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语言形式对人类精神的影响

这样有高度艺术性的、丰富多彩的语音形式的全部优点，即使与最活跃的发音知觉结合在一起，却仍然没有能力产生出合乎精神的语言，假如没有与语言相关的种种闪亮明澈的思想把它们的光和热渗透进语音形式的话。这个完全内在和纯心智的部分才真正地构成了语言；这个部分就是语言创造使用语音形式的根本所在，语言能够在接连不断的思想形成中给最近期的几代伟人努力托付给语言的一切内容提供表达形式，也正是以此为基础。语言的这个特性取决于那些在它之中体现出来的法则相互之间和与观察、思维和感觉的法则之间的一致性和共同作用。精神的能力完全存在于它自己的活动之中，是它全部力量的相继勃发，但却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那些法则也就是语言创造中的精神活动运行的轨道，或者也可比喻成语言创造活动用以塑造语音的种种模子。在这里，没有一种心灵的力量不在活动；在人的思想深处没有东西不进入语言或在语言中可被辨认出来就能这样深奥、精美和包罗万象。语言的心智优势因而完全建立在各个民族的形成或改组的时期，井井有条的、稳固的和明晰的精神组织的基础之上，此乃这一切的写照或直接的印记。

所有语言的心智过程看上去似乎都是相同的。语音形式无穷尽的、难以数计的多样性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感性和实体的个性现象会因种种不同的缘故而产生，以致无法分门别类。然而，像语言的心智部分那样单单建立在精神的自发活动基础上的东西，其目的和手段似乎在所有人那里也必然都是相同的；语言的这部分诚然保持了很大的同形性，但也由于一些原因而在其中产生出一个重要的差异。它一方面是由于创造语言的力量既在总体上，也在它内部出现的各种活动的相互关系中，于不同的层次所起的不同程度的作用而导致的。另一方面，一些无法通过知性和纯粹按概念来测定其创造来源的力量在这里也十分活跃。幻想和情感产生出种种个性的形态塑造，在这些形态塑造之中又体现出民族的个性特点。在这里，就像在其他的个性现象一样，形形色色的方式犹如同一事物总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那样，无以穷尽。

在纯思想的、依附于由知性建立的各种联系的那个部分的确也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它们随后几乎总被归咎于不正确的或者有欠缺的组合。要认识到这点，人们只需要观察一下真正的语法规则。例如按照言语的需要必须在动词的结构中分别表示的不同形式，应该在所有的语言中以同样的方式全部列出并正确区分，因为它们只能通过概念的派生才能获得。假如在这方面将梵文与希腊文作一比较，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前者中句式的概念不仅明显没得到发展，而且在语言的创造中甚至没有被真正感觉到，也没有清楚地与时态概念区分开来。因此，句式概念没有和时间概念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更没有完全通过时间概念来贯彻。^〔1〕不定式的情况也相同，除此之外，它还因为完全没有认清它的动词本质，而被归到名词一边。大家在对梵文表示出全部的并且也还是恰当的偏爱的同时，必须承认梵文在这方面要比更年轻的希腊语落后。但是，言语的本质懂得使这类不精确性不妨碍从根本上达到言语的目的，所以庇护了这种不精确性。它让一种形式来替代另一种形式，^〔2〕或者在它缺乏原来和简短的表达时改用描述性说明。不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减轻有欠缺和不完善的程度，而且恰恰是在语言的纯心智部分。我已经在上文（第CII页）（此为原文页码——译者注）中指出，这方面的过错有时可能是语音形式造成的，曾习惯于某些构造的语音形式诱使精神把那些需要新的构造类别的概念也拉入它们的这一构造过程，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我刚才说的那些梵文中有关句式和不定式的处理情况，或许无法用语音形式加以解释。至少我在语音形式这里没能发现这类情况的任何痕迹。语音形式的手段也足够丰富，能赋予表示方式以足够的表达。这种情况显然是出于一种更加内在的原因。动词的思想结构，即它内在的、完全分成各个不同部分的有机组织，并没有以足够明朗的程度在起构造作用的民族精神面前展开。这种缺陷反倒更让人感到奇妙，因为没有另外一种语言能像梵文那样把动词的真正本质，即存在与概念精纯的综合，如此真实和十分巧妙地表达出来，梵文对动词拥有永无止境的、总是表示出特定的具体状态的表达；因为根词绝对不能被看作是动词，就连仅仅看成动词性质的概念都不行。但是，一种语言概念这样不完善的发展或者不正确的看法的原因，不管是否在外在的语言形式中，还是在内在的思想观念中寻找，错误总在进行创造的语言能力缺乏力量。一个用充分力量抛出的球体无法用起相反作用的障碍使它脱离自己的轨道，而一个用恰如其分的力量捕捉住和处理过的思想素材，直至它最精细的、只能通过最精确的划分才能分离的组成部分，也在保持相同形式的完善过程中发展。

