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徒传：受欢迎的基督教传记

圣　徒　传

（Hagiography/Sacred Biography）

圣徒传是中世纪欧洲诸国盛行的传记形式，是欧洲中世纪的主流文学形式之一。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圣徒传记作品，其中仅是《拉丁语圣徒传记集》（Bibliotheca Hagiographica Latina, 1898-1901）就囊括了8000多部圣徒传记，用英语撰写的圣徒传记有数百篇。尽管圣徒传记数量庞大，但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对此不屑一顾。历史学家认为圣徒传中充斥着迷信与虚构，信度不高，史料价值很低，而文学研究者则认为圣徒传强调道德说教和功利性，缺乏艺术性。

然而，就圣徒传自身而言，它拥有严格的传统和高度的规范性。在圣徒传中，历史真实性原则通常要服从于它与经典圣徒传记作品之间的互文可靠性。圣徒传的写作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因为圣徒传通常充当基督教会宣教的工具，其写作因此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1．纪念和赞颂杰出的教徒——圣徒；2．培养教徒的基督教信仰并明确其人生目的；3．通过树立模范形象教导教徒对其行为加以模仿。

概　述

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圣经》是圣徒传的开山之作，其中有四卷记录了首位圣徒耶稣的宣教生平，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卷传记记录了传主传教的经历、种种神奇事迹以及主要事件和任务，并通过传记的形式阐释了基督教教义，突出了宣教目的。而《圣经》中的《使徒行传》则以耶稣门下的使徒为传主，记录了他们传教的经历。自此之后，基督教徒开始以此为范本，为圣徒撰写传记。

除了《圣经》之外，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354-430）的《忏悔录》（Confessions, 397-400）是圣徒传的另一部经典之作，它被称为《旧约》和《新约》之外的“第三约”（杨正润，1994: 133）。这部著作写于4世纪末。圣奥古斯丁一方面像典型的圣徒传记一样，赞颂其母圣莫妮卡（St. Monica）的高尚事迹并塑造其光辉形象，另一方面对于自我却没有采用理想化的塑造，而是强调自己的罪恶意识，以及他如何通过自我悔改最终皈依基督教。这部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从另一个侧面鼓励受众改造人性中的原罪，努力培养神性。

圣徒传之后的发展使其在不同的时代满足了不同的需要。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开始，由于古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残酷迫害，因此圣徒主要指受迫害而英勇就义的基督教徒。而之后随着罗马帝国放松对基督教的镇压，圣徒则逐渐变为指代对基督教的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徒，例如主教、神学家、修道士，甚至一些普通教徒也受到教会封圣。至于封圣的标准，罗马教廷直到教皇乌尔班8世（Urban VIII）（1623-1644年在位）时期才将其确定为“教旨的纯洁性、英勇的善行、死后神奇的代祷效果”（Weistein 141）。而在此之前，都是由当地教会来封圣。在基督教看来，圣徒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性和神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并存于他们体内。由于人生来带有原罪，而圣徒通过后天的修道禁欲和上帝的指引逐渐消除原罪，因此圣徒传中都忽略传主的孩提时代，将传主的神性置于统摄地位并对人性发挥引导作用；也就是在传记中突出传主的神性品质，压制人性，宣扬神性。因此圣徒传不仅要在人性层面上将传主刻画为品德高尚的人，更要在神性方面突出传主与上帝和天使的亲密性以及传主的种种显灵之举。传主的神性在传记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1）预卜先知、（2）神圣的奇迹、（3）天使显灵”（Stauffer, 1930: 8）。因此，为了证明传主的神性存在，传者通常采用罗曼司和编年史的写作手法，即运用神奇的（陌生化）背景、理想化的人物、魔法般的奇迹。同时为了便于广大受众理解接受，圣徒传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多种要素并注重传记与本土文化的结合。它“还引入了北欧传说、英法叙事诗以及地中海文学中的材料”（Ibid. 20）。它将历史事实、当地传说、超自然神迹融为一体，并常常通过戏剧化手法和人物对白来激励受众以传主的行为作为楷模指导自己。在圣徒传中，大量篇幅用于叙述上帝和天使对圣徒的启示和帮助，以及圣徒超自然的神奇事迹，以强调圣徒充当沟通上帝与人类的纽带作用。因此，与同样宣扬基督教教义的理论著作相比，圣徒传更容易为广大教徒，尤其是未受过教育的人民群众所接受，也更体现其世俗化的特点。

