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语的动词表示形式及其对精神发展的影响

在我比较熟悉的所有语言范围内，没有哪种语言比缅甸语更缺乏动词功能的表示形式了。^〔2〕卡赖在他的语法书里明确指出，缅甸语的动词在使用中几乎只能以分词的形式出现。此外他还说明，原本要用动词来表达的任何概念都能由这种分词形式的动词充分表达出来。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否认缅甸语中有动词。^〔3〕然而，只要把缅甸语的这个特点与它结构中的其余部分联系起来看，就能对此特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在缅甸语中，主干词在拼合上表示语法功能的音节之后并没有出现变化。语言中唯一变化的字母是在送气字母重叠时第一个吐气字母变为非送气字母，而当两个单音节的主干词合为一个词时，或者在一个单音节的词重复出现的情况下，第二个词起始的清辅音变为不吐气的浊辅音。泰米尔语^〔4〕中的k、t（不管是舌音，还是作为齿音）和处在词的中心位置的p也分别会变成g、d和b。出现的区别只是在于，泰米尔语里的辅音如果在词的中心位置重叠时，就仍保持是清音；缅甸语则相反，当复合词中两个主干词的第一个以辅音结尾的时候，语音就会出现相应的转化。在任何时候，缅甸语的词都容易形成更大的统一体，因为附加的辅音比较易变。^〔5〕

在缅甸语里，词的结构（代词和语法小品词是例外）以单音节的主干词和由此类词构成的复合词为基础。主干词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标示行为和性质，因此与多个事物有关。另一类是具体事物的，即有生之物的或无生之物的名称。也就是说，在主干词的意义中对动词、形容词、名词作出了界定。这些词的这种区别只在意义上，而不是在形式上体现出来。例如：ê的意思为“是凉的”、“变冷”，kû的意思为“环绕”、“结合”、“帮助”，mâ的意思为“是硬的”、“强大的”、“健康的”；这些词与意思为“风”的lê、意思为“水”的rê（发音为yê^〔6〕 ）、意思为“人”的lû在构成方式上毫无二致。

卡赖把标示性质和行为的主干词特地按字母排序编成一张表，作为附录收入他的语法书中，他处理这些缅甸语主干词与处理梵语的根采取的方法一样。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两者确实有可比之处。因为，缅甸语的主干词从本来的形态上来看并不属于哪一具体词类，在言语中也只是与语法小品词一同出现，但正是这些语法小品词赋予了主干词在言语中的定义。从主干词中还派生出了大量的词，它们的意义自然是从主干词所表示的概念类别引申出来的。但是，经过更仔细的探究就会发现，缅甸语的主干词在自然本质上与梵语中根的性质截然不同，因为缅甸语在语法中把主干词和语法小品词仅仅排列在一起，而不是将此构成一个合为一体的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也就不是单纯的派生音节与主干音的结合。这样，出现在言语中的缅甸语主干词并没有变成结合为一体的词形式之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而是形态上毫无变化，也不需要借助某种人为的方法去把这样的主干词从合为一体的更大形式中分离出来。从它们派生出来的词也不是真正的派生词，而只是复合词。最终，缅甸语里的名词大多数与主干词毫无区别可言，它们也大多都不能从主干词派生出来。而在梵语中，虽然不能断言所有的名词都是通过附加Unâdi后缀的方式派生出来的，但除了少数情况属于例外，至少名词的形式能与根形式区分开来。缅甸语里所谓的根因而很像汉语的词，但从整体上来看语言的全部结构，这种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接近梵文的根。通常这种所谓的根不需任何变化就附加上名词的意义，而名词总是或多或少地显露出原有的动词意义。比如mai的意思是“是黑色的”、“威胁”、“惊吓”和“靛蓝植物”，nê的意思是“停留”、“持续”和“太阳”，pauñ的意思是“增强”、“添加”，由此也指“典当”和“动物的腰或后腿”。至于语法范畴通过一个根的派生音节发生了变化并被表示出来的情况，我只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例证。至少这个情况看上去有别于常见的复合词，即通过附加前缀a从根派生出名词；根据豪夫提供的解释（《英语—缅甸语词典》，第20页），以这种方式也能构成形容词：如意指“菜肴”、“食物”的a-châ派生自意思是“吃”的。châ；a-myak（amyet H.）的意思是“气恼”，派生自意思是“是生气的”“恼火”的myak；a-pan：意指“令人疲倦不堪的工作”，构自意思是“吃力地呼吸”的pan:；chang（chî）的意思是“把……排列成连续不断的顺序”，由此便派生出意指“秩序”“方法”的a-chang。而当这样派生的名词成为复合词的结尾成分之一时，前缀a就又被去除了。在下文中讲到ama时我们将会看到，在a根本不是一个根的派生音节时，它也会被去除。也有一些名词有时附加上前缀a，有时不加，而意义并没有改变。如上文中曾举过的例子pauñ，其意是“（动物的）腰”，有时也采取apauñ的形式。所以，不应该把这个a与真正的派生音节相提并论。

在复合词中，一部分情况是两个表达性质或行为的词（卡赖所说的根），一部分情况是两个名词，还有一部分情况是一个名词与一个这样的根结合在一起。第一种情况常用于表示动词的句式，例如通过与一个意思是“希望”的动词性概念结合来表示希求式。然而，两个根只是为了限定意义而组合起来的情况也有，有时后一个根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会给意义添加任何细微的色彩；从具体根的含义中并不总是能够推导出构成复合词的缘由的。例如pan、pan-krâ：和pan-kwâ的意思是“要求准许”、“请求”；krâ：（kyâ：）的意思是“接到和传递消息”，但也有“是分开的”的含义，kwâ的意思是“分开”、“分手”。其他复合词的理据比较容易找到，例如prachhmâ：的意思是“犯有过失”、“触犯”，而prach（prîch）单独意指“朝……投掷过去”，hmâ：的意思是“误以为”、“误入歧途”，由此单独还指“犯罪”。这种复合的方法显然使所表达的概念得到了加强。类似的现象在缅甸语中十分常见，它们清楚地表明，这种语言具有的一个特点是：它除了简单的，也就是单音节的根外，还在根原来的意义基本不变的同时构成复合的，也就是双音节的动词；所采取的构词方式或者是增添的根以稍加改变的方式重新表示另一个根的概念，或者单纯地重复这个概念，或最终附加上一个意义完全是一般性质的概念。^〔7〕我在下面还会回到这个对于语言结构十分重要的现象上来。有些这样的根虽然是复合词的第一个成分，却从未单独使用过。这类根有tu，总是只同wap（wet）一起组成复合词，尽管这两个根各自本身就有着共同组成的复合词所包含的意义“虔敬鞠躬”。两个成分也可以倒过来说成wap-tu，但意义得到了加强：“匍匐而行”、“必恭必敬地拜倒在地”。有时候，根还以另外一种方式组成复合词，即根只有一部分意义进入复合词，也不顾及余下的意义与复合词的另一个成分会形成矛盾。例如贾德森曾经提到意指“是很白的”的hchwat这个词，它可以与别的颜色词结合，达到加强意义的效果。复合词对单个词的影响到底有多么巨大，我们最终还可以从前面贾德森对例词hchauñ的有关论述中看到。他指出，单个词通过与另外一个词的结合有时会获得一种特殊的意义（a specific meaning）。

当名词与根结合时，根通常位于名词之后：lak-tat（lettat，H.），其意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制作者”，由意指“手”的lak（let H.）和意指“善于”、“精通”的tat两个成分构成。这样的一些复合词与梵语中dharmawid一类复合词有相同之处，此类梵文复合词是由一个根附加到名词上作为结尾成分构成的。但在缅甸语的上述复合词中，根经常只带有形容词的含义，只有当缅甸语把一个与名词结合在一起的形容词始终视为一个形容词的时候，才真正算是产生了一个复合词，例如：nwâ：-kauñ，译成德语是Kuh gute，即“母牛好”（确切地说“是好的”）。这一类复合词的典型代表应该是lû-chu，其意是“人群”，由意指“人”的lû和意指“聚集”的chu构成。当名词与名词构成复合词时会出现的情况是：作为最后成分的名词离它的原意相距甚远，以至成为具有一般意义的一个后缀。例如其意是“女人”、“母亲”^〔8〕的ama在去掉a后缩略成ma，然后在构成复合词时把前一个成分与“大”、“最主要的”、“首要的”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如：tak（tet），其意是“舵”，然后组成tak-ma，其意是“主舵”、“操纵舵”。

