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斯坦利在《英国传记发展史》中的影响

（Arthur Penrhyn Stanley, 1815-1881）

A. P. 斯坦利是英国著名神学家，威斯敏斯特教堂教长，传记作家。斯坦利出生于英国柴郡阿尔德利角，父亲是阿尔德利角教区牧师，后来成为诺维奇主教。斯坦利从小就浸染在英国国教的精神世界中，对英国国教充满了虔诚和尊敬，对真理也充满渴望和热忱。14岁时，斯坦利进入拉格比公学学习，时任校长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 1795-1842）给予了很多指导，让他受益匪浅。在拉格比，斯坦利对历史的兴趣得到了极大的鼓励，而拉格比公学老师的言传身教也使斯坦利对英国国教的真实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1834年，他进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1840年在结束希腊和意大利之旅后，他重返牛津大学，继而任教10年，以其人格魅力赢得了各方朋友。1844年，他的《托马斯·阿诺德传》（Life of Arnold）（以下简称《阿诺德传》）出版，奠定了他早期的文学声誉。

斯坦利的文学创作无不浸透着他对英国国教和历史的兴趣。1847，他发表了《使徒时代布道辞与随笔集》，这为其之后成为著名的神学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斯坦利是同时代英国最杰出的自由主义神学家，当时的教会生活对斯坦利有很大的影响。对于英国国教来说，没有比斯坦利更忠诚的子民了。他的著作反映了他独特的观点、目标和愿望。他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过渡时期，将会过渡到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抑或过渡到一个“基督教在更广泛领域复兴”的年代，“全面的，无所不包的基督教”“可能征服整个世界”。他认为，基督教教会尚未将其“终极的，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世界，“每个连续的基督教时代的信仰，较之前一个时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并认为“仍然存在着一个更高层次的基督教，超越过去所有形式”；他认为“现代神学家的首要责任是研究《圣经》，不是为了建立或维护由其衍生的体系，而是发现它实际上包含的究竟是什么。”（Williamson 760）斯坦利的一生与英国教会密不可分，他帮助过同时代的很多教徒清除英国教会未来几百年中进步的障碍。人们很容易看到他这种生活和工作的局限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在这世界上他感兴趣的是人而不是物。因此，他很少关注自然科学的伟大发明与发现，对此他也所知甚少。但他对做出这些发明和发现的科学家们很感兴趣，他热切地将他们的形象融入历史图景，从而与自然产生了真正的联系。他是一个历史天才，能将所有知识与艺术完美融合。他的作品是人物与目的的高度统一。他的所有作品均基于历史，但没有一处是简单的重复历史，他作品的价值在于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根源，也必须从现实中汲取灵感和例证。他的所有作品都充满了活力。但他远远不只是一个历史艺术家。他总是对世界目前的状况和问题充满了兴趣。

斯坦利的个人魅力是任何与其相识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他有着完美的朴素和忘我精神，随时帮助追求真理、渴求知识的人。他早年在牛津的家，以及晚年在威斯敏斯特的家，都有很多虔诚的英国绅士以及渴求和热爱真理的外国人慕名前来，他们都会得到最热情的招待。在斯坦利生命的最后五年，他的生活蒙上了一丝阴影，但是热情接待和亲切问候从未间断过。1878年秋，斯坦利进行了一次难忘的美国之行，在那里他备受尊崇。他的离世就像他的一生一样，宁静而平和。染病短短几天，他就在朋友的关怀下去世了。他永远是同时代最辉煌的、最具吸引力的英国人之一。

斯坦利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虽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专题文件、演讲、评论和布道辞，但也不乏《犹太教史》、《苏格兰长老会》、《美国演讲和布道集》、《基督教典籍》这样的大部头著述。当然，作为杰出的传记作家，斯坦利的《阿诺德传》为阿诺德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为其在传记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一直在英国传记史上熠熠生辉。