早期的圣徒传大多采用基督教会的通用语言——拉丁语写成，之后为了满足对当地人民传教的目的，同时随着文艺复兴之后民族意识的觉醒、欧洲各国本土语言的兴起以及科学理性力量的壮大，拉丁语统治地位日渐式微，圣徒传逐渐采用各国本土语写作，并且体现出当地的特色与兴趣。但是随着宗教改革与新教的兴起，新教不再认为显灵行为证明上帝的眷顾，而认为这是愚昧迷信的中世纪的产物，经常为魔鬼所利用，因此这时圣徒传叙述的重点也逐渐由宣扬迷信的神奇事迹转为赞扬圣徒为基督教事业做贡献的隐忍、自我牺牲等品质^［1］（Parish 46-48）。因此，读者逐渐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传统圣徒传中所渲染的神奇事迹，甚至将其作为民间传说来满足娱乐需要。传统的圣徒传开始衰落，其中对显灵之举的描写几乎销声匿迹，转而以塑造传主理想化的品质来打动读者；传主的神性也更多地表现为其作为凡人所拥有的优秀品质，尤其是传主虔诚的宗教信念。

定　义

作为传记文学的一种形式，圣徒传记与现代传记存在明显的区别，其主要特点就是功利色彩很强，传记文本突出刻画的不是人性，而是圣徒身上的神性。学者对圣徒传的定义大体上是一致的，即“用于对圣徒和殉教者进行记录和颂扬的作品”（Baldick 109）。它是“对圣徒生活的撰写或研究……按照规定，它是对圣徒的专门研究，并经常因受到景仰而发起”（Cuddon 299）。根据托马斯·海佛南（Thomas Heffernan）的定义，圣徒传指“由信徒群体中的一员对圣徒生平所撰写的叙事文本，该文本针对该成员成为圣徒的过程为该群体提供了文献证明，这种记录活动本身也成为其所记录的神圣传统中的组成部分”（Heffernan 16）。由于这种传记是为实现宣教这一目的而撰写，因此常常违背真实性这一传记的基本原则。圣徒传文本通常着力于赞美某位圣徒，或是力图宣传某种教义。在叙事中，圣徒的生平可以根据教会的需要而加以增减删改，而历史的真实性则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作为一种文本叙事形式，圣徒传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传记。哈罗德·尼柯尔森（Harold Nicolson, 1886-1968）曾指出，影响传记纯粹性的原因之一是“撰写个人生平的目的是为了阐释某种外部的理论或概念”（Nicolson, 1933: 9-10），圣徒传正属于这一范畴。

属　性

圣徒传由于其宣教的目的性，首先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和严格的传统。在此作用下，圣徒传中历史真实性原则通常要服从于它与之前经典圣徒传作品之间的互文可靠性。其写作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即服务于宣教这一根本目的。

（1）高度的规范性(www.xing528.com)

圣徒传与现代传记的另一区别就是它的叙事逻辑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如上文所述，圣徒传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它要强化整个宣教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和凝聚力，不允许传者在传记中质疑此价值体系或对此忽略不谈。此外由于圣徒传的读者也具有确定性，即信徒群体（既包括牧师也包括普通信徒），而且传记写作的发起人也是确定的（通常为教会委托），这三者实际上构成了传道共同体，他们决定了圣徒传的叙事逻辑具有高度的规范性，这种规范体现了参与各方的权力关系，其中的主导者自然就是教会。通过书面记录圣徒的生平事迹，传者宣扬了传主的神性并以此向信徒证明他们有必要以传主为楷模规范自己的行为。传者因此受到传教共同体的嘉许，传记书写本身也成为一种圣徒献身宗教的事迹，因而文本本身和书写者也被神圣化了。中世纪很多神职人员认为圣徒传具有神圣的力量，甚至有人用它治疗病人。而众多神职人员也正是通过撰写圣徒传这一事迹而被封为圣徒，成为智慧的化身，圣徒比德大人（Saint Bede the Venerable, 673？-735）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种规范的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圣经》，其中的《四福音书》、《使徒行传》等构成了终极范本，任何圣徒传文本都必须严格与此保持一致，不得相悖。此外，经典的圣徒传本身也充当这种规范与传统的组成部分并对其加以强化，例如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教皇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的《对话》（Dialogues）。在这些完善的范本的规范下，圣徒传虽然写于不同的时代或地点，但是必须抹平差异，强调统一性，鼓吹社会所认可的神性典范，甚至传者在创作中对客观事件的阐释也必须遵守这种模式。

