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语言的特点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然而，正如我们到现在为止大致观察到的那样，语法结构和语言的所有外部结构还远远没有穷尽语言的实质，它独有的和真正的特点还建立在一些更精细的、隐蔽得更深的和分析更难涉足的东西之上。但那些至此主要观察的对象总是更精美和更崇高的东西会予以扎根的必要和可靠的基础。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一点，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语言的一般发展过程。在形式的构成阶段中，各民族更多地是关心语言，而不是语言的目的，即语言应该表示的东西。各民族竭力地表达思想，而这种强烈愿望与已获得成功的东西的激发推动作用结合在一起，产生和保持着语言的创造力量。如果可以作个比喻的话，语言的产生就像在物理世界里一个水晶体结在另一个水晶体上。这种形成是逐渐进行的，但却遵循一个法则。这个最初更主要地是面向语言，而不是面向精神活跃的创造的方向，是不可避免的；越是处在早期阶段形式就越丰富的那些语言本身也出现这种情况。在有些语言中，这些丰富的形式明显地超出了思想的需要，因此在同族系的语言受到更成熟的精神形式的影响而经历的转变中衰减了。如果这种水晶体的形成终止的话，语言几乎也就完成了。工具已经存在，使用它和把自己放置入内就是精神的事了。事实上也是如此；通过精神用这种工具来表达自己的各种不同方式，语言获得了色彩和特点。

假如有人把我在这里为了明确加以区别而决然分开的东西也认为在自然本质上就有这种不同的话，此间就会出现很大的困惑。精神不间断的活动也在使用上对于语言真正的结构和原本的形式结构有着一定的、持续的影响；只是这个影响比较精细，有时不能一眼看透。也没有一个人类或民族的阶段能被看作是单纯和有意地发展语言的。语言是通过说话形成的，而说话是思想或感觉的表达。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使它的语言得到了色彩和特点的一个民族思维和知觉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对语言起作用。相反可以肯定的是，一种语言在它的语法结构中推进得越远，需要作出新的抉择的情况出现得就越少，为思想表达所作的努力因此也就减弱了；而思想使用现成的东西越多，它创造的欲望也就越退化，与此同步的还有它的创造力。另一方面，构造出来的材料的数量在增加，这些随之对精神起反作用的大量外部事物履行着它们特有的法则，阻止智力自由和独立地起作用。在这两个方面中存在着在上述的区别中不属于主观见解，而属于事物真正实质的东西。为了更准确地跟踪精神融入语言的轨迹，仍然要把语言中属于固定和外部特点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结构与内部的特点区别开来。这种内部的特点犹如居住在语言内部的心灵，产生出就像我们开始掌握一门语言时每种语言都以它特有的方式来触动我们的那种效果。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效果对于外部结构来说是陌生的。语言的个性生命在语言所有的纤维中延伸，并渗透了所有的语音成分。应该注意的只是，那个形式王国不是语言研究者要探讨的唯一领域，语言研究者至少不能不认清语言中还有更高层次和更为原本的东西，他对这无法观察透彻的地方，必须加以推测。在一个分布很广和有很多分支的语系的各种语言中，这里所说的情况能找到很多简明的实例。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构词和词语搭配拥有一个很相近的和具有很多相同之处的组织结构。但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它们个性特点的差异，这种不同不仅是在语言中显而易见的民族性格的不同，而且还深深地扎根在语言之中，并决定了每种语言特有的结构。因此，我对这个如上所述发展出语言结构的原则与语言真正的特点之间的区别在这里还要继续进行阐述，并不揣冒昧地认为，可以肯定，这个区别既不能被看作是鲜明的，也不能错误地被看作是单纯主观的。

只要我们把语言的特点与有机组织相对立，那么，为了更清楚地观察各种语言的特点，我们必须去关注语言结构完善后的状态。对于瞬息间总有新产物出现的语言本身的惊喜渐渐在减弱。民族的活动从语言更多地转到对它的使用，而语言以特有的民族精神开辟了一条运行轨道，在这条轨道上，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自称独立于另外一部分，但每一部分都很乐意得到另一部分激励性的协助。赞赏和乐趣此时就转向了出色地表达出具体内容。歌曲、祷告、格言、故事为把语言从易逝的谈话短暂性那里夺过来作出了努力，它们被保存下来，并被加以修改和仿做。它们成为文学的基础；精神和语言的这种造作渐渐从整个民族转向个人，语言渐渐掌握在人民中的诗人及教师手中，人民渐渐与他们对立起来。这样，语言获得了一种双重的形态，只要这种对立保持其正确的关系，从这种形态中就产生出语言两个相互补充的、力量和提纯的渊源。

除了这些在他们的著作中生动地塑造语言的创作者外，出现了真正的语法家，他们最后协助完善了有机组织。他们的任务不是创造；依靠语法家，一种语言里已经缺乏的屈折变化和起始音、结尾音的拼合仍不会在大众中间普及。但他们挑出那些不统一性，将它们不是普遍化，就是清除出去，并填补剩余的空缺。他们首先列出所收集的全部有关情况，使屈折变化语言中的变位和变格的模式完全能有理有据地从这些情况中推断出来。在他们从呈现在他们自己面前取之不尽的语言宝库中汲取的同时，成为这个领域的立法者。因为他们实际上首先将这样的模式的概念引入了意识，而因此使那些已经丧失意义的形式通过它们在这模式中所占据的地位而重新获得了意义。对同一种语言的这种加工处理可在不同的时期相继出现；但如果语言仍应该同时既是大众化又是体现文化素养的，它就必须不断有规律地从人民流向作家和语法家，并从他们反流向人民。

只要一个民族的精神以其生气勃勃的特点在自身内部和对语言发生作用，这种语言就会更精美和更丰富，这种精美和丰富又对精神产生一个推动性的影响。在这方面却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语言几乎超出了精神，而精神本身却发生萎缩，不再具有自我创造力，并用从真正富有意义的语言使用中产生出来的措辞和形式耍着越来越空洞的把戏。那么，这就是语言的第二种退化，假如把它外部形成欲望的逐渐衰歇看成是第一种退化的话。在出现第二种退化时，特点的花朵凋谢了，但语言和民族的这种特点可以通过个别伟人的天才被唤醒和升华。

语言尤其在它文学的各个历史阶段和走向文学的准备时期发展出它自己的特点。因为语言这才从日常的物质生活那里撤退并上升为一种纯粹的思想发展和自由的描述。但看上去显得十分奇妙的是，各种语言除了它们外部的有机组织赋予它们的特点之外，还可能有一个专门的特点，因为每种语言都注定要作为工具为完全不同的人的个性服务。因为即便不考虑性别和年龄差别的话，那么一个民族或许也包括了人类特有的一切细微差别。即使是那些从同一方向出发从事同一活动者在从事此活动和使其对自己产生反作用的方式中也有区别。但对于语言来说这种差异还在增大，因为语言深入到精神和情感最隐秘的褶皱中。每个人都用语言来表达他最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因为语言总是以某个个人为出发点，每个人首先只为自己而使用它。尽管如此，它能满足每个人的这个要求，只要仍然还很贫乏微薄的话语从总体上能够满足表达最内心的感觉的渴望的话。但也不能说，语言作为最一般的功能器官把这些差别相互抵消了。它的确是在这一人的个性和另一人的个性之间架设了桥梁和沟通了相互的理解；但它还更加扩大了这种区别，因为它通过解释和进一步细化这些概念使人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区别是怎样在原本的精神资质中扎根的。做到为表达这么不同的各种个人特性服务的可能性因而看上去是以语言全无特点可言的性质为前提的，但对此语言决不负任何责任。它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决然不同的特性，作为在同一民族中的一种语言它把自己分为无数多的语言，并作为这许许多多种语言面对着带有某种特点的其他民族的各种语言又合为一种。每个人是如何不同地接受和使用母语，假如日常生活没有清楚地显示这些的话，可以在把各位著名作家进行比较时发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几种语言的特点差异，例如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它们相互比较时一眼便可看出。

假如人们更深入细致地考察语言是怎样将这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的，那么它之所以能给各种完全不同的个性充当功能器官完全在于它最深的自然本质。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语言的组成部分——词，它既不像一个实体那样告知已经形成的东西，也并不包含一个封闭的概念，而只是促使独立的力量只以特定的方法来建立这个概念。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不是通过托付给事物的符号，也不是通过相互规定精确和完整地说出同一个概念，而是通过他们在相互的思想内部触及了种种感性表象和内在的概念创造组成的链条上相同的一个环节，弹响了他们精神乐器上相同的一个按键，随此之后在每个人脑中产生出相应的，但却不是相同的一些概念来。只有在这样的有限范围之内和附带着这样的一些离散歧异，人们才汇聚在同一个词上。在为最普通的事物命名时，例如一匹马，人们都指同一种动物，但每个人都把一个不同的表象放置于这个概念之下，或更着重感性或更出自心智，或更活生生地作为一个事物或者更接近僵死的符号等等。因而在一些语言的形成阶段对相同的事物产生了一批表达方式。用于设想这个事物的特点也同样很多，这多个特点的表达被用来代表这个事物。假如现在用这个方法触及了这根链条上的环节、这件乐器上的按键，那么这个整体就全部颤动起来；作为概念从心灵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与最大范围地环绕着这个具体链环而出现的一切是协调一致的。由词在不同的人那里唤起的表象带着每个个人特性的印记，却被所有人用同一个音来表示。

