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加语示例与人类语言结构的影响

fachi，其意是“打碎”、“脱臼”；fa，其意是“能够成为或办到”；chi，其意是“微小”，可比较新西兰语中iti的意义。

loto意指“中间”、“中心”、“内部含有的东西”，因此也无可非议地从中引申出隐喻意义“心情”、“思想态度”、“气质”“想法”、“看法”。新西兰语中与这个词对应的是roto，然而roto只有实体意义，而没有引申意义，即仅指“内部的东西”，作为介词使用时其意为“在……里”。我相信，这两个词的准确来源完全能从上述两种语言推导出来。在我看来，第一个成分源自新西兰语的roro，其意是“脑”。在李的词典里，单一的词ro被译成英语词matter，兼有“物质”等其他多种意义，然而在这里许是要作为“脓”、“疮里的脓水”来理解，它更一般的意义可能指包在某物之中的黏状物质。上文中在解释新西兰语的tóbo一词时已经提到过第二个成分to，这里我只补充一点，即它也可以表达“怀孕”的意思，用来指包含在内部的有生之物。据我现在所知，to在汤加语里只是一种树名，这种树的浆果里有黏质的肉，可用来黏合各种各样的物品。因而，这个意义中还含有贴附在某物之上的概念。但汤加语里用来指“脑”的词与上述词语只有一部分相似之处。这个其意为“脑”的词即uto（马里纳的写法是：ooto）。词中的第二个成分在我看来就是刚才讲过的to，因为黏质与脑浆的属性是完全吻合的。第一个音节u用来描写脑，表现力也同样很强，因为它的含义是“一包”（a bundle）。我相信，这个词也出现在他加禄语的ótac和马来语的ūtak之中，它们的根我并不想在这两种语言本身之内寻找。结尾的k如同在别的马来语词里一样，非常可能不属于根的范围。显然是由于两种物质的相同之处，这两个词都同时可表示“骨髓”和“脑”，经常的，甚至可以说是通行的做法都要附加“头”或者“骨”，才能区别这两个意义。据弗拉古称，马达加斯加语里的这个词在表达“骨髓”的意思时是oteche，表达“脑”的意思时变成otechendoha，其意为“头的骨髓”，他按照一般通行的字母更换方式把表示“头”的loha写成doha，它借助一个鼻音同另一个词连接起来。卡伦认为另一个词tso ondola也是用于表达“脑”的意思，表达“骨髓”的意思时以同样的方式用tsoc、tsoco。很难断定，ondola是否一定不能脱离tso。也许只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性符号被去除了，因为在马达加斯加语—法语部分中，我只发现有一个词的含义是“脑”，这个词就是我至今还无法解释的ondola。在雅凯编的词汇表的手稿中，用于指“脑”的词是tsokou loha，他同时指出，在其他方言里并未发现有任何别的词与此词对应。^〔7〕我却认为，tsokou和卡伦提供的那些变体只不过是马来语词ūtak的畸形发展，它失去了起始元音，其后的t也咝擦音化了。由此推断，它与弗拉古所说的oteche是同义词，而后者更近似他加禄语里的ótac。得亏勒松先生诚挚相助，使我获得了沙普利耶的词典手稿，这本词典中表示“脑”的是tsoudoa一词，词尾的成分doa也是loa的替代形式，其意是“头”。十分抱歉的是，我不清楚按照当今英国传教士们的意见这个词的发音应该是怎样的。但脑这个词在通俗拉丁文版圣经里的“士师记”中只出现过两次，而被传教士们作为翻译依据的英文版圣经里用的词是“头颅”。

在闪米特语里，双音节的根（音节更少或更多的极少数根不包含在内）与以上讨论的类型完全不同，因为它们在词汇的和语法的结构中盘绕交错，密不可分。这类双音节根构成了诸闪米特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个特点在有关闪米特语言的起源、发展过程和影响的讨论中是断不可忽视的。但仍然可以坚持的看法是：这些语言的多音节系统也是以一种原始的单音节系统为基础的，它们至今还保留着显而易见的单音节系统的痕迹。有多位闪米特语研究者都持此观点，其中的重要代表者是米夏埃利斯，尽管有人还早于米夏埃利斯，格泽纽斯和埃瓦尔德后来进一步发展和确切地阐述了这个观点。^〔8〕据格泽纽斯称，诸闪米特语言里有不少主干动词，它们只有前两个词干辅音相同，第三个辅音就有差别了，但在意义上，至少在主要概念上，它们是一样的。格泽纽斯认为世纪初在布雷斯劳去世的卡斯帕·诺伊曼采取了一种过激的做法，因为他想把所有双音节的根都复原为单音节的根。在这里涉及的情况中，单音节根奠定了今天的双音节主干词的基础，而这样的单音节是由一个元音前后各加一个辅音构成的，这类单音节根在语言后来的进展中增添了第二个元音，随之而来的是第三个辅音。克拉普罗特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他的一篇论文中列出了一批由格泽纽斯提供的例子。^〔9〕与此同时，克拉普罗特还以敏锐的洞察力指出，去除了第三个辅音的单音节根经常在语音和意义上完全或大部分与梵文里的单音节根一致。埃瓦尔德提出的意见是，对词干进行此类谨慎从事的比较是会产生出一些新成果的，然而又加以补充说，人们通过这样的词源学已经超越了真正的闪米特语言和形式的那个时代。他后面的看法我极为赞成，原因是，我坚信，同一个种族的方言在时间进程中获得的每一个新的形式实际上都将催生出一种新的语言。