在圣徒传文本中，传者所遵循的组织叙事的规范通常是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安排叙事，整个世界被描绘为充斥着各种难以驯服的自然和超自然力量，在材料的选取上往往不是记录圣徒从生到死的所有生平，而是专门按照固定的程式记录传主的主要事迹和各种超自然或极为巧合的奇迹，如恶人受罚、疾病得救、异教徒皈依、传主坚定的信仰感动上帝等。这种模式被圣徒传研究者称为偶像风格（iconographic style），即与某一风格固定的艺术作品的主题或描述对象相联系的特殊或传统的一系列象征形式。当代学者詹姆斯·厄尔（James Earl）认为圣徒传的叙事模式“不可避免地采用结构上的设计和极端的规范性，具有样式化并缺乏对人物性格塑造的特点，忽视具体年代，依靠显灵故事；而且尽管它明显、公开地采用了为人们所允许的编造，但是仍然坚持其具有绝对的历史性真实价值。”（Earl 38）这种叙事程式着重展现圣徒本身的虔诚，从而证明上帝的存在并构建其神圣性。由于构建的是圣徒的神圣性而并非是圣徒本人的生活，因此在圣徒传中，作者描写显灵和圣徒虔诚的举动都是为了着力刻画其神圣品质或神性及其宗教信仰，而对圣徒本人人性层面的刻画并不重视，因此也部分地导致了很多圣徒传千篇一律的现象。在这些圣徒传中，传主虽身为凡人，但被着力渲染的是其所具有的神性，这必然导致传记缺乏对传主人物个性的刻画。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世纪神性至高无上、人性须让位于神性的神学传统。

英国圣徒传中同样强调传主的神性。随着罗马人将基督教传入大不列颠，在之后的盎格鲁—萨克逊时期，教会为了传教的需要，将杰出的基督教徒树立为圣徒，以便让信徒以他们为榜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圣徒传在此过程中因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意义在于以文本的形式赋予杰出信徒以圣徒身份。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自我通过他者的注视构建自己的身份。圣徒也是一样，他们无法通过想象自己的身份而自动成为圣徒，而是要通过他者的认可实现身份的认定，圣徒传文本正是充当了验证身份之镜。此外，由于他们并不是圣子耶稣，他们的神性不是天生的，而要通过文本构建出来。如果没有文本，他们即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只能成为口头传说而不具备权威性。因此，教会委托圣徒传作家撰写圣徒传，对圣徒的神性加以认可，从而通过叙事文本实现对其圣徒身份的建构。而负责撰写圣徒传的作者通常都是教士。

但是这种高度的规范性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即导致作者的写作自由度十分有限。他们在表现形式和风格上恪守传统，既不敢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也不能进行精确具体的描写。由于圣徒传这种传记体裁的传统就是为了倡导神性，因此对传主神圣性的集中论述使传记具有了统一性，而所有圣徒叙事传记共同沿袭的一整套传统或规范导致各种圣徒传中被突出的品质通常都是忠贞、英勇、为了宗教而隐居等，致使圣徒传呈现公式化现象，各种叙事要素通过这种公式化的叙事获得意义，而圣徒个人却不具有个性化特点甚至不是活生生的人。虽然传者借用和重复之前圣徒传文本的叙事逻辑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意义，但却无法刻画传主人物的个性，结果导致圣徒传中充斥着笼统化的叙述并具有高度的互文性，借用之前圣徒传中的轶事或改编先知、使徒、耶稣的事迹，在极端的例子中甚至可以张冠李戴，这最终导致圣徒传步入了死胡同。