存在于同一民族之内的各种个人特性却包含着一个民族的同形性，这一同形性又把每个个人的秉性与另一民族中的类似秉性相互区别开来。从这个同形性和从这个每种语言都具有的特殊激发力中产生出了每种语言的特点。每种语言都通过民族的特性而获得某种特性，并以同样的方式对这个民族的特性起反作用。民族的特点尽管通过共同的居住地和从事活动的集体得以保持和加强，并还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出来；但民族特点的真正基础建立在相同的、一般要从共同的起源来加以解释的天生资质上。在共同的起源中肯定还存在着讳莫如深的千百种不同的肉体与精神力量的联系，构成了每个人个性的实质。可能存在的问题只是：是否就没有其他对相同的天生资质的解释方式了？对此绝不能将语言排除在外。因为语言中音和义的结合和那个资质一样玄妙莫测。人们可以尽量切分概念，把词拆开，但并不因此就接近思想究竟是如何与词结合在一起的秘密了。就它们与个人特性的实质最原本的关系来看，所有民族特性的基础和语言之间有着直接的共同点。语言只是起的作用更明显和更强烈，并且一个民族的概念首先要建立在它之上。因为人体内的人类本性的发展是依附于语言的发展的，这样，通过语言甚至直接产生了民族的概念，即作为一个以某种方式构造语言的人类群体的概念。

但语言也拥有异化和兼并的力量，并通过自己表明民族的特点，甚至在不同类别的起源情况下。这点首先区分出了家庭和民族。在前者中可看到各个成员实际的亲缘关系；即使同一个家庭也能在两个不同的民族中继续兴旺。而这对民族来说就难说了，对分布很广的那些民族来说重要的是要调查：是否所有说这些语言的人都具有共同的起源，或者是否他们这种同形性是受到以相同形式起作用的原因的影响而从最初的、与在同一地表上的分布有关的天生资质中产生出来的？但在我们看来十分玄妙莫测的最初原因不管是什么，都可以肯定，是语言的发展才把民族的差异带进了比较清澈的精神领域。这些民族差异通过语言而被意识到，并从语言获得了对象，它们在此之中必然会明晰地显露出来，并更容易被人清楚地认识到。同时，这些民族差异本身在此之中也显然发展得更细致和更明确。因为在语言赋予人以聪明才智直至他可达到的程度的同时，越来越脱离开尚未发展的感觉里的模糊区域。通过这样的途径，作为这种发展工具的那些语言本身这时获得了某种特点，使得民族的特点能更好地从语言，而不是仅仅从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行动体现出来。如果一些缺少文学的、我们对其语言使用探讨得还不够深的民族使我们看起来要比它们本身实际情况更同形的话，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不能看清区别它们的特征，是因为不是使我们能认识它们的媒介物把它们传送给我们的。

如果把语言的特点与能够典型代表某一种语言的外部形式区分开来，并把两者加以对照，那么这个特点就存在于思想与语音的结合方式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个特点似乎就是在语言中安家的精神，就像给一个从它产生出来的躯体那样赋予语言以灵魂。它是民族精神特点持续发展的自然结果。民族总是通过相同的个人方式接受词的一般含义，并附带上同样的补充思想和感受，按照相同的方向组合理念和按照它自己心智的大胆程度与理解的能力之间同样的比例关系自由地进行词语搭配。与此同时，民族授予语言一种特有的色彩和格调，这些色彩和格调使语言定形，并且在相同的轨道上产生反作用。因此，从每种语言都可以追溯到民族特点上去。即使是野蛮和未开化的民族的语言也带有这种痕迹，并由此能让人看到在缺乏素养的这个阶段本不能期待出现的心智特征。美洲土著人的各种语言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它们富有大胆的比喻，正确的但出乎意料的概念编排，还有大量无生的事物通过巧妙地看待它们对想像力产生作用的实质的方法被置入有生物种的行列之中的情况等等。因为这些语言在语法上没有性的区别，但却在极其广泛的范围里重视有生之物和无生之物的区别，所以这些语言的有关看法源自语法上的处理方法。如果它们把日月星辰与人和动物放入同一语法类别的话，显然是因为把前者看作是通过自己力量运动的，并且也可能是居高临下主宰人的命运的和带有人性的物体。若在这个意义上通览一下这些民族的土话的词典的话，会得到一种独特地观察到形形色色现象的愉快享受；假如同时想到，坚持不懈地分析这些语言的形式的尝试，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那样，会使产生出语言结构的精神组织得以发现，那么所有枯燥无味的东西和平淡干巴的东西就都会从语言研究中消失了。语言研究的每个部分都能追溯到内部的精神形态，这种精神形态世世代代都是最深的理念、最丰富的思想和最高尚的情感的载体。

一些民族的特性标志我们只能在其语言的零星部分发现，他们特性的总体画面我们却很难或者永远无法绘出。如果这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的话，那么也许只有在各民族将他们的世界观置入一个多多少少已有所发展的文学或者以一个连贯的言语表达浇铸进语言的地方才有这种可能。原因在于，为了使言语的各个具体成分有效和由于那些无法回溯到语法规则上去的连接成分存在细微差别，言语中含有无数不能确保本来面貌的东西，一旦言语被分解成具体成分的话。一个词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它所处的关系才发挥全部效果。这种类型的语言研究因而要求对存在于一种语言中的文字丰碑作一种评判性的精确处理，这种语言研究在对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们所作的语文学探讨中能找到现成而且出色的材料。因为虽然对整个语言本身的研究就是语文学探讨最高层次的观察角度，但这种探讨仍然首先从在语言中留下的丰碑着手，致力于尽可能纯正地忠实地建立和保存这些丰碑，并用它们来对古代作可靠的了解。分析一种语言，并寻找它与有亲缘关系的语言的关系，只有在这条路上才能对其结构作出解释，尽管这一切必须仍然与处理那些语言丰碑紧密地结合起来；然而语言研究明显有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们要求不同的才能，也直接产生不同的结果。用这种方法来区分语言学和语文学，并只给予后者一个较狭隘的意义，也许并非是错误的，人们通常习惯把这个较狭隘的意义与语文学连在一起，但它在过去的几年中，尤其在法国和英国，被延伸到从事任何语言的每一项研究工作上。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里谈及的语言研究只能把在上述意义上对语言丰碑所作的真正语文学探讨作为依据。那些在以往的几个世纪中使这个博学多识的学科备受推崇的大师们以认真仔细的忠实态度评定每个作家的语言使用，直至考察语音最微小的变化，探明语言持续不断地受到精神个性的重大影响并提供了对这种关系的观察，通过这样的观察才同时有可能找到体现这种关系的一个个要点。人们同时可以了解，什么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区和这个个人，以及一般的语言是怎样把这些区别包括进去的。对这些具体细节的认识却总是由对整体的印象伴随着，而整体现象也并没由于分析而丧失其特性。

显然对语言产生作用的还不仅仅是原本的民族特性资质，而且还有每个由时间带来的内部方向的改变和每个提高或压抑民族心灵和精神活力的外部事件，但主要是杰出人物所起的推动作用。语言作为精神和大自然永久的媒介物总是按照前者的各种层次的变化改变着自己，只是这些变化的轨迹变得越来越细微和越来越难以在具体细节上发现，而只有通过总体印象才能看到实际情况。没有一个民族能用属于它自己的精神使另一个民族的语言生动和丰富起来，而又不使它因此而变成另一种不同的语言。前面已指出的有关所有个性的情况，在此也同样适用。故而，在不同的个性之间，仍然可有多条轨道在同一个目标会合，这是因为每个个性都沿循着某一条特定的轨道，所以排斥其他所有的轨道。各种语言特点的区别因此不必非要存在于这种语言凌驾于那种语言的绝对优越之中。但要认识这样一种特点形成的可能性却还要求更仔细地去观察一个民族为了给自己的语言盖上这样的印记而确立下的在内心深处处理语言的立足点。

假如一种语言仅仅用于日常生活需要的话，话语就只会成为需要表达的决定或者渴望的代表了，那就根本谈不上语言含有一种内在的、允许各种差异可能性的看法。物质性的事物或行为在说话人和答话人的表象中会马上并直接代替词的位置。一种真正是这样的语言幸好不可能在总是思维着和感觉着的人体内存在。能与它相提并论的最多是那种属于完全不同民族的和操着不同土语的人的交往构成的语言混杂现象，尤其是在海港，例如地中海海岸使用的混合语。此外，个人的看法和感情总是同时声称它们的权利；甚至非常有可能的是，语言最初的使用，假如能够追溯到这一步的话，曾仅仅是感觉的表达。我已经在上面（第LXXV页）（此为原文页码——译者注）对从个人缺少帮助来解释语言的起源提出了反对意见。在任何生物之间，结群的欲望都不是产生于缺少帮助。最强大的动物——象，同时也是最喜结群的。在大自然中，到处都从内在的自由发展出生命和活动，要在种种现象的范围里寻觅这种内在的自由的起源是毫无结果的。但在每种语言里，甚至在最发达的语言中，也都零零星星地出现这里所说的这种语言使用方式。命令砍树的人，在树这个词这里想到的除了树干以外别无他指；但如果同样这个词，即使没有修饰词和补充语，出现在对大自然的描绘或者一首诗里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具有理解力的情感的差异以不同的方式增强了相同的语音的效果，这就使每个表达中似乎总有一些通过语音并不绝对确定的东西在摇摆不定。

