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划分及其对语言结构影响

在我们至此对构词成分的接合和词单位的讨论中，一直把按语法构成的词视同一个整体。这种按语法构成的词又肯定是作为成分进入句子。这样，语言也就必须形成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第二统一性，层次更高不仅是因为它的范围更广，而且还因为语音对它只能是间接起作用而使它几乎完全依靠语言知觉用于建立秩序的内在形式。有的语言同梵语一样，已把词与句子的关系编织进词单位之中，使句子有可能被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通过这些组成部分，句子才能在本质上被知性接受；似乎这些语言就是用这些组成部分建立起了句子的统一体。像汉语这样的一些语言用没有任何变化的主干词就组成了句子，虽然也算是建立起了句子统一体，而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词完全是松散独立的；但在建立句子的统一体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些语言一方面只为知性提供了如词序一类的非语音手段，另一方面还提供了分离的词这种特有手段。如果把上述两种手段合为一种的话，则又会出现第二种与此对立的手段，然而，我们在此最好把它看作为了理解而使句子牢固保持统一性的第三种手段，即它不是把句子连同其所有必要的成分视同一个由若干词语组合起来的整体，而是把句子看作一个单独的词语。

如果人们以句子为出发点，那么，那些运用最后一种手段的语言不会对句子的统一体造成丝毫损伤，而是倍加努力地去构建它，因为每一个虽还不那么完整的陈述从说话者的意图来看都真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想法，由此可见，这原本是一个更加正确的方法。不过，由于把这种界限移入了句子统一体的领域，这些语言显然移动了词单位的界限。因为汉语所采取的方式致使它的句子统一体感觉过于薄弱，对这两种单位只有真正的屈折型语言才能作出正确的区分；这些屈折型语言一方面完美地构建起词单位，而另一方面又使词单位固定在其本身的范围里，而把句子划分为一些必要的组成部分，随后将这些组成部分再组成句子单位，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类语言才证明了屈折变化的真正精神渗透了它们的实质。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屈折变化、词单位和句子的划分才如此密不可分地形成一个整体，只要其中之一的构造不够完善，肯定会导致其余二者都不可能十分纯粹和完美地独自胜任塑造语言的使命。将词构成句子时使词具有精确细致的语法形式，以完全间接的和绝大部分非语音的方式来标示句子的构成，将整个句子紧密地合为一体，各种语言把词构成句子的方法都不超出以上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在大多数语言里都或多或少地留下踪迹。但在其中一种方法明显占据优势地位并成为语言有机组织的核心的时候，这种方法就会比较严格或宽松地让整个语言服从它的支配。每一种方法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可各举梵语、汉语以及我马上要详细讨论的墨西哥语为例。

墨西哥语^〔1〕为了把一个简单句在语音上组成一个一体化的形式，提升动词为这个一体化形式真正的中心，尽可能地把统领性的和受统领的各个句子成分附加在动词之上，并通过塑造语音形式的方法将一个联系在一起的整体的特征赋予这种结合：

人们也许可以把名词与动词的这种结合看作是一个复合动词，如同希腊语中的κρεωφαγέω（“吃肉”）；但墨西哥语显然采取了另外的处理方式。因为，如果名词本身出于某种原因没有被编插进去，那么墨西哥语就会用第三人称代词来替代它，这一点充分证明，墨西哥语要求动词建立起整个结构模式并将其包容在己身之内：

这个句子从形式上看起来在动词里已完整地构成了，似乎只是在此之后通过同位语得到进一步的限定。如果脱离了这类完成句子构成的补充限定成分，按照墨西哥语的表象方式，动词的状况就无法料想。倘若缺乏一个确定的宾语，墨西哥语就会把一个特有的、具有双重形式的不定代词与动词联系起来，这个不定代词既可用于人，也可用于物：