缅甸语的名词和动词之间本来不存在区别。二者的区别只是到了言语中通过连接到词上的小品词才显示出来。在缅甸语中，名词不像在梵文中那样能够从某些派生音节被辨认出来，缅甸语中根本就没有介于根和变格名词之间的基本形式这样的概念。最多这里只能以前面提到过的、通过前缀a构成的名词为例，因此是个例外。构成名词和形容词的所有语法形式都一律是明确的复合词；都是复合词中的后一个成分把某个具有更一般意义的概念赋予了前一个成分的概念，不管前一个成分是根还是名词。如果前面的成分是一个根，那么它就会变成名词；如果前面的成分是一个名词，那么多个名词就被汇总在一个概念之下，仿佛被划归为一个类别。显然，这类复合词最后的成分实际上不能被称为词缀，尽管缅甸语的语法书一直使用这个名称。真正的词缀意味着通过语音处理的方式达到词的统一性，也就是词缀在不给词义附加任何物质性的东西的同时将词义纳入某个确定的范畴。如果像缅甸语这样不作上述语音上的处理的话，那么词义被纳入的范畴就不能在语音上获得象征性的表示，而说话者就必须从所谓词缀的意义或者根据明确的语言使用情况划分词的范畴。在对整个缅甸语作出评价的时候必须始终考虑到这个区别。缅甸语起到了屈折变化所能标示的一切或大部分表达作用；然而，形式唯有通过真正的象征性表达才贯穿到语言之中，此后再从语言出发对心灵产生反作用，而缅甸语缺乏的正是这种真正的象征性表达。因此，卡赖在他语法书的题为“名词的构成”那个部分里汇总了各种差别极大的现象，其中有派生名词、纯粹的复合名词、动名词、分词等等；对这样的汇总是不该严加指责的，因为词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通过一个所谓的词缀被聚结为一个概念，并在语言尚有词的统一性可言的时候，被聚结成一个词。不可否认的是，复合词的不断使用会使它们的结尾成分在说话者的精神思想中越来越接近真正的词缀，尤其是在所谓的词缀根本没有独立的意义可言的情况下，或者当词缀的意义与它作为独立词使用时的意义完全不同或者差别很大时，这两种情况有时确实会在缅甸语里出现。当然，因为理念的结合可能性是无比丰富多彩的，所以对以上的后一种情况并总不能作出十分明确的判断；但仔细通览一遍缅甸语的词典的话，就可以看出，上述两种情形在这种语言里虽然说不上是比较常见的，却也绝非罕见。这种词缀化的复合倾向还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看到的那样，有数目可观的根和名词从未在复合词以外单独使用过。其他语言中也同样有这种现象，尤其在梵文中更为突出。例如一个普遍使用的词缀hkyañ：^〔9〕总是在一个根，此时是一个动词，变为名词时出现。它让复合词接过动词原有的抽象的状态概念，即被视为事物的行为：如动词chê的意思是“发送”，复合的名词chê-hkyañ：（chê-gyeñ）的意思是“发送件”。hkyañ：作为独立的动词使用时，其意是“钻孔”、“刺穿”、“渗透”，这些意思与它作为词缀时的含义已经看不出有何关联了。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个词现在的具体意义是以已失去的一般意义为基础的。其余所有构成名词的词缀，据我所知，都具有更加特殊的自然本质。

缅甸语对形容词的处理方式只能从复合词出发才能得到解释，这种处理方式充分证明，缅甸语在语法形式构成中对复合手段一直颇为重视。事实上，形容词也就是根本身。只有当形容词同一个名词构成复合词时，或者当它能够被单独使用并像名词那样附加前缀a时，才会在语法上获得自身特有的性质。当形容词与一个名词结合在一起时，它的位置可在这个名词之前，也可在其后，但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就必须在名词上附加一个连接性小品词（thang或thau）。我相信，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存在于复合词的自然本质之中。复合词的结尾成分必须具有更一般性的自然本质，还必须能够将第一个成分的意义包容在它更广的范围之内。如果一个形容词与一个名词相连时，这个形容词的意义范围就会更广，因此，它需要添加一个与其自然本质相符的补充成分，才能拼合到名词上。我在下文中将更详细地讨论的连接性小品词就符合这种需要；此类结合不具有“一个好男人”这样的形式，而是其形式类似于“一个是好的男人”或者“一个男人，这男人是好的”，不过，这些概念在缅甸语里的排列顺序是倒过来的（“好的，某个，男人”）。由此可见，缅甸语对所谓的形容词采取的处理方式与对动词完全相同；例如，kauñ：-thang-lû一方面意指“好人”，但这个复合词的前两个成分单独使用时的意思是“他是好的”。更显而易见的是，名词之前完全可以不添加形容词，而以同样的方式添加一个完完全全的甚至带有受统领词语的动词，比如，“在天上飞的鸟”在缅甸语里的语序即“天空—里面—飞—（连接性小品词）鸟”。复合词中有些作为最后一个成分的根，如“拥有”、“掂量”、“值得”等，与在意义上起限定作用的其他词共同构成了名词，此时如果形容词的位置在后，所有概念的顺序就与这样一些复合词一致。

在组合成言语的过程中，小品词标出了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名词和动词使用的小品词按理说是不一样的。实际情况却并不总是这样，而且由于名词和动词使用了相同的小品词，便更可能被纳入同一个范畴。连接性小品词thang就在作为真正的主格符号的同时，又构成了动词的直陈式。它在其意为“我做”的ñâa-thang pru-thang这个短语中就是两种功能同时兼有。很显然，词的这种用法并没有以语法形式的一般意义为出发点，而是基于另外一种观点，我们在下文中还会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上述小品词还可以作为工具格的词尾来用，例如在以下短语中：lû-tat-thang hchauk-thang-im，其意为“由一个熟练的人盖的房子”。此短语中的前两个词是“人”和“熟练的”构成的复合词，紧随其后的便是以上所说的工具格符号，第二个复合词的根是“盖”，它在这里的含义是“被盖起来”，以前面所说的那种方式作形容词用，并通过连接性小品词thang拼合在意指“房子”的名词im（ieng H.）之前。不过我很怀疑，小品词thang是否原先就真的有工具格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否是由后来的语法观点带来的，因为以上的第一个复合词中原先只有“熟练的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与第二个词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要留给听者自己来思考。以类似的方式，thang还被认为是属格的标示符号。如果把表达了被称为格的种种名词关系的大量小品词汇总起来的话，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巴利语的语法家是怎样科学地整理了缅甸语，并为它创建了术语，这些语法家曾经努力把这些小品词分别列入梵语和巴利语中的八个格，以此建立起一套变格方法。然而，缅甸语严格说来是不变格的，它使用这类所谓的变格词尾只不过是考虑到了小品词的意义，而完全没有顾及名词的语音形式。每个格可通过数个小品词来表示，但每个小品词都表达了这一关系概念的某种特有的色彩。卡赖也是在提出整套变格方法以后，才把有些小品词单列其后。在标示格的这些符号中，有的还可以在前面或在后面附加一些更确切地对关系的含义加以限定的其他符号。此外，小品词总是位于名词之后，在名词和小品词中间可以插入标示性和复数的符号，如果这些标示符号确实是有的话。复数的标示符号与格的标示符号一样，也能当代词使用，此外就再也没有只表示“我们”、“你们”、“他们”的专用代词。可以说，缅甸语区分一切关系的标准是意义，从不把语音作为连接手段；缅甸语采取的这种方式显然违背了内在语言知觉自然的、最初的追求，即把性、数、格合并成具有物质意义的词的语音变化形式。事实上，只有从格的少数标示符号里才能辨认出它们原来的意义，甚至像tô·（do H.）这样的复数标示符号也只有在撇开重音的区别后把它看作其意为“增加”、“添加”的tô：的派生词时，它的意义才明确。人称代词始终只以独立的形式出现，永远不会缩略或改变成词缀。

