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回忆录的发展及其特点

回　忆　录

（Memoirs）

回忆录是追忆本人或他人过往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的一种文体。回忆录作者的历史活动是通过记忆而再现的，而记忆作为人的一种思维能力，会因岁月蹉跎而衰退，所以回忆录的真实性并非指全部内容的完全真实，而是指主要事件的基本真实。回忆录的写作，有些依凭个人的记忆，有些需要搜集忆主的详细资料，一般采取访谈、查找历史资料、拜访忆主亲属等方式。现代回忆录趋向于把事实素材和虚构资料相结合，把历史与虚构、现实与梦幻相融合的叙事模式。回忆录的基本要素有：一、强调真实性；二、提倡艺术性；三、允许某些细节、情节的虚构。

概　述

回忆录是记录当事人回顾自身经历所形成的文字，是与传记文学有一定关联的写作模式。回忆录在18世纪的英国发展迅猛。当时尽管人们始终没有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写作形式，但作家们在自己以回忆录命名的作品当中赋予其特殊的解读和内蕴。严格来说，回忆录是作者对忆主的追忆，是一种相对完整的、简短的传记记录。但这一释义在英语语言中不尽相同。对于18世纪的英国作者来说，回忆录尽管相对完整，但其细节却不一定都来自作者的个人回忆。传记和回忆录在当时英国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明显的楚河汉界。

在18世纪的英国，人们更愿意叙写传记而非回忆录。回忆录的外延较为宽泛，几乎找不到单纯的例证作品。严格意义上来说，回忆录应是作者对记忆中或观察下所发生的事件的连续叙述。这一叙述通常是通过作者的实际经历或详尽观察，针对与自己相关的某个人生活或历史的一部分，而叙写出的一系列回忆，没有轻重之分。其目的具有传记和历史双重的性质，但人物描述和事件记录都不完整。回忆录的风格往往属于闲谈杂论性质，布局较为凌乱，叙述视角仅局限于作者个人的观察和反应。作为一种单独的形式，回忆录更适合于法国人的头脑和笔触，英国人则倾向于完整、正规的记录而非零散的追忆内容，所以书写传记或历史成了他们的最爱。英国人除了喜爱完整之外，通常还会添加一些个人记忆之外的资料知识，共同构建成历史或传记。罗杰·诺斯有足够的天赋与能力记录王位复辟后那段不平常的日子，但他的作品最终变成了《吉尔福特男爵传》。鲍斯威尔与约翰生的交往足以让他完成一部“约翰生后半生回忆录”，但完整的“约翰生传”却听起来更理性、更严肃、更崇高，诸多的细节描述为他宽博的个人记忆添加了完整性和毋庸置疑的真实性。

18世纪回忆录的传统中还缺乏传记和历史所具有的严肃性。思想保守且做事严谨的英国人，往往喜欢谈论与自己相关的趣闻秩事和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尤其以锐利地透视人性、人格及其巨大成就为乐。而可能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的闲言碎语式的谈资显然不是英国人所拒斥的。

1707年，爱尔兰出生的法国作家安东尼·汉密尔顿（Anthony Hamilton）的《格哈蒙爵士回忆录》（Memoirs of the count de Grammont）为英国人提供了法国回忆录写作传统的杰出范例。早在沃波尔的译作出现之前，这本回忆录在英国已经拥有很大的读者群。吉本曾这样赞赏道：“汉密尔顿舒缓、纯正的风格是不可模仿的”（Longaker 492）。18世纪早期来自法国的回忆录，对于一直寻找合适的途径来详尽记述自己现实生活的英国作家们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格哈蒙爵士在赌桌上的恋情激发了大量的作家开始创作缺少严肃性和真实性的回忆录。基于这一形成和发展的根基与传统，严肃的英国作家们拒绝回忆录的写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18世纪曾经出现过大量以“回忆录”命名的半虚构或虚构作品，更是为这一词汇增加了虚构的成分和特性，由此引起当时的评论家及严肃的作家们的质疑。即使今天，有些作者仍表现出对回忆录的不信任。《奥斯卡·王尔德传》的作者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 1856-1931）就坚信“回忆录是虚构小说的一种突出形式”（Longaker 495）。