《阿诺德传》

《阿诺德传》是斯坦利为19世纪传记发展史留下的宝贵遗产。传主本人的特质为这部传记平添了生命的光辉。斯坦利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整部传记条理分明，人物展现极具穿透力和亲和感。斯坦利怀着真诚、崇敬之心将阿诺德塑造成了一位品行高尚、人格魅力超群的牧师、能力出众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教育改革家，和成就卓然的历史学家。《阿诺德传》的文学技巧充满魅力，有时复杂，甚至晦涩，好像是处于思想的压力下仓促写就，但通常都是水晶般的清澈。斯坦利的写作风格灵动，富于生命力和动感；充满历史画面的美感，又不流于沉闷和说教。

阿诺德的一生涉及了多种活动领域，在其中三个领域建树颇丰：教会、历史和教育研究。他的作品也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信件、布道文和日记（这些是他作品中最私人的部分）；第二，论文（通常是关于教育问题与教会和国家当前事务的论争）；第三，古典学术研究成果（例如《罗马史》等）。而斯坦利也正是从这三个领域塑造阿诺德的形象。

斯坦利笔下的阿诺德，是一位能力出众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教育改革家。他在担任英国公学拉格比学校的校长期间，面临着激烈的时代变革和教育变化，他持重老练地运用复兴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改造公学，使公学成为培养英国“完美绅士”的学校，恢复和增进了英国人对公学的信心。他强调个性的发展，希望他的学生对他既爱又怕，同时致力于发展更理性的教学方法。他增设了数学、现代历史学、现代语言学等课程，认为这些课程和古典文学同等重要。他的一系列改革对英国学校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拉格比公学成为世界公学的楷模，并促使公学开始逐渐形成自身特有的传统。(www.xing528.com)

斯坦利对阿诺德的宗教生活做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描述，向人们展示了一位伟大神学家的高大形象，而这一人物形象也获得了人们的接受和认可。他将阿诺德提升到基督教英雄的地位，盛赞他是有原则的个人主义者，其动机有三个方面：通过平息教派争端来拯救教会，通过为《圣经》提供历史依据来拯救《圣经》，以及通过强调上帝的道德原则拯救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尊严。这种动机正反映了阿诺德，以及他的传记作者，作为圣公会广教运动成员的动机。阿诺德留给广教运动的遗产非常丰富，包括符合现代信念和道德准则的《圣经》注释，它将基督教实践置于基督教教义之上。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为广教运动提供了一位逝去的英雄。在他去世多年后，阿诺德仍然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独一无二的践行基督教行为的忠诚典范。他的思想仍然影响着许多社会改革者和维多利亚殖民地统治者中的很多人。正如阿诺德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战士，而他们手中的《阿诺德传》像《圣经》一样不朽。事实上，《阿诺德传》是斯坦利最畅销的传记作品，它创造了发行三年中再版六次的传记出版史奇迹。

《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的评论家也详细说明了阿诺德值得称赞的“真诚、正直和认真”的品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提及阿诺德的名字，他的学生和朋友就流露出依恋和崇敬的表情。继称斯坦利的《阿诺德传》为一座文化纪念碑之后，《北英评论》（North British Review）上的另一篇文章也盛赞斯坦利的作品揭示了阿诺德“内心生活”的尊严和正直。这位评论家说，正是从阿诺德的个人习惯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性格中净化和治愈心灵的影响力”（Maitland 404）。维多利亚时代对于阿诺德性格中治疗与鼓舞的效果的热情是短暂的，但它却充分体现了一种世俗的圣贤传记的特征。正如所有圣贤传记一样，对于阿诺德的崇拜替代了对于超自然圣人的崇拜，所以，《阿诺德传》保留了对阿诺德性格的崇拜与迷恋。多年以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种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文化现象的意义再度被一个人提及，而这个人就是致力于研究这种现象的斯坦利。回顾阿诺德的影响，斯坦利对听众说，“似水流年只会使我更加深信，没有任何礼物可以比回忆一个影响了你一生的伟人给你的鼓舞更有价值”（Stanley 17）。

