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佩皮斯：英国传记发展史

（Samuel Pepys, 1633-1703）

英国最早的日记作品可以追溯到1442年，但它真正兴盛发展是在17世纪（Houlahan 695）。塞缪尔·佩皮斯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优秀作品的日记大家，他与同时代的约翰·伊夫林堪称17世纪日记作家的代表人物。

与出身特权阶级、无需努力奋斗便可跻身上流社会的伊夫林不同，佩皮斯没有家世和祖产的荫庇，他需要凭借个人努力在政界谋取更高的职务。他顺应时势、见风使舵，最终被擢升为权倾一时的海军高级文官。他所写的这部日记记载了他从一个普通人到成功人士的九余年奋斗历程，其中的记载始于王政复辟前夜，直至他身居高位、因眼疾而不得不罢笔。一方面，这部日记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热情，叙述了作者所经历的生活中的细节和英国的重要历史事件。佩皮斯不但善于观察，注重描述生活中的琐事，通过平实的语言和直白、真挚的叙述如实表现了自己眼中的历史事件、生活中的细节以及发自肺腑的感想；而且能够生动幽默地叙述事件，使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独特的重要性。透过佩皮斯亲切的叙述，读者仿佛穿越时光，亲身目睹作者当时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另一方面，这部日记的突出特点是私密性。作者采用了自创的速记编码体系记录日记，因而使这部日记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后才得到破译，这确保了作者能够真诚地敞开心扉与自我展开私密的对话，使读者在旁观中看到了作者的灵魂和当时的人性。因此，杨正润先生的《传记文学史纲》对这部日记给予了很高评价：“他的《日记》是一部独特的作品，无论从真实性和史料性，还是从文学性和生动性来看，在日记作品中都是最出色的”（杨正润，1994: 248）。

佩皮斯日记的史料价值

作为一名出色的日记作家，佩皮斯热爱生活、涉猎广泛。他拥有超乎常人的好奇心，对生活中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生活，并将其记录在日记中。这正是他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的动力，也因此在逝世之后被好友伊夫林评价为“一位杰出、勤勉的人，好奇心极强”（Lucas-Dubreton 289）。不仅如此，佩皮斯还善于观察、拥有敏锐的观察力，他通过精确、具体的细致描写，即便是日常的琐事也使其体现出独特之处。如是，他的日记因其全面性、详细性和真实性等特点，体现出很高的史料价值。

佩皮斯日记中的描写十分全面，它通过作者的日常观察将英国王政复辟时代的全景栩栩如生地展现于读者眼前，使读者可以籍此清楚地掌握当时英国社会的面貌。这部以作者自创的速记编码记录的日记长达6部之多，翻译成英语之后多达54本，资料全面详细，成为后人研究他所在时代的重要资料。如上文所述，佩皮斯的重要特质之一是热爱生活，他会充满热情地观察和记录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并乐此不疲。因此在他的日记中找不出两篇雷同的记录，他每天的活动都丰富多彩，通过他的叙述体现出各自的重要性（Taylor, 1989: 4）。在这部日记中，佩皮斯重点记录了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奇闻异事。首先，佩皮斯具有旺盛的求知欲，他的兴趣广泛，对积累金钱、政局变化、科学研究动向、宗教状况、王室活动、音乐、戏剧、书籍、美食、美女等都有浓厚的兴趣。佩皮斯所在的时代正是新科学孕育而生，各种新的创造发明、娱乐方式、时尚潮流大量诞生的时候，佩皮斯在其巨大的好奇心推动下，对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事事关心。他在日记中称自己和孩子们一道去看陌生的事物，记录了自己去皇家学会观看科学家的各种实验（例如对狗的输血实验），去造币厂观看钱币的制作过程，观察大理石的切割过程并与建筑工人交谈，甚至用自己的望远镜在屋顶观察各种天文现象。此外，他还大胆品尝各种新奇的食品，甚至尝试刚开始流行的娱乐方式。日记中记录了他去剧院、去赌场、滑雪、看耍猴、看意大利绳索舞表演、看摔跤、看狗熊、看斗鸡等娱乐活动。他甚至把观看刑场处决犯人也视为一种娱乐方式，而且描写得十分轻松、不以为意，全然不顾此过程的血腥恐怖。在这些观看过程中，佩皮斯始终注意观察身边的各种轶事，打探传言，并对在场的各类观众进行全面描写，上至国会议员，下至学徒工、乞丐、酿酒工、屠夫、马车夫，有时还在叙述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佩皮斯最大的爱好莫过于看戏，他在日记中生动全面地记录了当时的戏院场景、演员表演和服饰、舞台布置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果不查阅这部日记的话，没有人能够针对王政复辟时代的戏剧做出令人满意的研究”（Ibid. 83）。其次，佩皮斯通过对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重要史料。由于佩皮斯是英国海军的高级文职官员，他不仅参加了迎接查理二世回国复辟、加冕典礼、英荷海战、伦敦大火、伦敦大瘟疫、国王下野、议会质询等许多重大事件，而且将大量的篇幅用于记录自己对公务和国事的处理，尤其是对建设强大的海军所做的贡献。甚至当火灾、瘟疫等灾难降临，别人大多争相逃命时，佩皮斯依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赶赴现场，不顾自己繁忙的事务，坚持以个人的眼光对当时的场面进行细致的观察。例如在伦敦大火发生时，佩皮斯需要将家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并藏匿自己的财产，但他仍然不忘记录火灾中的各种骇人场面，仿佛自己置身事外一般：