墨西哥语最清楚地表明了它让这种组合形同一个整体的意图。因为，当这样的一个把整个句子本身或者似乎把句子的结构模式都包容起来的动词以过去时的形式出现并为此而获得增音o时，这个增音是附加到动词组合形式的始端的，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上述补充限定成分必须始终附属动词，增音却只是偶尔作为过去时的标示成分附加在动词上。于是，从不能带有任何其他代词的一个不及物动词ni-nemi（“我生活”）构成了完成时形式o-ni-nen（“我生活过”），从maca（“给”）产生出了o-ni-c-te-maca-c（“我已经把它给了某人”）。但更为重要的做法是，墨西哥语为用于编插的词十分仔细地区分出一种绝对形式和一种编插形式。这是一个缜密的做法，不这样做的话，整套编插方法就无法理解，所以这个做法必须被看作是整套编插方法的基础。名词在编插形式中就像在复合词里一样去掉了词尾，而词尾在绝对形式中始终伴随着名词，是标示名词的类别特征。在上文列举的例子里我们看到，被编插的“肉”这个词的形式是naca，而它的绝对形式是nacatl^〔2〕。任何一个被编插的代词都不能以相同的形式单独使用。在墨西哥语里，这两个不定代词从不作为绝对形式出现，而定指某个对象的代词的形式多多少少都与它的独立形式有别。然而，从对编插方法所作的以上描述不难看出，编插的代词形式必须是双重的，一种形式用于统领性代词，另一种形式用于受统领代词。为了着重强调起见，独立的人称代词虽然可以加到这里所说的形式之前，但与此有关的代词编插形式并不会因此而被摒弃。用一个专门的词表达出来的句子主语不会被编插；但这个主语的存在从形式上得到体现：凡是第三人称的情况下，缺少一个标示主语的施事代词。

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句子出现在知性面前，也会采取一种特定的方式；如果人们不囿于这种方式上的差异，那就很容易看出，严格的编插系统并不能在所有不同的情况下都得到实施。因此，如果具体词语中的一些语法概念不能包括在一个形式里，这些语法概念经常有必要在这个形式以外得到强调。但是，墨西哥语在这种情况下仍义无反顾地沿循着它曾经选定的道路，一旦遇到困难，便想出新的、人为的补救方式。比如说，当一件事的发生应该与某人有关系时，即为了这个人或者为反对这个人去做一件事，而定指的受统领代词有可能在意义上模糊不清，因为它很可能与两个宾语有关，于是，墨西哥语就会让这样的动词增添一个词尾来构成一个特殊的类别，其余的方法然后照常使用。于是，句子的模式就又完全恢复组合的形式，在受统领代词中标示出了所做的事情，在词尾则标示出与另一个人的次要关系；这样，语言并没有给它们配上表示相互关系的标记，就可以按前后顺序来使用这两个宾语，同时也能够确保它们被准确无误地理解：chihua（“做”），chihui-lia（“为某人或者为反对某人而做”），后者中的a由于同化法则在起作用而变成了i：

墨西哥语把句子种种关系的表示形式直接与动词，也就是与句子形成统一体时的集中点，连接在一起，它的编插方法因此而证明了对句子构造的一种正确感觉。由此也可见墨西哥语与没有相应标示的汉语之间的根本区别和优越之处。在汉语里，连动词的位置都不能提供辨认它的可靠依据，而是常常只能根据它的实际意义去识别。但一些句子成分在比较复杂的句子里是位于动词之外的，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语却又与汉语做法相同了。因为，墨西哥语在让动词承担起全部标示任务的同时，没有让名词出现任何屈折变化。虽然墨西哥语由于明示了连接句子各个部分的线索，因此而近似梵语采取的处理方法；但是除此之外，它与梵语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梵语运用十分简单和自然的方法把每个词作为句子的构建部分表示出来。编插方法采取的不是这种做法，而是在无法把句子的所有成分连为一体的情况下，就会从句子的中心出发，用一些标记像箭头那样指明应该朝着哪些方向去根据与句子的关系探明各个具体的组成部分。寻查和猜测这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编插方法的某些特定方式会令人感到它与决然相反的那种毫无标示的语言系统一脉相承。即使编插方法通过这种方式与其余两种方法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如果人们为此而认为编插方法是两类方法的一种混合，或者把这种方法理解为内在语言知觉力不从心的一种体现，它无法将标示系统贯穿于语言所有组成部分的始终，这些看法仍然会错看编插方法的自然本质。在墨西哥语的句子构造中很明显地存有一种独特的表象方式。句子不是构建起来的，不是逐步由各个部分筑造起来，而是作为统一塑就的形式一下子形成的。