同样，《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的一篇文章在最后总结评论斯坦利的《阿诺德传》时指出，只有“拥有信徒精神”的人才能理解阿诺德鼓舞人心的启示作用（Lake 508）。这些评论家们将阿诺德，而非基督，视为社会凝聚力的象征，当作人化了的基督教的卓越象征。类似地，一篇发表于《不列颠与外国评论》（The British and Foreign Review）的对于阿诺德作品的评论，在其去世不久便赋予了他行为榜样的功能。这位评论家总结道，“如果我们未能激起任何人去崇敬并效仿阿诺德的卓越行为，我们应该对自己写作技艺的缺憾感到遗憾”（Blackett 397）。

斯坦利的《阿诺德传》为后世学者研究阿诺德提供了较为完善的资料，其影响非同一般。不过，即使是这样一部鸿篇巨制也存在着瑕疵甚或缺陷，而由于该书一向被奉为权威著作，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诸多阿诺德研究者的基本取向。因此，指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斯坦利此著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者的立场不够客观，这源于他本人对于阿诺德的景仰。全书浸透着对阿诺德的褒扬赞颂之意，难免有过誉之嫌。有评论家指出，“斯坦利的《阿诺德传》只是象征性和自我参考性的以书为中心的文化广告罢了，所以读者阅读之后，读到的是效法基督的阿诺德，这样便产生主观的近圣意象”（Bolitho 131）。又如莱克所说，《阿诺德传》呈现出的阿诺德是集合了“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和圣经的”完美结合体（Lake 468）；这样一个人物“完全地……彻底地彰显了高尚的道德”（Lake 507）。斯坦利《阿诺德传》数年间先后多次再版；一经问世便被当作“对一个伟人的神圣的回忆录”来阅读（Empson 233）。查尔斯·狄更斯在给弗罗斯特的信中说道：“我必须也要珍藏这本书（《阿诺德传》），你从中引用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玉之言，足以作为我的座右铭”（John Forster 125）。

同样，斯坦利在书中认为阿诺德对英国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斯坦利对阿诺德教育成就的评价言过其实，包含了主观因素。例如，莱克认为，“阿诺德并未在实质上改变公学生活的特征”（Lake 474）。一些学者认为斯坦利在《阿诺德传》中，对阿诺德与从前学生的关系描绘稍微理想化了，因为作者本人的出类拔萃正是受益于与校长的亲密友谊。阿诺德的另一位学生休斯在《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一书中对阿诺德任职期间拉格比公学状况的刻画，就与斯坦利的描述大相径庭，书中大量描绘了拉格比公学中欺凌弱小的现象。休斯的《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展示了一个人性化的阿诺德和普通学生对他的反应，可以视作是对斯坦利过于理想化的肖像刻画的一个颇有价值的矫正。

20世纪上半叶英国传记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利顿·斯特拉齐在《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 1918）一书中，更是对阿诺德进行了极端讽刺和严肃批评，甚至把他刻画成一个骗子和小丑，认为他是糊涂虫，却摆出一副深刻的思想家的样子。当然，斯特拉齐的描述也是带有偏见的，但足以看出，斯坦利著述还是带有主观色彩的，他笔下的阿诺德是被神话了的阿诺德。

斯坦利的《阿诺德传》的第二个缺憾是未能指出（或者说是刻意回避了）阿诺德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行。鉴于阿诺德的兴趣和活动范围极为广泛，许多学者认为，如果不是矫饰的话，他确实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言行。例如，巴姆福特曾指出阿诺德人格中一些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信奉宗教但又世俗；批判他人喜好骄傲的心态和虚荣心，但自身又渴望被公众认可；推崇和喜爱古典知识，但又热切地关注现代问题；强调法律和秩序的重要性，但理论上却是革命性的；对建立在坚固的阶级组织基础上的英国政治的稳定性感到自豪，但又拥护下层阶级的权利；欣赏绅士的生活方式，但同时公然抨击它的邪恶；关注曾经公开轻视过的学生的职业准备（Bamford 153）。关于阿诺德性格的其他自相矛盾的特点，英国学者麦克也曾经特别提到，认为他既专制又宽仁，既独断又开明，既保守又自由，是一位有原则的人士，同时又是一名投机分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名现实主义者。还有的学者认为，阿诺德在智力上是自由主义者，但在性情上却又是保守的（McCrum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