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语字母变化对复合词与分离词的影响

有些语言采用给概念添加一些附属定义的办法把语音扩大为多音节的组合，并且在这些多音节的组合范围内允许出现各种各样的字母变化，只有在这样的语言里才有可能真正出现内在的词单位。随后，致力于语音美的语言知觉根据语音和谐动听的一般和特殊法则来处理词的内部领域。但发音知觉也同时在起作用，而且主要针对的是以上述方式形成的语音。发音知觉时而采取改变语音的意义的方式，时而设法使那些能独立使用的语音也只作为表示附属定义的符号使用，从而将它们纳入自己的辖域。于是，这些语音原有的实质性意义如今变成了一种象征性意义，语音本身由于隶属某个主要概念而常常变成一个简单成分，因此，这样的语音虽然有着不同的起源，但也获得了与那些由发音知觉真正构成的纯象征性的语音类似的形态。发音知觉越是积极和主动地促使概念持之以恒地与语音融合，语音的这种运作过程进展得就越快。

基于上述共同起作用的各种原因，产生出了一种能够同时使知性和美感两方面得到满足的词结构，在词的这种结构中，从主干词出发的精确分析必须努力从意义或语音两方面原因来对每一个附加的、省略的或者发生变化的字母作出解释。但是，只要这种分析对每种变化至少能够列出一些解释性的类似情况，那么也算是达到目的了。有些语言没有给词的原初形式加上任何确定的统一印记，却优先采用附加方式来标示附属定义，而较少采用内部纯象征性的字母变化方式；上述词结构在此类语言里便具有最广袤的范围和最丰富的多样性，最能满足知性和听觉的需要。附加若不与机械的拼合混淆的话，这种从起源上看似粗糙而又笨拙的方式由于受到强烈的屈折知觉的推动而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明显比那种更加精细的、艺术程度更高的方式具有优势。屈折知觉和发音知觉在闪米特诸语言的词结构中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周密细致的程度强有力地体现出来，令人叹服；尽管如此，闪米特语言在词结构的多样性、范围广度和对种种语言目的的满足程度方面都远不能与梵语相比，其原因大部分在于闪米特各语言中根的结构是两个音节的，而且对复合词望而却步。

梵语通过语音来表示不同程度的统一性，是内在的语言知觉感到有区分这种程度的需要。梵语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对那些在同一个词中作为不同的概念成分出现的音节和在字母中相互衔接的单个语音用各种方式区别对待。我已经在上文中说过，在两个分开的词之间和在一个词的中间这两种不同情况下，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梵语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继续发展；如果把适合于上述两种情况的法则分为相互对立的两大类，那么就会发现，梵语就从较松散的直至较稳固的结合程度来标示出词单位的不同级别：

