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精神发展的影响

因为各种语言的区别建立在它们的形式基础上，并且这个形式与各个民族的精神资质同在进行创造和作出新的理解的时刻贯穿于精神资质之中的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现在有必要更加具体地阐明这些概念。

在考虑一般的语言和在划分各种具体语言时，有两条原则相互明显有别地呈现出来：语音的形式和它在表示事物和衔接思想时的使用。后者以思维对语言提出的要求为基础，此中也就产生出语言的种种一般法则；因此，这个部分从其原本的方向来看，除了精神方面的天生资质或者后天发展的特点之外，在所有人的体内都是相同的。与此相反，语音形式无论就本身而言，还是在把它与内在的语言倾向相对立起来的、起促进或者抑止作用的力量中，都是各种语言差异特有的基本和指导原则。它作为在人的整个有机组织中与内在的精神力量有紧密关系的一个部分，当然同样与民族的总体资质息息相关；但这种联系的方式和原因笼罩在几乎无法得到任何解释的昏暗状态之中。从这两个原则中，加上它们密切的相互渗透，产生出每种语言的个性形式。它们构成了语言分析必须要尝试考察和说明其关系的要点。此时最要紧的是，要树立对语言、语言起源的深度和范围的广度的一种正确和有价值的观点以此作为这种考察工作的基础。因此，我们还必须首先停留在对这些方面的寻觅上。

我在这里不仅从语言同言语以及作为它的直接产物的全部词汇组成部分的关系，而且也从它们与思维能力以及感觉能力的关系来谈范围最广泛的语言处理方法。观察它从精神出发，又对精神起反作用的整个途径。

语言是思想的塑造器官。纯粹精神的、完全内在和一定程度上不留痕迹地瞬息即逝的心智活动通过言语中的语音转向外部并能被各种感官知觉接受。因此心智活动和语言是一体的，相互不可分离的。但心智活动在自身内部也有必要同语音结合起来；否则，思维就不能明晰，表象亦无法成为概念。思想、发音器官和听觉与语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容改变地存在于原本的、无法进一步解释的人类自然本质的内部组织之中。语音与思想的一致性此时也显而易见。思想犹如闪电和撞击，把全部的想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并排除所有在同一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语音也如此有间隔地清晰和有整体感地发出声响。如同思想把握住全部情感，语音也同样拥有一种穿透性的、震动所有神经的特殊力量。这种把思想与其余所有感性印象区分开的东西所依靠的基础显然是耳朵（这在其余的感官那里并不总是这样，或者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接收到一种运动的印象，即在发出声响的语音那里接收到一个真正的行为的印象，而这里的这个行为是从一个有生之物的体内，在一个思维者发出的语音中和一个感觉者未发出的语音中产生出来的。就像思想在它最富有人性的种种关系中于黑暗里寻求光明，由于受到局限而向往无限那样，语音也从胸腔的深处向外流出，并找到空气这样一种绝好的适用于它的传递材料，空气是所有的元素中最精细和最容易运动的，它外表上的非实体性也在感性上与精神相符。在理解各种事物时，语音在切分时的清脆明晰对于知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不仅是外部大自然中的事物，而且内部引发的活动都会以大量特征同时向人袭来。人却极力比较、切分和合并，并在更高的目标中力求构成能够包容越来越多事物的统一性。这就是说，人也要求用某种统一性来理解各种对象事物，并且要求语音为了作为它们的代表出现而具有统一性。但语音不会排挤各种事物对外部和内部知觉能够产生的任何其他印象，而是成为它们的载体，并且在它自己个体的、与事物的特性有关的特点中，而且正是按说话者个人的感觉方式来理解它的方法和形式，增添一个新的表示性的印象。与此同时，语音的清晰度允许一批不定量的，然而在表象面前相互有别并且在合并时不混杂的变化，这在其他感官的效力那里都不能达到相同的程度。因为心智的努力不仅使知性活跃起来，而且激发整个人，所以这种努力也首先是通过语音来传输的。因为它作为有生命力的声响，如同呼吸着的此在一样，是从胸腔发出的，伴随着——即使没有语言——痛苦和喜悦、憎恶和热望，将孕育出它的生命送入接收它的感官，就像语言本身总是在表明客观对象的同时再现出由这个客观对象带来的感觉，而且在不断重复的行为中把世界和人，或者换句话说，把人的自发行为同他的感受能力联系在一起。与语音相匹配的最终还有其他所有动物无法做到的人的直立姿势，人几乎是通过语音才逐渐直立起来的。因为言语为了不在地面上低沉地消失，它要求从嘴唇发出后直接灌入说话的对象，要求有目光、神情和手势的表达伴随着它和一切把人表现为人的东西同时都环绕着它。