只看主干词的话，人们只能从动词的物质意义来辨别动词。统领性的代词总是位于动词之前，以此表示，它在形式上不属于动词，因为它完全与那些始终位于主干词后面的动词性小品词分立两处。缅甸语所拥有的全部动词性形式，都基于此类小品词，这些小品词指明了复数，如果的确有了复数的话，还指明了句式和时态。所有三个人称的动词形式都是相同的，所以，对整个动词或者甚至句子构成采取的简单方法是：主干词与其动词形式构成一个分词，这个分词通过思想中潜在的动词sein（“是”）与一个完全独立的主语结合起来。动词sein（“是”）尽管也会出现在语言中，但看上去难得会帮助组成常见的动词性表达方式。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动词形式，就会发现，复数的表达方式是直接附加到主干词上或者是一个与主干词连接后被共同视为一个整体的成分上。但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动词变位的复数标示符号与名词变格的截然不同，这也形成了可用于鉴别动词的一个特征。从不缺席的单音节复数标示符号kra（kya）平常——虽然不是永远——后面直接跟着第二个标示符号kun，kun与akun有亲缘关系，后者的意思是“完全的”、“完整的”。^〔10〕缅甸语在这方面也显出了它的双重特点，即一边利用复合词来表示语法关系，一边在实际上一个词就足以的地方再增加另一个词来加强表达。还有一个现象也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即一个已经失去原来意义而变成词缀的词上附加了一个具有众所周知的意义的词。

缅甸语中动词的各种句式，有如上文所述，大部分都通过有更一般意义的根和有具体意义的根两者的结合来表达。其结果是，各种句式的范畴只以物质意义为基准，完全超出了这些动词形式的逻辑范围，就连它们的数量也难以确定。时态标示符号在拼合到真正的动词上时总是紧跟在句式表达之后，只有少数情况例外；而复数标示符号却取决于表示句式的根和有具体意义的根结合的牢固程度。缅甸民族的语言知觉在这方面似乎持有双重观点。有的时候，复数标示符号出现在两个根的中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紧跟第二个根。显然，在前一类情况中，标明句式的根更多地带有一种对语法形式的模糊感觉；而在后一类情况中则相反，两个在意义上合并起来的根似乎完完全全地构成了一个主干词。这里所说的句式是两个根结合起来形成的，这种句式却包括语法意义截然不同的各种形式，例如通过增添“派送”、“委托”、“命令”这些根构成的因果动词，以及别的语言用不可分的介词来对其意义作出限定的那些动词。

卡赖对缅甸语的时态小品词划分的类别里包括五类现在时，三类现在时兼过去时，两类过去时，若干类将来时。他把以这种方式构成的动词性屈折变化称为动词形式，却未对那些可以表示同一个时态的小品词在用法上的差别作出说明。不过，他时而也提示确实存在一个区别。他曾说起两个小品词在意义上相差无几。贾德森在谈到小品词thê：时指出，它表明一个行为目前没有中止地在延续下去。除了上面列举的例子以外，还有另外一些小品词，例如有一个小品词表示过去完成时。若是这些时态标示符号本身不再用于任何其他句式的话，那么它们都应属于直陈式；然而，其中有一些事实上表示了命令式，虽然命令式本身还有专用的小品词，或是可以通过纯粹的根标示出来。贾德森称有些这样的小品词为谐音小品词或者填补性小品词。大家只要查一下词典便可以发现，这些小品词中的大多数同时也是真正的根，虽然作为根时的意义与小品词的意义完全无关，或者只是很有限的关系。由此可见，语言在此采取的仍是意义显著的复合方法。从缅甸语的意图来看，这些小品词显然应与根合并成一个词，而且这整个形式必须被视为一个复合词。上文中曾提到过，发音时清音字母变成了不吐气的浊音字母，但除了这种情况以外，词的这种统一性并未通过字母的变化标示出来。连卡赖也没有明确指出过这一点，不过，卡赖提出的规则的普遍性和豪夫确定的写法都似乎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豪夫把这种字母变化运用到了所有按以上方式当小品词使用的词上，比如过去完成时标示符号的发音是prî：，但被记作byî：。我还发现有两个这样的单音节词的元音在因果动词将来时中甚至出现了书写形式上收缩。因果关系的标示符号chê（即根“命令”）同将来时的小品词a一起缩合成了chim·。^〔11〕将来时的复合小品词lim·-mang似乎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形成的，即小品词lê同a·缩合成lim·，然后再附加上将来时的另一个小品词mang。虽然在缅甸语里还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但数量并不可能很大，否则的话定会成为常见的现象。这里所描述的动词形式在拼合上格的标示符号之后还可以变格，这种格的标示符号或者直接与根，或是与根附带的小品词连接起来。虽然这种现象看似与其他语言中的动名词和分词没有什么两样，可是，我们将会在下文中看到，缅甸语还有一种可把动词和动词句作为名词来处理的独特方法。

另外有一个小品词必须与这里所说的句式和时态的小品词区别开来，这个小品词对动词形式的构成具有重要影响，但它同时属于名词范畴，在整个缅甸语的语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刚才那番话也许已经能让人估计到，我指的是上文提到过的主格标示符号thang。甚至卡赖也察觉到了有关的区别。他虽然认为thang构成了动词现在时最主要的形式，但他将其称为“连接性小品词”（connective increment），始终对它另眼看待。thang与其他小品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给动词带来变化，^〔12〕而且它对于动词的意义来说无关紧要。可是，这个小品词明示了与它连接的词此时具有什么样的语法含义，并且确定了动词的语法形式的界限，如果这个说法得当的话。所以，它在与动词连接时不属于表达意义的词，而是属于那种在各类成分拼接成言语的时候起引导理解作用的词，它与汉语中取名为“虚词”的概念完全相符。只要动词上附加了thang，这个小品词或是直接位于根的后面，或是排在其他同时出现的小品词之后。它在这两个位置上都可以通过附加格的标示符号而形成屈折变化。但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应引起注意的区别：在名词的变格形式中，thang仅仅是标示主格的符号，不与其他的格形式拼合；而在与分词拼合的时候（能够在此用作分词的其实只可能是动词），thang则保留它所占的位置。这个现象似乎证明了，thang在后一种情况下的使命在于指明小品词与根同属一个整体，因而也就界定出分词形式的范围。thang只有在直陈式中才被有规律地使用，在虚拟式和命令式中绝对不出现，也不进入其他一些词语搭配形式。据卡赖称，thang所起的作用是把分词形式与后置的一个词结合在一起，我也曾提出thang为分词形式与后置的形式画出了界线的看法，我们两人的观点因此是一致的。综上所述，并结合thang与名词拼合的用法来看，大家就会感到，词类理论无法为这个词的解释提供依据，而只能像对待汉语的小品词那样，对它的原始意义追根究底。它的原始意义即“这个”、“这样”，其实也就是卡赖和贾德森（他们只是没有把这个意义与thang作为小品词的用法联系起来）所说的指示代词和副词。thang在承担这两种功能时都是一些复合词的第一个成分。当两个动词根结合时，其中一个含义更一般的根会对另一个根的含义起限定作用，卡赖曾指出thang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一种与它的副词性意义有亲缘关系的含义：“符合”、“一致”（即“正是这样”），不过，他并没有把thang的这种含义列入他制定的根的目录，可惜他也没有提供关于这个意义的任何例子。^〔13〕根据我的观察，这个含义上的thang是作为一种引导理解的手段来使用的。若是说话者要强调一些他想概括起来准确理解的话语，或者特别强调一些名词和动词，他便在这些词语之后加上其意为“这个！”或“这样！”的词，这样就可把听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所说的话上，以便他能够把刚才所说的话与接下来说的话连起来；再者就是当thang这个词位于句子的最后面时，就用它来表示全部讲话到此为止。这个情况与卡赖作出的有关解释不一致，他的意见是，thang是一个把前面的词语与后面的词语连起来的小品词。所以他的说法是，如果与thang结合的根或者动词形式位于一个句子的尾部，便具有动词的功能。^〔14〕按照他的看法，如果与thang结合的动词形式出现在言语的中央，就是一个分词，或者至少是一个难识其动词真面目的短语，而如果这样的动词形式位于一个句子的尾部，那就真正是一个具有屈折变化的动词。依我之见，他提出的这个区别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这里所讲的形式就是出现在句尾，也只是一个分词，或更确切地说，只是一个与分词有类似之处的变化形式。不管是位于句子的哪个位置，真实的动词功能都必须在人的思想中来实现。