●　复合的词；

●　带有前缀的词，大多为动词；

●　语言中已存有的基本词加上后缀（Taddhita类后缀）构成的词；

●　根词，也就是实际上存在于语言之外的词，加上后缀派生出来的词（Kridanta类词）；

●　具有变格和变位两类语法形式的词。

以上情况中的前两类词在总体上遵循的是分离的词的拼合法则，后三类词遵循的是词中间的拼合法则。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出现；这里提出的划分级别的基础断不是每一类形式的规则与其他类别的绝然不同，而只是各个类别或多或少，但却十分明显地分别接近两个主要类别。况且例外情况本身也常常以有意义的方式透露出更稳固的结合的意图。这样，除了表面上似乎属于例外的一种情况外，如果两个分开的词前后衔接的话，前一个词的结尾辅音从来不会引起后一个词的起始字母产生变化；相反，这类变化却会以一种方式发生于一些复合词和前缀，这种方式时而会影响到第二个起始辅音，例如由agni（“火”）和stôma（“献祭品”）组合而成的agnishtôma（“燔祭”、“烧香”）。梵语没有遵守分离的词的拼合规则，说明它显然感觉到了词单位的要求。但不容否认的情况是，由于梵语对那些在复合词里前后衔接的结尾字母和起始字母做了其他更一般化的处理，而且梵语还缺乏像希腊语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使用的那种连接音，这就使它的复合词与分离的词极其相似。我们固然还不了解的重音可能不会使这种情形有丝毫改变。复合词的第一个成分倘若保留了自己的语法屈折变化，两个成分的结合实际上便完全取决于语言运用：语言运用或是永远把这些词联结在一起，或是绝对不单独使用最后一个成分。况且，第一个成分即使缺省屈折变化，这些词组成的单位也只是更多地在知性中能够成立，而不是通过语音融合在听觉中产生出整体性效果。在词的基本形式和变格词尾在语音上出现重合的情况下，语言并不会明确地表示出，到底这是一个独立的词，还是一个复合词的成分。因此从语法标示的明确情况来看，梵语的一个长复合词与其说是单独的一个词，还不如说是没有屈折变化而并排连接起来的一组词；希腊语中显示出的一种正确感觉是，它绝不让复合词由于过长而难以控制局面。但梵语也有一些其他特点，证明它有时也懂得如何有意义地标示出由若干词组成的一个单位；例如，两个或更多的名词，无论它们具有什么性，都可以合组成一个无性的名词。

在遵循词中间的拼合法则的几类词中，Kridanta类词和具有语法屈折变化的词相互最接近；要是在这两类词之间还留有更加内在的联系的踪迹的话，那么，这样的踪迹首先会在变格词尾和动词词尾的差别中显露出来。Krit类后缀的情况与后者完全一样。因为正是这类后缀首先将根引入语言之中，它们直接与根匹配，而与Taddhita类后缀在这方面情况相同的变格词尾却连接在语言中已有的基本词上。语音的内部融合在动词的屈折变化中达到了最稳固的程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即使在知性中，动词概念也难以与它的附属定义绝然分开。

我在此只是想指出，那些语音和谐定律在字母衔接时用什么方法根据词的内部统一程度而相互不一致的。不过，人们必须谨慎地避免在这种状态中寻找某种专门的意图。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在把“意图”这个词用于语言时，要格外慎重地加以理解。倘若这个词在人们的理解中似乎是约定，或者只不过是指从意志出发朝着某个明确设定的目标作出的一种努力，那么，意图便与语言无关，人们常常忘却这一点。语言的意图始终只在最初近于直觉的一种感觉中显示出来。我坚信，这样一种对于概念单位的感觉固然渗透进了语音之中，而正因为它是一种感觉，所以在语音中并不是处处体现为同样的程度和同样的结果。这些的拼合法则相互之间会出现相互不一致的情况，其中有些情况虽然在语音上是出于字母本身自然本质的原因。由于全部具有语法形式的词始终都是同样由这些成分的起始字母和结尾字母结合起来的，于是在分离的词之中，甚至复合词也如此，成分与成分之间的衔接便千变万化，重复的情况极为少见；这样，具有语法形式的词自然就容易形成一种独特的、将所有内含成分融合在一起的发音。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可以认为对词单位的感觉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所以是从一条与我以上所说的原因相反的途径产生的。然而，那种内在的统一感觉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是最早期的影响，正是基于它的这种影响，全部语法性的拼合才得以编插入主干词，而不像在有的语言中那样一直处于分离状态。对语音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的是，变格词尾和后缀都只以某些特定的辅音开头，因此也只构成一定数量的结合可能性，这类结合在变格词尾中数量最有限，在Krit类后缀和动词词尾中数量较大，但在Taddhita类后缀中为数更多。