在语音对于思想活动来说的合适性进行了这番观察之后，我们现在能够比较准确地深入地研究思维与语言的联系了。主观的活动在思维中构成了一个客观对象。因为任何一种类型的表象都不能被看作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纯粹接受性的观察。官能的活动必须与精神的内在行为以合成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而表象从这样的合成交织状态中挣脱出来，相对于主观力量而成为客观对象，并且以被重新作为客观对象接受的方式返回到主观力量中去。对此，语言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精神的努力通过嘴唇在语言里为自己开辟了道路的同时，精神努力的产物又回到自己的耳朵里。表象也就被转变成为真正的客观性，又并没有因此而脱离开主观性。这点只有语言能做到；没有那种总是借助语言的共同作用悄然进行的、朝着重又返回主体的客观性方向的转变，概念的形成，乃至全部真正的思维都是不可能的。且不因此去看任何人与人之间的消息传递，就是某一个人处在与外界隔绝的孤寂状态中，说话也是思维的必要条件。然而从表面看来，语言只是社会性地发展着，人只有尝试检验过他的话在别人那里的可理解程度，才能理解自己。因为当自己创造的词从别人的嘴里重新说出时，客观性就被提高了。但主观性并未受到丝毫削弱，因为人和人总是相互感觉到是一致的；主观性甚至还被加强了，因为那转变成语言的表象不再仅仅属于一个主体。在它转移到其他主体那里的同时，它与整个人类的共性部分衔接起来，每个个人都具有一个这种共性的变体，在它之中包含着通过他人达到完善的要求。群体对语言的共同作用越大、越活跃，语言在其余相同的情况下得到的收获就越多。使语言在创造思想的简单行为里成为必要条件的东西，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也不断地重复出现；用语言进行的群体性消息传递为之提供了保证和推动力。思维力量既需要与它自身相同的东西，而又需要与它不同的东西。相同的东西将思维力量点燃，不同的东西使它得到了它内在的种种创造的一块试金石。尽管真理这种于任何条件下都稳固地成立的事物的认识基础对人来说只存在于他的内心之中，他的精神追求竭力靠近真理的努力却总是被假象的危险包围着。他正是完全清楚和直接感觉到了他自己多变的局限性，因此他甚至必须把真理看作是存在于他外部的东西；接近真理和测出他离它的距离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就是对他人进行群体性消息传递。所有人的说话，从最简单的开始，都是将个人的感受与人类共同的自然本质相连接。

理解也不例外。心灵中的一切都通过自己的活动而存在，理解和说话只是同样的语言力量的不同作用。共同的言语绝不能同递送一种材料相比。不管是理解者还是说话者都必须从他自己内部的力量中发展出这种材料来；前者所接收到的只是起协调作用的诱发。因而对于人来说，把刚理解的话重新说出来是十分自然的事。每个人体内的语言全部都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着，但这只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受到一种有一定变化的、既起推动又起限制作用的力量调节的一个追求，在它造成外部或内部的起因的同时，逐渐从自身中创造出全部语言并且理解创造出来的语言。