这种区别明显在于，语言是与思想关联和感觉两者的一个内在整体有联系的，还是以单独的心灵活动片面地被用于一个最终目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对语言更大的限制既来自纯科学的使用，如果这种使用没有受到更崇高的理念的主导影响的话，并且也来自生活的日常需要，尤其是因为感受和激情掺和在这些需要之中。在概念和语言本身中都没有任何独自存在的东西。只有当情感以内在的一致性活动时，当丰满的主观性照耀着一个完善的客观性时，概念之间才真正产生联系。然后，事物能够产生作用的任何方面就都不会被忽视，每一种这样的作用在语言里也都留下轻微的痕迹。假如心灵真正感觉到，语言不仅是一种双方沟通的交流手段，而且也是精神必须通过自己力量的内部活动置于自己和事物之间的一个真实世界。这样，心灵便真正走上了在语言之中去不断寻找和放置更多内容的道路。

在语音数量有限的语言和由本质决定会蔓延扩展得越来越广的内在理解力积极地通力合作的地方，精神并不把语言看作是封闭物，正如语言实际上永远在创造那样，而是不断努力引入新的东西，让它们以附着在语言上的方式对精神本身起反作用。但这又要以两个因素为前提，一是情感，即有些东西不是语言直接包含的，而是由精神受到语言的激励后补充进去的，再者就是又把心灵感受到的一切与语音结合起来的欲望。这两者都产生于这样一种强有力的信念，即人的自然本质意识到一个区域，这个区域超出了语言，而又真正受到语言的限制；但语言又是唯一探明这个区域和使它兴旺的手段，语言正是通过技术上和感性上的完善能够把这个区域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变为己有。这种精神状态是各种语言的特性得以表达的基础；它朝着两个方向，即朝着语言的感性形式和朝着情感的纵深之处，越是活跃地起作用，语言中表现出来的特点就越明显和确定。它似乎增加了透明度，能让人看到说话者的内心深处。

以这种方式贯穿在语言中的东西不可能是些零星的、客观的和质量的表示方式。因为每种语言都会有能力标示所有的东西，假如拥有这种语言的民族走过了自己的所有形成阶段的话。但每种语言都有一个部分要么直到现在还隐蔽着，要么永远隐蔽起来，如果它较早就衰落了的话。就跟人本身一样，每种语言都在时间中永不休止地逐步发展。那种贯穿于其中的东西因而是给所有的标示方式在主观上和更多地是在数量上带来了变化。它在其中不是作为效果出现，而是发挥效果的力量直接地表现出来，并为此而采用一种特有的、比较难辨认的方式，仿佛只是以它的气息漂浮在产生出的种种效果周围。人总是与世界在统一中对立。人理解和对待事物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为了同一个目的，基于同一个活动范围。建立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的是他的个性。但在这个统一之中存在着一个双重的东西，尽管也是相互限定的东西，即发挥作用的力量的性质和它的活动的性质，就像在身体构成的世界里运动着的身体与决定了身体运动的激烈程度、速度和延续时间的脉搏有别一样。假如我们把更多鲜明生动的逼真形象和有创造性的想像力，对提炼的思想有更多的偏爱或者有一个更加确定的实际方向记到一个民族的名下的话，我们就领略了前者；假如我们说一种语言比另一种激烈、易变，在理念进程中更快、在感觉中更持久，就是体会到了后者。在这两者中，我们把存在和作用区分开来，并使前者作为不可见的原因有别于显露出来的思维、感觉和行为。但我们并不是指个人的这种或那种具体存在，而指决定性地出现在每一具体存在中的普遍存在。凡是要对特性进行详尽描写，都必须把这种存在确定为终极探讨目标。

如果我们现在跟踪人的所有内部和外部活动直至它最简单的终极点的话就会发现，人是如何最终把现实作为他所接受的客观对象或者作为他所塑造的物质材料同自己联系起来，或者甚至独立于现实而开辟自己的道路。人在现实中扎根的深度和方式，便是他个性原有的特征标志。那种联系的方式数不胜数，关键要视任何一个都不能完全缺少对方的现实或者内心这两者是试图相互分离，还是在不同的程度和方向上相互结合的情况而定。

但大家绝不可认为，这样的一个标准只适用于已有高度心智素养的那些民族。在一群野蛮人的喜悦表达中就可以区分出这种喜悦与单纯的欲望满足有多大差别。这种喜悦作为一种真正的天赐灵感发自内心情怀，是否作为真正的人的感觉注定要在歌唱和诗作中萌发奔放出来。如果真像不容置疑的那样，民族的性格在这个民族所有真正的特点上体现出来的话，那么它首先会透过语言而放射出来。语言在与所有情感表达融合在一起时，也往往因此而带进一成不变的个人标记。但语言本身也通过这种柔韧、紧密的纽带与个性联结在一起，以至语言为了能被完全理解，也总是将此纽带与听话人的情感连接起来。说话人的个性因此被语言转到另外一个人那里，但这并不是要排斥这个人本身的个性，而是为了要用一个外人的个性和自己的个性构成一种新的、富有成果的对立。

对于被心灵汲取和由心灵产出的材料同在这双重活动中起推动和决定作用的力量之间的区别的感觉，对于效果同产生效果的存在之间的区别的感觉，对两者正确和恰当的重视和以不同程度在意识面前居上者似乎更加鲜明的呈现状态，这些在每个民族特性中体现出的强弱情况都不一样。如果进一步调查这种区别的原因，就会发现对个人在他自己实在的全部时间里形成的所有思想和感受以及在大自然环境中形成的感知和要求之间的必要关联有着不同的认识。心灵能创造出来的仅是只麟片爪，而且心灵的活动越是敏捷、活跃，所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在不同层次上相关的一切也就显露得越多。具体的内容总是延伸出一些不太确切的表达，或者说，这种具体的内容除了它直接包含的成分之外还带有进一步说明和发展的要求，这种要求通过语言的表达传给另一个人，这个人仿佛被邀请来用得知的东西和谐地补充进他理解中的短缺部分。在知觉对此反应活跃的地方，语言就显得不够用和不能满足全部的表达，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几乎不会出现这样的估计，即在得知的东西之外还会有欠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却存在着无数的中间状态，而且这些中间状态本身就是建立在朝着内部情感和朝着外部现实的某种主导方向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启发的例子的希腊人在他们全部的诗歌中，尤其在抒情诗中，把歌唱、器乐、舞蹈和手势神情同话语结合在一起。他们使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效果具有一个同形的特点，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增加和扩大感性印象。音乐、舞蹈和方言都必须服从同一个原本的民族特性，必须是多立克式、爱奥利亚式或者其他的格调和方言。他们在心灵中寻找着推动者和主导者，为了将歌曲的思想保持在某个特定的轨道上，还要在这个轨道上通过并非理念的情感冲动来振奋和加强它们。因为在诗作和歌曲中话语及其思想内容占主导地位，伴随着的兴致和激情只起辅助作用，而音乐中的情况正好相反。情感只有经过激发和振奋才会形成思想、感觉和行为。这些思想、感觉和行为必须自身从振奋的怀抱中自由地产生，声音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它们，即在它带这种冲动所进入的那些轨道上也只有某些情感能够发展。情感中起推动和调节作用的感觉却必然总是——就像在希腊人这里见得到的情况这样——对于存在着的和所要求的个性的一种感觉，因为包容所有心灵活动的力量只能是一种特定的力量，并只能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起作用。

因此，在我前面提到超出表达的东西，即表达本身所缺乏的东西时，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完全不确定的东西。它实际上是最确定的，因为它完全具备了个性的最终特征，这是由于对客观对象的依赖性和要求具有的普遍有效性而越来越缺少个性的词无法单独做到的。所以，假如这种感觉以一个内在的、不局限于现实的情感状态为前提，并只从这样的一种情感状态产生出来，它因此就不是从活跃的观察返回到被提练出的思维中去。而是因为这种感觉是以自己的个性为出发点，所以唤起了对客观对象进行最高度的个性化的要求，这个要求就只有通过渗透到感性理解的所有细节和通过进行最生动逼真的描述才能达到。而希腊人也证明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知觉首先面向事物的本质和现象，而不是事物在现实使用中产生的效果。因此希腊人的方向原本就是一种内在的和心智的方向。他们全部的私人和公共的生活为此提供了证明。因为这全部生活中的一部分是按照伦理来处理的，一部分则伴随着艺术，而绝大部分是把伦理编入艺术。这样，希腊人几乎每个常常有损于实际运用和明显带有这种缺点的外部形态，都使人联想起一个内在的形态。正因为这样，他们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旨在理解和表示特点，但也总带有这样的感觉，即只有全面深入地去观察才能认识和描写出这样的特点，并且这种观察在整体上永远无法被完全表达出来，而只能产生于用正确和追求统一的节奏组织排列起来的各个细节部分的结合。这些尤其使他们早期的诗歌，特别是荷马的诗，十分的形象化。大自然就像它本身那样成了行为，甚至是最小的行为，例如佩戴盔甲是怎样一步步进行都展现在人们眼前；在描写时总是突出了特点，而这样的描写绝没有降低为纯粹记录事件的一个流水账。但这些并不是通过对叙述内容的选择，而是通过歌咏者被个性感觉赋予灵感和追求个性化的巨大力量充溢在诗中并传递给听者。希腊人依仗这样的精神特点才得以通过他们的心智深入到整个活生生的、五彩缤纷的感性世界中去，并又被这个感性世界推回到心智，因为他们确实在感性世界里寻找着只属于理念的东西。由于他们的目标一直是特点，而不是表示特点的东西，对前者的猜测与对它的捕捉是不同的。以真正的个性特点为方向同时也是向崇高理想循进，因为各种个性的共同作用引向了最高层次的观念，导致尽量把个性作为限制而加以消灭，并只把它作为区分某种形态的轻微界限加以保留。由此便产生出完美的希腊艺术，它以每个事物生气勃勃的有机组织为中心来再塑大自然，这一成功基于对最高度的统一性的理想追求，此追求使艺术家在全面透彻地观察了真实世界之余获得灵感。