除了词中间的辅音衔接所遵循的拼合法则有所不同之外，各种语言还有另外一种处理词的语音的方法，它可以更确切地表示出词的内部统一性，即这个方法允许词的整体结构对具体字母的变化，尤其是元音的变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会在几种情况下出现：当比较重要或不大重要的音节在连接时对词中已有的元音施加了影响时，当词首的一个增添成分导致了同一个词的结尾音缩减或脱落时，当一个词的附加音节的元音被这个词的元音同化或者后者被前者同化时，或者当一个音节由于语音强化或变化而在同一个词的所有音节里占据了听觉上的优势地位。上述的每一种情况，只要不是纯语音的，都可以被看作是词的内部统一性的象征。在梵文里，这样的语音处理方法以多样化的形态出现，并总是奇特地兼顾逻辑形式的明晰度和审美形式的优美性。所以，梵文并没有让词尾同化主干音节，主干音节的稳固性是必须保持的，但是，梵文会认可主干元音的扩展，由于这些扩展形式在语言中有规律地重现，听觉不费力就能够重新辨别出原初的主干元音。这就是葆扑提出的一个观点，它为精细的语言知觉提供了证据，他在这个观点中完全正确地指出，这里所说的梵文中主干元音出现的变化不是质变，而是量变。^〔2〕质上的同化产生于发音的疏忽或者把一些音节发成同样的音的喜好；而从调整速度来体现的量变则表露出一种更高度、更精细的语音和谐感。在出现质变时，完全是为了保证语音效果而让重要的主干元音蒙受损失，而在出现量变时，主干元音的扩展形式对于听觉和知性来说依然如故。

梵文用Guna和Wriddhi这两种构造高超的方法来使词的一个音节在发音上获得一种统治整个词的优势地位，这两种方法跟其余的语音亲缘关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以至它们从这种构造和关联来看始终是梵文独有的特点。而梵文的任何其他姐妹语言都没有在系统上和精神上采纳这两种语音变化方法；有的语言只是零敲碎打地吸取了一些作为现成结果的个别形式。Guna和Wriddhi使元音a延长，将i和u构成双元音ê和ô，把元音r变为ar和âr，^〔3〕而且通过新一轮的双元音化而把ê和ô强化为ai和au。假如在采用Guna和Wriddhi方式形成的ê、ai和ô、au之后还跟着一个元音的话，那么，这些双元音就会变成ay、ây和aw、âw。由此就产生出了一个由五种语音变化组成的双重系列，这个系列通过某些语言规则及其不断重复的运用，仍然一直可以恢复成一些相同的原始音。通过这样的方式，语言获得了多种多样和谐动听的语音连接形式，而又未给理解造成半点障碍。在Guna和Wriddhi的变化方式中，每次都有一个语音替代了另一个语音。然而，这种情况却不能因此而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元音交替，那就成了诸多语言里都存在的普通的元音交替现象。这两种元音交替的重要区别在于，在元音交替时，一个替代元音的基本部分总是或者至少部分地与出现了变化的音节原来的元音不相同，这种替代元音的基本部分有时要到确定语法区别的努力中，有时则要到同化法则中，或者到其他某一种原因中去找，故而，新的语音可视不同的周边情况加以更换。可是在采取Guna和Wriddhi两种方法的情况下，这个新的音总是以同样的形式从已出现变化的音节本身的原始音中产生出来，并且只属于这一音节。要是我们把以Guna方式变化的语音wêdmi同葆扑所解释的通过同化产生的tênima相互作一比较，就能看出，位于前一个形式中的ê是从已出现变化的音节中的i产生出来的，而后一个形式中的ê却由后面音节中的i产生出来的。

