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精神影响

在我们现在转向讨论在连贯的言语中话与话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之前，我必须提及各种语言的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同时遍布这些相互关系和构词法本身的一部分。我在本书（第CXXIII、CXXXIV页）（此为原文页码——译者注）提到过两种情况的相似性，即当一个词通过附加一个一般的、可用于整个词类的概念从根中派生出来时，与当这个词以此方法按照它在言语中的位置被表示出来的两种情况。这里起积极或者阻碍作用的就是一般用下面的表达来概括的语言性质：词的分隔，屈折和黏着。它是完善的语言有机组织环绕的核心点；因此我们在研究它时必须逐步考察它在心灵中产生于哪种内心的要求，它是怎样在语音处理中体现出来的，那些内心的要求是如何通过这样的体现得到满足或者仍然没有得到满足？而且在探讨时始终遵循上面为语言中共同起作用的各种活动作出的类别划分。

在这里所概括的一切情况中，词的内在表示方式包含着两个方面，它们完全不同的自然本质必须细致地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将这个概念置入思维或言语的某一个范畴的独立的精神活动在陪伴着概念本身的表示行为，词的全部意义同时从那个概念的表达和这个有变化的标示部分产生。这两种成分却存在于完全不同的领域之中。概念的表示属于语言知觉越来越客观的处理方法。把概念置入到某一个思维范畴中去是语言的自我意识的一个新行为，通过这个行为个别情况，即单个的词，与语言或言语中所有可能的情形产生了联系。通过这种在尽可能纯和深的程度上完成的、牢固地归并入语言本身的运作，语言独立的、产生于思想的活动和它在更大的程度上追随可单纯感觉到的外部印象的活动在这种运作中，在恰如其分的融合和主从关系中，结合在一起。

因此，各种不同的语言满足这个要求的程度当然也各异，因为内在的语言形态塑造过程中没有一种语言能够置这种要求于不顾。就是在这种要求一直渗透到外部表示形式的那些语言中，也还要看它们真正上升到原本的思维范畴并使这些范畴按其相互关系产生效力的深度和活跃程度。因为这些范畴相互之间又组成一个有关联的整体，其系统的完整性以不同的程度在各种语言中映现出来。然而，当类别概念与个体概念联系起来时，对概念进行分类和通过所属类别对个体概念下定义的倾向有可能还出于一种区别和表示的需要。因此，这种倾向本身就为了这个缘故或者纯粹出于精神对于清晰的逻辑秩序的需要，允许出现各种不同的层次。有的语言有规律地在有生之物的名称中增加类别概念，在有些诸如此类语言中，类别概念的表示方式成了真正的、只有通过分析才能辨认的后缀。这样的一些情况尽管总还与上面所说的情况有关，只要它们之中也还明显存在一种双重原则的话，即一个表示方式的客观原则和一个逻辑划分的主观原则。但这些情况在另一方面又彻底背离了上述原则，原因是，这里进入表示方式的不再是思维和言语的形式，而只是真正的事物的各种类别。这样构成的词和那些由两个成分组成一个复合概念的词十分相似。相反在内在的形态塑造中，符合屈折概念的东西所体现出的区别恰恰是由于根本不是两个成分，而是被置入某一个范畴的一个成分构成了一个双重的成分，我们在确定这个概念时就以此为出发点。这个双重成分，假如把它拆分开的话，不具有同样的，而是具有不同的本质，并属于不同的领域，正是这点构成了它的特征标记。只有这样，那些有精纯组织的语言才能实现自发性与易感性深刻而牢固的结合，然后在这些语言里从这一结合中产生出永无止境的思想组合，所有这些思想组合都带有真正的、完全彻底地满足语言从根本上所要求的形式的印记。事实上，这并不排除在以这种方式构成的词中不出现纯粹由经验造成的区别。这些差别随后却在那些其自身结构的这个部分的确从正确的精神原则出发的语言中获得了更加一般性质的理解，并通过所有其余的语言处理方法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样，例如性别概念不通过真实的观察就不可能产生，要不是它同时也通过自发和易感的一般概念同各种可想像到的力量原本就有的诸多差异仿佛是自动地连接起来的话。事实上，性别概念在那些把它完完全全地吸收进去并用与只在逻辑上不同的概念中产生的词十分类似的方式表示出来的语言中的确被提升到这个高度。这时，人们不是把两个概念连在一起，而只是通过精神的一种内部关系把一个概念置入一个类别，这个类别的概念贯穿于许多自然界的物体之中，但不依凭具体的观察，也可被理解为是轮番活动的种种力量之间的差异。