然而，缅甸语的确还有另一种手段，能够用来真正表达动词的功能。对于这个手段的真正性质，虽然卡赖和贾德森都未能作出全面的解释，但从功能来看，这种手段很类似一个附加的助动词。要是有人的确想用一个真正有屈折变化的动词来结束句子，然后中断与后面要说的话的一切联系，那么，就在根或者动词形式后面thang的位置上加上êng（î H.）来取而代之。用这个方法就可防止出现可能由thang本身固有的连接特性引起的所有误解，使并排连接的分词系列得以终止。例如pru-êng的意思相当于“（我等等）做”，而不再表示“我是正在做着”；而pru-prî：-êng相当于“我已做了”，其意不再是“我曾一直在做着”。对êng这个小品词原来的意义，卡赖和贾德森两人都作出过说明。贾德森只是曾说起，这个小品词与相当于动词“是”的hri（shi）等同（equivalent）。但奇怪的现象是，这个小品词也可以用作这个动词本身的变位形式。^〔15〕卡赖和豪夫都认为，êng也是属格的标示符号：比如lû-êng，意思是“人的”。贾德森却没有提到这个意义。^〔16〕卡赖确信，êng作为结束句子的标示符号在谈话中很少见，即使在书面形式上也主要是在从巴利语翻译过来的书文中使用。造成两种语言这一区别的原因是：缅甸语倾向于在言语中把句子并排连接起来，而从梵语派生的巴利语则拥有有规律地套叠的长句结构。êng这个助词为何常见于从巴利语翻译过来的书文，我想，另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巴利语中的分词是为了标示多个时态才与动词sein（“是”）结合的，而在这个结合形式之后始终可以跟一个有语音变化的助动词。^〔17〕缅甸语的翻译者忠实地保持了原词的本来面貌，在本民族的语言中寻找与这个助动词等同的词，然后就选择了êng。但是，大家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不是真正在缅甸语中产生的词，而是来自巴利语的借词。巴利语的助词形式之所以不可能被忠实地吸收过来，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缅甸语的动词缺乏人称标示符号。缅甸语的一个特点是，êng这个收尾的词虽然可以位于所有其他动词形式的后面，却不能跟在将来时形式之后。以上提到的巴利语中的那个结构似乎大多见于各种过去时态，其原因并不见得就是出自将来时小品词的自然本质，因为这些小品词要在后面加上thang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值得夸奖的是，卡赖注意到了分词形式与有屈折变化的动词的不同之处，他提出的看法是，动词的命令和疑问形式是缅甸语仅有的看上去还算接近动词的形式。^〔18〕但造成这种表面上的例外的原因仅在于：由于命令和疑问形式专用的小品词不能与格的标示符号结合，所以这两种形式也就不能与格的标示符号结合。这些小品词的作用是终止一个形式，而连接性小品词thang在疑问动词形式中则位于疑问动词之前，以便把这些动词连接到时态小品词上。

连接性小品词thau和刚才讨论的thang性质很类似。因为我在这里只想探究缅甸语在总体上的特点，所以，我不准备逐一细述这两个小品词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此外还有一些连接性小品词，也能够在不新增任何含义的情况下被附加到动词形式上，随之取代thang和thau的位置。这样的小品词中有些还作他用，来表示虚拟式，所以只有依凭言语的前后关联才能确定它们的具体用法。

缅甸语中各个句子成分的顺序如下：首先是主语，然后是宾语，动词在最后；诸如此类的例子是：“神世界创造”，“国王对他的将军说”，“他我给”。在这种语序结构中，动词的位置显然是不符合其自然本质的，因为动词这个词类在理念顺序中的位置介于主语和宾语之间。缅甸语中动词占据这个位置是因为它事实上只是一个分词而已，这个分词总是在后面等待着结尾，它在自身中还包含一个小品词，其使命是连接后续的部分。因此，这样的动词形式并不像真正的动词那样构成句子，而是包容了一切先行的部分，并将它传递给后续部分。卡赖指出，缅甸语凭借这样的动词形式，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不中断地把诸多句子联结在一起。他还补充说，所有的纯缅甸语作品很大程度上都显示出这个特征。一个在前后排列的诸多句子中持续形成的完整思路把终点设得越远，语言就必须越加细心地用隶属性的结尾词来终结各个句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缅甸语都始终如一地奉行这个形式，总是把限定部分放在被限定部分之前。因此，缅甸语不这样说“鱼是在水里”：der Fisch ist im Wasser；“牧人赶着牛群走”：der Hirt geht mit den Kühen；“我吃加黄油煮的米饭”：ich esse Reis mit Butter gekocht；而是把这些说成im Wasser der Fisch ist：“在水里鱼是”；mit den Kühen der Hirt geht：“赶着牛群牧人走”；ich mit Reis gekocht Butter esse：“我加米饭煮的黄油吃”。如此一来，每一个插入句的最后总是出现一个不再需要后加任何限定成分的词。相比之下，范围更宽的限定成分通常总是位于范围更窄的限定成分之前。从由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书文中尤其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在英语版的基督教新约圣经中（21，2.）这样写道：and Nathanael of Cana in Galilee（“来自加里利的迦南地区的拿但业”），在缅甸语的译本中，这个句子的顺序就颠倒成：Galiläa des Distrikts Cana der Stadt Abkömmling Nathanael（“加里利的地区迦南的城市后裔拿但业”）。

把多个句子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手段是把这些句子变成一个复合词，在此类复合词中，每个句子都构成一个位于名词之前的形容词。例如，在对应于德语的“ich preise Gott, welcher alle Dinge geschaffen hat, welcher frei von Stünde ist u. s. f.”（“我赞美上帝，他创造了一切，他完美无瑕”等等）这些话里，这许许多多句子中的每一句都可以加上前面介绍过的小品词thau并通过它的连接功能与名词结合起来，而这个名词则位于这些句子中的最后一句之后。换言之，先行的诸多关系从句与跟在其后的名词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复合词；句子最后由动词（“我赞美”）来收尾。为了理解方便，缅甸语的文字用标点符号把这种长复合词中的每个具体成分都分隔开。有规律的语序给领会这种套叠的长句结构创造了便利条件，只是对待上述类型的句子必须从后向前逆向而行。然而，听到这样的句子时，在搞清楚遥遥领先的谓语究竟是与哪个词语有关之前，注意力是很难高度集中的。估计人们在日常语言中是会避免如此繁复的说话方式的。

缅甸语在结构中完全没有对套叠的长句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作出恰如其分的区分，从而也未能在排序上使受统领的句子位于统领性的句子之后；而是正相反，缅甸语的结构始终把受统领的句子纳入统领性的句子之中，于是，受统领的句子当然就必须先行于统领性的句子。这样一来，处理所有的句子的方式就都像对待单个的名词那样。比如说“ich habe gehört, dass du deine Bücher verkauft hast”（“我听说，你已经把你的书卖了”）这样一个德语句子，在缅甸语中的语序是反过来的，首先是“你的书”，其次是动词“卖”的现在完成时，然后再把宾格标示符号添加到动词上，最后用“我听说”结尾。