Guna和Wriddhi是基本音的两种强化方式，它们虽然与基本音不是对立的，却相互之间形成对立，如同比较级和最高级的情况那样，同样都在量上逐步升级地强化了单元音。这种语音强化升级对于听觉来说就显然是发音扩大了范围；但是，它对意义也起作用，附上ya后构成的被动态—将来时分词就是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例子。因为，简单的概念只要求Guna方式，而已经强化的、与必要性有关的概念必须采用Wriddhi方式，例如staway的意思是“一个值得奖赏的人”，而stâway的意思是“一个必须给予最高奖赏的人”。但是，强化的概念并没有全部反映出这类语音变化的特殊本质。虽然在此必须把由元音a构成的Wriddhi形式作为例外，但这个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因为它的语法运用才属于此类变化，而并不是由于它的语音原因。从其余的所有元音和双元音来看，这种语音强化的特点在于，通过不同类别的元音或双元音的结合，使语音出现了不同级别上的屈折递变。原因是，所有的Guna和Wriddhi变化方式都建立在元音a与其余的元音或双元音的结合的基础之上。可以认为在单元音之前，Guna变化方式中出现的是短元音a，而Wriddhi变化方式中出现的则是长元音a，或者可以认为，在Guna变化方式中，一个短元音a始终出现在单元音之前，而在Wriddhi变化方式中，短元音a则始终出现在已经过Guna方式强化的元音之前。^〔4〕据我所知，连古印度的语法家都没把通过同类元音的结合而延长的元音归入Wriddhi类，唯一的元音a是个例外。因为通过Guna和Wriddhi这两种方式产生出的始终是一个听觉效果十分不同的语音，有关原因还只能是音节本身的原始音，所以，Guna和Wriddhi变化方式的语音是以一种无法用话语描述却可以被耳朵清晰地感觉到的方法产生于音节自身内部的纵深之处。如果说使动词的主干音节如此频繁地出现变化的Guna是某些语法形式一种独有的特征的话，那么，即便是根据感性现象，人们似乎也可以把这些语法形式称作真正源自根内部的发展形式，比起闪米特诸语言的语法形式来，它们的含义更加精确，闪米特语言中的元音交替只是象征性的。^〔5〕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Guna仅仅是辅助形态之一，它在梵文里是按照一定的法则被赋予动词形式的，不属于动词形式的主要特征。从其自然本质来看，Guna是一种纯语音的现象，只要我们能够查明它的原因，它就同样是一种可以完全从语音上得到解释的现象，并不单单是意义和象征方面的现象。这里唯一有必要作为例外加以区别的情况是增强性派生动词中重叠元音的Guna方式变化。这种情况下的变化方式所表达的强化更加突出，梵文有意采用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把这种强化表达赋予这些动词形式，而在一般情况下，重叠语音是要把长元音缩短的，但当根的央元音为长元音时，Guna变化方式也有效，这也是非同一般的。

相反，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些变化方式视为词的内部统一性的象征，这些在元音领域里逐步升级的语音变化与前后衔接的辅音所导致的变化相比，它们形成的词的融合具有更高的抽象程度，更加确定，结合得也更加紧密。以上变化方式在这方面与重音比较近似，它们都具有同样的效果，都使一个统领性的音节占据优势地位，只不过在重音中是通过音高，而在Guna和Wriddhi方式中则通过扩展的语音屈折递变。因此，尽管Guna和Wriddhi变化方式仅仅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成为词的内部统一性的标志，然而它们始终是绝不一直沿着相同道路发展的语言用来标示这种统一性的不同表达方式之一。梵文的第十类动词和与此类动词有亲缘关系的因果动词的形式由多音节构成并且很长，Guna和Wriddhi变化方式之所以成为这些动词形式的独特之处，大概也正是出于以上的原因。Guna和Wriddhi变化方式当然也在短的形式中出现，但人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们在长的形式中防止了音节的断裂分离，并促使声音将它们固定在一起。在这方面十分重要的还有，Guna在内部统一性最稳固的那些词类中，在Kridanta类的词中和在动词词尾中，是最主要的变化方式，通常见于它们的根音节，与此相反的是，从不出现于变格形式的主干音节或者用Taddhita类后缀构成的词的主干音节。

Wriddhi有两种应用可能性。它一方面像Guna一样，是纯语音的现象，它或者出于某种必要性，或者按照说话者的主观意愿进一步增强Guna；另一方面，它具有意义和纯粹的象征性。Wriddhi的第一种形态主要出现在结尾元音中，而词尾的长元音也毫无例外地只采取Guna方式。其原因在于，一个结尾元音的扩展不会遇到任何限制。这里所遵循的原则在爪哇语中也可见到，爪哇语在相同情况下把被辅音编插的元音a在词尾变为低沉的o。Wriddhi的意义在Taddhita类后缀中尤为明显地体现出来，而且最初似乎是用以表示性别、集合名词和抽象名词。在所有这些情况里，原初简单的具体概念都得到了扩展。这种扩展也被隐喻性地转用于其他一些情况，虽然并不总是经常这样。所以，用Taddhita类后缀构成的形容词时而可能采取Wriddhi方式，时而可能让原有的元音保持不变。其原因在于，形容词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体的特性，又可以被视为包含所有具有该特性的事物在内的总集。(www.xing528.com)

