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它自身内在的深邃和丰富而对种种世界事件的进程产生影响的精神力量是人类隐蔽和近于神秘的发展过程中真正进行创造的原则。我在上文中已经讲到过这一与那种显豁的、鲜明地贯穿着原因和效果的发展过程相反的过程。正是这种卓异的精神特性在不断扩展着人类心智的概念,它的出现是不可预料的,它显露的最深邃之处是无法解释的。它的特点尤其在于,它的作品不仅成为人们继续构建的基础,而且还含有能够不断起激励作用的、重新创造出作品的气息。它的作品传播着生命,因为它们本身起源于完美的生命。造就出这些作品的力量是竭尽全力并以高度的统一性发挥着作用;但同时,这种力量的作用又是真正创造性的,并把它本身的创造看作它自己亦无法解释的自然本质;它并不仅仅是偶然地获得新颖的东西,或者仅仅与众所周知的东西建立起联系。埃及的雕塑艺术便是这样产生的,它从人体比例的有机中心点出发,成功地塑造了人的形象,从而首先给自己的作品盖上了真正的艺术印记。印度的诗歌和哲学与欧洲的古典文化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却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不同的性质,同属欧洲古典文化的希腊和罗马的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也是相互有别。同样,在更晚一些的时期,从罗马的诗歌中和从随着罗马语的衰落而在获得独立的西方欧洲迅猛发展起来的那种精神生活中,产生出了现代素养的主要部分。凡是在这样的现象中没有出现或者受到种种恶劣状况抑制的地方,最精粹的天赋一旦在其自然进程中受到阻碍,就无法再缔造伟大的新颖事物。数个世纪一直无辜地滞留在野蛮状态的希腊,我们在它的语言以及它的许多艺术残留物中就见到这样一种情形。希腊语古老的形式被肢解,掺杂了外来语言的成分,它真正的有机体蜕变了,而朝着它蜂拥而至的各种力量又无法使它另辟一条新径,也无法给它输入一种能激起新的热情的生命原则。有一些促进和抑制性的、预备和延缓性的状况可以引以为证,以使这一切现象能够得到解释。人总是会与已存在的事物建立起联系。一种理念的发现或实施会给人类的努力提供一种新的推动力,每种这样的理念都能够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到证明,证明它们是如何以前就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并且逐渐形成的。但如果个人或民族缺乏天才具有的那种激起热情的气息,那么,理念就会像闪烁着微光的煤块一样,永远不能燃起耀目的火焰。不管这些创造性力量的这种自然本质究竟会怎样不容看清这类创造性力量,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些力量之中总是存在着一种从内向外地控制着全部已有的材料的,并使材料转变为理念或者使之隶从于理念的能力。人早已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就超越了当前的时刻,也没有停留于纯感性的享受。在那些最不开化的原始部落中也不仅能发现对装饰、舞蹈、音乐和歌唱的爱好,而且能发现关于超出尘世的未来的惩罚的说法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希望和担忧,此外还有传说和童话,它们通常都会追叙到人和居住地的起源。人用过去和未来的世界来包围他自己当前的此在;而按照自己的规律和观念形式独立运动的精神力量越是强烈和明亮地照耀着这一过去和未来的世界,人的总体认识也就越精纯和丰富多彩。于是便产生了科学和艺术。因此,人类不断进步的目标始终是把从内部自发地创造出来的东西与外部已有的东西融合起来,也就是从其本身的纯粹性和完整性来理解每一种东西,并且在一种从属关系中将之联结起来,人类作出的每一番努力从其自然本质来说都需要这样的从属关系。
不过,一旦如上所说,我们把精神个性描述为某种卓越和超绝的东西,那么,即使精神个性已达到最高发展阶段,人们也能够和甚至必须把它看作对一般自然本质的一种限制,看作一条个人不得不踏上的道路,因为任何特性只有通过某种占统治地位的并因此而排他的原则,才能够成为精神个性。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束缚,精神力量才得以增添和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其排他性却会受另一种整体性原则的引导,以至若干这样的特性可以重新组合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人类所有更高层次上的联系的基础,最深刻地解释了友谊、爱情或者为了祖国和人类的利益而同心协力的追求。