如果刚才作出的分析尝试成功地阐明了缅甸语是通过哪条轨道努力在言语中把思想聚结起来的，那么大家将会发现，缅甸语一方面并不缺乏语法形式，然而另一方面却未能构建起完善的语法形式。缅甸语由此看来实际上介于语言结构的两种类型之间。它原初的词结构就已经妨碍它构成真正的语法形式，因为缅甸语属于居住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那些部族讲的单音节语言。虽然这种构词特点未使每一个概念都被包含进一些紧密结合的语音之中并以此对这些语言更深层的结构产生影响。但这些语言形成单音节的特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器官有意识地根据自己个性的发展方向保持了单音节的特性。于是，每个音节都被逐一清晰地发出的方式便与这种个性的发展方向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由于标示关系概念的后缀不可能与具有物质意义的词融合起来，便渗透进了语言结构内部的最纵深之处。据莱登所言，^〔19〕印度支那的各个民族从巴利语吸收了大量的词，同时把每个单独的音节都作为一个特别的词来发，以此让所有这些词都与他们自己的独特发音相适应。这种特点必须被视为印度支那语言和汉语的标志性特征，在考察这些语言的结构时必须时时考虑到这种特征，因为所有语言都是以语音为出发点的，所有这种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基础。与这一特征连在一起的还有其他语言很少有的另一种特征：通过赋予词不同的声调来使它们更加丰富多彩、千姿百态。汉语的声调是以此著称的；如暹罗语和安南语这样的一些印度支那语言所拥有的声调量大之极，我们的耳朵几乎不可能把它们正确地区别开来。由于有了这些声调，言语变成了一种歌唱或吟诵，洛曾把暹罗语的声调比作音乐中的音阶。^〔20〕同时，这些声调还比真正的字母造成了更明显、更大量的方言差异。已有人断定，安南每一个重要的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相邻地区之间要进行交流有时必须向书面语言求助。^〔21〕缅甸语中这样的声调有两种，一种是文字中在词尾用竖排的两个圆点表示的长而柔和的声调，另外一种是在词后用一个圆点标出的短而急促的声调。如果把没有声调的发音计算在内的话，缅甸语里的同一个词有三个形态，而意义都多少有些不同，比如：pô，其意为“阻拦”、“堆积”“装满”，“一个长椭圆的篮子”；pô：，其意为“粘牢”、“捆扎”、“挂上”、“一只昆虫”、“蠕虫”；pô·，其意为“担负”、“带来”、“教导”、“教授”，“表示（如希望、祝福）”，“被扔到某物里面或上面”。又如：ñâ，其意为“我”；ñâ：其意为“五”、“一条鱼”。但并不是每个词都能够配上这样的不同声调的。某些结尾元音不能获得这两种声调中的任何一种，还有一些结尾元音只能获得其中的一种声调，而且仅仅能配那些结尾音是元音或鼻辅音的词。从后面一种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声调是元音的变化，与元音的关系密不可分。在缅甸语中，当两个单音节词组成一个复合词时，第一个词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声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在复合词里，发音也把音节如同独立的词那样相互断开。人们通常都把这些声调归因于单音节类型的语言需要尽可能增加语音结合形式的数量。不过，目的如此明确的方法是令人难以想像的。相反，更合乎常情的情况应该是：这些民族的器官和语音习惯原先就有多种多样的发音变化，为了能清晰地以这样的方式发音，音节便带有短暂停顿地被一个个送入耳中，而正是这样的一种习惯导致语言没有构成多音节的词。

因此，单音节的印度支那语言相互之间以及与汉语之间即使没有历史上的亲缘关系，也都通过它们的自然本质具有诸多共同的特点。不过，我在此的分析仅限于缅甸语，因为我对于目前其他印度支那语言的情况掌握的资料还不够，无法对它们着手研究。^〔22〕首先应当承认，缅甸语在表达主干词之间的关系时从不使它们的语音出现变化，言语的搭配组合也不以语法范畴为基础。其原因我们已在上文中看到，是因为缅甸语不在词上区分语法范畴，同一个词可归属几个语法范畴，对动词的自然本质认识不清，甚至一个小品词同时可用于动词和名词两个词类，以至于只能凭借词的意义才能断定有关的词到底属于动词和名词中的哪一类，在词的意义也不足以作为依据的时候，还必须借助言语中的关联才能得出结论。缅甸语中言语搭配组合的原则是标示出言语中的哪个词限定了另一词。缅甸语与汉语在这方面毫无二致。^〔23〕这里只举一个例子：缅甸语也同汉语一样，指定小品词中的一个只是负责安排结构，这个小品词同时兼有分隔和结合两种作用。thang与汉语的tchî（“之”）在安排结构的用法上显示出引人注目的类似之处。^〔24〕但与此同时，缅甸语与汉语之间又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这种区别既体现在对限定的不同理解上，也体现在用于标示的不同手段上。这里所说的限定即有两种情况，对它们作出细致的区分是至关重要的：其一是一个词受另一个词的统领，再者是一个在某些方面尚未确定的概念得到充实。按照词的范围和性质必须对它从质上加以限定，而按照词的因果关系，即看它是依附别的词还是支配别的词，只能对它作出相对的限定。^〔25〕汉语在结构中对上述两种限定情况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使它们在运用时各得其所。在汉语里，统领性的词先行于受统领的词，主语位于动词的前面，动词之后是直接宾语，最终才是跟在直接宾语后面的间接宾语，如果此时有间接宾语的话。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说，先行的词充实了尾随其后的词，而是位于主语和宾语中间的动词通过它们二者得到了完整的补充。直接宾语也同样是通过间接宾语得到了完整的补充。而另一方面，汉语把起充实作用的词始终放在概念尚未确定的词之前，比如形容词位于名词之前，副词位于动词之前，属格词位于主格词之前，在这些现象中明显可以看到与上文中统领性的词先于受统领的词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立的另一种方法。因为，恰恰是尚未确定的后置词在两个词中是统领性的词，如果按照前面的方法来类推的话，这个词必须占据前面的位置。也就是说，两条十分重要的却是相互对立的一般规律奠定了汉语结构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结构凭借动词的一种特殊地位来充分强调它同宾语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句子中，动词比其他词都重要，起统领的作用。缅甸语在句中主要成分的划分上运用上述第一条规律，把第二条规律运用于句中的次要成分。假如第二条规律与第一条规律相仿，那就会使形容词、副词、属格词各自跟在名词、动词、主格词的后面，如此一来，恰恰是从这里阐述的对立中产生出来的句子构成的谐调状态深受其害，而且，副词在动词之后占据的位置会使副词难以同宾语明确有别；但句子本身的排序，即构句的进展同语言知觉的内在活动之间的一致关系，却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干扰。关键在于要正确地树立“统领”这个概念；汉语结构中这个概念的地位很牢固，只有少数例外，这类例外属于任何语言中都有的、多多少少偏离了正常语序的现象。而缅甸语对于以上两种情况根本不作区分，它实际上只保持着一条结构规律，并恰恰忽略了两条规律中更重要的那条。虽然缅甸语中主语先行于宾语和动词，但动词却跟随在宾语之后。这种逆序倒是引起了疑问：缅甸语让主语先行的目的真是在于把它当作统领性的句子成分呢，还是只把它视为充实后面各部分的句子成分？很明显，是受统领的宾语被看作一个充实动词的限定成分，动词本身作为不确定的成分受到主语和宾语的全面限定，此后动词给句子收尾。随之不言而喻的就是，主语和宾语又各自在它们之前加上使自己得到充实的次要限定成分，上文中列举的例子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缅甸语和汉语在结构上的这种区别显然原因在于汉语对动词具有正确的看法，而缅甸语在动词的看法上有欠缺。汉语的结构显示出对真正的动词特有的功能的感觉。汉语将动词置于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句子中央，以此表达了动词对句子的控制，使它成为整个言语搭配组合的灵魂。尽管动词不出现任何语音变化，但汉语仍能够通过语序使动词唤起的生命和运动贯穿于全句的始终，从而使语言知觉的确立行为得到实施，或者至少表达出这种内在的感觉。缅甸语采取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方法。它的动词形式在有屈折变化的动词和分词之间摇摆不定，从其物质意义来看，这些动词形式实际上就是分词，不能纳入形式意义的范围，因为缅甸语的动词本身就没有任何形式可言。动词的主要功能在缅甸语中不但没有被表达出来，所谓动词形式特有的构成方法及其与名词明显的相似之处反而表明，说话者本身对动词的真正力量无动于衷。而另一方面，与汉语相比，缅甸语确实使用了多得多的小品词来标示动词，以便把动词与名词区分开来，这个现象看上去会让人比较吃惊，会认为缅甸语的动词的确是出自名副其实的范畴。不仅是这个现象本身无可非议，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它就更加显而易见，即缅甸语用于表达动词的变化形式都是同样也能够从物质意义上来领会的形式，而根本没有想到要给动词再配上纯粹的形式。而汉语中这类物质性的标示方式极为罕见，甚至常被完全弃置不用，但汉语借助正确的语序在言语中贯彻了一种看不见的形式。也许可以说，汉语拥有的外在语法越少，它拥有的内在语法就越多。汉语之中贯彻始终的语法观念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正确看法。这个观念使汉语建立起最基本的语序，汉语也必然把这种正确的语序作为工具来运用，使自己在民族的精神中得以持续发展。也许有人会对方才提出的观点产生异议，理由是屈折型语言中让动词位于宾语之后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此外，缅甸语也像屈折型语言一样，有专用的小品词来表示名词的格。但缅甸语在其他许多问题上表明，它完全缺乏清晰的词类观念，在词语的搭配组合中唯独采取的方法就是让词与词互相限定，这就使缅甸语事实上无法摆脱那种忽视句子构成的本质的语法观。对此提供证明的还有那一如既往的做法，即缅甸语里的所谓动词永远位于句子末尾。这个情况显得格外重要是因为上述第二个导致出现这种语序的原因，即在动词形式上可再附加一个新的句子，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缅甸语没有孕育出真正的套叠长句结构的自然本质，也不蕴含形成这种结构所必需的动词力量。缅甸语中明显缺乏与欧洲语言中的连词相似的小品词，若有这样的小品词的话就可通过多个句子的交织而使套叠的长句生气勃勃、丰富多彩。汉语在这方面恪守着自己语序的一般规律，如同让属格词位于主格词之前那样，也让作进一步限定和充实之用的句子位于被限定的句子之前，所以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汉语比缅甸语要高明得多。缅甸语里的句子就像直线一样并排地连接起来，但即便如此，这些句子也很少用能把它们结合起来的连词通串起来，这样的连词犹如德语中的und（“和”），按说可以保持住每个句子的独立性。而缅甸语中句子的相互结合是以一种使彼此的物质性内容交织在一起的方式。一般出现在被连接的句子的每个句尾的小品词thang就显示出这种结合方式：缅甸语用它总括起先行的部分，同时又总是为理解后续部分领路。不难看出，这种方式必然会导致表达上的笨重不堪，它的单调无味难免让人感到厌烦。