在动词的语法形式受到严格限定的一些情况下，是否采取Guna变化方式造成了Guna化和非Guna化变位形式之间的对立。同样的对立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但是这样的情况很少见，时而是出于某种必要性，时而是任意地采用Wriddhi变化方式，倒不是Guna变化方式。葆扑是解释了这种对立的第一人，他使用的一种方法虽然必须把某些情况作为例外而不加以考虑，但从总体来看的确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他把这种对立的起因归于词的结尾音轻重对根元音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说，重的结尾音阻碍了根元音的扩展，而轻的结尾音则似乎引发了根元音的扩展，凡是在词尾直接与根连接的地方，或者在词尾和根连接当中夹入了一个能够采用Guna变化方式的元音的地方，这两种情况就会发生。但如果屈折变化音节的影响受到另一个插入的元音或者一个辅音的妨碍，而使根元音对屈折变化的依赖不复存在的话，虽然Guna的运用与否在某些情况下是有规律的，但却无法从语音上得到解释，根音节的这一区别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追溯到语言中的某个一般法则。依我之见，只有动词变位形式的历史才会提供关于Guna变化方式的使用与否的真正解释。不过，这还是一个未被探明的领域，我们对它所能做的只是一些零敲碎打的推测。由于方言或者时间的不同，也许曾经有过两种变位类型，一种以Guna方式，另一种非也，由于这两种变位类型的混合，才产生出了目前我们在梵文中所看到的这种变位形态。根据这样一种猜测，似乎真的可以发现数类根，它们在变位时可以采用Guna方式，也可以不采用Guna方式，而且大部分保持意义不变，或者在梵文的其他类推方法要求显示上述那种对立的情况下，这些根会采取一种通行的Guna方式。后一种情况只是少数例外；属于前一种情况的是同时按照第一类和第六类法则变位的所有动词，以及按照第一类法则变位的一些动词，这些动词按照第六类法则来构成多形式的过去时，采取的方式与构成它们的增音过去时相同，甚至也同样不使用Guna方式。这种相当于希腊语中第二不定过去时的第六类变位形态很可能是一种非Guna化变位的增音过去时，除此之外还有过一种Guna方式的变位（即现在的第一类动词根的增音过去时）。因为，我觉得梵文里很可能只有两种真正意义上的过去时形式，而不是我们现在列出的三种，所谓第三种过去时形式，即多形式过去时，只不过是在梵文的其他发展时期产生出的次要形式。

如果人们通过这种方法来假设梵文中最初存在采用和不采用Guna方式的两种变位类型，那么就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词的结尾音轻重造成了对立的地方，Guna变化方式是遭到排斥，还是被采纳？人们肯定是应当赞成前一个说法。像Guna和Wriddhi这样的语音变化是不可能灌输进一种语言的，按照格林在论述德语中的元音交替时使用的一种恰当说法，这类语音变化扎根于该语言的土壤之中，一些低沉而又绵长的双元音可以为它们的起源作出解释，这样的双元音我们在别的语言里也能够找到。语音和谐的感觉能够设法使这些双元音变得柔和，并使它们在量上形成某种特定的关系。但即使在一个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种族中，语言器官趋于扩展元音的这种倾向也有可能直接以韵律的方式显示出来。因为，把一种发达语言的每一个卓越之处都想像成是分阶段逐步形成的，是既不必要，也毫无可取之处的。