在双音节根源自单音节根的范围问题上，必须首先实事求是地准确判断，这方面的词源分析究竟能够真正开展到哪一步。无疑最后会出现一些无法找出根源的情况，其原因可能在于没能找到完整地包含着某种成分的一批依据。仅从一般原因来看，我甚至都觉得有必要作出这样的估计：所有的根并不是从一个纯粹的单音节系统，而是直接从一种单音节和双音节词干的混合状态发展成一个双音节系统的。大家绝不应该把语言中出现的变化想得这么巨大，至少在理论上不应该这样设想，似乎这样的变化会巨大到把一种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构成原则强加给一个民族（当然是指其语言）。某些语音特性应该在确定的语法规则中得到普及，而此类语法规则主要在淘汰现有形式方面，而不是在引入新的形式方面，显示出威力，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大量存在。我绝不想仅仅依据根总是单音节的这个一般定律来否认原初的双音节根。上文中我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我的看法。但是，如果我甚至把双音节归因于复合词，那么，也就可以说是两个音节联合起来表示两个印象，而这种复合词很可能存在于首先说出这样一个词的人的精神之中。这种情况要比一个民族天生就有屈折知觉的说法可能性更大。再说闪米特诸语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之处。假如取消双音节的规律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早于现在的闪米特语言结构的时代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时代还存有另外两个特征：分析今天的根得出的词干音节全都是以辅音结尾的音节；元音对于概念的意义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原因在于，如果央元音真的是有意义的话，那么它是不可能再失去这个意义的。上文中，我已经阐述过元音与辅音在单音节根中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在闪米特语的早期形成中，也许就已经用两个相连的音节来表达双重的感受。屈折知觉使词被看作是包容不同成分的一个整体；此外，把语法标示纳入词内的倾向使词扩大了自身的范围。刚才提出的根据在我看来并不是牵强附会的，而且它们似乎都可以为大多数根原先就是双音节的观点进行辩护。好像多个根中第一个音节的类似意义只是证明了不同的事物引起的主要印象具有相似性。但依我之见，单音节根的实际存在是更符合自然状态的一种设想，而又不因此就排除双音节根的同时存在。令人遗憾的是，我所了解的这方面考察都没有对附加在相同的两个辅音之后的第三个辅音的意义作出探讨。只有这种无疑是困难之极的研究，才能充分阐明这方面的问题。即便闪米特语的全部双音节根都被看作是复合的形式，那也一眼便能看出，这种复合词与上面论述过的那些语言中的复合词是迥然相异的。此类语言中复合词的每个成分都构成一个独立的词。虽然有不少的词已经不能再单独使用，而只能见于复合词，至少在缅甸语和马来语中是这样，但这只是语言使用形成的结果。这些词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内在因素影响它们的独立性；甚至可以肯定，它们以前就是独立的词，它们之所以改变了以往的特点，完全是因为它们的意义而尤其适合在复合词中起修饰作用。但是，以这种方式附加到闪米特语词干上的第二个音节是不能单独出现的，因为它由一个现行的元音和一个后置的辅音构成，完全不是名词和动词的规范形式。由此可见，这种双音节词干的构成方式完全是基于另外一种民族精神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同于汉语和在这部分结构上类似汉语的其他语言所形成的方法。两个词现在不是构成一个复合词，而是明确地根据词的统一性，扩展成一个整体。闪米特语系在这一点上也保留了一种更符合语言知觉的要求的宝贵形式，这种形式能够更稳健、更自由地加快思维的前进步伐。

梵语中有少数多音节的根原先是单音节的；按照印度语法家提出的理论，其余所有的梵语词都是由单音节根构成的。据此，梵语除了一种通过黏附的语法形式或明显的复合方式构成的多音节形式外，别无其他的多音节形式。不过，上文中已经提到，印度语法家们的意见或许过于片面，因为梵语里一部分不是以自然的方式从根衍生出来的词出处不明，它们之中有一些也是双音节词，由于无法辨认它们究竟是派生词还是复合词，所以其起源尚属疑难问题。也许它们真的是复合而成的，只是各个具体成分的意义不仅已经退出民族的记忆，而且其发音也逐渐磨损而使它们变得像个后缀。甚至语法家们提出的普遍派生原则也会逐渐引导词朝着这两个方面发展。