如果人们敢于对墨西哥语最初的形成阶段作一番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虽然人确实总是把每一个作为语言发出的语音与一种完整的意义，即一个完整的句子，在内心中结合在一起。但人的本意绝不会是仅仅说出一个孤零零的词，即使在我们看来，他的陈述也许只是一个这样的词。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句子同词的关系理解成句子本身似乎是完备和详密的一个整体，只是之后经过抽象分析才被切分为词的。假如我们把语言的形成像最顺其自然的事物那样看作一个渐进的过程，那就必须把语言形成的基础像大自然中产生的一切现象那样看待，视为一个进化系统。在语音中表露的感觉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一切，但并不是所有这一切同时都会在语音上体现出来。只有像感觉发展得越来越明朗，发音变得自由和确定，双方成功的理解尝试增强了勇气那样，最初模糊地混杂在一起的组成部分才逐渐清晰可辨，并在具体的语音中变得鲜明起来。墨西哥语的处理方法与这种过程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个处理方法最先确定下来的是一个在形式上完整和充足的浑然整体；它把尚未确定个性特点的成分通过代词表示为一个不定的事物，然后再进一步对这个一直未确定的事物加以具体描述。从这个过程必然会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决不能认为，在发明语言的实际过程中为了编插的需要而摒弃了词尾，相反，词尾应该被视为词的独立状态获得的一个添加成分，因为被编插的词缺少词尾，而它们在独立的状态中却有词尾。我并不想因此而造成误解，让人以为我把墨西哥语的结构看成是更接近那些语言最初阶段的一种结构。语言作为人类的特点完全源于不可测探的原初心灵能力，要是把时间的概念运用到人类这一特点的发展上，遇到的麻烦肯定会很大。墨西哥语的句子构造显然也是一种已经富有高度艺术性和反复经过处理的拼接，它从语言原始构造中保留下的只是一般的典型，此外，从不同类型的代词有规律的区分情况可以看出，有一种比较清晰的语法表象方式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这些以动词为根基的拼接方式已经十分和谐，并与构成一个词单位的派生复合形式和动词本身的屈折变化达到了同等的程度。差别只是在于，语言最初阶段里似乎尚未长成的、封闭的蓓蕾在墨西哥语中完整和不可分离地体现为一个组合而成的整体，在汉语里则完全要让听者去找出几乎没有语音标示的拼接，而更有活力和更为大胆的梵语却立即明察到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并用确定的方式将此表示出来。

虽然诸马来语言不属于编插系统，但与这种系统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它通过周密地表示动词之不及物的、及物的或者因果的自然本质，指出了句子的行进方向，并力图以这种方式来弥补理解句子时没有屈折变化的缺陷。有些马来语言以这种方式把所有限定形式都堆砌到动词上面，甚至还用某种办法表明动词的单数或复数形式。因此，动词带有的表示方式指出了应该怎样去建立句子的其他部分与动词的关系。而动词在这些语言里也绝对不是没有屈折变化的。墨西哥语通过一些词尾字母和一部分明确的象征形式来表示动词时态，所以不能说没有屈折变化，而且也像梵语一样为追求形成词单位而作出了一些努力。