粗糙的自然语音和有规律的发音之间的差别还更加清楚得多地体现在对词的内部构造作出重要贡献的另一种语音形式上，即重叠。重复一个词的起始音节，或者重复整个词本身，是许多不发达民族的语言特有的现象，其原因有时是为了从意义上强化各种各样的表达，有时只是一种语音习惯。在另外一些语言里，比如马来语系的某些语言中，并不总是根元音在重复，有时候重复的是与根元音有亲缘关系的元音，正是这样的重叠证明了语音感觉的一种影响。但是，梵文里的重叠总是与词的每一种内在结构相吻合地作出适当调整，以至于可以列出五或六种分布在梵文中的重叠形态。但所有这些形态的重叠都源于一种双重的法则，即一方面是一个词的前置音节要去适应这个词的特殊形式，另一方面是促成词的内在统一性。有些重叠被同时用来表示特定的语法形式。有时候，前置音节的适应方式是如此地不自然，以致某个本来应该位于一个词之前的音节使这个词出现了分裂，并插到它的起始元音和结尾辅音中间。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前置形式还要求前置一个增音形式，而在以元音开始的根上，这两种前置音节本来不会用可加以区别的方法被标示出来。在希腊语里，增音和重叠的确在这样的情况下汇合成了“增音时态”，并发展成一些达到相同目的的类似形式。^〔6〕这个值得引起注意的例子表明，语音的形式构造是怎样在发音知觉十分活跃和生气勃勃的情况下开辟了一条条看上去很是独特和神奇的道路，目的是与起着内部组织作用的语言知觉在其各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上同步，并且使每个发展方向都始终具有明确的标志。

在梵文中，把词与前置成分稳固地结合在一起的意图在辅音根上的体现方式是重复的元音是短元音，即使在根是长元音时也如此，这就使一个词在语音上盖过了它的前置成分。这种缩约方式在梵文里仅有两种情况属于例外，它们同样出于非同一般的特殊原因：增强性派生动词需要标示出它的强化，因果动词的多形式过去时为了语音和谐的效果要求保持重复的元音与根元音的平衡。在根的起始音是元音，并且重叠是由起始元音的延长来实现的情况下，起始音节就占据了语音上的优势地位，这就与我们在Guna形式上看到的情形一样，便也促使与起始音节紧密衔接的其他那些音节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重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些特定的语法形式一种真正的标志，或者是这些特定的语法形式附带的语音变化特征。只有在一小部分动词（即第三类动词）里，重叠才是它们的基本特点。但这里同前面提到的Guna的状况一样，人们也可以作出这样的猜测：在梵文某个较早的时期，动词变位既能够采取重叠的方式，也可以不采取此方式，并且两种情况都不会导致形式或意义上出现变化；因为，某些第三类动词的增音过去时和多形式过去时之间的相互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运用重叠。这种情况要比Guna变化方式显得更加自然。因为，运用语音重复来使陈述得到加强本来完全是由富有生气和活力的个人感觉产生的效果，所以，即便是这样的强化方式逐渐会变得普遍和有规律起来，但它仍很容易引起运用上的变化多端。

作为过去时的标示方式与重叠有亲缘关系的增音同样是以促进词的统一性的方法，在以元音开头的根上得到运用，此时它与语音相同而表示否定的前置成分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因为阿耳法否定前缀在附加到这些根之前时必须在两者之间插入一个n，而增音形式却与根的起始元音融合在一起，这个区别充分证明，增音作为一种动词形式具有明确的、更强的内部结合的性质。但是，在这种融合中，增音跨越过同样是经过融合而产生的Guna形式，扩展成为Wriddhi；有关原因显然是，一种对词的内部统一性的感觉想要让把词结聚成整体的起始音节获得尽可能大的优势。虽然在有些根的另一种动词形式中，即在重叠的过去时中，也可以见到插入的n音；但在梵文里，这种状况只是一些个别现象，而拼合形式乃是与一个前置元音的延长有关。