但在有些情况下，的确可以辨认出真的是有复合词存在。例如，葆扑就把意思是“秋天”、“雨季”的ŝarad解释为由意思是“水”的ŝara和意思是“给”的分词da构成的复合词，并把其他Unâdi型的词也视为类似的复合词。^〔10〕组成一个Unâdi型词的那些词的意义在进入新的形式后会在运用中有很大改变，以致其中原先的意义已经辨认不出来了。在梵语中普遍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通过词缀来构词的精神倾向，这种精神倾向会导致这些形式得到相同的对待。在某些情形下，Unâdi型后缀也具有与梵语中独立存在的名词完全相同的形式，anda和anga就属于此类后缀。虽然按照梵语的规则，名词不能作为复合词的结尾成分与根相结合，所以，这个构词方式的本质依然是个谜团。但是，只要透彻地分析所有的具体情况，这个问题是有可能得到全面解释的。如果某个词既不能与以上所说的根，也不能与其他的根以自然的衍生方式相结合的话，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这种情况说明这个词中没有任何根存在。对其他情况可以作出这样的估计：通过Krit型的后缀a，根才变成了一个名词。但Unâdi型的一些后缀最终似乎应被纳入Krit型后缀的范围才更为合理。从事实来看，这两个类别是很难加以区分的。这种区分在具体运用中肯定是时常摇摆不定，但我只知道这种区分，即Krit型后缀中含有一个明确表达出来的一般概念，所以能够被运用到所有类型的词上，反之，Unâdi型后缀只构成少量的词，而且这些词的构成无法从概念上得以解释。从根本上来说，Unâdi型词是这样一种词，它的运用方法完全不同于梵语中的普通词缀，所以人们尝试用反常的方法探明它们的根。如果能够以自然的方式探明根，而且后缀出现的频率也能为此提供充分的依据，我认为就没有理由不把它们纳入Krit型后缀的范围。故而，葆扑在他用拉丁文写的梵语语法以及用德语撰写的简明梵语语法中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他把最常用的、大多数情况下被确定是后缀的Unâdi型后缀按字母排序，而且与krit型后缀混合编排。

anda的意思是“蛋”，它本身是一个Unâdi型词，由意思是“呼吸”的根an和后缀da构成，至少从其起源来看，以前可能是同一个带有发音相同的Unâdi型后缀的词。在想像不到蛋本身的地方，从“蛋”的概念延伸出的“营养”或者“圆形”的意义多多少少也符合用这个后缀构成的那些词。例如，在其意之一是“畅开的拱廊”的waranda（open portico），这个词里，体现以上概念的或许是此类建筑物的部分形状或者装饰。这个词里的两个成分所包含的“圆形”和“覆盖”这两个概念最明显地体现在它同时具有的另外一个意义上，即皮肤病“脸部斑疹”（pimples in the face）。这个词还有其他的意义，如“大量”、“侧面畅开的有顶拱廊”，这些意义时而只含有圆形和覆盖两个概念的其中之一，时而包容两者。^〔11〕从我所熟悉的例子来看，与Unâdi型后缀anda结合的根都以元音性的r结尾，此后总是再采用Guna方式。也就是说，第一个音节（war）可以被看作是由根构成的一个名词。但与这种解释相悖的情况是：这一名词的结尾音a没有与anda的起始音a合成一个长音a。然而这种解释仍然显出它的合理之处，因为在后来的语言里，上述构成形式并不是被视为复合词，而是被看作是派生词，即使情况原本如此；始终令人难以设想的是，语音相同的“蛋”和Unâdi型后缀是两个决然不同的词，可以设想的是，由于意义和语法上的渐变，名词最后成了后缀。