一种程度似乎不太高的编插方法是：语言虽然没有强行使所有名词都进入动词屈折变化的范围之内，然而在动词上不仅表达出了统领性的代词，而且也表达出了受统领的代词。根据编插方法在这种语言里打下的根基的深与浅，根据在行为的明确对象在动词之后独立出现时是否仍然要求在动词上作出这样的标示，以上情况也会出现各种细微的差别。在当动词的这种屈折变化方式连同被穿插进动词的、标示出种种不同方向的各类代词实现了像一些北美语言和巴斯克语里那样完善构造的语言里，就会蔓生出一大批难以数计的动词屈折变化形式。但同时，语言以令人钦佩的周密方式牢固地保持着构造上的类推法。这样，理解就可以通过一条容易识别的线索穿越整个构造。由于在这些形式中经常是代词的同一个人称在不同的关系中作为行为的发出者，或者作为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对象重复出现，而且这些语言中的极大部分全无格的屈折变化。于是，在此类语言中要么出现了在语音上有所不同的代词词缀，要么以某种其他的方式避免引起可能的误解。由此便常常产生出一种极为高明的动词结构。可以提供杰出的例子的是新英格兰的马萨诸塞语，它是大特拉华语系的一个分支。马萨诸塞语也有一些相同的代词词缀，但它并不像墨西哥语那样从语音上对这些代词词缀加以区别，马萨诸塞语用这些代词词缀确定了出现在错综复杂的变位形式中的全部屈折变化。这种语言为此主要使用的手段是，于某些情况下在承受行为的人称代词上加上前缀，人们如果明白了这条规则，从起始字母上就立即可以看出这个代词形式所属的类型。但仅用这种手段也是不够的，所以马萨诸塞语又把另一种手段与这种手段结合起来，即当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为行为承受者时，增加一个结尾音来表示第三人称代词是行为施动者。通过代词在动词中占据的位置来标示出它的不同意义的这种繁琐方法在我看来一直很离奇，这个做法要么是以一个民族精神中的一种特定的表象方式为前提，要么是因为整个变位系统似乎是含糊不清地浮现在语言知觉的面前，然后语言知觉就任意地把位置作为区分手段来使用。我倒是认为前一种说法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以下现象初看上去似乎是任意的：当第二人称是行为发出者时，作为行为承受者的第一人称代词成为动词的后缀，但若第三人称作为行为发出者出现，那么，作为行为承受者的第一人称代词就位于动词之前，因此必须总是这样来说du greifst mich（“你₁抓住₂我₃”）和mich greift er（“他₃抓住₂我₁”），而不能颠倒顺序。然而，一个原因可能在于，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由于民族想像力的作用而发挥出更高程度的活力，并且这些形式的实质是以受动作统领的人称，即承受动作的人称为出发点的，这一点也是可想而知的。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两者之中，又似乎是第二人称占据优势；原因是作为动作承受者的第三人称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动词的前缀，而同样情况下的第二人称除此之外永远不会有别的位置。但是在作为动作发出者的第一人称与作为动作承受者的第二人称同时出现的情况下，第二人称仍然保持着更优先的地位，因为语言通过其他方式来避免出现混淆。莱尼—勒纳佩语是特拉华语系的主要语支，它的代词在这些形式里的位置也相同，这一情况也证实了以上看法。此外，我们通过库珀充满情趣的小说而熟识的莫希干人（Mohegan，原名为Muhhekaneew）的方言在这方面也显得很接近上述情况。然而，这类变位体系终究是如此地构思巧妙，以至人们面对这个体系时正像前面就人类语言所作出的评价那样，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它的任何部分的构成都与被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的整体联系了起来。种种语法书提供的仅是词形变化范式，并没有作出对句子结构的分析。但我借助艾略特的词形变化范式^〔3〕详细地列出了一些表格，并对句子结构作出了精确的分析。通过这个分析，我坚信在表面看来的杂乱无序之中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规律性。由于辅助材料的缺乏使我不可能对每个形式的所有部分都一一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尤其难以做到的是，把被语法学家仅看作是谐音字母的成分与所有具备特征的成分加以区别。但绝大多数屈折变化都遵循已被认识到的那些规则；而在存有疑问的地方，形式的意义经过论证也总能够得到说明，即一个形式出于哪些特定的原因只能具有这样的意义。不过，如果与外部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组织把语言结构引上这样一条道路，总不是一个成功之举。对于知性和语音来说，语法形式都拼接成了一个个粗笨的大团块。这就使言语的自由受到限制，因为言语不是把具体成分组合成体现出千变万化联系的思想，而是大部分不得不运用永久地固定下来的表达，这些表达还并非全部都是言语每一时刻都需要的。同时，如此组合起来的这些形式的内部联系的确过于松散，它们的各个成分无法相互融合成真正的词单位。(www.xing528.com)