除了以上简短描述的手段外，那些拥有丰富语音的语言还运用一系列其他手段来表达对一种需要的感觉：需要赋予词一种有机地组织起来的并且能够把丰富的内涵与和谐的语音结为一体的结构。人们在梵文里可以看到的这类手段是：元音延长、元音交替、元音转化为半元音、一个半元音通过另一个紧随其后的半元音扩展成音节，插入鼻音也可算在此范围之内，当然也不应排除语言的那些一般法则在词中间相互衔接的字母中引起的语音变化。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语音的最终形成同时取决于根的特性和语法拼合的自然本质两个方面。各个字母的独立性和稳固性，亲缘关系和对立关系以及它们的音重，有时体现为原初的和谐一致，有时则体现为一种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总是被起组织作用的语言知觉从美的方面加以调和。补偿法则更加清楚地反映出对构成整个词的缜密考虑。按照这个法则，发生在词的一个部分上的语音强化或弱化为了达到平衡，会导致这个词的另一部分出现相反的变化。在此，即在词的这种最终形成中，未对字母的质的特性加以考虑。语言知觉只强调了更加缺乏实体的量的特性，把词仿佛韵律那样看作一个节奏序列。梵文在这方面有一些独特的形式，是在其他语言里不容易见到的。因果动词的多形式过去时（即葆扑划分的第七类结构）同时备有增音和重叠两种方式，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它都可以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在构成这种时态的几种形式里，以辅音开头的根总是连接上一个短的增音，直接在此增音之后依次跟着重叠音节和根音节，因而，语言努力把某种特定的韵律关系赋予这两个音节的元音。属于例外的情况是，这两个音节发出的音是抑抑格［如ajagadam，∪∪∪∪，出自gad（“讲”）］或者扬扬格［adadhrâdam，∪_ _∪，出自dhrâd（“落下”、“凋谢”）］，但除此类特殊情况之外，它们要么上升为抑扬格［adudûsham，∪∪_∪，出自dush（“犯罪”、“堕落”）］，要么像大多数情况那样，下降为扬抑格［achîkalam，∪_∪∪，出自kal（“投掷”、“挥动”）］，因此，这些根的发音很少能够在这两种元音韵律之间进行选择。这些形式之间的量的关系初看上去极为错综复杂，如果对它们作一番考察，人们就会发现，梵文对此采用了一种简单之极的处理方法。即这种语言只是运用了语音补偿法则，使根音节产生变化。因为，在根音节缩短了之后，梵文仅仅通过重复音节的延长方式而恢复了平衡关系，扬抑格型的下降韵律便由此而生，梵文看上去好像是尤其钟情于此韵律。根音节的量的变化似乎会违背一种旨在保持主干音节的更高原则。更详细的研究却可以证明，情况绝不是这样。因为这类过去时形式并不是直接由原始的，而是由已经过语法变化的因果根构成的。因此，缩短的音长一般只是因果根的特色。凡是在这样一些构造中出现了一个类似词干的原始长音，或甚至一些双元音，那么，梵文就会放弃它的打算，让根音节保持不变，而且也不延长一般来说很短的重复音节。由于原来想要运用于这些形式的处理方法遇到困难，这样便出现了抑扬格，这是一种自然的、不变的音量关系。在有些地方，并非元音的本质，而是元音在两个前后连接的辅音之前的位置决定了音节的长度，这样的一些情况在梵文中也同样受到重视。梵文并没有并行使用两种延长方式，即使是在扬抑格式的下降韵律中，也没有延长在根的两个起始辅音之前的重复元音。值得注意的是，狭义的马来语也通过根音节的音量升降，展示出一种相同的缜密考虑，它注重保持词在语法拼合时的统一性，并把词作为一个和谐一致的语音整体来对待。以上列举的各种梵文形式由于拥有丰富的音节以及和谐的语音，便成为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显示出一种语言如果把一个丰富的字母表与一个稳固的、通过耳朵的细致敏锐能够使字母获得种种十分柔婉的相似音响的语音系统结合在一起，然后按照根据语法上多种多样的现象和精确细致的区别制定出来的某些特定规则增添附加成分和内部变化，那么，这样的一种语言能够在单音节的根的基础上形成何等的发展。^〔7〕