对于anda所作的分析大体上也适用于Unâdi型后缀anga，甚至还可能更恰如其分，因为意指“身体”、“行走”、“运动”等的名词anga还有更为广泛的、更加适宜构成后缀的一种意义。这样的一个后缀也许与我们德语的后缀有可比之处，诸如thum、heit。不过，葆扑采取的方法却有先见之明，可以卓有成效地运用到所有我所了解的词上，他已经用此方法分解了这个后缀，按照他的做法，前一个音节是名词的宾格词尾，后一个音节是从gâ派生而来。他很有见地的做法使我无法继续坚持与他相左的意见。然而，anga在卡维语和一些当代马来语言中的情况与在梵语中的通常理解有如此明显的相似性，所以我认为在此不能不对它进行一番讨论。“Brata Yuddha”是本书续篇中将会详细分析的卡维语诗作，此著中第一格的梵文名词带有附加的词尾anga和angana：表达“英雄”（ûra）意义除了sura（1. a.）之外，还有suranga（97. a.）；意指“战斗”（rana）除了rana（82. d.）之外，还有rananga（83. d.）、ranangana（86. b.）。这些附加成分好像对意义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因为无论是简单词还是扩展词，此著的手写释义都用当代卡维语的同一个词来加以解释。虽然，卡维语作为一种诗歌语言，既会运用一些缩略词，也会运用不包含任何意义的若干音节组成的一些添加成分。但这类附加成分与梵语名词anga和angana——后者也具有非常一般的意义——的一致性是再明显也不过了，所以大家不由自主就会想到，一向有从梵语吸收养料特点的卡维语中也有这些词。这些名词和语音与之相同的那些Unádi型后缀有可能产生出与音节的发音很谐调的词尾。我在当今通用的爪哇语中好像没有见到这样的实例。但anga在爪哇语里是名词，词形略有不同，而该词在新西兰语和汤加语里词形不变，并既是名词又是词尾，这种情况会让人作出它也同样源自梵语的猜测。爪哇语中的hanggê一词所表达的意义是“事情的发生方式”，属于高雅的语言表达，这个属性本身表明它来源于印度。anga在汤加语里表达的意思是：“情调”、“习惯”、“风俗”、“某事发生地点”；从复合词可以看出，这个词在新西兰语里同样含有上述最后的意义，但主要意义是“做事”，尤其是指集体工作。不过，这些意义仅仅与相同的梵语词中一般的“运动”意义相同，同形的梵语词表达的意义中还有“心灵”和“情绪”。真正的相似性在我看来体现在概念的广度上，对概念却可以有不同的理解。anga在新西兰语里的常见用法是作为复合词的结尾成分，这个用法几乎使它成为抽象名词的语法词尾：如udi，其意是“旋转”、“翻转”，也表达“年年”的意思，udinga表达的意义便是“一场变革”；rongo，其意是“听”，rongonga的意思便是“听觉行为”或“听的时间”；tono，其意是动词“命令”，tononga的意思便是名词“命令”；tao，其意是“一根长矛”，taonga的意思便是“用长矛获取的财产”；toa，其意是“一个热心、勇敢的男人”，toanga的意思便是名词“迫使”“制服”；tui，其意是“缝纫”、“标明”、“书写”，tuinga的意思便是“书写”、“写字板”；tu，其意是“站立”，tunga的意思便是“站立之地”、“船的锚地”；toi，其意是动词“在水下潜泳”，toinga的意思便是名词“潜泳”；tupu，其意是“幼芽”、“萌发”，tupunga的意思便是“祖宗”、“某物生长地”；ngaki，其意是“耕种土地”，ngakinga的意思便是“一个由别人承租或管理的产业”。这些例子会让人相信，nga是词尾，而不是anga。但词首的a之所以脱落只是因为位于它之前的是元音。李明确指出，通常的说法不是udinga，而是udi anga；汤加语则保留了元音后面的a，能够对此提供证明的如有这样一些词：maanga，其意是“一口”，出自其意为“咀嚼”的动词ma；taanga，其意是“砍树”，但还有“歌曲”、“诗句”、“诗作”的含义（这些意义估计是从砍树的节奏声形象地引申出来的），出自其意为“打”（在语音和意义上都与汉语中的这个词一致）的动词ta；nofoanga，其意是“住房”，出自其意为“居住”的nofo。究竟马达加斯加语中其意为“做”的manghe与以上列举的词有多大关联，这个问题虽然还需要进行深入考察，但这样的考察可能会证实亲缘关系的存在，因为起始的m在这个甚至作为助动词和前缀使用的词里也许是一个能从中分离出来的动词前缀。福罗伯维尔^〔12〕把按照他的方法拼写的magne一词解释为源自maha aigne或maha angam，他还列出了这个词的多种语音变化。这些语音变化形式中也有manganou，因此可以说，爪哇语中其意为“建造”、“引起”的mangun一词也属于此类形式^〔13〕。

所以，假如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梵文在去除了所有词缀后是否还有单词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对此必须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确实有一些词的结尾成分令人难以断定是否就是一个附加给根的后缀。不过，这些词的简单形式肯定只是表面现象，它们不容置疑都是复合词，只是这些复合词中的成分之一失去了意义。