这样，相互之间的联系就会因缺乏有机的、恰当的分隔而受到妨碍。这里提出的这个指责是针对整个编插方法的。墨西哥语不太经常通过代词把限定成分编织进动词的屈折变化中去，并在任何时候都不通过这种方式来标示两个确定的、受行为统领的对象，而是在直接和间接两种关系同时存在时，把间接关系的表示方式置于动词本身的尾部。通过这个方式，墨西哥语虽然又重新加强了词单位，但它总归是把最好不连接在一起的东西连接到了一起。在那些高度领悟到词单位的意义的语言里，虽然受统领代词的标示时而也附加在动词的形式上，如在希伯来语中，受统领的代词就作为后缀附加在动词上。但这类语言在此充分地显示出对作为承受者的代词和作为施动者的代词所作的区别，作为施动者的代词从根本上是属于动词的自然本质部分。这类语言把施动者代词同动词词干最紧密地结合起来，而把承受者的代词松散地连接到动词上，甚至有时完全把承受者代词与动词分隔开来，使它独立出现。

那些以这种方式使词的构造和句子的构造之间的界限不明的语言通常不拥有变格形式，它们或者根本就没有格，或者就像巴斯克语那样，不能在语音上总是把主格和宾格区分开来。但人们不能将此看作是导致插入受统领的宾语的原因，似乎这些语言想要以此来防止由于缺乏变格而产生的意义不清状况。而更确切地说，缺乏变格是编插方法导致的结果。句子的部分和句子的整体之间应有的界限之所以被混淆的原因在于，精神在组织语言时没有能够正确地理解各种词类。否则的话，就既能够产生出名词的变格，也能够把动词的形式限制在它们的基本限定语上。但如果一开始就没有选择这个方向，而是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把完全应在句子中构建的关联也在词中牢固地建立起来，那么，名词自然就显得没有多大的发展必要性了。在这类民族的想像力中，名词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句子中占主要地位的部分，而只是占次要地位的解释性概念。梵语却始终没有采取这种把动作承受者代词编织入动词的做法。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提到代词在更自然地独立出现的情况下的另一种结合，即物主代词与名词的结合，因为这种结合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情况有重大的区别，甚至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墨西哥语里有一种专用于物主代词的独特的缩略形式，通过这个方法，代词采用两种分离的形式围绕着语言的两个主要部分。在墨西哥语和一些别的语言里，这种结合也同时运用到句法上，因此也属于这里所说的情况。第三人称代词与名词的拼接被用来作为所有格关系的标示，采取的方式是让所有格的名词位于后面，例如不是说“das Haus des Gärtners”（“园丁的房子”），而是说“sein Haus der Gärtner”（“他的房子园丁的”）。这种情况显然与动词统领一个后置名词的方式同出一辙。

墨西哥语中名词与物主代词的结合不仅比在我们的表象方式中需要添加物主动词的必要情况要频繁的多得多，而且，这类代词与某些概念仿佛密不可分地融合为一体，例如与亲缘关系等级和人体四肢的概念。在具体人称不确定的情况下，亲缘关系等级之前就附加上不定人称代词，人体四肢的名称之前则附加上第一人称复数的代词。所以，例如一般不说nantli（“母亲”），而通常要说te-nan（“某人的母亲”），同样也很少说maitl（“手”），而是说to-ma（“我们的手”）。在其他许多美洲语言里，这类概念与物主代词的联结程度看上去也达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这方面的原因显然并不出自句法，而是在于更深层的一个民族的表象方式。当精神对抽象还不太习惯时，它会把它自己常常建立起相互联系的东西理解成一个事物；而语言就把思想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区分的事物结合成一个词，只要语言有这种意图。此后，这样的一些词作为永久性地固定下来的印记被通行使用，说话人不会再想要分离它们的成分。事物与人称之间的稳定关系此外还源于人的原始看法，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关系才局限在真正必要的范围之内。在比较清晰地保留下早期状态的踪迹的语言里，人称代词因此都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其他一些现象也证实了我的这个观点。在墨西哥语里，物主代词对一个词施加的影响十分强大，常常会使这个词的词尾出现变化，而且这类结合形式还会有一种完全独特的复数词尾。整个词的这样一种形态改变清楚地证明，这个词应该从内部也被视为一个单独的新概念，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仅仅偶尔在言语中连接起来而已。在希伯来语里，与概念连接的不同稳固程度对词的连接的影响从种种鲜明的细微差别中充分体现出来。如同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施动者人称代词被最稳固和最紧密地连接到动词词干上，因为难以想像动词能够缺少这类代词。其次比较稳固的是物主代词与动词词干的结合，最松散的要数动词宾语的代词与动词词干的结合。从纯逻辑的依据来看，在后两种情况中，如果说可以对这些情况加以区分的话，受动词统领的宾语方面理应获得更高的稳固程度。很明显的原因是及物动词所要求的宾语要比名词一般所要求的物主代词更有必要性。语言在此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原因几乎只能是在于，物主代词与名词的关系极为频繁地出现着，它在如此频繁出现的情况下便被该民族视为一个单独的单位。