每个人都在拼命转移自己的家当，有的顺手就扔进了泰晤士河，有的把它们带到渡船上。穷人们待在自己的房子里，直到火烧眉毛才跑去船上，或者就从河边的一个梯子爬到另一个梯子。还有其他的生灵，可怜的鸽子，我看到它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都围着窗户和阳台盘旋徘徊，直到有些被火烧着了，它们的翅膀一旦着火，便随之纷纷跌落。（汉舍尔，第8版）

最后，佩皮斯的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稀奇古怪的奇闻异事。佩皮斯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喜欢从归国的商人或旅客那里打听外国的风土人情、奇妙见闻。他在日记中用大量篇幅记录这些海外奇谈，并由衷地感慨大千世界的奇妙。此外，他还记录了英国国内耸人听闻的事件，例如突然遭遇袭击而丧生的演员，在酒后的口角中被法国人杀死的著名外科医生，在酒馆中捅死自己亲兄弟的伯爵之子，死于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苏格兰骑士等各种血案，当时人们所患的各种疾病，甚至咬死一百多只猫的一条狗都被收入日记中，极大地满足了他本人和读者的好奇心。

佩皮斯的日记不仅包罗万象，而且重视细节描写，热衷于捕捉生活中的琐事，无论对重大历史事件还是日常生活的描写都十分生动具体。以英荷海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例，佩皮斯本人作为海军高官亲身经历此战，因此十分熟悉战争的详情，并能够针对自己的职责和英国海军发展状况提供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这远非一般的文献记载能够做到。佩皮斯在日常生活中也注重细节描写。他在日记中针对平日的饮食、衣着、娱乐等方面都做了细致的描写。例如，他在文中详细说明了他食用的20种不同的鱼类和30种不同的肉类，例如凤尾鱼、鲤鱼、鱼子酱、螃蟹、小龙虾、培根、牛肉、动物脑、小牛头、阉鸡、鹿肉等。他去看戏时将周围观众的相貌、言谈举止、衣着甚至自己的心理活动都详细记录下来。他去教堂做礼拜或出席其他公众场合之前的穿着打扮也详细地记录在日记中。就捕捉轶事而言，佩皮斯作为一名优秀的观察者，充分认识到琐事的重要性：它们虽然不可能像重大历史事件那样载入正史中，但却与作者本人的体验、观察、感想息息相关，突出了作者在日记中的重要性和核心地位，因此在日记中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日记中有大量佩皮斯因各种琐事对妻子大发雷霆的描写：他会因为看见皱巴巴的台布而暴跳如雷，在为小事和妻子吵架时会将盘子在房间里到处乱砸，将从国外买给妻子的篮子踹烂，甚至将之前写给妻子的情书扯得粉碎。但发完脾气后自己内心忏悔不已，并对妻子给予补偿。所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轶事都记录在这部日记中。