然而，假如完全分散在种种各自有别的个性中的人类统一自然本质并不存在于个人的差异之中的话，理解就不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建立在内部自发活动的基础之上，群体间的言语交流也就不仅仅是相互唤起对方听者的语言能力。词的理解跟没有发出来的语音的理解完全不同，其中包含的内容要比语音和所指事物双方单纯的相互召唤要多得多。就像人们在文字中也许能识别一个词组的含义而不需确定它的字母拼合那样，词诚然也可看作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儿童的心灵在理解的最初阶段很可能就是采取这种处理方法。但就像不仅是动物般的感觉能力，而且还有人的语言能力也被激发出来那样（很可能在儿童体内无时无刻不是这种情况，即便是那样微弱），发音清晰的词在被听觉接受时的情形也相同。这时发音给单纯产生意义（这当然是指通过发音而达到了更高度的完善）增添的内容是，发音直接通过词的形式表明词属于一个无限的整体，即语言的一部分。因为即使在具体的词中，也是通过发音才有可能用这些词的成分根据一定的感觉和规则来构造真正难以数计的其他词汇，并由此按照概念的亲缘关系在所有的词中建立起亲缘关系。但是，假如在心灵中并不存在一种实现这个可能性的力量的话，心灵对这个人为的机制就一无所知，发音也同样会毫无感觉，就像瞎子理解颜色那样。因为语言的确不能被视为一个现成的、整体上一目了然的或者可逐渐传递的材料，而是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永远在不断自我创造着的材料，创造的规则在此是确定的，但产物的范围，甚至某些程度上还有产物的种类却总是完全不确定的。儿童的语言学习不是得到一份词汇，并把它们存入记忆，然后再用嘴牙牙学说，而是一种语言能力通过年龄增长和练习在增强。听别人说话比表达自己花的力气更多；它使心灵作好更好地理解那些还没听到过的话的准备，由于刚听到的内容中的相同之处使随之变得越来越敏锐的知性豁然开窍，使以前听到过的但还没全懂或完全没懂的内容能被明确领悟，而且增强了把所听到的内容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快地存入记忆并使其中仅作为一种声响掠过的部分尽可能减少的愿望和能力。故而，进步以不断自我提高的比例关系在加快，因为提高能力和获得材料相互在加强和扩充着。在儿童身上发生的并不是语言的一种机械学习，而是语言能力的一种发展。这也表明，因为人最主要的种种能力的发展有一定的年龄要求，因此所有处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之下的儿童大致都在同一个、只有很短时间差距的年龄里说话和理解。但听者又怎样能够仅仅通过增强他自己的、独立的在他内部发展出的能力来掌握所说的话呢，假如在言者和听者体内不是同一种而且只是作为个体和相互对应的分隔开的生灵，以便使一个那样精美的，但的确是从这生灵最深邃和最原真的自然本质中创造出的符号，一如清晰发出的语音这样，能充分做到以协调双方的方式来激发言者和听者进行沟通的话？

有人可能会驳斥这里所说的观点，即任何一个民族的儿童，如在他们说话之前被移置到一个外族之中，就能依靠外族语言发展他们的语言能力。这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也许可以说是清楚地表明了，语言只是重新说出所听到的内容，它并不考虑人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或不同处，而完全依赖于群体交往。然而，这类情况却很难足够清楚地说明，要战胜基本资质曾经需要克服哪些困难，然而它又是怎样在或许是最细微的区别之中不可征服地保留了下来。即使不去考虑这些情况，以上那种现象也足以得到解释，即人和人到处都一样，语言能力因此而能通过每个存在着的个人得到发展。所以，语言能力的发展同样都是从人自己内部形成的；只因为这种发展总是同时需要外部的激发，它就必须证实自己与刚刚接收的激发相一致，并也能表明所有人类语言的一致性。民族出身对人类语言的威力仍然足够明朗地在人类语言按民族的分布中显示出来。这种威力本身也很容易得到解释，因为民族出身对整个个性的作用是那样强大无比，而与这个个性最密切相关的是每次都以某种特点出现的语言。假如不是语言通过它出自人类本质深处的起源也与天生的民族出身产生真正的联系，为何对于有素养的和没有素养的人来说祖国的联系都会比一个外族强大而紧密得多，以至于这种祖国的联系在长时期的隔断后也会突然地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在耳中出现和在远方引起思乡之情？这点明显不是建立在语言包含的精神内容，即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恰恰是建立在最无法说清的和最具有个性的东西之上，即语音；对于我们来说，听到乡音就像听到我们自己的一部分那样。(www.xing528.com)

在观察语言的产物时，似乎语言只表示那些本身已被感知的事物的想法还是没有得到证实。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能通过这种想法详尽揭示语言深奥和全部的内容。就像缺了语言就不可能有概念一样，对于心灵也就同样没有对象事物存在，因为甚至每个外界的事物都只借助概念才具有为了心灵而完整地形成的性质。但对事物的全部主观感知方式就必然会进入语言的构成和使用之中。因为词语恰好是产生于这种感知的，它不是事物本身的翻版，而是由事物在心灵中创造出的图像。由于在所有客观感知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主观性，所以撇开语言不谈，就可把每个人的个性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观立场。通过语言则更是如此，因为词语——正如我们在下面会看到的那样——通过附加自身含义而使自己相对于心灵重新成为客体，并增添了一个新的特点。如同一个语音的特点那样，在这个新特点中同一种语言内通行的类推法必然占据主导地位；并因为对同一民族的语言是同一类型的主观性在起作用，所以在每种语言中都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就像一个语音存在于对象事物和人之间一样，整个语言也处于人和对他从内部和外部起作用的大自然之间。为了在内心中接受事物的世界并对它进行加工处理，人将自己包围在语音的世界里。这些表达绝对超不出简单真理的范围。人主要与事物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是因为他内心的感觉和行为取决于他的种种表象，甚至纯粹就像语言把事物引向他一样。人通过用来从自身中编织出语言的同一种行为，又把他自己编织进语言，而且每种语言都围绕着它所属的民族形成一个圈子。要跨出这个圈子只有在同时跨进另一个语言圈子才有可能。因而，学会一种外语理应是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中获得一个新立场，并实际上只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因为每种语言都拥有全套概念和一部分人类的表象方式。只因为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将他自己的世界观，甚至他自己的语言观带到一种外语中去，所以这个成果就没有单纯和完整地被体会到。