但希腊部族的历史发展表明，有些东西尤其使希腊人能够发展出特点，即分成一个个在方言和秉性方面有所不同的部族和通过各种各样的流动迁移和内心中的灵活机敏而引起的各部落在地理位置上的混杂。所有的部落都普遍拥有希腊文化，希腊文化通过人们在所从事活动中的一切表达方式，从国家的宪法直至笛子吹奏者的调型，同时也把自己的特征印记传播到每个部落。在历史上与此相随的还有另一个有利的情况，即这些部落中没有一个压迫另一个，而是都在几乎相同的努力中兴盛，这个语言中没有任何一种方言被降格为某一个部族单独使用的方言或被提升为一种普通话。这种共同昌盛的特性恰恰是在语言和民族最活跃和最强劲地形成时期最强固和最明显。在此基础上，希腊人的知觉是没有任何民族能与之相比拟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让最崇高的东西从某种最有个性的东西中脱颖而出。也就是说，希腊人的知觉把这些原本的民族特性当作艺术来处理，并把它们用这种方式融入建筑、音乐、诗歌和比较高雅的语言使用中。^〔1〕单纯民俗的东西被从中去除，语音和形式在方言中被提纯精练，并服从于优美和和谐的感觉。它们经过这样的精细加工，升华为自己风格和诗歌独有的特点，并能够做到在它们互为补充的对立中理想地共同努力。我几乎不需要多加解释，在有关方言和诗歌的问题上我在此只谈到了抒情诗的不同韵律和方言的使用，以及悲剧诗里合唱和对白的区别，而没有说起在喜剧中出场的人物角色说着各种方言的情况。而这些情况与前面那些完全不同，几乎在所有民族的文学中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

罗马人也在他们的语言和文学中表现出自己的特性，但在同时用起推动和协调作用的力量对情感表达直接施加影响的必要性方面，他们的感觉显然要薄弱得多。他们的杰出和伟大是通过另一条道路发展形成的，这条道路与他们给自己命运留下的外部印记相一致。而那种感觉相反在德意志人的秉性中也许体现得并不比在希腊人的秉性中更弱，只是希腊人更倾向将外部的观察个性化，而我们德意志人更侧重将内心的感受个性化。

但对于这样的一种感觉，即在情感中产生的一切均为一种力量的结果，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各个具体部分犹如那种力量发出的气息，必然带有表明与这个整体的关系的标记，我到此为止只是更多地从其对各种具体表达的影响来加以观察的。但它对那种力量的方式也起着一种非同小可的反作用，即这一力量作为所有精神创造的最初起因是如何觉醒的。它原本力量的状态却只作为特定轨道上的一种努力展现在人的面前，而这样的一条轨道只能以一个目标为前提，即人的理想。在这面镜子中，我们看到了各个民族的自我观察。这时，如果他们不是为了某些目的把这个理想框入实用的禁锢之中，而是把这个产生出内在的自由性和全面性的理想看作只能在其自身的完善中寻找自己目的的东西，看作一种朝着永无止境的方向发展的逐渐升华，那么这就是他们拥有更加高度的心智和更加深邃的内心世界的首要证明。但即便是在这同样精纯的首要前提下，从个性在感性观察、内心感觉和抽象思维方面的差异中也产生了不同的现象。在每一个这样的现象中，包围着人的世界从另一个方面被他接受，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从他身上反射出来。外部的大自然显示出的特征是，一切事物组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系列，同时呈现在人们眼前，在各种情况相互交叉的发展中一个紧接一个。在造型艺术中也同样如此。希腊人总是善于从感性的和外部的观察中汲取最完整和最柔和的意义，他们的精神活动中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也许是他们对一切过度和夸张的畏惧，是一种内在的倾向，即在拥有所有活跃和自由的想像力、所有表面上缺乏联系的感觉、所有多变的情感状态、所有从这些决定转向另一些决定的灵活性的同时，仍然把他们在内心塑造的所有一切保持在均衡和协调的界限内。他们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拥有更高的节奏和鉴赏能力；在他们所有的作品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的是，从未通过牺牲感情的力度和自然世界的真实为代价来避免损伤柔和的感情。内心的感觉允许较鲜明的对比、较生硬的过渡，允许情感分裂成不可挽回的沟壑，而并不偏离正确的轨道。因此，所有这些现象——已始于罗马人——也都在后人那里出现。

精神特点差异的领域具有不可测定的范围和无法估计的深度。眼下的观察过程却不允许我完全不涉及它。相反，表面上看起来，我可能过多地在情感内部的状态中寻找民族的特点，因为它更加生动和鲜明地体现在现实之中。如果把语言和它的作品除外，民族的特点便体现在外貌、体格、服饰、风俗、生活方式、家庭和居民的组织机构上，尤其体现在这些民族经过几个世纪给他们的作品和业绩加盖的烙印上。那些活生生的体现方式的基础是情感状态，假如人们在这样的情感状态中寻找特点形态的话，这活生生的画面似乎就变成了一个影子。但为了说明民族特点对语言的影响，在我看来似乎不能绕过这个处理方法。语言不能与那些实际的体现方式到处直接产生联系。必须找到这样的媒介，在它之中两者相遇，这产生于同一个渊源的两者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这显然是情感本身内部的最深之处。

与给精神个性划明界限同样困难的是对下列问题作出回答：精神个性是怎样在语言中扎根的？语言的特点体现在哪些方面？从语言的哪个部分可以辨认出语言的特点来？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在这个民族使用其语言时可见于它所有的生活阶段。精神特性的影响使不同语系的语言、同一语系的多种语言、一种语言的各种方言土语有所不同，最终还令在不同的时代和由不同的作家使用的外表上相同的方言各具特色。语言的特点然后便与修辞风格的特点交融，但仍然为语言所特有，因为每种语言只有某些类型的修辞风格是朴素和自然的。假如要区分一下这里列举的各种情况，即词和屈折变化中的语音是否不同，正如从不同语系的语言直到各种方言不断延伸渐变的各种程度之分所体现出来的那样，还是外部的形式完全相同或在根本上确实相同，只是词和词组的使用受到影响；那么，精神的影响在后一种情况中更明显，但也更精美，因为语言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心智发展，而精神的影响在前一种情况中更具有威力，但是更模糊不清，因为语音与情感的关系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是能被确切和清楚地认识和描写的。然而，即使在方言中，元音细微的、在整体上很少改变语言的形式变化也与民族的情感特点合理地建立起联系，正如希腊的语法家已经在比较阳刚的多利克语的a相对于比较柔软的爱奥利语的ae（η）的问题上所注意到的那样。

我们从今人的立足点来看不得不把各语系没有相互派生关系的语言归入语言的最初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首先要符合实际地、对自己的意识来说直观地、让听者能够理解地从精神创造出语言的努力，也可以说是创造出语言的技术，占据过于领先的地位，以致从后来的使用中比较平稳和清楚地透出的个性精神格调的影响多多少少变得微弱了一些。然而，正是为此原因，各个民族原本特有的资质肯定同时产生最强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作用。这些情况我们马上就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因为这两个方面表明了全部心智资质的特点，所以同时也决定了其他一系列方面。上面所论证的诸语言用于连接句子的各种不同方式构成了语言技术最重要的部分。恰恰在这方面首先显示出的是清晰和明确的逻辑秩序，它为自由的思想翱翔奠定了一个可靠的基础，并同时阐明了心智的规律和范围。其次多少透露出对于丰富的协调的感性的需要，即情感要求，只要在内心接受和感觉到的，在外部也用语音来装扮。但在语言的这种技术形式中也肯定存在着各个民族其他和更特殊的精神个性的证明，虽然它们不那么容易确切地从语言中推导出来。比如像大量元音变化和元音位置的细微差别，以及它们具有意义的使用，加之仅限使用这种方法的做法和对复合词的厌恶，难道不正是透露和促进了闪米特语系诸民族的，尤其是阿拉伯人所具有的敏锐非凡和机智绝顶的知性优势吗？尽管阿拉伯语言中形象表达十分丰富的情况看起来会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假如这种情况并未体现出一种对概念的精益求精的鉴别力的话，那么我认为，在先前形成的词中就已存在着那些丰富的形象表达；相反，该语言——与梵语和希腊语相比——让各类诗歌作品不断诞生的手段却远远没有那么丰富。依我之见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把语言的一种状态，即语言作为这一阶段的忠实写照形成了很多富有诗意的组成部分，与另一种状态区别开来。在这种状态中通过各种语音、形式和无比自由的连接和搭配为语言的有机组织本身培植出永远不断萌发的诗歌创作之不可摧毁的幼芽。在前一种状态中，曾经塑造而成的形式渐渐衰退，它富有诗意的形态不再使人感到振奋；在后一种状态下，语言中富有诗意的形式在跟随时代的精神文化和作家的天赋心智的步伐而不断焕发出新的朝气的同时，获得了自己创造出来的材料。上文中我在谈到屈折变化系统时的论述于此也得到证实。语言真正的优点在于驱使精神通过它自身的全部发展过程成为有规律的活动和推动精神的各种具体能力得到发展，或者也可从精神产生的影响方面来说，在于带有这样一种精纯而有规律和有活力的能量的印记。