严格地说来，必须把能够构成一个独立句子的成分缩合成一个词的形式的所有情况都归入编插系统，那么，在不属于这种系统的语言里，也可以看到这类例子。不过，这类例子一般见于复合句，编插方法被用来避免嵌入句。编插方法在简单句中与名词缺乏屈折变化有关，它在复合句中或者与关系代词和相应的连词缺乏有关，或者与对这种结合手段不太习惯的情况有关。诸闪米特语言所使用的“结构态”即使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也不太引人注意，因为这些语言根本就不嫌弃编插。即使在梵语中我也只需引以twâ和ya结尾的所谓无屈折变化的分词为例，还有像Bahuwrîhi一类将整个关系从句包含在内的复合词。这一类复合词中只有较少部分进入了希腊语，希腊语从总体上来看也只是少量地采纳了这类编插方式。它更多地使用的是连词的衔接手段。甚至希腊语宁可让结构缺乏联系而加重精神的工作，也不采取过度的缩合而使套叠的长句结构变得笨拙，与希腊语相比，梵语就不能总是避免这种现象。这里出现的与有些语言把塑造成一个整体的词形式化解为句子是同一种情况。只是采取这种化解方法的原因并不一定总是在语言构造力量减弱的同时形式出现退化。即使在这样的退化不能完全确定的情况下，人们会渐渐习惯将概念更正确和更大胆地分离，这种习惯也会化解虽然富有感性和生动逼真却不适合表达千变万化和巧妙灵活的思想联系的一个浑然一体之物。从总体上来对何种和多少成分被结合成一个形式作出定义要求有一种敏锐和细致的语法知觉。在所有的民族中，希腊人可能是最先把这种语法知觉作为他们的独特之处的，他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对语言丰富多彩和倍加细致的运用，使得语法知觉发展到了完美绝顶的程度。

注释

〔1〕　我在这里想对Mexico这个名称的发音作个说明。假如我们按照在我们这里通行的发音方法来读这个词中的x音，显然是不正确的。但要是像在西班牙语里，按照这个词更不恰当但已成定论的最新写法Mejico，把它发成喉音ch，那我们偏离真正当地居民的发音就更远了。按照当地居民的发音，战神Mexitli的名字和由此而来的墨西哥城的名称中的第三个字母x是一个强咝音，虽然无法确定，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我们德语中的sch音。首先使我产生上述想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墨西哥语中，Castilien（卡斯蒂利亚）一词的墨西哥语写法是Caxtil，而西班牙语的pesar（秤分量）在与之有亲属关系的科拉语里写成pexuvi。进一步证实了我的估计的是吉力的做法，他用意大利语的sc来改写墨西哥语的x［见其作《美洲史随笔》（Saggio di storia Americana），III，第343页］。在其他一些美洲语言里我也发现，西班牙语的语法学家们都把同一个或者一个类似的咝音写作x，因此，我认为可以把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解释为西班牙语中缺少sch音。西班牙语的语法家在自己语言的字母表中找不到一个与这个咝音匹配的语音，所以就选择了有双重意义的、而原本在西班牙语里不存在的x来表示这个语音。后来我发现，前耶稣会会士卡马尼奥对这一字母混淆现象也作出了同样的解释。卡马尼奥把（南美洲中部的）奇基托语中用字母x来表示的语音与德语的sch、法语的ch进行了比较，找到的原因跟我的看法一样。卡马尼奥的有关见解载于他非常系统和完整的奇基托语语法手稿，多亏国务参事冯·施勒策尔将他父亲的这份遗物作为礼品送给了我。最终还有布施曼在实地观察到的许多情况也证明，西班牙人在美洲语言里用x代替了这样的一个语音；布施曼还补充说明了这一事实：西班牙人用x这个字母表示德语的sch和法语的j之间的语音，此外还用它来表示sch和j这两个语音本身，而西班牙语里也同样不存在法语的j音。因而，若想保持与当地居民的发音相仿，就要像意大利人说新西班牙首都的名称那样发音，但更准确地说，是发出介于Messico和Meschico之间的音。