被精神感觉到有活力的东西在各民族语言形成的阶段中往往在相应的语音中体现出来。因此，就像首先在内心中感到更有必要按照交换言语的需要或者词的持久意义，又不危及词的简明性而给予词双重的表达那样，语言中的屈折变化也是这样从内心中产生的。但我们只能走相反的道路，只能从语音和对它们的分析着手再深入到内在的知觉中去。在这种性质已经形成的地方，我们真正找到了一个双重的成分，即概念的表示和概念所归属的范畴的标示。因为用这种方式，或许能最确切地区分两个方面的努力：给概念盖上印记，并同时标明它在想像中所属类别的特征。但这种不同的意图必须产生于语音本身的处理。

词只被允许出现两种方式的形态变化：通过内部的变化或者外部的增添。在语言把所有的词都僵硬地封闭在根的形式中，毫无外部增添的可能性，并且在它们内部也不留变化余地的地方，两者就都没有可能。反之，在内部变化有可能出现，甚至通过词的结构得到促进的地方，标示与表示——我们继续沿用这两个术语——的区分用这种方法很容易做到，并且是可靠的。因为包含在这个处理方法中的意图，即让词在保持住它的同一性的同时又展现出一种不同的形态，通过内部变化能最好地实现。而外部增添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完全是广义的复合，词的简洁性在这里不应该受到损害；不应该是两个概念合并成第三概念，而应该在某种关系上被看成是一个概念。因而，这里需要一个表面上人为的处理方法，但这个处理方法却是通过精神中有意识的、清醒的意图自动地进入语音的。词的标示部分必须连同同时置入它之内的语音清晰度相对于占优势的表示部分被放在与表示部分不同的另一个行列上；假如这个增添部分原来就具有表示性含义的话，这个含义为了使这个增添部分只用于标示目的必须衰亡，连接在词上的这个增添部分本身必须只当作词的一个必要的和有独立性的部分来看待，而本身并没有独立能力。假如这些情况成立的话，那么，除了内部变化和复合之外，通过附加产生了词的第三种形态变化，我们这才真正有了后缀这个概念。精神对语音持续不断地产生的效力随后又自动将复合转变成附加，在这两者中存在着一个对立的原则。复合是用来保持多重主干音节中有含义的语音的，而附加则努力消除自己本身带有的意义；在这相互绝然对立的处理方法中，语言通过保持和摧毁语音的可辨别程度达到它的双重目的。如同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当语言按照另一种感觉，把复合当作附加来处理时，复合就变得模糊不清。然而，我在这里提到复合，更多地是因为附加很可能与它混淆，而不是因为它们真的同属一个类别。这种情况总归只是假象；人们无论如何不可机械地把附加想像成独立成分的有意识的连接，并以为连接痕迹通过词单位的形成就被抚平。通过附加发生屈折变化的词仍然是一个词，就像一个含苞欲放的花朵的各个不同部分；在语言中发生的这种过程是纯有机组织性质的。尽管代词还可能十分清楚地附着在动词的人称上，但在真正的屈折型语言中，它却没有跟动词连在一起。动词并没有被认为是孤立的，而是作为个体形式出现在心灵面前，语音也同样作为一个整体并且不可分地通过嘴唇发出。通过语言玄妙莫测的自发活动，后缀从根中脱颖而出，而且能跟语言的创造能力一样延伸得那样长、那样远。当这种活动不再那么活跃时，才出现了机械的拼合。为了不损害实际过程的真实情况和不把语言降低到纯粹的知性处理方法，必须始终注意这里最后选择的表象方式。但人们也不能回避：正因为这种表象方式面临很多莫测之处，所以它不对任何情况作出解释；真实情况只存在于所有思想内容的绝对统一性和存在于内部表象和外部语音的同时产生和象征性的统一之中；但这种表象方式此外还把不可说明的模糊部分用形象的表达婉转地表示出来。因为即使是根的语音也常常使后缀出现变化，但并不总是这样，而常常就像十分形象的说法那样，后者是从根的怀抱中产生出来的。这始终只意味着，精神一直把它们想像成不可分隔的一体，并且语音遵循这种统一性的想像，也把它们统一地灌进耳朵。我因此而更厚爱前面所作的阐述，并在本文的后面继续保留这种看法。只要杜绝机械处理方法的一切介入方式，这种看法就不会引起任何误会。对于运用到真正的语言上来说，切分成附加部分和词单位却更为合适，因为用于这两者的技术手段语言都拥有，尤其是因为附加在语言的某些类别中不是纯粹和绝对的，而是只在程度上有别于真正的复合。附加成分的表达只应该属于那些通过增添而真正具有屈折变化的语言，这样的表达与拼合相比的话，确保了对有机组织的运行过程的真正理解。