即便在多种语言的形式系统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如在梵语、希腊语、罗马语和德语中，通过元音变换和附加成分，而且较少通过元音变换，一般是通过附加成分，而使屈折变化占领主导地位，也会在这个系统的应用中出现由精神的特性所决定的重要区别。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正确的和完整的语法概念占据的主导地位的明显程度不同和分布在相同语法概念中的语音形式的不同。根据一个民族在较高水平地处理它的语言时于这方面出现的主要趋势来看，注意力会逐渐从大量感性的语音和多种多样的形式转向它们在使用时的确切性和严格区分的精确度。这样的情况因此会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时期发生。形式与语法概念之间的这样一种精妙关系在希腊语中得到充分体现。假如关注一下有些希腊方言之间的相互区别的话，希腊语也同时透露出极力摆脱过于音色圆润的形式中大量过于茂盛的语音和将它们合并在一起或用较短的语音来取而代之的倾向。在青春时代处于体现感性阶段的语言在最初发音时更为注重发音对于表达内心思想的合适性。时间对此以两种方式作出了贡献，一方面精神在不断延续的发展进程中，越来越躬身于内在的活动，另一方面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在精神的特性没有保持所有原先带有含义的语音的地方，被磨平和简化了。与梵语相比，在希腊语中也已经能看到后一种情况，只是始终还找不出一个能对此作出充分解释的原因。假如在希腊语的形式使用中果真如同我的看法那样，存在着一个更成熟的心智倾向的话，那么它的确产生于这个民族对于敏捷、精细、条理分明的思想发展的内在知觉。相反，德语比较高度的发展形成使我们的语言已经达到了使带有含义的语音磨平和钝化的地步，以至于我们感性的直觉倾向较弱和越来越趋于退回到情感上来，其原因当然也可能就在于此。在古罗马语中，语音的形式构造从未充溢过大量衍生的语音和高度自由的想像力；这个民族的知觉比较阳刚和严肃，更趋于面向真实世界和面向直接对真实世界产生作用的心智领域，也许就不允许这么繁茂和自由地衍生语音。希腊语的语法形式兴许比这个语系其余语言的语法形式拥有更大的简便性、灵活性和更讨人喜欢的优美性，这要归结于希腊人极度机敏的幻想力和温柔细腻的审美感。(www.xing528.com)

各民族使用语言技术手段的尺度也因它们不同的精神特性而易。我这里只提醒大家注意复合词的构成。梵文在一种语言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之内使用复合词，而希腊语就有限得多，并按照方言和文体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在罗马文学中，复合词主要是最早期的作家使用，而较多地受到后继的语言文化的排斥。

只有经过比较周密的考虑，人们才能在词的效果上清晰和明确地发现各民族不同世界观的特点。我在前面（第CCXIII、CCXX页）（此为原文页码——译者注）就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任何一个词都不易被不同的人用相同的方式接收到表象之中，除非这个词在此时此刻只作为有关概念的物质性符号。因此甚至可以说，在每个词中都存在着一些不能再用语言来区分的东西，假如好几种语言的词基本上表示相同的概念，也绝不是真正的同义词。精确和严格地讲，一个定义不能将这些词都包括进去，并常常似乎只能是指出它们在所属的领域里所占据的位置。甚至这种情况在表示实体性的事物时会采取何种方式，我同样也已经说明了。词之不同效果真正的出现领域却是表示精神概念的名称。在此，一个词很少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就表达了与另一种语言的词相同的概念。正如在原始和未开化的民族的语言里，在我们对他们词汇的细微区别一无所知的地方，在我们看来似乎常常出现相反的情况。只要关注一下其他高度发展的语言，就可以防止这种操之过急的见解；对相同类别的表达方式可以作一个卓有成效的比较，即研究几种语言的同义词语，比较这些表达在各种语言的存在情况。假如我们仔细地加以分析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在精神活动十分活跃的民族当中，这种效力几乎是永无休止的。每个时代、每个独立的作家都任意地加以补充或者修改，因为他不可避免地把他的个性附着在他的语言上，而他的语言又让他的个性满足了另一种表达的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将几种语言中用于基本相同的概念的词与同一种语言中那些同属一个类别的词作一个双重的比较将会很有收获。在后一种情况的比较中，精神的特性显示出同形性和统一性。渗入到客观的概念之中的始终是同一个精神特性。在前一种情况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同一个概念，例如心灵的概念，是怎样被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的，而且似乎由此可以通过历史的途径认识人类的表象方式的规模。这种表象方式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的语言，甚至通过各个不同的作家得以扩展。从两种情况中都产生出这一结果，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不同程度地努力工作和共同起作用的精神活动；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多种多样的联系，不容任何东西零散地存在其内的精神把概念置入了这些联系之中。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从丰富的精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表达，而不是指通过学校教育将概念限制在必要的特征上的那种建立概念的过程。通过这种对概念及其符号有系统的、准确的限制和确立产生了科学术语，我们在梵文的所有哲学研究时期和梵文的所有知识领域中都能发现已形成的科学术语，因为印度人的精神尤其善于区别和罗列概念。以上所述的双重比较能使人清楚地意识到主观和客观之间明确和精细的区别，并表明了两者如何总是相互对对方产生作用的，以及创造性的力量的提高和精练是怎样与认识和谐的升华和完善齐头并进的。

对概念产生错误的或者有欠缺的理解的可能性不在这里提出的观点范围之内。这里的观点所涉及到的只是为表达概念而在各条不同的轨道上按一定规律行事的、充满活力的共同努力，所涉及到的只是精神个性从无数个角度反映出的对概念的理解。但要在语言中寻找精神特性的话，当然首先进入考察范围的是概念的正确划分。例如在一种语言里常常结合在一起的，但没有必然联系的两个概念被并入同一个词中，那么有可能每一个这样的概念都缺乏独立的单纯表达。一些语言中对于Wollen（“想要”），Wünschen（“愿意”）和Werden（“将要”）的表达就是例证。概念之间的亲缘关系导致语音出现雷同现象，至于精神对这种概念表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和在这方面所使用的隐喻情况，这里已没有必要特别追加论述。

但在言语的搭配组合中，在言语能给句子提供的范围中，以及在这个界限之内所能达到的多样性中体现出来的各民族的心智差异要比在各个词中大得多。这里展现出思想的进程和衔接的真实画面，假如语言不拥有足够丰富和充分自由的搭配组合手段的话，言语就不能与思想真正接通。在形式上，精神在自身内部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在语言这里呈现出来，并同时又对内心起反作用。这里可区分的层次不计其数，而产生效果的具体细节部分并不总能在话语中明确和肯定地得以体现。但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精神就像一团轻柔的气息，飘浮在整体之上。

我至此已经探讨了关于民族特点同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一些具体问题。然而，在语言中还存在着两种现象，即诗歌和散文，它们不但十分显著地汇聚了全部有关的细节，而且还显示出整体上的影响，以致具体的概念甚至都不见踪影了。大家必须把诗歌和散文称作语言的表现形式，因为语言最初的基本构造就首先是选择了两者之中的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的，或者，倘若形式真的是很发达，两者就会有规律地得到同样的发展；而诗歌和散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对语言产生反作用。而实际上，诗歌和散文首先是心智的发展轨道，假如它们的基本构造没有缺陷，发展进程畅通无阻，诗歌和散文就必然会从心智中萌生。因此，我们不但要十分细致地研究诗歌和散文相互之间的关系，尤其还要研究它们与其产生的时代之间的关系。