我不想再继续观察个性的限制是如何为人类日益接近无法实现的整体性开辟了唯一的一条道路的问题,而在这里只想提醒大家关注使人真正成为人的和给人的本质作出明确定义的精神力量在与世界的接触中,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在如同植物那样无意识的和一定程度上机械地在预先指定的道路上向前发展的人类生活中,在种种具体的现象中,这种力量本身及其各式各样的努力以种种扩展了它的定义的新形态在显示出来。例如,代数的发明就是人类精神在数学方面展示出的这样一种新形态,任何一种科学和艺术都可以提供类似的例证。语言中的此类例证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探讨。
这样的例证并不仅限于思维的和艺术表现的方式,而且也十分显著地体现在性格的形成方面。因为,任何从人类精神力量整体中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不能在它重新回归整体之前停止运动;所有的内部现象,感觉和信念,都同被其透射过的外部现象结合起来,这必然令人感觉到,这种内部现象已深受那些不断作出的具体努力的影响,同时也显示出整个人类的自然本质。而正是从此处产生出了使人类处于最庄严的显赫地位的最普遍的效果。但恰恰是语言,这个种种不同的个性通过传达外部的努力和内部的感知汇聚在一起的中心点,与性格之间的相互作用极为密集和强烈。那些最强健有力、最多情善感、最刻苦钻研和最富有内心生活的性情都把自己的力度、柔婉、深邃和内涵灌注进语言,而语言则发送出从自身孕育而成的一些有亲缘关系的音,来继续培养相同的情操。性格越是变得高尚和优雅,就会使性情的各个不同方面达到平衡和一致,并且如同给造型艺术所提供的形态那样,赋予这些方面一种统一的形态,这种形态每次塑造出的轮廓都越来越纯粹地发自内心深处。语言通过一种美妙的、通常在具体细节中见不到的、却编织成一个出色的象征网络的和谐,倒是很适合表现和促进这种形态塑造。评价性格形成的作用,要比评价单纯的心智进步的作用困难得多,因为这种作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那些把一代人同另一代人联系起来的神秘莫测的影响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说,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有些进步的取得完全是由于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力量出乎意料地出现了飞跃。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必须放弃对已经形成的效果作出的寻常解释,而提出一种对与此相应的力量显示的假设来取而代之。一切精神上的进程都只能源自内在的力量显示,故而,它的起因总是隐蔽的,因为这个起因是自发的和不可解释的。但如果这种内在的力量会突然从自身中释放出如此强大的能量,以至于它完全不能沿着至今走过的路程向前行进,那么,所有的解释可能性就都不复存在。我希望,这些道理已经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清楚,因为它们对于应用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可以理所当然地得出的结论是,在可以感觉到同一种努力产生出种种上升现象的地方,如果没有充分事实作为确凿证据的话,就不能以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前提,因为,每一个重要的上升现象都是起因于某种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创造的精神力量。汉语和梵语的结构就是例子。人们似乎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从一者到另一者的循序渐进过程。但是,如果大家真正感觉到人类语言的实质和这两种语言的特质的话,如果人们深入到这两种语言中思想与语音的融合之处作一番考察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它们两者不同的有机组织均具有从内部出发进行创造的原则。我们随之便可以排除从其中一种语言逐渐发展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而到各个部族的精神中寻觅这两种语言分别产生的原因,并且只是以语言发展的普遍内在要求为依据,即只是以理想的方式把这两种语言看作成功的语言形成的诸发展阶段。天才不论在民族的具体特征中,还是在个人身上,都会显示出来;如果忽略了这里对人类精神力量可以估计到的循序渐进和不可预见的、直接进行创造的进程所作的细致区分,那就完全从世界史中排斥了天才所起的那些作用。