汉语和缅甸语用来标示语序的手段是相同的，都是采用句子中词的位置和专门的小品词。缅甸语的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其实并不需要如此严格的规律，因为大量标示关系的小品词已能为理解提供充分的保障。而缅甸语却愈加认真地保留着一如既往的语序。语序中唯有一处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即形容词既可被置于名词之前，也可被置于名词之后。但若是形容词占据名词前面的位置的话，必须要附加一个限定语序的小品词，由此可以看出，形容词跟随在名词之后才被视为真正自然的语序。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形容词和名词共同组成了一个复合词，但假如形容词在复合词中是先行成分的话，这个复合词永远也不会得到的变格应当被认为只属于在意义上受形容词限定的名词。在复合词中，名词性的和动词性的都一样，缅甸语一般都让充当类别概念的词在第一个成分中出现，位于其后第二位的一个加以说明的词具有更一般的意义（这个词可运用于多个类别概念）。动词的句式可以通过此类方式构成，或用“鱼”作为第一个词也可构成很多种鱼的名称，如此等等。如果缅甸语在其他情况下看上去似乎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如表达各种手工业者名称的词是由具有一般意义的“制造”作为第二个成分跟在他们各自工具的名称之后构成的。但难以定论的是，缅甸语在此到底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还是在关于类别概念的看法上具有另一种观念。在形容词位于名词之后的结合形式中，缅甸语让形容词发挥的也同样是说明一个类别概念的作用。而在这方面，汉语仍然忠实地遵守自己的一般规律。即使在复合词中，一个更需特别限定的词也仍然作为最后一个成分出现。如果以一种不太自然的方式用动词“看见”构成了，或更确切地说是代替了被动式的话，这个词此时位于主要概念之前，例如：“看见杀死”就是被杀死的意思。因为很多东西都可以被看见，所以，“杀死”的位置理应在先。而这种逆转的语序说明，“看见”在这里应该被看作后面的词的一种限定，也就是被想像成死的一种状态。其实，这种初看上去令人感到古怪的言词在以一种精美的巧妙方式标示语法关系。诸如表示农夫、书屋等含义的词都是以类似方式构成的。

缅甸语和汉语在言语的搭配组合中都一致用小品词来协助语序。这两种语言还有一个共同之处是，这类小品词中有些被指定只用来标示结构，而不增加任何物质意义。但也恰恰是在这些小品词中，存在着一个转折点，缅甸语在此与汉语的特点分手，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之处。缅甸语非常善于用中介概念来表示一个词与别的词的联想关系，这样就使此类小品词的数量多了起来，同时还使它们获得了某种完整性，虽然这种完整性还不是很系统。但缅甸语此外还致力把这些小品词和主干词之间建立起比同句子中的其他词更紧密的关系。诚然，逐个音节断开的发音方式和语言中的整体精神促使缅甸语中不可能形成具有真正统一性的词。但我们却已经看到，在有些情况下一个词会对紧随其后的另一个词产生影响，导致这个词出现辅音上的变化，而且在动词形式中，收尾的小品词thang和êng把动词性小品词与主干词连为一个整体。个别情况下，两个音节甚至缩合为一个音节。这样的缩合在汉语的文字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或许只能在发音上体现出来。在缅甸语的小品词中，即使是可被视为限定性的形容词的那些小品词，有如复数的标示符号，从来也不位于主干词的前面，而是始终位于它的后面，这个现象也反映出缅甸语对后缀的真正自然本质的一种感觉。汉语里则因不同的复数小品词而易，它们通常没有固定的位置。

缅甸语与汉语结构的差异倒是反映出缅甸语与梵语结构的相似。缅甸语与梵语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将此作为一个专门论题来进行阐述，却是多余之举。这两种语言的区别不单单在于小品词与名词拼接的紧密程度。通过缅甸语小品词与印度语后缀的比较，这两种语言的区别就尤为明显。缅甸语的小品词是有意义的词，同语言中的其他词毫无二致，虽然它们的大部分意义在这个民族成员的记忆中已经磨灭了。绝大部分的印度语后缀则是主观性的语音，也就只适于表示内在的关系。缅甸语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位于汉语和梵语两者的中间，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从来都不能被视为从这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之间的一个过渡点。每一种语言的生命根基都是一个民族的内在观念，即以何种方式将思想包容在语音之中。而这里比较的三个语系中的内在观念是截然不同的。虽然由古汉语经过近代汉语到缅甸语，小品词在数量上和运用的频繁程度上逐级显示出的是一种越来越靠近语法标示的趋势，可是，缅甸语在基本观念上与古汉语毕竟相差很远，古今汉语的基本观念倒是一脉相承的。汉语依靠的只是语序和浇铸在精神内部的语法形式印记。缅甸语在言语的搭配组合中并不以语序为基础，尽管它更是牢不可破地恪守着与它的表象方式相适应的语序。增添新概念是缅甸语把种种概念联系起来的中介手段，为了不让这种辅助手段在意义上陷入模棱两可的境地，缅甸语使用了必要的语序。因为这种中介性的概念只能是语法形式的表达，当然这样的表达方式也就会在缅甸语里出现。但与汉语和梵语相比，缅甸语在这方面的观念不那么清楚和明确。不如汉语的原因是，缅甸语所依靠的中介性概念使语言知觉意识不到有集中注意力的必要性，不及梵语是因为缅甸语没有把握好语音，不能完全构成真正具有统一性的词和名副其实的形式。但另一方面，缅甸语也不能算作黏着型语言，因为缅甸语的发音总是有意识地让音节断开。缅甸语的系统却比黏着型语言更纯，一致性也更强，虽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才与所有的屈折变化相距更远，当然，屈折变化也并非是从黏着型语言内部的渊源中产生出来的，而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已。

