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语音形式与语法规则的一致性

语法形式的构成起自通过语言而进行的思维活动的法则，并建立在语音形式与这些法则的一致性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一致性必然以某种方式存在于每种语言之中；区别只是在程度上而已，不够完善的责任可能在于心灵中没有充分明确地产生出那些法则，或者语音系统的灵活性不够。一个方面的缺陷却总是同时反作用到另一个方面。完善的语言要求每个词都被明确定为属于某一个词类，并具有通过对语言的哲学分析能识别出来的特征。因此，完善的语言甚至以屈折变化为前提。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动以什么方式能构想出完善的语言形成中最简单的部分，即通过屈折变化来标明一个词的词类？语言的反映意识无法作为语言起源的前提，并且也不会含有创造语音形式的力量。一种语言在它有机组织真正有活力的部分中所拥有的每个优点，最初都产生于生动和感性的世界观。但因为最高级的和最少地偏离真实状况的力量源自所有精神能力最纯的和谐，所有精神能力结出的最理想的花朵便是语言本身，这样，由世界观形成的东西就自动对语言产生反作用。这里的情况也如此。外部观察的事物同内部感觉的事物一样，体现在一个双重的关系之中，即体现在它们独有的、能把各自区分开的性质特点之中，以及体现在它们一般的、对于足够细致透彻的观察来说总也在现象和感觉的某些东西中显现出来的类别概念之中；例如鸟的飞翔作为通过翅膀的力量作出的某种运动，但同时也可作为立刻逝去的和只能在这瞬间抓住的行为，在其他情况下采取的方法也类似。一种从各种能力最活跃和最和谐的竭力作用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详尽地探明了所有被观察对象体现出来的方方面面，而且不把具体细节混杂起来，而是清清楚楚地把它区分出来。从对那些对象事物的双重关系的认识中，从对它们正确关系的感觉中和从由每一种关系产生出来的生动印象中，就好像是自动地产生了作为所观察到的和所感觉到的事物的语言表达的屈折变化。

但同时也可令人惊奇地看到，在这里精神的看法是如何以不同途径实现句子的构成的。精神的看法既不是从这个句子的想法出发，也不是费力地组合起这个句子，而是下意识地以只把语音的形态赋予明确和完整地得到的事物印象的方式实现这个句子。在这种情况每次都是以正确的方式和按照同样的感觉发生的时候，思想就由如此构成的词顺理而成。这里提到的精神活动从其真正的内在实质来说，是原先就在人内部存在的语言能力的力度和纯度的直接显露。观察和感觉就像是这种精神活动延伸到外部现象的依托；因此就很好理解，在它的最终结果中无穷尽地存在着比外部现象本身呈现出来的更多内容。严格地讲，编插的方法就其本身的实质来看与屈折变化是真正对立的，因为屈折变化从各个具体部分出发，而编插方法是从整体出发。编插方法只能部分地通过内在语言知觉卓有成效的影响重新回归屈折变化。但编插方法总是显示出，由于语言知觉不够强大，各种事物在观察时就不能以同样的清晰度和把它们触动感觉的方方面面以各自有别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在编插方法因此而进入了另一个处理方法的同时，它通过积极地追随这条新的轨道而重新获得了一种衔接思想的特殊能力和充沛精力。事物与它们最一般的、与词类相应的类别概念的关系是一种理念性的关系，它们最一般的和最纯粹的象征性表达取自人的个性特点，这种个性特点同时也感性地成为上述关系最自然的表示方式。这样，前面谈到有关代词主干有意义地被编织进语法形式的情况在这里就又重现了。(www.xing528.com)

如果屈折变化真的曾在一种语言里占据统治地位的话，那么，屈折变化系统就自动地按照已经完善的语法观点继续发展；上文中已经指出，继续的发展是怎样时而给自己创造新形式，时而把自己筑造进已有的但迄今为止即使在相同语系的语言中也还没有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形式。我在此只需提及从一个仅仅具有不同形式的梵文不定过去时产生出了希腊语过去完成时的情况。因为当语音形式对此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时，不容混淆的是，语音形式究竟是对形形色色语法概念的区分起了限制作用，还是仅仅没有完全接受这些语法概念。在语言的早期阶段，即使语言观也十分正确，感性的形式创造还能够占更大的比重，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对应着同一个概念。在人内心的创造精神专心致志于语言的那些早期阶段中，词本身就成了对象事物，词通过它们的声音把握住想像力，并使它特有的自然本质在千姿百态的形式中起统领性作用。直到后来，语法概念的确定性和普遍性才渐渐有效和重要起来，征服了词汇并让它们屈服于同形性。在希腊语中，尤其在荷马的语言中，还保留了那种早期状态的重要痕迹。但总的来看，恰恰在这点上体现出了希腊语和梵文之间的显著区别，即前者完全精确地按照语法概念重新限定了形式的范围，并比较周密地利用它们的多样性，将其更精细的层次变化表示出来；反之，梵文更加强调技术性的表示手段，一方面使它们得到更丰富多彩的应用，另一方面却以更好、更简单和不产生太多例外情况的方式保持住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