假如人们同时从最具体的和最理想的方面着手来观察诗歌和散文，便会发现，它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走向的是相似的目标。其原因在于二者都从现实出发，而朝着一种不属于现实的东西进发。诗歌的依据是对现实的外部和内部的感觉，从感性现象出发来解释现实；然而，诗歌并不关注现实的根本性质，而且故意将它的这种本质特点拒之门外。然后，诗歌借助想像力，把感性现象联系起来，并由此而形成一个艺术的、理想的整体观念。而散文恰恰要在现实中寻找使它与实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源和线索。散文于是便通过心智的途径把事实同事实联系在一起，把概念同概念联系在一起，力求在一个理念中形成一种客观的关联。这里所阐述的两者之间的区别依据的是它们在精神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本质。假如只看诗歌和散文在语言中可能出现的现象的话，而且在语言中也只看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在相互关联中至关重要，但单独而言几乎是无关紧要，那么可以说，散文的内在方向能够在韵律的言语中实现，而诗歌的内在方向能够在自由的言语中实现。不过，诗歌和散文大多会为此付出代价，以至于用诗歌形式表达的散文内容既不完全具有散文的特点，也不完全具有诗歌的特点。用散文形式装点的诗歌也情形相同。而且诗歌的内容也强横地要求披上诗歌的外衣；一个诗人在感觉到这种强横时，用诗句来完结以散文开始的作品，这样的情况不乏例子。若是回到诗歌和散文真正的本质上去看问题的话，那么两者都是种种心灵力量的对立领域和活动范围，这些心灵力量是把充分把握现实和从无穷无尽的多样性之中建立起一种理想的关联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所必需的前提；同时需要的是整个心性始终专心致志地沿循着某一条特定的道路走下去。不过，这种始终如一的做法又应该理解为：它不是排斥，而是促进民族精神走上相反的道路。诗歌的内在倾向和散文的内在倾向必须相辅相成，合力协助人类深入地扎根于现实之中，唯一想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使人类能够更加愉快地超越现实和更自由地发展壮大。一个民族的诗歌如果已经全面、自由和精妙地兴盛起来，却同时没能为散文的相应发展创造可能性，那么它就还没有达到顶峰。因为充满力量和自由的人类精神必须同时做到成功地塑造出诗歌和散文，这样，人们就能从这一者辨认出另一者，犹如我们从一件雕塑品的残片就能辨认出它是某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但散文也仍然可以只是描述现实和服从纯粹外部的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只不过是报道了事物，并未激发理念或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它与普通的言语不相上下，而并没有达到它自身本质的高度。这样的话，散文就不能称作是心智的发展轨道，它不具有任何形式的关系，而只具有物质的关系。如果散文想走上一条更高层次的道路，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就需要一种能够进入到情感更深处的手段，这样的话，散文才升华为高雅精美的言语。如果把散文视为诗歌在各民族的心智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伴侣的话，那么唯有散文可被称作高雅精美的言语。散文要求用统一起来的全部精神力量去把握对象事物，由此便产生出一种处理方法，它展示出对象事物产生的效果犹如向四面八方放射出的光芒。加以辨别区分的知性并非独自行动，其余的精神力量也都共同在起作用，并协力构建起一种观念，用一种比较高雅的表达可称之为一种富有精神内涵的观念。在这样一种统一性中，精神除了对对象事物进行加工外，还将自己独有的情调特征带进了言语。通过思想的飞跃而得到提高的语言极力发挥自己的优势，但又使自己的优势服从这里确立的最高目标。道德情操也传输进语言，人类心灵从文体中放射出道道光芒。然而，散文以一种自有的独特方式，通过句子之间的从属和对立关系，呈现出与思想发展相适应的一种逻辑上的谐调；通过确立特殊目标，这种逻辑上的谐调是散文体言语在一般升华的过程中都会获得的。若是诗人过于沉湎于这种逻辑上的谐调，他就会使自己的诗歌与演说体的散文雷同。所有这里述及的方方面面都在富有精神内涵的散文中共同发挥着作用，从而使它能够映现出思想整个生气勃勃的形成过程，即精神为驾驭它的对象事物而进行的奋斗。在对象事物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思想就像自由的、直接的灵感一样形成，并在真理的领域里效仿诗作之美。

这一切都表明，诗歌和散文都受到一些同样的一般要求的限制。两者都必须具有一种由内心萌发的飞跃使精神得到升华。人拥有的全部特性致使他必须通过思想，活动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他在领悟个别事物的同时，给它提供了与整体建立起关联的形式。不过，它们二者所选择的方向和所采取的作用手段是不同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也永远不可能混合到一起。就语言方面来看，尤其要注意的还有：诗歌在真正的实质上与音乐有着割不断的纽带；散文却相反，它只与语言结下莫逆之交。希腊人的诗歌与器乐的关系如同一脉相承，是众所周知之事；希伯来人的抒情诗也情况相同。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各种不同的调式对诗歌的影响。无论思想和语言是多么的诗意盎然，如果音乐元素缺乏的话，那么，人们也不会感到自己身临的是真正的诗歌之境。这正是伟大的诗人与作曲家之间会有天然纽带相系的原因所在，尽管音乐所具有的那种不受约束地独立发展的倾向也许会成心让诗歌相形见绌。

严格地讲，永远不能说散文起源于诗歌。这种历史^〔2〕现象确实在希腊文学中出现过，但对于这个现象只有如此加以解释才对：数百年来，最名副其实、最丰富多彩的诗歌陶冶了一种精神，也同样培育了一种语言，而散文正是来源于这样的一种精神和语言。但这两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希腊人的散文萌芽就如他们的诗歌萌芽那样，从一开始就蕴蓄在希腊人的精神之中；由于这种精神具有个性，诗歌和散文在其实质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它们两者才既保持住自己独有的特征，又做到相互呼应。希腊人的诗歌就已经显示出他们精神在辽阔、自由地腾飞，这样腾飞的精神酝酿出对散文的需要。诗歌和散文的发展完全在自然本质上是渊源相同，起始于一种包容它们二者的心智追求，只有外部情况才能阻碍住这种追求的全面发展。一种不太站得住脚的解释是：由于诗歌元素的混入而使比较高雅的散文问世，虽然言语特定的目的和细腻的品味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诗歌元素混入的影响。诗歌和散文的区别当然也在语言中产生作用，它们二者在选择表达方式、语法形式和词语搭配方面都各自显示出自己的特色。然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上述的具体方面，而是在于更深邃的实质奠定的整体基调。尽管诗歌的内部境界是没有尽头、永不枯竭的，它却终究是一个封闭的领域，它或者不会接受所有的一切，或者不会让所接受的对象保持原有的自然本质；不受任何外部形式束缚的思想可以朝着四面八方自由翱翔，不管是在对个别事物的理解上，还是在一般理念的组建上。因此可以说，创建散文的需要产生于丰富和自由的心智，散文在某些阶段体现出的是精神素养的独特之处。但散文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刺激和取悦于情感的一面：散文同平日的生活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平日的生活能够通过散文的精练而在精神上得以升华，同时还不因此失去真实和自然质朴。从这个方面来说，为了尽可能纯真地表述感受，甚至诗歌也会选穿散文的外衣。人有时会觉得语言在限制和歪曲纯真的情感表达，因此会讨厌语言，而向往一种不需要这样一个媒介的感觉和思维；同样，即使在充满诗意的情调中，人也会摒弃语言的装饰，逃遁到散文的质朴中去。从实质来看，诗歌始终还具有一种外部的艺术形式。但在人的心灵中会出现一种与艺术对立的偏爱自然的倾向，尽管这种钟爱自然的感觉中存有艺术理想的全部内容。由此看来，这种特点实际上已经在近代有素养的民族当中出现。至少——这同时也与我们的语言比较缺乏感性形式有关，虽然具有深度相同的内容——在我们德意志人的秉性中是如此。诗人于是会故意去贴近真实生活的情境，若是他有足够的才华天赋，就能在散文的形式下创造出一个真正的诗作。在这里，我只需以歌德的“维特”一书为例，这部作品会使每个读者感觉到，外部的形式与里面的内容之间的联系是多么有必要。我举此例却只是想说明，全然不同的心灵状态产生了诗歌和散文的相互对立关系和它们内在本质和外在本质上的联系，所有这一切都对语言的特点产生着影响，但也受到语言对它们的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在我们眼里更加显著。

但诗歌和散文本身又都各自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色彩。在希腊诗歌中，一种与一般心智特性相吻合的外部艺术形式在所有的形式中占据了绝对的统领地位。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希腊诗歌与音乐之间有着频繁活跃和广泛普遍的联系，尤其是那种精美细腻的节奏，希腊民族很善于用这样的节奏来估量和平衡对情感产生的种种内在效果。于是，古老的喜剧也套上了丰富多彩之极的节律外装。古老的喜剧越是趋于采用通俗的甚至粗鲁的描述和表达，就越觉得有必要通过外部形式的限制而形成自己的姿态和飞跃。高雅的诗调与内涵丰富的剧情间合唱插曲所具有的极为实际的、旧时的、颂扬朴素习俗和公民美德的格调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结合方式以一种在情感的最深处重新达到统一的对立关系触动着情感，这些在人们欣赏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时可以活生生地感觉到。我们曾发现印度人和莎士比亚把散文加进了诗歌里面，希腊人是绝不采取这种做法的。希腊人已意识到需要在舞台上尽量采用对话的方式，他们还正确地感觉到，由一个戏剧演员口中说出的叙述即便再详细，也应该与漫游艺人吟咏的那种叙事史诗有所区别，再说，这样的叙述也总是令人想起叙事史诗的吟咏。这些原因促使戏剧的这些部分形成了独特的诗律，它几乎变成了诗歌的艺术形式与散文的自然质朴之间的中介。然而，对散文产生作用的也是同一种一般的情调而已，它也给散文提供了一个艺术性更高的外部形式。这个民族的特性在文艺批评观点和对散文家的评价上体现得尤为显著。散文家们文笔超卓的原因被归结为精妙的数字运用、优美的修辞手段和套叠的长句结构形式，我们在这些方面采取的完全是不同的做法。在我们阅读这类著作时，例如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出色地采用这样笔法的著作，在里面似乎根本就找不到整体的共同作用和内在思想发展观，修辞风格只不过是内在思想发展的反映而已。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一种文艺批评观点除了带有片面性和过于钻牛角尖以外，那些伟大的典范著作所具有的美同样也是以这些具体方面为基础的。对这些文艺批评观点进行比较精细的研究会同样使我们对希腊人的精神特性产生更深刻的认识。其原因在于，天才们的作品只有通过各个民族对它们的理解方式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它们对语言的影响，首先就取决于这种理解。