梵语或者从梵语衍生的方言多多少少都与印度周边地区所有民族的语言有过接触。十分诱人的是了解，各种不同的语言通过这种受到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大于受到政治状况和生活状况的影响的联系，相互之间处于怎样的状态。印度北部的巴利语是一种在形式上已失去很多语音区别的屈折型语言，这种语言随之加入了在主要特征上类似汉语的那些语言的行列，这也就意味着，此类接触是发生在丰富的语法标示形式和完全缺乏语法标示形式两种特点形成鲜明反差的不同语言类型之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仍为自己民族拥有的缅甸语在巴利语的巨大影响下改变了原来的形态，对此我不能赞同。多音节词的出现应归因于缅甸语自发地产生了构成复合词的倾向，而并不需要巴利语这样一个典范；小品词类似语法形式的用法同样也是缅甸语自己的发明。那些巴利语专家只是给缅甸语裹上了语法的外套，五花八门的格标示符号和给复合词划分的类别就明显反映出这一点。被他们与梵语中Karmadhâraya型相提并论的缅甸语复合词与那类梵语词毫无共性可言，因为，缅甸语中先行的形容词总是需要拼合一个小品词。从卡赖的语法来看，那些巴利语专家们好像没敢把他们自己的术语套用在缅甸语的动词上。可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否认会有这样的可能性：通过对巴利语的不断学习，缅甸语的文体和与之相关的语言特点可能变得与巴利语接近起来，并且变化可能还越来越大。不过，一种语言里真正的实体语音形式由于这种外来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只会出现在很有限的范围之内。相反，很容易受到影响的是内在的形式观念；种种语法观点，甚至语言知觉的力度和活跃程度，由于与更完善的语言相通连会得到改善和提高。而这一切在语言所允许的新的使用方法范围内，对语言产生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在缅甸语中也许尤为强烈，因为缅甸语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梵语已经很接近，缅甸语的主要不足只在于它没有能够正确地知觉这些组成部分，缅甸语本身是无法独自获得这种正确知觉的，因为它并不是源自这种知觉。在这种状态下，其他语言的观点可能会提供帮助。要做到这点，也许只需要将堆积起来的小品词舍弃一些，再逐渐地使一些小品词对应于某些特定的语法形式，同时在结构中更经常地使用已有的助动词，如此等等。但用这种方式不管如何去努力，也无法去除缅甸语独有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上述做法产生出来的结果听上去总归不像缅甸语。这里只举一例为证：用于同一个形式的几个小品词互相并不等同，而是在语言运用中各有细小的区别。所以在缅甸语中，处处都能够发现一些来自别的语言的成分。

所有的资料都证明，缅甸语和汉语在历史上似乎并不存在任何亲缘关系。据称，这两种语言只是共同拥有少量的词。不过，我还真想知道，是否需要对这个说法作更仔细的审查。显而易见的是，这两种语言的某些词，而且恰恰是属于语法类的词，在语音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在此我将这些词提供给对缅甸语和汉语有研究的行家。缅甸语中的名词和动词的复数标示符号是tô·和kra（发音是kya），而古今汉语中的复数标示符号是toû（“都”）和kiâi（“皆”）；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thang（发音是thi H.）与近代汉语中的ti（“的”）和古代汉语中的tchî（“之”）相对应；hri（发音是shi）等于动词sein（“是”），依雷米萨之见，该动词在汉语中同样是chi（“是”）。马礼逊和豪夫把这两个词都按照英语方式统统写成she。但汉语中的这个词既是代词，同时又是肯定小品词，所以，它的动词意义可能完全是来源于此。但这个来源并不会推翻刚才所说的两个词之间的亲缘关系。最后还有，两种语言用以表示可数的事物都是一个一般性的类别表达，缅甸语中是hku，汉语中是ko（“个”），都与德语词Stück（“个”等）相似。^〔26〕尽管这样的词数量并不大，但它们恰恰属于最能证实两种语言之间存在亲缘关系的结构部分。此外，无论汉语和缅甸语的种种语法差异如何大，它们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如何深，它们也不会有如缅甸语同他加禄语之间的差异那样悬殊，以至于两种语言之间根本没有丝毫亲缘关系可言。

注释

〔1〕　《东方宝库》（Fundgruben des Orients），Ⅲ，第283页。

〔2〕　缅甸人给自己取的名字叫Mranmâ。但这个词通常的写法是Mrammâ，发音是Byammâ［见《贾德森词典》有关词条（Judson. h. v.］。如果可以从组成此词的成分的意义来解释的话，那么它指的是有力、健壮的一类人。因为mran的意思是“（是）迅速的”，ma的意思是“（是）硬实的”、“（是）愉快的”、“（是）健康的”。很多习惯用来表示这个民族和国家的词语在写法上无疑都源自Mrammâ这个本土原词，在这些写法中，Barma和Barmanen是正确的形式。卡赖和贾德森把它们写成Burma和Burmanen，他们想表示的其实是辅音中固定带有的同一个语音，但这种表示方法是错误的，现在一般已经不使用了。也见贝格豪斯的《亚洲》（Asia）［Gotha，1832，第Ⅰ分册，第8编，“中南半岛”（Hinterindien），第77页］和莱登的著作［《亚洲研究》（Asiat res.），Ⅹ，第232页］。

〔3〕　塞兰布尔，《缅甸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Burman language），1814，第79页，第1节，第181页。此外请特别参看前言的第8、9页。这部语法是费利克斯·卡赖，即威廉·卡赖的长子撰写的。威廉·卡赖是曾在威廉堡学院（Collegium in Fort William）教过多种印度语言的老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一系列亚洲语言的语法书都是他作出的贡献。费利克斯·卡赖可惜已于1822年去世［见《亚洲杂志》（Journ. Asiat）Ⅲ，第59页］，他的父亲此后于1834年故去。