注释

〔1〕　我在本著中提到的有关梵文结构的具体资料，包括未特别详细注明出处的资料，都引自葆扑撰写的梵文语法，而且我承认，本人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梵文的结构，完全归功于这部经典著作，因为以前的所有语言学说都没有能够作出如此全面透彻的阐述，尽管有些学说在另外一些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他的这本出了若干不同版本的梵文语法、晚些时候出版的比较语言研究的著作和对梵文和其他与之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同样也作了富有成果和展示才气的比较研究的一些学术论文，对于深刻和成功地观察语法形式的类似性，甚至常常是大胆地推测语法形式的类似性，都始终是真正的典范；语言研究如今在一定程度上是新开辟的一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步便归功于葆扑的这些著述。葆扑早在1816年研究印度人语言中的变位系统时，就为他后来如此成功的探讨奠定了基础，他的研究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方向。

〔2〕　《科学批判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cihe Kritik），1827，第281页。葆扑只是针对直接拼合的屈折变化提出了这个观点。这个法则在我看来却具有普遍意义。甚至表面上看来绝然相反的观点，即元音r在动词kri（kurutas）没有Guna形态的变位中变成ur，也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解释。

〔3〕　累普济乌斯博士先生采用的方法十分得当地扩展了这类语音转变的类推范围，他把ar和âr解释为元音r的双元音。关于这个方法参看他为语言研究另辟新径并发表了大量独到见地的著作：《作为语言研究手段的古代文字学》（Paläographie als Mittel für die Sprachforschung），第46—49页，第36—39节。

〔4〕　葆扑［《拉丁文的梵语语法》（Lateinische Sanskrit-Grammatik），第33节］为第一种见解进行了辩护。但如果允许我与这位深入细致的研究者持不同意见的话，我想宣布同意第二种见解。葆扑提出的看法是，Guna和Wriddhi变化方式同语言的一般语音规律之间的任何紧密关联几乎都是不成立的，因为不同的单元音，无论是长的还是短的，全部都要向Guna变化方式的——固然是比较弱的——双元音过渡。因为双元音的本质主要在于声音类型的不同，所以，长音与短音的区别在新的语音里会彻底消失的情况就好理解了。只有在某种新的异型特性形成时，双元音才会被强化。因此，我不相信Guna变化方式中的双元音最初恰恰是由短元音相互融合而成的。关于这类双元音通过与Wriddhi变化方式不同的方法而在转变时采用了短元音a（变成ay、aw，而不是变成ây、âw）的情况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加以解释，由于这两种语音扩展方式之间的区别并没有能够在半元音上反映出来，所以，这个区别必然要在新音节的元音长度中从量上得到体现。元音r的情形也同样如此。

〔5〕　这个看法也许是促使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提出他的——虽然并不值得赞同的——语言分类理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第50页］的主要动因。但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在我看来，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这位深思熟虑的思想家和充满才气的作家是让我们注意到梵文中的奇特现象的第一个德国人，还在人们对现在学会这种语言所需的辅助手段一无所知时，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就已经在这方面远远走在了前面。甚至威尔金斯撰写的语法也是与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的上述著作在同一年里出版的。

〔6〕　我于1828年在法兰西科学院宣读过一篇题为《论希腊语的过去完成时、重叠型不定过去时、古雅典语完成时与梵语时态构造的亲缘联系》（Über die Verwandtschaft des Griechischen Plusquamperfectum, der reduplicirenden Aoriste und der Attischen Perfecta mit einer Sanskritischen Tempusbildung）的论文，我在这篇文章中详细探讨了希腊语和梵语中在时态方面的一致和差异，并尝试去阐明产生这种形式的根本原因。

〔7〕　我在这里所作的关于因果动词过去时形式的阐述摘自我于数年前写的一篇详细讨论时态形式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在福斯特撰写的、对这类研究工作有极大启发的语法著作的指导下，研究了梵文所有的根，并作了为各种不同的构造追根寻源的尝试，还列出了一些例外。但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发表，因为我觉得，只有很少的读者会对这类关于很少出现的形式的专门研究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