即使是语言的初级阶段也不应被有限地想像成可怜巴巴为数不多的词语，就像人们一贯的做法那样，不从原本的、更自由的人类结群聚居的天职中去寻找它的起源，而是将其归于相互帮助的需要和把人类置入一个臆造出来的自然状态中去。这两者都属于对语言得出的错误观点。人并不那么需要帮助，而且对于帮助来说，不清晰地发出的音也足够了。语言即使在它的初期也完全为人持有，并毫无意识地扩展到官能偶然感知的和在内心加工的所有对象事物。肯定更接近这样一种自然状态的所谓野蛮人的语言却也恰恰展示了处处超越出这种需要的丰富多彩的表达。话语自动地从胸中涌出，没有危急和目的。也许没有一个荒山僻野会曾有一个没有自己的歌曲的游牧部落。因为人作为一种动物，是会歌唱的上帝创造物，但却把思想和声音结合在一起。

语言不仅把大自然中无数物质性的成分移植到心灵中去，它还给心灵带来了以整体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大自然让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出现在我们面前，向所有感性的印象展示一片千姿百态、明亮透彻的景象。我们的思想在它之中发现了一个合乎我们精神形式的规律性。除事物的实体此在之外，在它们的轮廓上还附有一种外表的美，就像是专为人特设的魅力，在我们被它感动和吸引住的同时，在这优美之中规律性同这种感性材料形成一个我们始终无法解释的结合体。这一切我们都在语言的种种相似之处中一再见到，并且语言能体现出这一切。因为在我们借助语言进入一个语音世界的同时，我们并没有离开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语言的结构规律与大自然的规律近似，当它通过这样的结构激发起人那些最高级和最人性的力量的活动时，它使人更进一步理解大自然的形式印象，因为大自然确实也只能被看作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发展。通过语音在连接时特有的节奏和音乐形式，语言以把人置入另外一个领域的方式增强了大自然之美的印象，但却又独立于此印象之外，通过纯粹的说话腔调对心灵的情感产生影响。

语言作为说话的产物的总体，与每次所说的话不同；在我们结束本节之前，我们必须再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这种不同。一种语言的整个范围包含着由它转变成语音的一切。但就像思维的材料和无限的思维组合永无穷尽那样，语言中需要表示和结合的东西也同样如此。因此组成语言的除了已具有形式的成分外，主要是方法，它们使由语言为之预先确定了轨道和形式的精神活动继续下去。那些曾有过固定形式的成分虽然形成了一批某种程度上僵死的东西，这些成分内部却包孕着永无止境的可确定性富有生命力的萌芽。因此在每个点和每个阶段，语言恰恰就像大自然本身那样，在人看来——与他所了解的和他所想到的相反——是一个无穷尽的宝库，在这宝库中精神总能发现未知之物，感觉能够接触到还未曾以这种方式感受过的东西。每当有一个真正新型和伟大的天才来处理语言时，这种现象就真正展现出来；人为了促进自己持续的心智追求和赋予精神以生命的原料的不断拓展，除了已经认识的领域外，他还有待于把目光投向无穷尽的、可渐渐理出头绪的大量事物。语言却同时从两个方向伸向昏暗不明和未曾揭示的深处。因为语言在回返的方向上也是源自不可估量的财富，并只在一定的范围里可以被认识，然后便形成封闭状态，只留下神秘莫测的感觉。语言与整个人类的此在一样，其起始与终极对我们来说均属无限，能看清的只是它一段短暂的过去。人们在它之中能比较清楚和活生生地感觉和体会到的是，即使是遥远的过去也照样是与当今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语言穿越了以前世世代代人的种种感觉并保留了这些痕迹，这些祖祖辈辈在我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母语的语音中与我们保持着民族和家庭的亲缘关系。