除了清晰可见的多音节形式之外，还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另有一种隐含的多音节形式在梵语中存在着？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疑问：起始音为双辅音的根，特别是结尾音是辅音的根，是否前者通过缩合，后者通过结尾元音的脱落，都由原初的双音节根变为单音节根，我在一篇较早的论文里，^〔14〕曾经在述及缅甸语时，提出过这个想法。东亚的一些语言至今还完好地保持着很大一部分以元音结尾的简单音节结构，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音节结构似乎是最自然的结构。因此，我们现在以为是单音节的根原先可能是一种更早的语言里的双音节根，我们当今所了解的语言就是以这种更早的语言为基础，或者说，后者是前者更低级的阶段。那么，最后结尾的辅音就可能是一个新音节或者一个新词的起始辅音。按照各种语言不同的先见之明，如今根的这个结尾成分或是一个对主要概念进而加以修饰的限定成分，或是由两个独立词构成的一个真正的复合词。如在缅甸语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复合词可能是在今天已无法辨认的一个复合词的基础上构成的。与这种形式最接近的是一个简单元音前后各有一个相同的起始辅音和结尾辅音构成的那些根。梵文中除了情况完全不一样的根dad属于例外，其余的这些根所具有的意义都适合通过重叠来表达，如表达“激烈运动”的意义（kak、jaj、ŝaŝ），表示“愿望”、“热望”意义的lal，或者表示“睡觉”、“一种均匀的延续状态”意义的sas。那些笑的拟声根（kakk、khakkh、ghaggh）起初几乎只能被设想成完整音节的重复。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方式能否有很大进展，对此我表示怀疑；因为以上那种结尾辅音也真可能只是起结尾作用而已。即便汉语中的官话和书面语没有真正的辅音结尾，各地方言也常常给元音结尾的词添上辅音。

莱普修斯最近从另一个方面，而且可能也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断定梵文中所有以辅音结尾的根都是双音节的。^〔15〕他在自己的论著中融会贯通地建立了一个系统，由此阐述了双音节的必要性：分音节在梵文中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方法，那些不可分的音节在根的扩展形式中无法从自身之中产生出一个单独的字母，而是只能从自身之中再产生出一个不可分的音节来。也就是说，他着重指出了一种必要性，即把屈折变化的语音只是看作根的有机组织的发展，而不要把它们当作好像是随心所欲地嵌入或者拼合的字母。因此，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如bôdhâmi一词中的â，是应该把它作为budha的结尾元音来对待，还是应该将它看作根budh的一个元音，它只是在变位时外加上去的？对于我们这里探讨的对象来说，关键首先在于假的或者真的结尾辅音所具有的意义。莱普修斯在他论著中的第一部分中却只详尽地讨论了元音，对以上问题根本没有涉及。所以，我在此只想指出：即便不采用“根本身的延展”一类形象的表达方式，而采用“拼合”和“嵌入”的说法，只要是正确的观点，就必须始终排除一切任意性，因为，拼合和嵌入的发生也始终是遵循各种有机组织的规律的。

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有时语言中的一个具体概念上可以附加一个类别概念；因为在单音节的诸语言里，这就是双音节词形成的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所以，在此我必须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植物、动物等自然界的事物是十分明确地分成一个个类别的，这类的例子在所有的语言里都比比皆是。然而，我们在有些语言里会发现两个观念以一种我们没有见过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方式正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结合的概念之一并不总是具体事物所属的真正类别的概念，而是某个东西的表达方式，其中含有与某个具体事物的一般相似性，比如延伸的长度概念同刀、剑、矛、面包、行、绳等词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全然不同的事物被归为一类，只要它们相互之间具有某种相同的性质。词的这些结合方式一方面显示出一种逻辑排序的知觉，但它们更多地体现了生动的想像力的活跃；如缅甸语里的“手”便成为涵盖从火枪到凿子所有类型工具的类别概念。从整体来看，这种表达方式有时以更加便于理解的方式，有时通过直观性得到加强的效果，对事物作出了生动而形象的描写。但在有些情况下，这一表达方式却可能真正出于一种解释的必要，虽然这种必要已不再能被我们感觉到。我们已经普遍无法得知词的基本意义。对于我们来说，所有语言里表示空气、火、水、人等意义的词都只是约定俗成的声音，只有少数情况是例外。奠定这类声音的基础是什么，各个民族又是怎样根据事物的性质确定了词语符号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对于各种事物的原始看法，对这一切我们始终都不清楚。然而，通过附加一个类别概念来作出解释的必要性却正在于此。例如，假定汉语里具有“太阳”和“白天”意义的ji（“日”）原先指的是某种发暖、发光的东西，因此就有必要给它附加上表示一个球状的实体事物的词tseoû（“头”），以说明这个概念并不是指遍布在空中的温暖或亮光，而是散发温暖和投射亮光的天体。基于类似的原因，给日添加上tseù（“子”），也就是通过另一种隐喻，白天被赋予“温暖和光明之子”的名称。极为不可思议的是，以上提到的表达方式只见于近代汉语中，古汉语中却不存在。因为按照刚才的解释方式，这些表达中包含着的表象方式看上去更接近原初的表象方式。这个情况为一种观点提供了依据：避免由于同一个词被用于表示多个概念或对应于多个书写符号而可能引起的误解，是构成以上表达方式的目的。但汉语为什么在较晚的时期还以这种隐喻方式继续构词呢？汉语为什么不单纯为了达到理解的目的而使用一种类似的手段，却要用一个亲属关系的概念来表示白天有别于其他事物的特点呢？