（2）功用性

如上文所述，圣徒传作家只能在文本中叙述整个宣教共同体所认可的固定的事迹与模范行为，而取材于《圣经》或早期经典圣徒传中的事迹也确保了传主神圣性的毋庸置疑。因此，圣徒传沦为宣教的工具，立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宣扬上帝的荣耀并向读者灌输基督教学说。著名传记理论家唐纳德·斯托弗（Donald A. Stauffer, 1902-1952）对此认为：“圣徒传是宣扬道德的传记。如果无法达到教化作用就是失败之作；如果无法教导基督教善德并强化基督教信仰的话就是有缺憾的作品”（Stauffer, 1930: 4）。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1943-　）在对文化进行论述时也指出：“就构成某一个文化的信仰与实践的集合而言，它所起的作用是充当无处不在的控制技术，这是个人必须遵从的全部的模范”（Greenblatt, 1980: 11）。因此，圣徒传不仅要叙述传主的生平，更要让传主成为教徒普遍学习的模范典型，通过传记与受众的交际以言行事，达到劝导非基督徒和规范教徒行为的目的。

由于圣徒传极为注重宣教这一实际功用，它与其他传记体裁的显著区别在于它突出了文本的言后作用。这种体裁高度重视传记的教化作用，它不仅要表达言内意义，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与读者的交际以言行事，促使读者产生一种认识或行动，实现宣教功能。正因为圣徒传作为宗教宣传工具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对读者所产生的宣教效果成为评估传记的主要标准，即它是否遵守并反映整个传教共同体中广为接受的传统与规范，并对受众起到良好的宣教作用；圣徒传如有淡化宣教功能之嫌则会受到规训，也定然不会被教会认为是成功之作。因此为了实现宣教目的，传者不仅要刻画出言行极为虔诚、极具典范作用的圣徒形象，而且要表现出传主的种种显灵以证明神性存在于传主体内，籍此表现出上帝对传主的眷顾。这也从本体论上证明了圣徒的存在，因为如果缺少这种神性，就不存在圣徒，而仅仅是品德高尚的凡夫俗子了。

圣徒传的主要作家都有意识地突出传记中的宣教功用。他们一方面注意到《圣经》的四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描述圣徒的事迹所产生的巨大的宣教效果，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广大受众的知识水平无法理解深奥的宗教经卷，而圣徒传通过生动的事例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中世纪圣徒传创作的典型倾向，即强调通过描写圣徒生平中具体的事迹而不是通过抽象的讲道来实现宣教效果。例如，奥古斯丁在《论谎言》（De Mendacio, 397）中指出，圣徒的事迹要比用深奥的语言布道更有利于阐述基督教的真谛（Augustine 471）。都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 538-594）认为阅读圣徒传能够激励人们为基督教事业做贡献。他在为20名高卢圣徒撰写的圣徒合传《教父列传》（Lives of Fathers, 591）中阐明了自己的立传目的是“为了建立教会……圣徒传不仅揭示了他们的目的，而且激励受众去模仿他们”（Heffernan 4）。比德大人也在《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中阐明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即让细心的人听到善人善行后“深受感动而去效仿他们”，听到恶人恶行后“避免那些对灵魂有害的东西而更加自觉地追求他知道是合天主意的善事”（比德，第18页）。此外他在该书中还阐明了自己在写作《圣卡斯布特传》（Life of St. Cuthbert, 721）过程中的选材原则：在接受故事的同时，尽自己的能力去从可靠证人的可信证词中接受教诲。比德认为由于历史既可以叙述善举也可以叙述恶行，因此历史写作不应拘泥于客观中立的叙述，而应当发挥道德教化作用。