佩皮斯日记除了全面性与详细性之外，还具有高度的真实可靠性。他的叙述十分坦诚，表现出真实的自我。这正是优秀日记的核心品质。他的日记采用了自创的速记编码体系，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同时他写作日记的目的仅供自己日后阅读而并非出版，因此日记文本逃避了社会规训。作者通过日记构建出封闭的空间，在其中与自我展开交谈并随心所欲地记录事件。他无需掩饰自己的性格与爱好，能够毫无顾忌地叙述为当时社会道德传统所不容的方面，因而前人的日记在坦诚方面都无出其右，读者可以透过日记看到作者的灵魂。因此，研究者普遍认同佩皮斯日记真实可靠，认为佩皮斯“绝对是无意识地展示自我，既没有不符合事实之处，也毫无保留……他没有面对读者，因而无需故作姿态”（Tanner xii），强调佩皮斯“没有考虑去创造自己的形象……也没有为公众开展写作，而是为自己而写作”（Hill 259）。文森特·布罗姆也指出，佩皮斯在日记中毫无保留地透露自己大量隐私是因为只有自我才是可以信赖、能够告知秘密的对象：“日记中通篇都是自我毁灭式的暴露事实，这也是忏悔录式的叙述。他一心要将事实付诸笔端。何故？……因为他在日记中有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Brome 72）。具体而言，日记的真实可靠性体现在作者对自己缺点的如实暴露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首先，由于这部日记高度的私密性和读者的不在场，佩皮斯对自己的缺点毫不避讳。正因为这部日记难以解密，佩皮斯既不必担心读者阅读后导致自己缺点暴露而有伤自尊或带来耻辱，无需对自己的缺点刻意粉饰；也不必像大多数自传作家一样夸大自己的成就，塑造自我的高尚形象。他乐意将自己各种缺点、错误乃至卑鄙、可耻的行为与想法如实记录在日记中，叙述十分真诚。他不仅记录了自己嗔怒、贪婪、好色、爱慕虚荣、喜爱吃喝玩乐和华美服饰的缺点、有悖于基督教戒律的饕餮和纵酒狂欢行为，而且将每个人都竭力掩饰的隐私与尴尬事也表露无遗。例如他偷情时的兴奋与恐惧、借督办海军物资采购之机收受贿赂时的狂喜与激动、醒来被自己的枕头惊吓、把自己的假发弄着火、和仆人打拳击时弄伤手指、在教堂做礼拜时酣睡不醒，甚至和妻子的争吵与冷战都记录其中。此外，由于日记中对性爱的描写过于直白，不得不删节后于1825年首次出版。其次，由于日记中的言论不会公之于众，佩皮斯能够在日记中根据自己的良知畅所欲言、批判社会现实，无需顾忌自己的保皇派身份与高官地位。他不仅指责人们的冷漠无情、听任一具浮尸在泰晤士河上漂浮四天，将法庭斥为草菅人命、令人沮丧的邪恶场所，揭露教士淫乱、酗酒、举债、阿谀奉承的丑行和教会过于奢华的宗教仪式，对当时错误的政策法令和权贵要员的愚蠢与荒唐之举直言不讳，甚至胆大包天地对国王陛下的情人卡斯尔梅恩女伯爵（Castlemaine, 1641-1709）垂涎三尺；而且富有同情心：他对复辟中遭镇压的革命党人和参加非法宗教集会而被逮捕的人心怀同情，对穷人的困境遭遇也始终心怀怜悯（例如他十分同情捡垃圾的小男孩）。这其中描写最真挚的莫过于对征兵制度的批判。当英国与荷兰陷入战事时，佩皮斯奉旨强征壮丁入伍。虽身为征兵官员，他却能深刻揭露此暴政的野蛮残忍：

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如此真实的情感表露。我看到有的妇女哭天抢地，她们冲到一队一队押来的壮丁中寻觅自己的丈夫。每条船开走时她们都会痛哭流涕，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丈夫就在这艘船里，并借着月光竭尽全力目送船只离去。听到她们的哭泣，我油然而生悲恸之情。而且当我看到贫病交加的劳工与杂役突然被陌生人带走，被迫抛妻离子时，这可真是一幕人间惨剧……这简直是暴君的行径。（Pepys, III：103）