在对古今汉语进行比较的时候，我就常常产生这样的疑问，在此我也按捺不住我的疑问。我们只能够根据文字材料认识古汉语，而且大部分认识只能通过哲学文献获得。我们无从得知那个时代的口头语言。我们现在赋予近代汉语的某些特点，甚至可能很多特点，会不会在古汉语时代就已经作为口语开始流行？有个事实好像可以为这个观点提供依据。除去由几个小品词拼接的形式，koù wên这种古文体就已拥有一定数量的小品词，虽然kouân hoá这种近代官话文体拥有的小品词的数量要大得多，尤其是拥有进一步限定语法关系的各种小品词。wên tchang即文章，这种历史文体应该被看作是与古文和官话有显著区别的一种第三文体；这个文体中使用的小品词数量极小，甚至几乎弃之不用。虽然这种历史文体比古文出现得要晚，但也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就已问世。根据语言通常的形成过程，汉语中的小品词这个至关重要的词类受到不同对待的现象难以得到解释。如果作一个相反的估计，这三种文体只是同一种口头语言为达到不同的目的而采取的三种处理方式，那么，这个现象就好解释了。口头语言中使用小品词当然是比较频繁的，因为口头语言总是为了增进理解而极力增加新的成分，甚至都不会排斥那些看上去的确毫无用处的成分。古文体作品所涉及的题材就已经要求必须为此付出努力，这种文体同时为了清晰明了地进行阐述而减少运用小品词，但它又通过对概念和句子的区分赋予表述一种与思想的内在逻辑顺序相吻合的对称地位，而把小品词用作一种出色的手段。出自相同的原因，上述历史文体也不常使用小品词，但却没有像古文体那样为了别的用途而采用小品词。文章以严肃的读者为对象，但以比较简易的叙述方式而使所述内容浅显明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区别，历史著作才在从一个主题过渡到另一个主题时甚至放弃使用通常表示句子结束的yè（也）这个小品词。由于戏剧、小说和通俗诗歌这类近代文体描写的是社会和社会生活情况，而且用日常言语来叙述，所以必然显示出这种语言的全貌，其中包括所有的小品词。^〔16〕

在进行了这番离题的讨论之后，我们现在再回到单音节语言中通过附加一个类别表达而形成的虚假双音节词的问题上来。倘若这样的双音节词是简单概念的表达，各个音节不能单独地，而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够构成概念的表示方式，那么，产生这种双音节词的途径可能是两个，即与后人的理解有关的相对途径，或者是只与它们自身有关的绝对途径。类别表达的来源也许已经从一个民族的记忆之中消失，这样的表达本身因此便成了失去意义的附加成分。虽然这个词的两个音节此时真的是构成了整个词的概念基础，词的意义却不再由具体的音节组合而成，但这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相对之事而已。然而，一个附加成分在意义众所周知和使用十分频繁的情况下，它本身似乎也会由于使用时的不注意，去表示与它没有任何关系的事物，以至于这个附加成分在整个词的结合中变得毫无意义。于是，整个词的概念就真正基于两个音节的联合，但词有一种绝对的性质，即词的意义不是各个具体音节的含义合并而成的。这两类双音节形式都有可能在一种语言的词进入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产生，便是可想而知的了。当某些语言中的数字与具体事物结合在一起时，语言的使用会使言语中出现一种特殊类型的拼接形式，这种拼接形式一部分可以得到解释，一部分则无法解释。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极为广泛地体现这个规律的语言有四种：汉语、缅甸语、暹罗语和墨西哥语。这样的语言肯定还不止这些，个别的例子在其他所有语言里都可以找到，德语也不例外。在我看来，这种用法中包含着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在上文中讨论过的问题，即普遍附加一个类别概念；另一个原因是出于某些可数事物的本质特点，在真正的数量单位表达缺乏的时候，必须人为地将它们创造出来，于是就有了“四头卷心菜”“一捆草料”等诸如此类的表达，或者，好像是要通过总数来取消被计算的事物之间的差异，例如“四头牛”这一表达就不分公牛和母牛。在上述四种语言中，使用这种形式范围最广的要数缅甸语了。除了有大量的表达被固定用作特定的类别表示形式之外，说话人还可以把本语言中每一个表示多个事物之类似特征的词用于这个目的。缅甸语里最终还有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可运用于所有事物的任何类别的词（hku）。此外，除了取决于数字大小的差别，复合词各个成分的顺序总是词首是具体词，中间是数字，词尾是类别表达。如果听话者肯定以某种方式知道指的是哪一具体事物，就只使用类别表达。此类复合词一定在对话中尤为得到普遍使用，因为仅通过个体单位作为不定冠词的用法，这种复合词便应运而生。^〔17〕由于不少表达类别概念的词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难以揣测，或者这些词除了这类用法之外已不具有任何意义，所以有些语法书也将这些数量词称作小品词。但追根溯源，它们全部都是名词。