因为真正的附加主要体现在后缀与词的结合中，所以屈折型语言同时也拥有组成词单位的有效手段。通过音节内部稳固的连接给予词一个外部明确地分离的形式和把附加与复合区别开的这两种努力相辅相成。关于这种结合我在此只谈到了后缀，即词尾的增添部分，而根本没有提及词缀。这里所说的词单位的确定，在语音和意义中只能从主干音节，即从词的表示部分出发，这个表示部分的语音主要只对跟随在它后面的成分有影响。前面增添的音节与词结合的程度总是偏低，就像在重音和韵律的处理中那样，附在前面的音节是无关紧要的，并且韵律真正的约束始于真正确定韵律的节拍音节。我认为，这个看法对于评判那些把词的增添音节一般放在词的首端的语言尤其重要。它们的这种做法更倾向于复合，而不是附加。它们不具备真正成功的屈折变化感觉。那样完美地复还出那么柔润地标示的语言知觉与语音的联系之中的各种细微差别的梵文为后缀化的词尾和前缀化的介词的连接确定了另外的语音和谐规则。梵文把后者与复合词的成分一样对待。(www.xing528.com)

后缀指明所应理解的词的关系，后缀在这个意义上绝不是毫无含义的。词的内部变化，即总体上的屈折变化，也属于同样情况。但内部变化和后缀之间的重要区别是，前者原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含义能作为基础，而增添的音节相反会绝大部分有这样一个含义。因此，内部变化总是象征性的，即使我们并不总能感觉到这些。在变化的方式中，从一个较响亮的到较低沉的，从一个较急促的到一个较迟缓的语音的过渡中，存在着与在两种情况中都应得到表达的东西相应的一种类推法。后缀具有相同的可能性。它同样可能原本并且完全只是象征性的，这个性质随后只能存在于语音中。但是它绝对没有必要总是保持这样的状态；而且假如人们只想把这样一些增添的音节，即从来未曾有过一个独立的意义的，它们在语言中的实际存在完全只能感谢旨在屈折变化的意图的这些音节称作屈折变化音节的话，那是对语言在其形成中可能采取的自由和多样化途径的一种不正确的误解。如果人们认为知性的意图直接在语言中起创造性作用，我深信，这在根本上一直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只要语言中的首创活动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精神中去寻找，当然语言中的一切，连同发出清晰的语音本身，就可称为意图。但是语言运行的途径却总是另外一条，语言的形成起于外部印象和内心感觉的相互作用，并与一般的，在创造一个理想的但既不完全是内心的也不完全是外部的世界中把主观和客观结合起来的语言目标有关。这种本身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和标示性的，而是真正表示性的东西，在语言有这种需要的地方，通过整体上的处理方式而失去了以上的自然本质。例如只要将独立的代词与动词人称中附加的代词作一比较。语言知觉正确地区分代词和人称，并且不把后者理解为独立的实体，而认为它体现了经过屈折变化的动词基本概念所处的种种必要关系之一。也就是说，语言知觉把人称只看作是动词的一部分，并且稳妥地允许时间扭曲和磨平它，因为语言知觉相信通过自己的全部处理方法而固定下来的这些标示的含义不至于会使语音的扭曲妨碍辨别标示。扭曲的情况也许确实发生过，或者是拼合的代词绝大部分仍没有任何变化地保留着，所以状态和结果始终是一样的。象征性在这里并不是建立在一种语音上的直接类推法之上，却是从用一种更高明的方法置入这种类推法的语言观中产生出来的。如果不仅是在梵文中，而且也在其他语言里，附加音节或多或少地出自上面提到的、直接与说话者有关的根基主干的范围，那么象征性也同样在此处体现出来。原因是，通过附加音节所表示的与思维和言语范畴的关系找不到有比直接把主体作为其意义的起点或重点的那些语音更明确的表达。能与此为伍的是声调的类推法，正如葆扑卓越地对梵文的第一格和第四格词尾所作的阐述中指出的那样。在第三人称代词中，清晰的s音附加在有生命的，低沉的m附加在无性别的中性名词上，这些显然是象征性的；这时，这个词尾字母变化把投入行为中去的主体，即第一格，区别于作为行为对象的第四格。