尽管18世纪的评论家和作家们都认为回忆录不适合记述一些严肃的话题，但仍有一些忠实的作者们以回忆录命名自己的作品，并在作品中阐释了这一文类的特质。约翰生的《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回忆录》（The Memoirs of Frederick III, King of Prussia, 1756）就试图忠实地记录事实本身，但他只是当时的报纸杂志内容的编辑者，还算不上真正的回忆录作者。他对弗雷德里克和那一段历史的了解程度还不足以写就一部回忆录。同样，《奥古斯塔斯朝回忆录》（Memoirs of the Court of Augustus, 1756）的作者托马斯·布莱克威尔（Thomas Blackwell）通过大量阅读对忆主有了颇为深刻的了解，但其叙述缺少回忆录所要求的详尽与细节。约翰·戴尔雷姆普（Sir John Dalrymple）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回忆录》（Memoir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771）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记述了一段历史事实，给读者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传记数据资料。但作为回忆录，它也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约翰生这样评价道：“戴尔雷姆普似乎是个挺诚实的家伙；他公平地叙写了对双方都不利的内容。但其写作模式实在不敢恭维……”（Longaker 496）。鲍斯威尔倒是挺客观地认为作者的写作方式中充满了“鲜明的活力”。

弗朗西斯·布莱克波恩（Francis Blackburne）的《托马斯·赫里斯回忆录》（The Memoirs of Thomas Hollis, 1780）算得上是18世纪一部比较接近回忆录内涵的作品。在长达两卷的内容中，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写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历史事件和细节琐事，给读者描绘了一位热情忠贞的辉格党支持者的形象。托马斯·戴维斯（Thomas Davis）的《演员加里克回忆录》（The Memoirs of the Life of David Garrick, 1784）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回忆录杰作。作者通过个人回忆，凭借非凡的叙述技巧，把忆主的性格描绘得鲜活ë满，对于想了解18世纪英国的戏剧界和加里克本人生活的读者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这部回忆录最终成为19世纪初《西登斯夫人回忆录》（Memoirs of Mrs. Siddons）和《肯末博回忆录》（The Memoirs of Kemble）两部作品的蓝本。

总之，18世纪的英国尽管出现了不少以回忆录命名的作品，但都缺乏文学的魅力和艺术的生命力。严肃的英国作家们面对回忆录流言碎语式的特质，面对历史和传记这两条敞开着的大道，自然不愿意在回忆录写作上费力劳神。

定　义(www.xing528.com)

回忆录是记录当事人回顾自身经历所形成的文字。从内容上来讲，回忆录是指当事人对自身经历的回顾，是回忆者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活动、历史事件所作的追忆。从物质形式来看，回忆录表现为文字资料或音像资料（包括录音、录像、光盘、记录片等）。如果从作者的角度出发，回忆录则是把当事人的回顾记录下来形成的资料，既可以是自己亲笔写下来，也可以由当事人口述、其他人记录整理而成。

在拉丁语中，“回忆录”（memoria）的意思是“回忆”或“旧事”。早期的回忆录多数是政界或上流社会的人物所写，军方要人和商人后来也开始书写回忆录。回忆录记述的重点往往是公众事务，一般不涉及私人生活内容。美国剧作家兼评论家高利·维达尔（Gore Vidal, 1925-　）在其回忆录《重写本》（Palimpsest, 1996）中对回忆录做了这样的界定：“回忆录是人对自己生活（生命）的回忆，而自传是历史，需要仔细查证时间和事实真相”（Longaker 490）。当代传记评论家马克·隆加克也对回忆录作了尝试性的界定：“一般记述一个人生活的一段或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观察过的事实片段。其目的既是传记性质的，又具有历史意义。回忆录对人物的描述或是对事件的记录皆不全面”（Longaker 492）。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回忆录更像是从某一生活片段中捡拾回来的生命碎片，而非全部的生活内容。

在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回忆录这一文体。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355？）写了一部书，较为完整而忠实地记载了苏格拉底的言论和经历，取名为《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Memorabilia, c. 371 B. C.）。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以回忆录题名的一本书。古希腊罗马时期，回忆录就像备忘录，用以暂时记录以备后用的零碎的、未公开的作品。到了近现代，回忆录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像自传文本一样，现代的回忆录趋向于把事实素材和虚构资料相结合，虚构化现象更加突出。