对于语音形式来说，概念的表示和词语搭配的规则是两个最有必要引起重视的关键问题，对于语言内在的心智部分来说也是如此。即使在表示时，这里也出现了与那里同样的区别，即使是为有独特个性的事物寻找表达方式，还是应该说明可运用到一批具体事物上的并把它们以相同的形式聚集到一个普遍概念中的那些关系，以至实际上可分三种情况。前面两种情况所属的概念表示方式在语音形式范围内成为构词法，在这里，概念的构成与之相应；因为当发音知觉找到了用于表示的语音时，每个概念在思想深处都必须保持自己独有的特征或与其他概念的关系。甚至外在的、实体的、可直接通过感官感知到的事物也是这种情况，就这些事物而言，词也不是浮现在感官面前的事物的等价物，而是等于语言创造在发明词的某些片刻对这个事物的理解。这是对相同事物使用多种表达的一个取之不尽的渊源，例如在梵文中大象一会儿被称作两次饮水兽，时而又叫作双牙物，时而又叫作独臂兽。这样，虽然指的是同一事物，却被表示为这么多的不同概念。因为语言从未表示过事物，它始终表示的是在语言创造过程中由精神自发地用这些事物构成的概念；这里所讨论的这种构成必须被看作是完全内在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先行于发音知觉一步的。当然，这种区分只对语言分析有效，不能被看作是存在于自然本质之中。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以上区分的三种情况里的后两种比较接近。普遍的、必须表示的各个具体事物的关系和词在语法上的屈折变化两者都极大部分建立在直觉的一般形式和概念的逻辑秩序基础之上。由此可见，在它们之中存在着一个一目了然的系统，从每种特殊的语言中产生出来的系统都可与之相比较，同时这里又有两点引人注目：需要表示的事物的完整性和正确区分以及思想对每个这样的概念所选择的表示方式本身。原因是，这里出现的正好是上面阐述的情况。不过，因为这里涉及的都是非感性的概念的表示，甚至表示出的往往是纯粹的关系，所以概念为了语言常常，即使不是任何时候，被形象地加以领会；这里显示出语言知觉在彻底控制了整个语言的那些最简单的概念的联系之中所体现的真正深邃之处。人、与人有关的代词、空间关系在这里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且，那些最简单的概念是怎样相互产生联系和在一种更加简单的感知中结合在一起的，常常可以得到证实。这里表明了最独特和近似于本能地在精神中奠定了语言的基础的东西。此处给个性的差异留出的空间最小，各种语言的区别在这一点上更多是体现在有些语言一方面更卓有成效地使用那些最简单的概念；另一方面使从这个深邃之处获得的表示方式更明确，并以更能被意识接受的方式标示出来。

各个具体的内部和外部事物的表示方式更深地进入了感性直觉、幻想、情感，并且通过它们的共同作用进入了整个特点，因为在这里大自然真正地与人结合在一起，一定程度上的确是物质性的素材与塑造性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因而在这个范围内，民族的特点尤其突出。原因是，人通过理解走向外部的大自然，并自发地按照他的精神力量在各种相互关系中的分门别类方式发展他的各种内部感觉；而每当语言创造过程在内心中构成相对于词的概念时，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在语言创造过程中充分反映出来。这里也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即一个民族是更多地把客观的现实还是主观的内心世界放进它的语言。尽管这一点在不断延续的形成过程中才逐渐明显地得到发展，但这种趋势的萌芽已存在于最初的基本结构里不难辨认的关联之中；并且语音形式也带有这样的印记。因为语言知觉在表达感性事物时所要求的明确性和清晰度越高，它对精神概念所要求的确定性越纯和越脱离实体，发出的语音就越清晰，音节也就更圆润地组成一个个词语；因为在心灵的深处，我们用反映的方式加以区分的东西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把希腊语和德语仔细地加以比较，就很容易发现更清晰、更牢固的客观性同更深奥的主观性之间的这一区别。通过两种方式却能发现语言中民族特点的这种影响：通过各个具体概念的形成和通过语言中某个类别的概念相对不同的丰富程度。显然，进入具体的表示方式，时而是受感性直觉引导的幻想和情感，时而是能进行细致区分的知性，时而是大胆建立联系的精神。形形色色事物的种种表达方式由此而得到的相同色彩展现了民族的世界观的特色。较为明显的是属于某个精神方向的表达所占的优势。这种优势可在梵文宗教哲学词汇领先的数字那里看到，在这方面也许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与之相比。这里必须加以补充说明的是，这些概念大部分尽可能光秃秃地只由它们简单的原始成分组成，以至起深刻抽象作用的民族知觉也能从中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这样，梵文带有的这种印记可在印度古代的整个文学创作和精神活动中，也可在外部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中重新找到。语言、文学和宪法都一致证明，朝着人类生存的最初起因和最终目的的内在方向，还有完全致力于这个方向的外部状态，即思考和对神灵的追求以及僧侣精神，曾是占主要地位和刻画出民族性格的特征。所有这三点曾附带的一种色彩就是常常毫无结果地刻意追逐这个目的的冥思和期望通过冒险操演能够超越人类局限的空想。(www.xing528.com)