由此可见，正因为佩皮斯日记的叙述真实可靠，我们才能深刻地认识到他真实的一面。从表面上看，他作为一名高级官员向来以威严的面目示人：他工作勤勉、不苟言笑、诚实可靠；对上级谨小慎微，对下级脾气暴躁、要求严格。若非他的日记公之于众，人们很难想象他在私生活中狂放不羁、喜爱挑逗骚扰女性、酷爱冒险刺激。

佩皮斯的叙述魅力

佩皮斯不仅善于观察周围的世界，而且以艺术家的笔法将自己的观察记录在案。通过他生动的叙述，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顿时充满魅力。他的日记不仅善于将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叙述得与众不同、引人入胜，而且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真实情感的表露等手法打动人心，因而这部日记可读性很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www.xing528.com)

佩皮斯在日记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尽管他是一位高级官员，但却从未在日记中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而只是具有正常人性的普通人。因此他叙述的事件大多十分寻常，但却能够在叙述中独具匠心地将它们组织起来，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赋予这些事件独特的重要性，并能用三言两语勾勒出各类人物性格。作者在日记中还突出了日记作家的另一项重要品质——热爱生活，他不仅从广泛的兴趣中获取快乐，还时常会为琐碎的小事而欣喜不已；而且善于从平淡的生活中捕捉快乐。正是通过筛选材料和叙述艺术突出生活中的乐趣与奇妙之处，日记中每天记录的事件在作者的笔下才能产生独特的吸引力。例如他在叙述宏大壮观的国王加冕和伦敦全城庆祝复辟的场景时，独具慧眼地展开了风趣的叙述。不但在文中突出查理二世的王冠与权杖的滑稽，还将他身边簇拥的大吏要员描绘成服务员一样为国王试吃御膳。而作者在叙述自己随舰队去荷兰迎接国王回国复辟时，本应突出自己对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但他却抓住其中有趣的场景：“我去了，还有曼塞尔（Mr. Mansell）先生和国王的一个随从，还有国王喜爱的一只狗（这狗在船里拉了泡屎，我们都笑了，我觉得国王和所有属于国王的东西其实和普通人并没有多少区别）”（汉舍尔，第8版）。由此可见他在琐碎小事的叙述中表现的幽默感和好奇心。

佩皮斯的叙述不仅能让读者捧腹不已，也能通过想象力和真实情感的流露打动读者，表现出人文主义精神，这突出体现在对伦敦大瘟疫和大火的描写中。佩皮斯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细节观察，以现实主义的笔调将悲惨的场面展现于读者眼前，其中的临场感、动作性、紧张性使读者宛如身临其境。例如在对伦敦大瘟疫的描写中，很多日记作家在目睹哀鸿遍野的惨状时选择闭上双眼，不忍心加以叙述。但佩皮斯却强忍悲痛记录他的所见所闻：门上画上红十字、写着“求上帝怜悯我们”字样的民居，达官贵人纷纷逃往乡下，墓地里不断传来的丧钟，白天举行的葬礼，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言与轶事，街头偶遇的死者的悲惨故事，许多殒身于这场瘟疫中的熟人（例如杂货店老板、为军舰服务的送水工、酒馆的老板和服务员）等等，所有这些描写都让读者领教了这场瘟疫的可怕。当佩皮斯写到自己亲眼目睹的伦敦大火时，他同样生动细致地描写了火灾的巨大破坏与人民的悲惨遭遇：惊慌失措、四散而逃的人群，忙于抢运金银细软的灾民，卧床不起被人背出着火的屋子的病人，大难临头仍不愿离家逃命的贫苦百姓，烧死在烟囱里的猫，翅膀烤焦的鸽子，教堂废墟中弯曲变形的玻璃，可怕、邪恶的火焰，化为一团巨大烈焰的伦敦城，自己的失眠与噩梦，梦中的火焰与倒塌的房屋，等等。所有这些描写震撼人心，令人不忍卒读。