综上所述，在通过专门的语音标示语法关系和词的音节范围这两个方面，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汉语和梵语可以被视为两个极点，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有些语言把各个音节相互分隔开，有些则努力把一些音节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结合起来，在它们之中存在着语法表达越来越明显和音节范围越来越自由的一种倾向，并呈逐级增强之势。我并不想给这种历史进程下任何论断，在此从整体上来阐明这种状态和论述其中的各种具体类型就足以了却我的心愿。

注释

〔1〕　见《东方宝库》（Fundgruben des Orients），Ⅲ，第279页。(www.xing528.com)

〔2〕　安培先生［见其著《关于中国和阿贝尔—雷米萨先生的著作》（de 1a Chine et des travaux de M. Abel-Rêmusat），载《两个世界的阅兵式志》（Revue des deux mondes），第8卷，1832，第373—405页］对此作出的评介是正确的。但他同时提醒说，雷米萨的那篇论文虽然是在他研究汉语的最初几年里取得的成果，但他后来也从未完全放弃过这一观点。事实上，雷米萨可能过于坚持认为汉语的结构与其他语言的确没有很大的差别。他的指导思想可能来源于他在开始从事研究的时候形成的一些关于这种语言以及学会这种语言的困难的离奇想法。而且雷米萨也未足够清楚地意识到，缺乏某些精细的语法表示方式虽然在局部，有时还可能在整体上，不会带来任何不利因素，然而这种缺陷却不利于展示思想中的细微色彩。否则的话，雷米萨就是首先揭示汉语的真正实质之人。直到马若瑟神父也同样很珍贵的汉语语法［（Notitia linguae Sinicae auctore P. Premare, Malaccae），1831］出版了之后，我们才真正认识到雷米萨所写的语法具有很高的价值。对他们两人的著作所作的比较清楚地表明，雷米萨的语法对有关研究作了何等大的贡献。在这部语法中到处都可以见到一目了然的编排整理和清晰透彻的分析描述，使读者对这种语言的特性一览无遗；马若瑟神父作为他的前辈所写的语法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资料，无疑也一一详细描述了汉语的全部特点，但从整体情况来看，他的思想中很难说也同样清晰地呈现出汉语全貌的图像。至少，他没有成功地让读者看到这样一张全图。当然，对汉语深有研究的学者可能也会指出雷米萨著作里存在的一些漏洞及其填补方法；但他还是真正深入到根底来正确认识汉语的第一人，此外，他还敞开了汉语研究的大门，以此奠定了汉语研究的基础，这个伟大的功绩永远属于这位有卓识者。

〔3〕　巴黎的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首先提请注意这种也许可以称之为诗歌文体的术语，认为若不对它进行专门和细致的研究，有可能会引起后果不小的误解。

〔4〕　克拉普罗特在作为附录收入巴兹尔的大辞典的一份目录中列出了这样的概念，数量上要比此前在欧洲为人所知的多得多。马若瑟的语法同样附有的一份目录要比这份目录逊色，因为克拉普罗特加注了有助于大家了解中国各种哲学体系的珍贵评语。

〔5〕　见我致雅凯先生的信，载《新亚杂志》（Nouv. Journ. Asiat），Ⅸ，第496页。“写”这个词在塔希提语中是papai［见《圣经·新约全书·使徒行传》（Apostelgeschichte），15，第20页］，在桑威奇群岛上是palapala［《马可福音》（Marcus），10，第4页］。新西兰语里的tui指“写”、“缝”、“标明”。我从雅凯的来函中获悉，他成功地揭示了“写”的概念和“文身”的概念在那些民族当中有着紧密的联系。新西兰语可以为此提供例证。因为新西兰语除了tuinga有“书写行为”的意思外，意义相同的还有tiwinga，而tiwana是指文身刻下的一部分从眼睛延伸到头部侧面的标记。