精神持续不断的发展会走到这样一个阶段：它似乎停止了预感和推测，而尽量去解释认识，并将所有这些认识组合成一个统一体。这就是科学诞生的时期，也是科学产生出丰富学识的时期；在这个时候，语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无比巨大的影响。我在上文中（第CCXXXIX页）（此为原文页码——译者注）已经谈到经过学校的科学训练而构成的术语。但在此还有必要再提一下这个时期的普遍影响，因为从严格的理解来说，科学要求套上散文的外装，而诗歌的外装，科学只能偶尔部分采用。精神在科学这个领域里只涉足客观的事物，只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与主观的东西打交道；精神寻觅着真理，力图排除所有外部及内部的假象。只有经过处理，语言才能够极为清晰地区分和确定概念，才能够最精当地衡量那些共同追求同一目标的句子和组成部分。随着所有的认识大厦所配备的科学形式，以及认识与认识能力之间的关系被确定，精神就会面临一个超越一切个别事物的新境界，它的影响紧接着也会施加给语言，赋予语言一种更严谨的特点和一种促使概念高度精确化的专长。而另一方面，科学领域中的语言运用需要冷静和庄重，应该避免出现任何艺术性很强的、妨碍正确理解的词语搭配，盘绕交错的组合不能达到直截了当地论述描写客观对象的目的。所以说，散文的科学格调同至今所阐述的格调完全不同。语言在科学的散文中丝毫不能显示自身的独立性，而是应该尽可能地紧跟着思想，伴随它和表述它。从我们能清楚得知的人类精神发展进程来看，有理由把亚里士多德称作科学和科学知觉的创立者。当然，对科学的追求很早以前就产生了，科学的进步也是循序渐进的，但尽管如此，科学这个概念是从他开始全面建立起来的。科学概念似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亚里士多德心里忽然明朗起来，这在他的演讲和研究方法中充分显示出来，使之与上一代先哲迥然不同，出现的不是渐进的关系，而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他努力寻找和搜集事实，尽量把这些事实提升到一般理念的高度。他审视各种前人建立起来的体系，指出它们的不足之处，并极力把深入探究人类认识能力作为建立他自己体系的基础。同时，他把自己超拔的精神包容的所有知识，组成一个分为种种概念的整体关系。他采取的是一套力求深湛而又广袤涵盖的方法，这套方法对认识的材料和对认识的形式都严谨处理，它为了探求真理，首先致力于明辨一切似是而非的假象。于是，亚里士多德必须创造出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既与上一代先哲的语言有鲜明的区别，也完全与同时代的柏拉图的语言不一样。他们两人的语言实际上不能归入同一个历史发展时期，柏拉图的修辞风格必须被视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峰巅，亚里士多德的修辞风格应被看作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我们却可以从中明显看到哲学认识独特的处理方式的作用。如果有人把亚里士多德不讲究美、不加修饰，而且不可否认地偏于生硬的语言归因于他生性冷峻和精神匮乏，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在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工作中，音乐和诗歌占很大部分。从他这些方面的著作保存下来一小部分论述来看，音乐和诗歌对他影响深刻，而且只有一种天赋的嗜好才会把他带入文学的这个分支。我们如今还能见到亚里士多德的一首诗意充盈的颂歌；假如他的通俗作品能够流传至今的话，尤其是那些对话，那么，我们对他的文体类型的范围也许就会作出迥然不同的评价。在得以流传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特别是在有关伦理学的论述中，都有一些地方表明，他在这方面上升到了何等的高度。真正深邃和抽象的哲学也开辟出一些独特的途径，去攀登一种伟大的修辞风格的顶峰。如果一门学说源自真正富有创造性的精神，那么有关概念的纯正性，甚至它们的完整性，会赋予语言一种与心灵深处相吻合的崇高性。

用一种独特的美来塑造哲学文体在我们当代人不断寻找抽象概念的过程中可见于费希特和谢林的著作，在康德的著作里虽然只是零星可见，但却感人之至。从真正科学的考察中得出的结果首先并不仅仅为精心撰写的、出自对整个大自然深入和普遍观察的杰出散文打下了基础，而且此类杰出的散文通过对精神的激励，对于科学考察本身起着促进作用。但唯独此中的精神能够将人们引向那些伟大的发现。在这里若以我的弟弟在这个领域里的著作为例的话，那么我相信，我的看法只是重复了大家通常对他所作的普遍评价。

知识领域可以从任何一个方面出发上升到一般，这一升华过程和对事实基础十分精确、全面的处理之间有着最最密切的关系。倘若真正的精神未能贯穿于科学知识和扩充科学知识的追求之中，语言也会受损；这种情况随之会造成散文面临衰萎的威胁，也会使有素养的、有见地的对话降为日常的或者俗套的交谈。精神在不断自我充实和发展的同时把整个世界与自己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就能实现飞跃，但精神只有携同语言一起飞跃的时候，语言的作品才可能进入繁盛的局面。精神的这种飞跃表现在无数层次和形态上，但归根到底总是出于它天生的本能在追求那种伟大的联系，尽管人自己并不时时意识得到这一点。如果一个民族的心智特性由于力量不足而升华不到这个高度，或者，如果一个富有素养的民族出现了心智衰退的状况，其语言告别了唯一能给它提供巨大力量和强盛生命的精神，那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散文杰作问世，而如果精神的创造平庸到了成为学识的一种罗列的地步，散文杰作就会衰竭。

诗歌的创作环境只能够是生活的个别时刻和精神的某些状态，而散文却终日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体现方式中与他相伴。散文同每个思想、每种感觉唇齿相依。它在一种语言里通过自身的确定、明晰、灵活生动、悦耳的语音、和谐的声调，能够从任何一个方面出发上升为一种自由的追求，但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精微的灵感，从而清楚地知道能够在什么地方和在何等程度上达到这种升华。这样，散文就会显示和促进同样自由、从容和始终步履稳健的精神发展进程。这种状况就是一种语言在特点形成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因而，自产生语言外部形式最早期的萌芽状态开始，这个最高峰就需要有最广泛和最可靠的基础。

在如此形成的散文面前，诗歌也不甘落后，因为它们二者本来就渊源相同。即便是散文在语言中没有达到同样程度的发展，诗歌也可以达到很高的卓越程度。然而，总是只有通过散文和诗歌两者的同时发展才能够让语言得以完善。尽管希腊文学中有不少令人感到惋惜的重大缺陷，但是与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学相比，它都更加全面和纯粹地展现了语言在这方面的发展进程。其他民族的作品没有对希腊文学产生过显著的影响，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排除可能接受过外族人的思想，从荷马到拜占庭帝国的各位作家，希腊文学经历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立足于自己的力量，都是立足于民族精神由于内部和外部历史变迁的作用而出现的演变。各希腊部族的特性体现为同时争取自由和强权的一种可见于全民族的灵活性，而强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愿意让被征服者保留表面上的自由。被陆地包围的大海怀抱着希腊人，而希腊人的民族特性就像大海的波浪，在适当的界域内不断发生变化，诸如搬迁居住地、改变疆土范围、更换统治者，并始终给精神提供新的养分和动力，使精神能够倾注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之中。当希腊人开发殖民地并以此方式向远方扩张时，起主导作用的也是相同的民族精神。这样的状态只要延续下去，这种民族的内在原则就会贯穿于语言及其作品之中。在这个时期里，人们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一切精神产品都有内在的、不断发展的联系，诗歌和散文以及它们的各种体裁都精神焕发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但自亚历山大大帝起，希腊语和希腊文学通过武力征服得以传播，这种语言和文学在后来希腊人沦为战败者时与统治世界的胜利者的语言和文学融合在一起，希腊语言和文学此时虽然仍能推出大师名家、诗歌天才，但赋予其心灵的原则已经死去，随之，源自这一原则自身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创造也止息了。在这个时期，对地球上大部分土地的认识才真正开始；一个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勇于实践者和富有见地者兼于一身的伟大人物是亚里士多德。通过他的学说和榜样，人类精神才知道怎样去进行科学的观察和对整个知识领域进行系统的处理。客观世界以优势力量与主观创造形成对立，况且后者还受到先前文学的压制，先前的文学因为赋予其心灵的原则连同作为此原则生命之源的自由一起消失而突然必须成为一种强大势力；虽然也一再有人尝试模仿，但已经再不会有真正的竞争对手敢于与此强大势力进行较量。因而从这个时期开始，希腊的语言和文学便渐渐走下坡路。不过，希腊的语言和文学毕竟从它们兴盛时期的顶峰状态继承了一部分，科学活动于是便转向对语言和文学进行加工处理。这样，它们在鼎盛时期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就流传到了我们手中。此外，流传到我们这里的还有这些作品在后来的一代代希腊人对它们进行的专门研究之中的反映方式。这一代代希腊人虽然始终属于同根同源的同一个民族，其命运却也一再受到外部境遇的无情摆布。

根据我们对梵语文学的了解，难以确切断定梵语中散文的发展达到了何等程度和规模。印度的市民生活和社会状况几乎不能提供促进散文形成发展的同等推动力。希腊人的精神和个性本身也许要比其他任何民族的这些方面都更喜欢联合结社，在这样的团体中，交谈虽然不是唯一目的，但却以它为主要乐趣。法庭和大众集会上的辩论演讲也要求具备令人信服、打动人心的口才。如果将来在流传下来的梵语文学中也找不到在修辞风格上能够与希腊的史学家、演说家和哲学家的创作相比的作品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在于上述和类似的原因。梵语作为一种丰富、灵活的语言，拥有能够赋予言语精粹、庄重和优美的一切手段，它显然孕育着形成散文所必需的一切萌芽，而在对散文进行更高层次的处理方式中，它或许已经在自身中发展出了一些别的特点，对此我们现在还一无所知。能为此提供证明的是《希托帕德萨》（Hitôpadêŝa）里叙述的故事显示出的质朴、优美的格调。这种格调令人赞叹地做到一方面采用忠实、优美的描绘，同时又展示了独具一格的洞察力。