〔2〕　由于频繁地重复，这个词的结尾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墨西哥语的一种特征，始终被西班牙语教学者们写作tl。塔皮亚·森特诺［见《墨西哥语新语法》（Arte novissima de lengua Mexicana），1753，第2、3页］只是指出，这两个辅音虽然在词首和词内时与在西班牙语里一样发音，却在词尾时只构成一个语音，而且是一个很难掌握的音。在他作了这番很不清楚的描述之后，他表示强烈反对把tlatlacolli（“罪孽”）和tlamantli（“层次”）的音发成claclacolli和clamancli。由于我弟弟的帮助和介绍，我用信函方式向阿拉曼先生和当地的一位墨西哥人卡斯托雷那先生询问过这个问题。我得到的答复只是，tl的音一般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发成cl。可以为此提供证明的还有被西班牙语吸收的外来词claco，即一种铜币，合半个quartillo（夸提罗），相当于八分之一个Real（里亚尔），它是墨西哥语中的一个通用词，即墨西哥语的tlaco（一半）。科拉语里没有l，所以到了墨西哥语的词里，就只保留了tl的第一个字母。但即便是西班牙语法家也总是只写为一个t（而从不写作一个c），这样，tlatoani（“州长”）的发音就成了tatoani。据布施曼告诉我的消息，用t代替墨西哥语的tl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墨西哥锡那罗亚州的卡希（接上页）塔语中，卡希塔语这个名称我还从来没有听人提起过，是由布施曼告诉我后方才知道的，上面列举的tlatlacolli（“罪孽”）一例在卡希塔语里的形式是tatacoli［参看《卡伊塔人做圣体指南手册》（Manual para administrar á los Indios del idioma Cahita los santos sacramentos），Mexico，1740，第63页］。我再次给阿拉曼和卡斯托雷那两位先生写了信，向他们提出了源自科拉语的这个反例。但他们作出的回答仍与此前一样。所以，对如今的发音没有必要再提出质疑。但这里还是出现了一个难以判断的窘境：是应该认为，发音是随着岁月的更替出现了变化而从t过渡到了k呢，还是原因在于l前面的语音是一个含糊的、在t与k之间漂浮的语音呢？我曾亲自对塔希提岛和桑威奇群岛上土著人的发音作过考察，这两个语音相互之间几乎没有显出区别。依我之见，刚才提出的后一种原因才是正确的解释。那些首先开始认真地研究墨西哥语的西班牙人大概把这个含糊的语音听成了t；而由于他们把这个语音以这种方法写了下来，所以也就被保留了下来。其实，塔皮亚·森特诺的说法对这个语音似乎也没能作出确切的判断，他只是没有想按照西班牙人的方式把它明确地固定为cl。

〔3〕　请见约翰·埃里奥特著《马萨诸塞语语法》（Massachusetts Grammar），John Pickering主编，Boston，1822；也可参看戴维·蔡斯贝格尔的《特拉华语语法》（Delaware Grammer），杜邦索译，Phildelphia，1827；以及乔纳森·爱德华兹的《马希坎印第安人语言观察记述》，（Observation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Muhhekaneew lndians），John Pickering主编，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