然而，认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特点仅仅体现在概念的形成之中，却是一个片面的想法；这种特点对词语搭配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并同样能在词语搭配中显示出来。不难理解的还有，在内心深处较强烈地或较微弱地，较明亮地或较昏暗地，较活跃地或较缓慢地燃烧的火焰是怎样首先进入整个思想和奔流涌现出来的一系列感受的表达方式的，而使它特有的本质从中直接闪现出来。就是在这一点上，对梵文和希腊文也可作一些有吸引力和有说服力的比较。但语言的这方面特点只有极少部分是清楚地体现在某些具体的形式和特定的规则中的，因此语言分析在这里遇到了一项比较困难和艰辛的工作。另一方面，整个思想序列的句法构成方式与我们在上文中早已谈到的内容，即与语法形式的构成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形式的短缺和不确定性不允许思想在太大的言语范围里漫游，并且不得不屈就于一个简单的、满足于少量间歇的套叠结构。但在经过精细地分类和明确地表示出来的语法形式十分丰富的地方，如果词语搭配的发展十分完善的话，也必然会有一个对更长的、更有意义地交织在一起的、充满更多激情的句子结构的内在强烈欲望出现。梵文是在某个时期里获得它为我们所知的产品的形式的，在这个时期，这种欲望肯定没有得力地发挥作用，因为它否则就会像希腊语的天才精神获得的成功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先知先觉地创造这样的可能性，至少我们现在很少在词语搭配的实际情况中看到这种可能性。

但套叠结构和词语搭配的很多情况不能归因于法则，而是取决于每个说话人和写作者。然后，语言才有为多种多样的修辞提供自由和丰富的手段的功劳，即使它常常只提供每个时刻自己创造这些的可能性。在不改变语言中的语音，更不改变它的形式和法则的情况下，时间通过不断的思想发展、增强了的思维能力和更深入的感受能力，常常把语言中先前没有的东西引入语言。随后，便在这同一个躯壳中置入另外一个意义，在同一个印记下添进一些差别，按照同样的连接规则表明一个以不同方式分门别类的思想进程。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经久不衰的硕果，其中尤其出色的是诗歌和哲学。其他科学的扩展更多地是给了语言一个具体的材料，或者挑选出和更牢固地确定了已有的材料；诗歌和哲学却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触动人本身的心灵最深处，因此也更强烈和更有教益地对同人融为一体的语言起作用。因而，其诗歌和哲学的精神至少曾在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语言最有能力在这种进程中得以完善，并且，假如这种统治地位是产生于自身的欲望，而不是效仿外族的话，则会倍有成效。有时在整个语系中，如在闪米特语系和梵语系中，作家的精神是那样的活跃，以至这个语系一种早先的语言中的作家精神在后来的一种语言中几乎又重新复活了。感性直觉的丰富程度是否以这种方式在各种语言中得以增长，对此可能是难以作出判断的。但心智的概念和由内在的感知创造出来的概念在延续的使用中给予表示它们的语音一个更加深奥和富有灵感的形态，所有经历了几百年持续发展的语言都体现出这点。有才智的作家们赋予词汇以这种更丰富的内涵，一个乐于接受的民族吸收了它并继续培植它。相反，那些似乎杰出地掌握了先时新鲜思想的隐喻——正如语言本身也带有这样的痕迹——却在日常使用中陈腐了，以致几乎不再被人感觉到。在这同时发生的进步和衰退中，各种语言施加着与持续不断的发展相适应的、在人类伟大的精神中指派给语言的影响。

注释

〔1〕　葆扑首先在《科学批判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1804，第Ⅱ卷，第465页）中指出，可能式通常用于表达一般直言命题，而不涉及和不依赖任何特殊的时间定义。大量的例子，尤其是《希陀帕德莎》（Hitôpadêŝa）中的道德格言的例子，都证明他的论述的正确性。但如果人们更仔细地思考一下这种初看上去十分引人注意的时态用法的原因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在此类情况下这种时态在真正的意义上是被当作虚拟式来使用的，只不过整个谚语性的表达方式必须被解释为一种省略。例如用der Weise würde so handeln（“智者会这样做”）来代替der Weise handelt nie anders（“智者永远这样做”），前一句可以理解为省去了“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间里”之类的话。所以，由于这种用法，我不想把可能式称为必要式。我更倾向于把可能式的这种用法看作一种十分纯正和简单的虚拟式，它与所有能够、想要、应该等物质性的辅助概念都不同。这种用法的独特之处在于隐含在联想中的省略语，而所谓的可能式的构成，恰恰是通过大都在直陈式之前的省略语。因为不可否认的是，似乎由于排除了一切其他可能性，虚拟式的用法在这里比单纯叙述的直陈式所起的作用更强。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点，是因为保持和维护语法形式的纯正性和惯用意义不见得不重要，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摒弃它们。

〔2〕　关于将一种语法形式混淆为另一种语法形式的问题，我在论述语法形式的产生那篇论文里作了更加详细的探讨，该文载于《柏林科学院论文集》（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1822，1823，历史—语文学类（Historisch-philologische Classe），第404—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