双重自我间的对话

佩皮斯的日记不仅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和出色的叙述魅力，而且展示了一位优秀日记家的重要品质——双重自我之间展开的私密对话，这使读者在旁观中看到了他的灵魂。这具体体现于双重自我、浓厚的自我意识以及追求快乐与自我规训之矛盾三方面。

首先，日记这种形式使佩皮斯能够在文本中实现双重自我。杨正润先生在《现代传记学》中指出，日记是“现在的自我同过去的自我在进行对话……写日记时对话依然在进行，白天里自我的冒失、急躁、鲁莽……到晚上写作日记时都没有了”（第380页）。由此可见，作者现在的自我与过去的自我截然不同。在这部日记中，佩皮斯能够做到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将其记录在案，并在反观自己此前的所作所为时实现了自我的分离。因此，他的日记给读者的感觉常常是由另一个自我所写一样。例如“吃过晚饭后，我妻子、梅塞尔、汤姆，还有我一直坐到夜里11点，又是唱歌，又是弹琴。看到我在我自己家中如此快乐，这可真是开心”（Pepys, II-1: 148）。显然，佩皮斯在日记中具有双重身份，因为他不但是记录日记文本的作者自我，也是现实生活中发出行为并在日记中被书写的作者自我，即作为书写日记的叙述者自我与作为叙述中心的被叙述者自我。叙述者自我在叙述中的层次要高于被叙述者自我。由于他是在事后写作，因而更加冷静、客观，对所发生事件的认识更为全面，在叙述中始终观察并理解、同情被叙述者自我，同时能够客观真实地描写被叙述者自我的言行并揭示其动机，洞察被叙述者自我的缺点与错误，最终对被叙述者自我做出评价并进行规训。

其次，作者的自我意识极为浓重。学者们发现，佩皮斯“在写作时只关心充满魅力的自我”（Park 238），当代作家克莱尔·托马林直接将她所写的佩皮斯传记命名为《塞缪尔·佩皮斯：无与伦比的自我》（Samuel Pepys: The Unequalled Self, 2002）。在这部日记中，叙述的主线是佩皮斯努力奋斗并取得成功的历程。作者亲切地将自己的发达之路娓娓道来，不无夸耀自我，并以所获得的成功证明上帝对自己的眷顾。与宗教日记不同，作者并非专注于检查自己每天的精神修行成果，而是强调自己在世俗方面的成就，将财富和地位的提高作为成功的衡量尺度。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日常收支的详细账目，甚至还如实透露了自己所收的贿赂。虽然在他地位稳固、收入稳定之后便不再记账，但对他来说金子无论何时都是“璀璨动人的”。他依然时刻盘算着如何挣钱，每一笔额外的收入都会让他打心底里欢欣雀跃，仅仅看到自己的财产与日俱增就使他获得了成功的满足感。另一方面，他的成就感也来自于地位的不断提高，这体现在他描述的长官、同僚、部属对他的态度，体现自己身份的交际圈与衣着打扮，甚至在叙述自己日常家中就餐时也重点描写高档名贵的菜肴。由此可见，佩皮斯对财富和地位的变化具有高度的意识，他乐于见到自己变得更富有、更成功并由此获得陶醉与满足。通过描写被叙述者自我的成功之路，这部日记实际上成为佩皮斯个人的奋斗史。除了以金钱和地位衡量自我的成功之外，佩皮斯始终认为上帝对自己格外眷顾，因此尽管自己犯下了种种原罪，却能够幸运地获得成功。他在日记中不禁感叹道：“上帝啊，看到人们对我如此厚待，我感觉这实在太神奇了，要知道我的地位起初可是极为卑微的”（Pepys, XII：175）。正因为自己受上帝的额外关照，佩皮斯始终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无论是新年、生日，还是挣大钱、受上司赏识，甚至健康状况的好转，他都会感谢上帝。他认为自己受上司赏识是因为“上帝保佑我，为我派来的上司能够注意到我所付出的努力”（Ibid. 163），并坦言自己“是一个知道满足的人……我认为自己和其他人一样都十分快乐……感谢上帝，他让我们心怀感恩”（Ibid. 18）。