后缀原本独立的意义因而不是纯屈折变化的必然障碍。用这样的屈折变化音节构成的词与具有内部变化的词相同，也是确定的，只不过是作为注入各种形式之中的简单概念出现，并因此也完全满足了屈折变化的要求。不过这种意义却也要求内心中更加强大的屈折变化知觉和精神对语音具有更显著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在此必须制止语法结构越轨而成为复合词。一种像梵文那样主要使用这种原来就具有独立含义的屈折变化音节的语言，由此本身就展示出它对于赋予它生命的精神之威力的信赖。

各民族的发音能力和与此相关的发音习惯却同时也在语言的这个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把各种词类相互联系起来，在语言的自然本质允许的情况下，把一个语音连接在另一个语音上，将一个语音融合进另一个语音，总而言之是按其性质使它们在相连接时出现变化，这种倾向减轻了屈折变化知觉旨在统一的工作，还有一些语言因比较严格的声调区分阻碍了屈折变化知觉的成功发展。假如这时发音能力促进了内心的要求，原来的发音知觉就活跃起来，并且以这种方式使语音为表达含义而断开，通过这种有意义的断开的方法，单个的语音也才能成为一种形式关系的载体，这一点恰恰在这里比在语言的其他部分更关键，因为这里应该标示一种精神方向，而不是表示一个概念。敏锐的发音能力和纯粹的屈折变化知觉因此而处于一种相互加强的关系之中。

在缺乏词范畴的标示——就像汉语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和真正的屈折变化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与语言的纯正组织和睦相处的第三者。在此二者之间唯一能设想的是当屈折变化使用的复合词，也就是有意识的但发展不完善的屈折变化，即是多少有点机械的拼合和组织不纯的附加。这个不总是那么容易识别的两性体在近代被称为黏着。这种起限定作用的附加概念的联结方式一方面总是产生于内部起组织作用的语言知觉的薄弱，或者起因于语言知觉的真正方向受到忽略，但另一方面却仍然表明这样的努力：既要使概念的范畴通过语音体现出来，又要在这个处理方法中不完全用这些概念的真正表示方式来同样处理这些概念范畴。在一种这样的语言没有放弃语法方式的标示时，就没有成功地创造出这种标示方式，而是在篡改它的实质本身。这样的语言因而看上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拥有一批语法形式，这样一个形式却从没能得到相当于真正概念的表达。此外，这种语言也能通过词的内部变化零星地含有真正的屈折变化，时间能把它们原先真正的复合在表面上转变为屈折变化，以致对每种具体情况的判断变得很难或对某一部分根本不可能作出判断。但对整体情况真正起关键性作用的，是所有从属于整体情况的种种具体情况的概括。然后从这些情况的一般性处理中得出结果：内部知觉为屈折变化所做的努力对语音结构施加威力的强弱程度究竟是怎样的。这里就会出现差别，因为这种所谓的黏着型语言并不是在类别上不同于屈折型语言，它并不拒绝通过屈折变化作出的任何标示，而只是它朝着相同方向所作的不明显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

在清晰和敏锐的语言知觉于形成阶段走上正确道路的地方——这些特性使它不会走上错误的道路——内在的清晰度和确定性也就灌注在整个语言结构之中；体现语言知觉发挥出效力的那些最主要的方式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了屈折变化知觉与追求词的统一性的努力和使语音有意义地断开的发音能力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只从精神中零星地迸发出纯粹愿望的火花的语言里，作用就不一样了。语言知觉随后习惯于采取——我们一会儿在下面还会谈到——一个偏离正确道路的具体途径，但这个途径又常常证实了同样强度的敏感和同样细腻的情感。这说明语言知觉也常常对个别情况起作用。这样，在那些没有资格称作屈折型的语言中，词的内部形态变化在其所到之处大部分采取的方式是：它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通过一种语音上的粗糙仿制来体现在内部标示出的处理方法，例如通过声音的物质性阻截或者通过从咽喉中用力往外送气来表示复数或者过去时，并恰恰是那些很纯正的形成的语言，例如闪米特语族的各种语言，通过元音象征性的变化，虽然并不是在上面所提到的，却是在其他语法形态变化中证明了最敏感的发音知觉的地方，几乎已离开发音的区域而回到了自然音的边缘。按照我的经验，没有一种语言是彻底黏着的，并且在具体情况时常常无法判定，屈折变化知觉在伪后缀中占多大部分。在所有实际上具有语音的融合倾向或者确实不那么顽固地拒绝这种倾向的语言中，可见到零星的追求屈折变化的努力。对于这个现象的全部情况却只能按照这样一种语言的整个结构的有机组织才能够作出有把握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