〔6〕　例如关于元音a的词条是这样开始的：A．指普遍的存在，表示生气勃勃、行动、力量、光明、拥有等，还指一个生灵或事物的当前实存，表示生气勃勃、力量、光明、拥有等。

〔7〕　《新亚杂志》（Nouv. Journ. Asiat），Ⅺ，第108页，第13条，第126页，第13条。

〔8〕　格泽纽斯的希伯来语袖珍词典［（Hebräisches Handwörterbuch），Ⅰ，第132页；Ⅱ，前言，第XIV页］和希伯来语语言和文学史［（Geschichte der hebräischen Sprache und Schrift），第125页］。尤其在第二本著作中，他对希伯来语作了系统和全面的阐述（第183页以次）。埃瓦尔德的希伯来语批评语法（Kritische Grammatik der hebräischen Sprache），第166页，第167页。

〔9〕　即《闪米特语言词干考察》（Observations sur les racines des langues Sémitiques）。这篇论文是梅里安的《语言比较研究的原则》（Principes de 1'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中的附录。梅里安刚一故去（他是于1828年4月25日逝世的），此书就出版了。但由于一个不幸的偶发事件，梅里安的此著在出版不久之后就在书店里见不着了。出于这个原因，克拉普罗特的这篇论文也只到了少数读者的手里，有待重印出版。

〔10〕　《梵语通论》（Lehrgebäude der Sanskrita-Sprache），第646节，第296页。

〔11〕　请比较卡赖的《梵文语法》（Sanskrit-Gramm.），第613页，第168条；威尔金斯的《梵文语法》（Sanskrit-Gramm.），第487页，第863条。据A·W·v·施勒格尔［《1831年柏林年鉴》（Berl. Kalender für1831），第65页］称，waranda是葡萄牙语中用来指在印度常见的一种畅开的前廊的名称，该名称后来被英国人吸收进他们的语言。马斯登在他的词典里认为具有相同意义的马来语词barāndah也是源于葡萄牙语。这样的看法正确吗？无可辩驳的是，waranda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梵文词。它已经见于《阿玛拉—科莎》（Amara Kõsha），第6章，第2节，第381页）。这是一个多义词，因此有可能出现的疑问是，“拱廊”这一意义是否真是出自梵文。威尔逊和科尔布鲁克都对此持肯定的看法，科尔布鲁克在对《阿玛拉—科莎》所作的注释中就表明了这一看法。况且，一个如此长的多义词，却曾以完全相同的语音在葡萄牙和印度通用，这个情况实在有些离奇。这个词在我看来是从印度流传到葡萄牙的，此后进入了葡萄牙语。按照吉尔克里斯特的说法［见《兴都斯坦语语文学》（Hindoostanee Philology），第Ⅰ卷，阳台、长廊、拱廊（Balcony，Gallery，Portico）］，这个词在兴都斯坦语里的发音是burandu和buramudu。但英国人很可能是从葡萄牙人那里吸收了这些建筑物的名称。而这个词在约翰逊词典（Johnson's Wörterbuch）（托德版）中也被称作是“一个从东方吸收过来的词”（a word adopted from East）。

〔12〕　他是雅凯提到过的马达加斯加语语料汇编的作者［见《新亚杂志》（Nouv. Journ. Asiat），Ⅺ，注102］，这些汇编如今由伦敦已故总督法夸尔的兄弟保存着。

〔13〕　格里克的词典。在克劳馥手写的词典里，此词被翻译为“to adjust, to put right”。

〔14〕　《新亚杂志》（Nouv. Journ. Asiat）Ⅸ，第500—506页。

〔15〕　《古文字学》（Paläographie），第61—74页，第47—52节，第91—93页，注25—30，特别是第83页，注1。

〔16〕　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作一个补充说明：为我提供以上引用材料的克拉普罗特教授同意我对汉语中不同文体之间的关系提出的怀疑。他的汉语知识十分渊博，尤其对历史著作了解详尽，估计他确实积累了一大批汉语方面的研究资料；但愿这些资料中的大部分能够收入他正打算编撰的新汉语辞典。同时也希望他今后能把他对汉语结构的一般性评论汇编成文，形成一本专门的导论。

〔17〕　有关内容请参看：布诺夫，《新亚杂志》（Nouv. Journ. Asiat），Ⅳ，第221页。洛，《暹罗语语法》（Siamesische Gramm.），第21页，第66—70页。卡赖，《缅甸语语法》（Barmanische Gramm.），第120—141页，§10—56。雷米萨，《汉语语法》（Chinesische Gramm.），第50页，第113—115条，第116页，第309—310条；《亚洲研究》（Asiat res.），Ⅹ，第245页。雷米萨在论述古典汉语时详尽地探讨了这些数量词完全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而它们实际上属于近代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