗鲁德所暗示的有关卡莱尔及其妻子婚姻私生活的问题是否真实已经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是这场争议在传记作家、传记批评家、普通大众之间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关于传记事实与伦理道德关系的争论。对此，葛拉提说：“即使弗鲁德的《卡莱尔传》并没有宣告传记新时代的来临，它至少引起了人们对传记本质的大讨论”（Garraty 105）。无论是从传主卡莱尔在当时的地位和声誉所产生的影响力，还是从《卡莱尔传》本身所掀起的波澜及其影响来看，传记作家弗鲁德都可以说是一位先驱者，吹响了向维多利亚时期虚美隐恶的传记写作方式宣战的号角，开启了传记写作新思路的篇章。从传记发展史的角度看，《卡莱尔传》标志着传记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意味着“新”传记时期——英国传记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阶段——的到来已经不远了，因此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卡莱尔传》或可被看作是“新传记”的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