在宣教这一主旨作用下，中世纪的圣徒传充满了愚昧的叙述，它们宣扬迷信，致力于对大众进行洗脑并竭力使他们相信文中的叙述，因此圣徒传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啻于迷信和编造的代名词。圣徒传的写作旨在教导虔诚的信徒模仿圣徒的崇高事迹，而其中所叙述的圣徒的种种行为又是为整个传教共同体所认可的典范行为。因此，圣徒传首先要遵守之前圣徒传文本中所宣扬的规范与价值体系（即互文性规范与价值体系），为此甚至可以违反传记的客观真实性原则。

（3）客观性与互文性规范与价值体系

传记需要遵守历史真实性，注重将叙事与现实世界相对应。但在圣徒传中，圣徒本人的生活却要与之前模范圣徒的事迹保持一致，传者因此可以不必如实地叙述传主生平。例如，9世纪意大利拉文纳（Ravenna）主教安格内勒斯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在给自己的前任作传时，“为了不让系列里出现空档，我亲自创作了传记。灵感来自上帝的帮助和兄弟们的祷告”（转引自赵白生，第54页）。对此，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称圣徒传“完全无视真相和种种可能性”。他认定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是传者虔诚的信仰，并指出“在表现这些原始的烈士事迹时，这种对真相和种种可能性完全无视的原因是非常自然的错误”（Gibbon, 1952: 467）。

实际上，不仅圣徒传如此，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和传记著作也很少遵守叙事客观性。朱迪丝·安德森（Judith Anderson）对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研究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著作中通常“历史服务于更高的真理”。她认为“对于16世纪初的大部分作家来说，历史不仅仅是严肃的事业，而且还具有道德功用，阐明基督教教义”（Anderson 77）。不仅如此，这种道德功用甚至高于历史真实性原则。比德也在《英吉利教会史》中坦言：“如果有读者发现我写的这本书中所记载的材料与事实有出入，我谦卑地请求他不要怪罪于我们，因为我们是怀着真挚的感情，为了教诲后代，努力把从普通传言中汇集起来的资料写进这本书的。这是历史的真正规律”（比德，第21页）。历史学家陈新通过对中世纪历史叙述的研究发现，“中世纪所认为的历史的真实不一定必须符合后世宣扬的历史的客观，唯一的要求是历史不应超越该时代的意义体系。这种意义体系的产生源于社会中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它是历史真实赖以存在的条件。”因此在中世纪的历史和所有的圣徒传中，历史的真实以信仰为依托，而当代社会的真实却以科学的客观性为依托。陈新认为“它们都是合理的，即合自己时代之理。只有当社会群体关于真实性的意识开始改变时，历史叙述在内容上才会改变”（陈新，第20—21页）。笔者认为，陈新所提到的“合时代之理”就是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它的具体表现采用了历史和传记等文本形式。因此，圣徒传的叙述必须合乎当时的价值体系，这就必须做到与宗教前文本中所宣扬的规范与价值体系相一致，例如《圣经》和教会认可的教父作品与圣徒传。这一点甚至比做到遵守客观真实性更重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圣徒传中充满与现实相违背的超自然的显灵之举却少有人质疑，反而有利于对圣徒的正面刻画，因为它们符合圣经中的《使徒行传》以及早期教父作品中的相应叙述。

因此，圣徒传之所以违背客观事实，是由传者、文本、受众、传主之间的权力关系决定的。如果一部圣徒传不符合当时传教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即便所叙述的均为事实，也无法得到读者的认同，而且很可能受到规训和惩罚。它不仅需要传记叙事文本与文本外部的客观世界相对应，即遵从传记的客观真实性，更要遵守叙事文本的互文性规范，即遵守互文性价值体系。正如斯托弗（Stauffer）所言，由于用拉丁语撰写的圣徒传的典范之作地位根深蒂固，因此“传记写作中的发展与修改都十分罕见”，导致“中世纪英国传记相对比较固定、永恒、一成不变”（Stauffer, 1930: 3），最终在文艺复兴时期走到了尽头。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瓦解了以神性为中心的价值观，而神性的外在表征——预卜先知、神圣的奇迹、天使显灵等描写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亦被不满教会腐败现象而挑战教皇权威的新教学者斥为迷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