〔4〕　请见安德森写的有关语法字母表部分。

〔5〕　在这两种语言里，这种发音的改变都不会引起字母在书写形式上的更改，尽管缅甸语具有表示所有能发声的字母的符号，泰米尔语则与此有所不同。发音与文字不对应，是缅甸语中很常见的情况。在写给雅凯先生的一封有关波利尼西亚语字母的信中［载《新亚杂志》（Nouv. Journ. Asiat），Ⅸ，第500页］，我曾对单音节主干词中属于音形不对应的一些最主要的现象作出了大胆的猜测，例如书写形式kak的发音却是ket，我的估计是，保留下与发音相异的文字是出自词源上的原因，至今我还是这个看法。依我之见，这个现象的关键在于发音是逐渐拉开与文字的距离的，而为了让词的形态保留住原来的样子，文字却没有跟着语音发生变化。莱登看上去对这个问题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参看《亚洲研究》（Asiat res.），Ⅹ，第237页］，缅甸人的发音比起阿拉坎（Aracan，贾德森称之为Rarñ）的居民鲁克亨人来，要更柔和、更不清晰些，与目前使用的正字法也相距更远。而这个解释的确再也恰当不过了。在上面引用的例子里若是以前并不真的是发kak的音，那么这个词尾就不会有这种写法。最近，莱普修斯先生在他关于把古代文字学用作语言研究工具的论著中作出了有洞察力的评论和细致的观察（见其中的第6、7、89页），他充分地论证了一个原则：任何时期都没有在发音中出现过的语言成分绝不会被用文字表达出来。只是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讲的话，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许多有说服力的例子证明，再清楚易懂的文字也不会总是把全部发音体现得惟妙惟肖。卡赖认为，缅甸语里的这类语音变化完全是由于发音变得粗略而引起的，对此他明确指出，与书写形式不符的单音节词的词尾在发音上非常含混不清，令听觉难以分辨。甚至在这类情况下，鄂化鼻音在词的末尾时一般都被省略发音了。因此而产生的现象是：可用于多种语法关系的音节可书写成thang，这个音节的发音按卡赖的说法有时是theen（即ee在为长音i，见其以上著作第20页之后的列表），有时是thee（见第36页，第105节），而根据豪夫的《英语—缅甸语词典》（Englisch-Barmanisches Wörterbuch），通常的发音是the（第4页），也就使简略形式似乎时强时弱起来。在另外一个地方从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书写形式保存的方言源自一种方言，据估计是一种可能更古老的方言。动词“是”写作hri，缅甸人发成shi音。而在阿拉坎地区却不同，动词“是”的音发成hi，这个省的部落据说要比缅甸人更历史悠久，而且开化也更早。见莱登，《亚洲研究》（Asiat res.），Ⅹ，第222页，第237页。(www.xing528.com)

〔6〕　即根据豪夫的说法，r有时的发音像f，有时的发音像y，似乎没有固定的规则。克拉普罗特［见《亚洲多语志》，（Asia polyglotta），第369页］按照法语的发音把这个词写作，jî，但没有说明他是从哪里获得那些缅甸语的词的。由于发音常常偏离书写形式，我在此完全按照书写形式来写缅甸语的词，这样，我援引的每一个词按照本书开头对缅甸语字母改写方法作出的解释都可以一一还原为缅甸语的书写符号。我还用插入语的方式列出了偏离书与形式的发音和我所了解的确切情况。标有H的地方，说明发音是由豪夫提供的。克拉普罗特在《亚洲多语志》（Asia polyglotta）中依据的是文字还是发音，情况无法确定。比如在第375页上，“舌头”的写法是la，“手”的写法是lek。但第一个词的书写形式应该是hlyâ，发音是shyâ，而第二个词的书写形式是lak，发音是let。他用于表示“舌头”的ma在我的多本词典中根本就找不到。

〔7〕　卡赖撰写的语法没有划分出复合词的这个类别，对此也没有专门论及。但凡是仔细地在缅甸语词典中进行考证的人，就自然会发现此类复合词。贾德森好像也暗示了这类复合词的存在，他在解释pañ时指出，这个词只用于与意义类似的词组成的复合词。为了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在此我再举一些例子为证：

chî：和chi：-nañ：的意思是“骑在……上行走或行驶”，nañ：（neñ：H.）单独意指“踏上”；

tup（tôk，卡赖认为o的发音与英语中的yoke相同，豪夫却认为与英语中的go相同）和tup-kwa的意思是“跪”，kwa单独意指“（是）低矮的”；

nâ和nâ-hka（nâ-ga）的意思是“倾听、注意”，hka单独意指“拿取”、“接受”；

pañ（peñH.）和pañ-pan：的意思是“（是）疲乏的”、“（是）精疲力尽的”，pan：单独的意思完全相同。pañ-hrâ：具有相同的含义，其中的hrâ：（shâ：）单独意指“向后退”，但也表示“少量存在”；

rang（yî）的意思是“回忆”、“集中思想于……”、“观察”、“思考”，它的近义词一个是rang-hchauñ，但其中包含的“以……为目标”和“强调”的意义更加确定，hchauñ单独意指“携带”、“拿着”、“完成”。另一个近义词是rang-pê：，pê：单独的意思是“给”；

hrâ（shâ）的意思是“寻找”、“寻求”，hrâ-kra（shâ-gya）也具有同样的意义，kra单独意指“思维”、“考虑”、“查看”、“打算”；

kan和kan-kwak的意思是“妨碍”、“堵塞”、“挫败”，kwak（kwet）单独意指“围成一个圈子”“确定界限”；

chang（chî）和chang-kâ：的意思是“（是）数量很多的”、“（是）绰绰有余的”，kâ：单独意指“展开”、“扩大”、“分散开”；

ram：（ran，其中元音的发音同英语pan）和ram：-hcha的意思是“劝告”、“尝试”、“研究”，hcha单独意指“考虑”“有疑虑”。taû单独或者与hcha结合起来都意指“劝告”，却不单独使用；

pa和pa-tha的意思是“向恶神供奉、祭祀”，tha单独意指“重做”、“制造”，但其意也可以是“携带”、“呈献”。

在以上列举的例子中，我尽量对那些带有相同重音的词加以比较。虽然我所掌握的材料还不能提供证明，但带有不同重音的词可能也关系到词源，若是这样的话，此类复合词的数量就会大增，而且，有时候也会便于推导那些与复合词在意义上更接近的根。

〔8〕　贾德森是如此解释ama这个词的（参看ma）。但这个词的意义他只列出“女人”、“姐姐”、“姐妹”；在他的书中表示“母亲”的词是ami。

〔9〕　卡赖把这个词在他论著的第144页第8节写成hkrañ，也未标出它的重音。我采用的是贾德森的写法。

〔10〕　豪夫的写法是a-kun：。这个词的意义出自动词kun的含义：“结束”，但也用来表示“精疲力竭”。

〔11〕　卡赖，第116页，第112节；贾德森，词条chim·。

〔12〕　卡赖在他撰写的语法书中曾经多次（第96页，第34节，第110页，第92、93节）明确指出过这一点。他断定，这个词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个说法是否有充分依据。

〔13〕　第115页，第110节。其他可参考的地方是：第67页，第74页，第75节，第162页，第4节，第169页，第24节，第170页，第25节，第173页。

〔14〕　第96页，第34节。

〔15〕　如在《约翰福音书》（Evangelium Johannis）（22，2）中，hrikra-êng（shi-gya-î）的意思是“他（她）们是或者曾是”。

〔16〕　卡赖，第79页，第1节，第96页，第37节，第44、46页。豪夫，第14页。贾德森，参看词条êng。

〔17〕　布诺夫和拉森，《论巴利语》（Essai sur 1e Pali），第136、137页。

〔18〕　第109页，第88节。

〔19〕　《亚洲研究》（Asiat res.），Ⅹ，第222、270页。

〔20〕　《泰语或暹罗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Thai or Siamese Language），第12—19页。

〔21〕　《亚洲研究》（Asiat res.），Ⅹ，第222、270页。

〔22〕　虽然洛对暹罗语作出过极其重要的阐释，但只要大家读一下布诺夫在《新亚杂志》［（Nouv. Journ. Asiat）Ⅳ，第210页］中对洛著述的精彩评论，就会感到洛的论述更加富有教益。只是，他对暹罗语语法的大部分阐释过于简短，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出规则，而只举例子，甚至未对这些例子进行恰当的分析。关于安南语的资料，我掌握的只有莱登写的那篇论文［《亚洲研究》（Asiat res.），Ⅹ，第158页］，这篇论文很有价值，但它已经不能满足当今语言学研究的要求了。

〔23〕　请见我写给阿贝尔—雷米萨的信，第31、31—34页。

〔24〕　请见我写给阿贝尔—雷米萨的信，第31、31—34页。

〔25〕　我在致阿贝尔—雷米萨的信中（第41、42页）对完整补充一个概念作出的解释是把一个定义范围较宽的概念限定为一个定义范围较窄的概念。这两种说法在这里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因为，形容词完整地补充了名词的概念，而且在每一次的使用中，形容词的意义都从宽泛的领域转入一个有限的范围。副词与动词的关系也同样是这种情况。不太明确的是属格关系。不过这里照样可以认为，处于属格关系的各个词由多种可能的关系被限定为某一种关系。

〔26〕　见本书第一卷，第253页，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