语言中部分固定、部分流动的东西造成了语言和一代说话人之间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在语言中创造了一个词语总汇和一个规则体系，通过它们，语言历经数千年之后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强大力量。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吸收进语言的思想会成为心灵的客观对象，并以此对心灵起到一种它所陌生的作用。但我们首先把客体看作是从主体中产生出来的，把效果看作是源出于它对之产生反作用的东西。现在出现了一种相反的看法，按照这种看法，语言真的是一个外来的客体，其效果事实上来自它对之产生作用的对象以外的东西。因为语言有必要（参见第LXIX、LXX页）（此为原文页码——译者注）属于双方，并且真正是整个人类的财产。因为它还在文字中保存着可被精神唤醒的沉睡着的思想，这样，它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此在，虽然这种此在总是只在每一次进行的思维中才有效，但在整体上独立于思维。这里述及的这两种绝然相反的观点，即语言产生于心灵之外和从属于心灵，独立于心灵之外和依附于心灵，确实在语言中相互有着联系并组成了它的实质的特点。这个论争也不必通过认为语言一部分是外来的和独立的，一部分两者皆非的说法去解决。语言在客观上起作用而且独立，恰恰是因为它产生于主观和依附于主观。因为它无处有久留之地，即使在文字中也没有，它似乎死去的部分总是必须在思维中被重新创造，有生气地进入话语和理解，接着必须完全进入主体。恰恰以同样的方式把它变成客体的正是这个创造行为，即语言每次都通过这个途径经历了个人施加的全部影响，但这种影响已在内部通过由语言正在产生的和已经产生的东西连接为一体。对以上的对立观点的真正解决办法在于人统一的本质之中。在从我内部真正存在的统一性中产生出的东西里，主体和客体的概念，独立和依附的概念相互穿插。语言属于我，因为我可用我现在这样的方式说出它；并因为与此有关的根据同时也存在于所有人类世世代代的说话和说过的话中，只要语言传递在他们之中没有间断过，所以使我受到制约的即是语言本身。但把我限制和确定在语言里的东西是从与我有内在联系的人类自然本质进入语言的，语言中陌生的东西因此只是对于我目前个人的自然本质而言，并非不符合我原本真正的自然本质。

如果人们想到，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以往的几个世纪中走过的全部历程是如何对这个民族的每一代人起着约束作用，某一代人的力量又究竟是如何独自与它接触的，而这个力量却绝对不纯，因为成长的一代和告退的一代是相互混合着生活在一起的，那么就会明白，个人的力量与语言的强大力量相比究竟有多么微薄。只有通过后者巨大的可塑性，通过它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不影响一般理解的情况下——获取形式的可能性，通过所有活的精神之物给死的遗留之物所施加的威力，才重新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但总是语言让每个个人最真切地感到，他只不过是整个人类的一个成员。然而，因为每一个人单独并不断地对语言产生反作用，每一代人还是给它带来了一个变化，只是这个变化常常没有引起注意。因为这种变化并不总是体现在词汇和形式本身，而是有时只在它们有其他变易的使用中显示出来；后一种状况在缺乏文字和文学的地方比较难被察觉。如果人们想到——这对于严格划分概念是不可缺少的——一种语言的个性（就像人们对这个词的一般理解那样）即使只是进行比较之后才成其为个性，真正的个性却只存在于每一次说话的人那里，那么个人对语言的反作用也就更加显而易见。语言只有在个人那里才具有最后的确定性。没有人在遇到一个词时完全同另外一个人想法一致，这么微小的区别就像水中的泡泡一样在整个语言的长流中漂游。因此，所有的理解同时也总是不理解，所有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致同时也是背离。在语言因人而易的方式中，人对语言的威力与如前所述的语言的强大力量相互对立地显示出来。语言的强大力量（如果想用此词来表达精神力量的话）能看作一种生理学作用；由此产生出的威力完全是一种纯动态的作用。在对人所施加的影响中存在着语言及其形式的规律性，在来自人的反作用中含有一个自由的原则。因为在人的内部会有某种东西在升华，任何知性在此前的状态中也无法找到任何原因来加以解释；而假如想从中排除掉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的存在可能性的话，就会错误认识语言的自然本质，并恰恰有损它产生和变化的历史真实性。但如果自由本身也是不确定和无法解释的，那么它的界限也许还能在某个单独留给它的余地中找到；而语言考察必须认识和尊重自由的现象，同时也精心探索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