与希腊语散文相比，罗马语的散文同诗歌完全处于另一种不同的关系。在这方面，罗马人既把希腊人作为典范来模仿，同时又处处注重让他们自己的独创性显露出来。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罗马人给他们的语言和修辞风格打上了内在和外在的政治发展的印记。他们在另一个时代的环境中发展出文学，因此不可能出现那种原本的、顺其自然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我们只能在希腊文学中看到，它始于荷马时代，并持续受到最早的那些歌咏艺术的影响。伟大的、独树一帜的罗马语散文直接源自罗马人的情感和特点，源自他们阳刚的庄重、严明的习俗和对祖国的无比热爱，这样的形成发展在有些情况下是自发的，在有些情况下则与后来的腐败堕落形成鲜明对比。罗马语散文很少有纯心智的色彩，由于上文中所述的各种原因，一些希腊作家特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优美也必然与它无缘，这样的优美只见于罗马人的诗兴，因为诗歌能够将情感置于任何一种状态之中。在我们对希腊作家和罗马作家所作的全部比较中，前者几乎总是显得不那么严肃，而是更加质朴和自然。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个民族的散文之间的显著区别。像罗马的塔西佗这样的作家能真正被他同时代的希腊人接受，几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散文和语言受到的是同一种民族特性的驱动，但罗马语的散文肯定是以另一种方式对其语言产生更深刻的影响。罗马语的散文不可能产生出一种灵活性，也不可能产生于这种灵活性，这样的一种灵活性仿佛不受任何限制，勤于表达任何思想，能够轻松自如地跟上每一条精神发展的轨道，并就在这种全面和无所不至的敏捷中显示出它真正的特点。若是观察一下近代各民族的散文，就会更加令人感到无所适从。在近代人显示不出独创性的时候，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被希腊人和罗马人吸引住，但与此同时，全新的境况又在他们心中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独创性。

自从沃尔夫出色地考察了荷马史诗的起源以来，有一种看法可能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这就是：一个民族的诗歌在发明文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有可能不被记载下来，它们两者各自产生的时期并不一定一致。颂扬当时的瞬间片刻，增添庆典的欢乐气氛，是诗歌与生俱来的使命，诗歌在最早的那些年代里与生活息息相通，同时是诗人的想像力和听者的理解力二者自动结合的产物，所以，带有某种目的地去用缺乏热情的方式记载诗歌，原本就与诗歌本身是格格不入的。诗歌是从诗人的口中吟诵出来，或者由学会了诗人作品的一批歌手来说唱，这是一种带有歌唱和器乐伴奏的吟咏。话语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或缺。所有吟咏嗣后都流传了下来，没有人想到要把如此牢固地交织在一起的说唱分隔开来。诗歌深深地扎根于这个时期的大众精神生活之中，从这一整体方式来看，全然不会产生用文字记载诗歌的想法。文字记载的首要前提是思考，它是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然而然地训练而成的艺术中发展形成的；再就是公民生活环境比较优雅，引发出人们区分不同类型的活动的念头，并且使这些活动的成果共同持续产生影响。然后，诗歌与吟咏以及一时间的生活享受才有可能分离。诗歌必需的语序和韵律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通过记忆的流传再转道求助文字成为多余。

散文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主要的困难虽然并不是在于人不可能记住比较长的、缺乏韵律的言语。每个民族肯定都有只属于本民族的以口头的流传方式保存下来的散文；当然，这些散文的外部形态和表达形式并非是偶然形成的。我们在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叙述的故事里发现一种文体风格，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故事从一个叙述者传到另一个叙述者那里肯定只会出现很小的变化。连孩子在重复听到的故事时一般都认真地沿用同样的表达方式。汤加群岛上关于天神唐葛洛雅的故事便是一例。^〔3〕至今在巴斯克人中间还流传着一些始终没有文字记载下来的童话，这些童话充分证明了对它们的外部形式所赋予的额外和甚至是格外的关注；根据当地人坚信不移的说法，这些童话在翻译成西班牙语之后便失去了全部吸引力和自然美。这个民族十分珍视这些童话，还根据内容把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我本人就听过与我们关于哈默尔恩的捕鼠人的传说很相似的一个童话。其他的一些巴斯克童话都叙述了关于赫拉克勒斯的神话；在一个属于这个国家的小岛上^〔4〕，当地流传着与海洛和与李安得的传说相似的一个童话，只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变成了一个僧侣和他的情人。只是在最早的诗歌时期人们根本不会想到的文字记载，即便是在散文升格为一种真正的艺术之前，就已经必然和直接地与散文原初的目的有关了。人们应该研究和描述事实，创立和组合概念，也就是应该探明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能够努力去实现这些的是一种冷静沉着的、勇于钻研的、能分真伪的并让知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内心状态。这种内心状态故而首先就排斥韵律，倒不是因为韵律的束缚会制造困难，而是因为不会产生对韵律的需要；更进一步说，以某一特定的感觉来约束语言的这样一种形式与无处不至、全面进行探索和建立联系的知性是不匹配的。这些情况和全部研究工作使文字记载受到欢迎，甚至成为不可缺少的方式。研究对象的甚至研究过程的所有细节都必须被扎实和可靠地记载下来。散文的目的正是实现最大可能的联合：史书应该保存住在时间的推移中会流逝的一切，学说应该为了今后长远的发展去联系起一代又一代的人。散文还能够使精神产品的杰出创造者异军突起，因为从事研究要求人们亲自考察，访问异国，并且提出自己的一系列方法，真理需要一个权威的出现，在证明缺乏的那些时代更是如此；而一个历史学家绝不能像诗人那样，从奥林匹斯圣山求证。所以，一个民族创作散文的内心状态必然会寻找简便的书写手段，而如果这样的书写手段已经存在的话，也会引起这样的内心状态。

在各个民族形成发展的自然过程中，从文字的缺乏或者使用会产生出两种不同的诗歌类型^〔5〕：一种诗歌在主流上几乎是自然的，它与任何艺术的目的和意识无关，而是萌生自激情；另一种是更晚一些时候出现的更富有艺术性的诗歌，但并不因此而缺乏最深邃、最真实的诗歌精神。然而这样的区别不会出现在散文中，更不用说出现在一些相同时期的散文中。但是散文中还是有区别存在，只不过是另一种区别。如果一个对散文和诗歌都具有灵感的民族又有机会练就生活所需的运用自如的口才，那么，散文与民众的生活之间只是存在着另一种方式的联系，它与我们以上在诗歌中发现的那种联系类似。因此，只要散文继续在缺乏有目的性的艺术觉悟的状态中继续存在，也同样会排斥无生气的、冷冰冰的文字记载。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雅典鼎盛时代，以及更晚的一些时期。诸如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阿尔基比阿德斯这样的演说家都的的确确练就了超群的演讲才华，尤其是后两位演说家更为突出。可是，他们的演说未能流传给今人，只有史学家记录了他们说过的话；即使古代，似乎也未曾有过能够充分证明是属于这些演说家的文字材料。虽然在阿尔基比阿德斯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人用文字记载下演说，而且这类演说文稿有时甚至是由别人，而不是由其作者本人来念；但在那个时期，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整个状况所趋，这些国家真正的领导者没有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演说事先或者事后用文字写下来。然而，他们这种口才天赋如同诗歌那样，不但孕育着后来艺术性比较强的散文萌芽，而且在许多作品中也是后来的这类体裁不可超越的典范。当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类型对语言的影响时，就不能不进一步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后来的演说家是从某一个时期继承了语言，在这个时期，造型艺术和诗作艺术所达到的高超精湛激励起演说家的天赋，造就了民众的鉴赏品味，语言在此时所达到的丰富和自由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各派哲学家进行的生动对话也肯定与此极为相似。

注释

〔1〕　伯恩哈迪深入仔细地通读了大量古代文献，在他所著的《希腊科学句法》（Wissenschaftliche Syntax der Griechischen Sprache）的导言里，他对希腊文学的发展过程从词语搭配和文体风格入手作出了内涵丰富的综述。

〔2〕　在为出版品达的著作而写的多篇论文中，伯克详尽地阐明了各希腊部族的民族形式同诗歌、音乐、舞蹈、手势艺术乃至建筑艺术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些论文用明了易懂和条理分明的方法为读者在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宝库，其中大部分真知灼见都是首次公布于众。因为他并不仅仅满足用一般的表达来描写音调的特点，而是潜心钻研显示出差异的韵律和音乐的细节问题，在他之前，从来无人如此缜密地从历史上和精确地从学术上来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的热切期望是，这位语言知识广博，并对希腊文化的方方面面罕见地了如指掌的语文学家能够在不久之后决定撰写自己关于希腊各部族的特点和习俗对于他们的音乐、诗歌和艺术的影响的著作，以对这个重要问题作出全面探讨。他在出版品达的著作时（请见Tom. I. de metris Pindari，第253页，注14，尤其是第279页）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打算。

〔3〕　马里纳，第II部分，第377页。

〔4〕　贝尔梅奥湾的伊萨罗。

〔5〕　施勒格尔所著《罗摩衍那》（Râmâyana）一书的前言说明他独具只眼和以一个诗人的特有感觉对希腊人和印度人的早期诗歌进行了探讨。如果这位比任何人在这方面都更出类拔萃的作家愿意写一部印度文学史，或者，哪怕是只写几个部分，集中研究一下戏剧诗，再就是像他天才地处理其他那些民族的戏剧那样予以中肯的评论，那他就能对这两种文学的哲学和美学批评和对诗歌历史的研究作出非凡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