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样一些语言无法轻而易举地就阐述清楚。因为它们也像那些十分规律的语言一样朝着相同的终极目标努力，却不能在相同程度上或者在正确的道路上到达目的地，所以它们的结构没有那么明确地显示出前后的一致性。在上文中，除了缺乏一切语法形式的汉语外，我们提出了语言为了实现构成句子的目的采用的三种可能形式，即屈折形式、黏着形式和编插形式。所有的语言本身都带着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形式，在评判它们相对而言的优点时，取决于它们怎样将那些抽象形式纳入它们的具体形式中去。或进一步说：什么是这种采纳或者混合的原则？我不揣冒昧地认为，对这些可能的抽象语言形式和确实存在的具体语言形式加以区分将有助于缓解对把有些语言提升为十分合理的语言，并同时宣判另一些语言为不太完善的语言这种做法的困惑。因为在这些抽象的语言形式中，屈折形式能被称作绝无仅有的正确形式是不容置疑的。由此而对其他形式所作的判断却不是在相同的程度上切合目前存在的语言的具体情况，在这些语言中不仅仅是有一个那样的形式占统治地位，而且还总有一个明显朝着正确的形式所作的努力在活跃着。但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还需要一番更详细的讨论来阐明理由。
拥有多种语言知识的人或许普遍有这样的感觉，只要这些语言处于相同的文明发展程度，每种语言就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而不能认为这一种语言的优点比另一种语言的更高明。以上的观察所提出的见解却正好与此相反；而且在许多人看来，这一见解比以上观察首先努力证实的各种语言和民族的精神能力有着充满生气和不可分割的关系更无法让人接受。这个对语言作出的不公正的评价因此也似乎涉及到这些民族。但这里却需要作一个更明确的区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示过，各种语言的优点虽然一般取决于精神活动的能量，可是还尤为取决于这种精神活动特有的、对通过语音形成思想的倾向。一种不够完善的语言因此首先证明了这个民族在这方面的欲望比较弱，而这并不因此就是对这个民族的其他心智优势作出的判断。我们处处都首先从语言的结构出发，并且在评价它时也只是停留在它本身。只是这种结构在程度上会在这种语言中比在那种语言中更优越，梵文的结构比汉语更优越，希腊语的结构比阿拉伯语更优越，不持偏见的研究者很难否认这些。不管人们想怎样尝试将优点与优点相互比较衡量，然而，或许总是还要承认，精神发展赋予这一些语言比那一些语言更卓有成效的原则。假如不想把由此得出的这些不同结论扩展到这些语言的反作用和创造语言的（只要它还在人的能力范围中）民族心智上去的话，人们就会错误地认识精神和语言的全部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本考察所提出的见解完全成立。但对此还可提出的异议是，语言的各种优点首先也都能够促进各种心智的方方面面，再说民族的精神资质本身的混合和性质很不相同，要远远超过在程度上对它们能够作出的测定。这两点都不可否认是正确的。但各种语言真正的优点却必须在它们全面和协调地发挥作用的力量中去寻找。语言是精神活动需要的工具，是它不断前进的轨道。因此，只有当语言朝着每个方向都方便地和激励性地伴随着精神活动时和把精神活动移至中心位置，并使它的每种类型从这个中心位置都能协调地展开时，语言才真正产生积极的影响。故而，即使人们愿意承认汉语的形式也许比任何一种语言都更强调纯粹的思想的力量，并正是因为它除去了所有细小的、妨碍性的连接音，使得心灵更专一和集中注意力地面向思想，甚至当读上少数几篇汉语的文章就会使这种确信上升为赞叹时，这种语言最坚决的捍卫者却也很难声称，汉语把精神活动引到了真正的中心位置，并使诗歌和哲学、科学研究和讲演随之令人称心如意地蓬勃兴盛起来。
无论我从哪个观察角度出发，我都不得不把在形式上十分有规律的语言与在形式上偏离那种规律性的语言明确和直言不讳地确定为决然的对立面。我内心深处不可动摇地坚信，这只是表达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使是那些出现偏离现象的语言显示的各种优点的卓越性，它们技术结构的艺术性，没有被忽视或被低估，只是人们否认它具有同样有条不紊、同样全面和协调地通过自身对精神产生影响的能力。没有人比我更不愿意在评价任何一种语言时，即使是最原始的野蛮人的语言，去诅咒它。我不仅会把这样的评价看作是对人类所特有的资质的侮辱，而且还认为它与通过周密思考和经验对语言所作出的所有正确见解格格不入。因为每种语言都是人类那种原本的天赋语言资质的写照，为了有能力实现那些每种语言都必须起码达到的最简单的目的，人们总是要求建立一种人造的结构，并使对它的学习有必要借助对它的研究；大家却还没想到的是，每种语言除了它们已经发展出来的部分之外还具有让自己灵活精巧和造就越来越丰富的高超想法的无限能力。在这里所说的一切情况中，我只把限于自身范围的民族作为前提。但各民族还吸收外来的发展因素，他们的精神活动由此而得到补充，但这并不归功于他们自己的语言，而相反是为扩展他们语言特性的范围服务的。因为每种语言都具有将一切吸收到自身之中又从自身给一切赋予表达的可塑性。它对人来说，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是绝对的障碍。出现的差别只是，提高力量和扩展理念的出发点是在于它本身之内还是在它之外。换言之，它对此是起激励作用，还是几乎只是被动和消极地作为附加作用出现。
假如有这么一个区别存在于语言之中，那么问题是，从哪些标志可以看出这个差别？我恰恰在构成句子的语法方式中寻找这个区别，这个做法可能看上去是片面和不符合这个概念的丰富内涵的。因此，把区别局限于此范围之中绝非我的本意，因为它在每个成分和每种连接中都同样活跃地存在。但我有意要回到组成了语言的坚实基础和同样对发展种种概念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那种因素上去。各种概念的逻辑编排，它们的明确分界，它们相互关系的确切说明组成了精神活动所有的表达，也是最高级的表达，所不可缺乏的基础，但每个人也都会明白，这在根本上取决于不同的语言方法。正确的语言方法使正确的思想轻松而自然地顺畅进展，其他的方法会产生需要克服的困难或者至少会使语言提供不了同样的辅助手段。产生出三类不同处理方法的同一个精神状态也自动地延伸到其余所有语言成分的形式建立上，而只是首先在句子的构造这个方面能被认识到。而且最终也恰恰是语言结构能特别切合实际地表明这些特点，对于致力在语言里已形成的事实中，即从尚可辨认的历史材料中发掘语言赋予精神的或语言呈现在精神面前的内在形式的考察来说，这种状态尤为重要。(www.xing528.com)
注释
〔1〕 上文第XXI、XXII、L、LIII—LV页。（此为原文页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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