再次，佩皮斯在日记中展示了矛盾的双重自我，他一方面竭力寻求快乐，另一方面又因为快乐而忏悔、羞愧、自责。佩皮斯在叙述中坦诚地描写了自己狂浪的一面，不愿被清教禁欲思想所禁锢。在日记中，被叙述者自我的人生宗旨是追求生活的快乐，他想方设法寻找乐趣，心情总是十分愉快。品尝美食、去酒馆喝酒、观看娱乐活动、欣赏音乐、看戏、偷情都是他平常获取快乐的方式。他善于寻找快乐，因此看戏时不喜欢令人心情压抑的悲剧和正剧，而喜欢有很多歌舞表演的剧目。他甚至去教堂做礼拜也并非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而纯粹是去找乐子，因为不仅有机会“穿上自己最好的黑色套装——那上面镶着红色丝带，非常优雅；穿的斗篷上镶着天鹅绒，还有一件崭新的海狸皮草，这些整体搭配起来十分高贵”（Ibid. 23-24），而且在那里能看到漂亮女士和别人华美的丝绸、天鹅绒礼服。在严肃庄重的宗教仪式上，作者也能陶醉在快乐中，例如他会情不自禁地盯着漂亮女士，在听到有趣的祷文时会忍不住暗自偷笑，甚至呼呼大睡。虽然被叙事者自我渴望快乐，但叙事者却是一位恪守清教戒律的虔诚信徒，他在审视自己此前的所作所为时发现与内心的信仰相悖，由此产生了负罪感并深深忏悔，力图通过在日记中双重自我之间的对话规训自我，限制自己对快乐的无度追求，即他在日记中所坦言的“看到我自己如此快乐……但我对快乐的爱好已到了迷恋的地步。由于我追求快乐时爱慕虚荣，致使我的灵魂极为愤怒”（Pepys, III：78）。针对佩皮斯的自我规训，学者斯通认为佩皮斯“记录下他自认为错误的行为，并以此帮助自己改正……他在和自己斗争，并成为他所在时代与阶级的缩影”（Stone, 1979: 379）。显然，佩皮斯的叙述自我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清教信仰。根据威廉·哈勒对清教徒特点的总结，他们“对舞台剧和罗曼司反感，只愿意审视自己的内心并记录内心的活动”（Haller 96），努力获取世俗的成就并以此作为自己是上帝选民的证据，并通过做好世俗的职业增添上帝的荣耀，他们勤勉劳作、杜绝享乐甚至禁欲、在经济活动中精打细算，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欧洲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产物。由此可见，清教思想与日记中被叙述自我的所作所为相矛盾。因此佩皮斯在日记中构建出一片私密空间，在其中大量记录了自己的心理活动并力图对被叙述自我实施规训，在此过程中展现了双重自我之间的对话。为了规训自己对快乐的无度追求，他下决心节俭度日，杜绝女色、看戏、饮酒、买书等获取快乐的途径，并为此立下了誓言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他的理智却根本无法战胜自己的情感与本性，他无法遵守自己的诺言，依然迷恋看戏等娱乐活动。最终佩皮斯找到了调和双重自我间矛盾的方法，即针对自己贪财的本性，在每次违反承诺后都要往一个白铁皮盒子里缴纳5先令的罚金以示惩戒。

评　价

佩皮斯的日记表现出出色的叙述魅力和独特的双重自我间对话，同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这些特点使这部日记成为英国日记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为后人研究王政复辟时期的英国社会全貌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其高度的可读性使之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而且透过双重自我的对话向读者袒露了作者的灵魂，对后世的内省式日记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部日记在1825年出版之后经久不衰，多次再版，影响了后世的日记写作。例如，19世纪著名的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就从中受益匪浅，他创作日记的念头正是在读毕这部日记后萌生的。

注释

［1］尼柯尔森认为，“纯粹传记（pure biography）”保持独立、中立和客观立场，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反之，则为“不纯（impure）”（Nicolson, 1933: 10）。

［2］伊夫林的子女大多早年夭折，其中只有一个孩子活到了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