属　性

像自传一样，回忆录的真实与虚构问题是我们无法绕开的关口。美国幽默大师、评论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 1879-1935）一语道破回忆录的“天机”：“回忆录是你记录下你曾经应该做过的好事，而省略那些你曾经做过的坏事。”真实性和虚构性同时成为回忆录的重要属性。回忆录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述，正确地认识这一属性是我们解读生命故事的根本。

首先，追忆是回忆录的根本特质。由于作者对事物的主观感受、印象、记忆可能与事实相左，或考虑艺术性的因素会适当地加入某些虚构情节，但这一般不会影响其真实性。回忆录作者的历史活动是通过记忆再现出来的，而作为中介的记忆是人的一种思维能力，它会因岁月蹉跎而衰退，所以其真实性就不是指全部内容的完全真实，而是指主要事件的基本真实。

尽管传记大家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坚信自传（回忆录）的虚构性“必将减弱”，但他仍然对其真实性保持怀疑：“事实上，要求一个人在他的自我描述中绝对真实，就像要求尘世间绝对公正、自由和完善那样荒唐。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想忠于事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根本就不具有可以信赖的真理器官，在我们开始描述自己之前就已经被记忆骗取了真实的生活经历的情形”（茨威格，第7页）。识记和保持是回忆和认知的前提。人们的记忆内容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出现量的减少或质的变化，因而记忆越来越背离事物的原来面貌和原有意义。而回忆录提供的材料大多是无意识记忆，即与被忆主接触时并没有明确的记忆意图，材料似乎是自然而然留存于脑海，这就更加影响了记忆的牢固性。

茨威格还说过，“羞耻，它是每种真实自传永久的对手，因为它要谄媚地引诱我们，不是按我们真实的样子去表现，而是按我们希望自己被看到的样子。它要用所有的诡计和伎俩诱使很愿忠实于自我的艺术家掩藏他的隐私，掩盖他的危险性，隐藏他的秘密；它本能地让创造的手删去或虚假地美化有损形象的小事（然而却是心理学意义上最本质的）”（茨威格，第9页）。显然，作者在回忆曾经历过的尴尬之事时，为摆脱懊恼和忏悔的长期煎熬或为推卸责任，往往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所以回忆录中多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这种自我合理化的因素，在主观上有自我解脱的需要，在客观上有着时过境迁的记忆误差。从历时性上来看，人们所经历的历史现场，都是整体过程中的一个断面，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些具体事件和情节，所以回忆往事时还需具有一种历史整合的能力。从共时性的角度出发，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价值体系改变，是非评价标准也随之改变，而这些变化会随着人们的生活同步发生，在改变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也会改变他们的历史记忆方式，把现在的合理性移植到过去的合理性上，产生一种所谓“合理”的历史遗忘。因此，能否以现在的认识高度，重新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反省事实，以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客观地记录历史是回忆录需要面对的难题之一。同样，对于那些根据当事人或者亲属的记忆所写的回忆录也难逃感情因素的纷扰。人们的历史活动是自身生命过程的一部分，他对这些活动必定会作出自我评价。无论对自己还是相关的人，其评价都与自我价值相关联。因此，他的褒贬必然带有感情因素。无论回忆自己的经历还是回忆他人的往事，作者心理上的爱慕、感恩、自恋、怀旧、荣誉感、崇拜感等等情绪都可能流注进去，进而影响到回忆录的真实性问题。

尽管回忆录只是作者对某个（群）人、某一段时间、某个地方的回忆，但其艺术性也不容忽视。如何以“我”所见、所闻、所感的人和事为线索加以铺陈，如何以个性十足的语言，鲜明地凸显出忆主的形象与性格，是考证回忆录艺术性的标准之一。

非真实性尽管是每一部传记类作品的软肋，但却正是史上无数的纪实性作品汇集成为人们自身的历史，真实地记载了人类的过去和现在。

结　语

任何时代都需要诚信的代言人，每一段历史都需要忠实的记录者。人们追忆的东西毕竟是自己不愿遗忘、不想遗忘的生命轨迹，对其内容的忠诚与否会成为拷问良知的砝码。而以艺术性为目的的适当的细节虚构，则是一切艺术品所必需的属性之一。回忆录不仅能够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而且还能提供比一般文献典籍更为丰富的素材、更为生动的细节。各种类型的回忆录越多，对校正历史记忆所起的作用就越大，越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毕竟，回忆过去也是在开拓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