人们却还可能犯对人类社会的不同状态作出不正确的评价的错误。于是,文明和文化常常被看作某些事物的根源,但这些事物完全不可能起源于文明和文化,而是源自某种力量,文明和文化本身的此在就是这种力量赋予的。
在关于语言的问题上,普遍存有一种观点,即把各种语言的所有优点和任何领域的扩展都归因于文明和文化,似乎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发达的语言和不发达的语言之间的差别。但是,假如大家请教一下历史的话,那么绝不能证明文明和文化对语言施加过如此强大的威力。爪哇显然是从印度引进了更高级的文明和文化,两者的重要程度相当,但爪哇本地的语言并未因此而改变它那不怎么完美、不太适合思维的诸多需要的形式,而是反之,它从梵语吸取了无比优秀的形式,强迫梵语适应它的形式。虽然印度的文明起源很早,亦未受到外族的影响,但印度本身的语言也并不是源自这一文明,而是从最纯真的语言知觉创造出来的梵语原则如同印度文明本身那样,源自这个民族富有天才的精神倾向。因此,语言和文明并不总是处在相同的关系之中。印加人统治下的秘鲁可算是美洲最文明的国家,不论从它哪个机构的分支来看均是如此;秘鲁人曾试图通过战争和征服来传播通用秘鲁语,但任何一个了解通用秘鲁语的专家肯定都不会承认,这种语言要比这个新大陆上的其他语言更出色。我确信,尤其是同墨西哥语相比,这种语言要逊色得多。即使是所谓粗野的和不发达的语言,在结构上也有可能和真正具有显著的卓越之处,而且这类语言在结构上反而超过更加发达的那些语言也不是没有可能。巴利语无疑把一部分印度文化编织进了缅甸语,我们更不用去把缅甸语同墨西哥语相比,只要把它同特拉华语比较一下,就几乎会毫无疑问地作出后者优点更多的判断。(www.xing528.com)
然而,这个问题却十分重要,必须进一步从它本身的内在原因来加以讨论。只要文明和文化可以给各个民族从异邦引入或者从自身内部发展出一些先前不为这些民族所知的概念,那么,那种看法从一个方面来看不可否认是正确的。对一个概念的需求和由此而产生的对有关概念的阐释肯定总是早于仅仅作为概念的明晰表达的词。但是,倘若人们片面地坚持这个观点,并相信只要从这个方面入手就能在各种语言的优点中发现差别,那么就会犯有碍于对语言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的错误。从一个民族的词典来评价该民族在某一个时期提出的概念的范围,这种做法本身就很不得当。我们所搜集的许多欧洲以外的民族的词汇是不完整的,并带有偶然因素,根据它们来作以上所说的尝试甚为不妥,这里却无须对这种明显的不当做法提出质疑就已经不言自明,大量的,尤其是上述那些断言涉及的种种非感性的概念,可以通过在我们看来是不同寻常的并因此而不熟悉的隐喻表达出来,或也可以通过改述来表达。但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在每个民族的,哪怕是十分不发达的民族的概念和语言中,都存在着某种与人类无限的创造能力相吻合的整体性。无须任何外来之助,人类所涵盖的一切具体事物都可以从这一整体性中被创造出来;所以,不能把某种语言中毋庸置疑是它自身精心孕育出来的东西说成是外来的。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是诸如菲律宾语和美洲语这样一些未开化的民族的语言,传教士们对它们早已有过研究。这些语言拥有表示十分抽象的概念的名称,而并没有借用外来的表达方式。假如能够知道当地人怎样理解这些词语的话,那一定是件趣事。因为这些词是由他们语言的成分构成的,所以在这些词与该语言的成分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相似意义的联系。上文中提到的那种观点的主要谬误在于它过分把语言视为一个仿佛可以通过外来的征服而加以扩展的空间领域,从而忽略了语言最最实质的特性中的真正自然本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一种语言用它自己的词来表示多少概念。只要语言真正沿着自然本质为它预先指定的道路前进,这一切就会自动发生,所以,这不是评价一种语言的首要依据方面。语言对人产生的真正和主要的效力也对他进行思维的和在思维过程中进行创造的精神力量本身产生影响,而且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是固有的和建设性的。语言的这种效力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概念的清晰度和正确排序还是对此造成了多重困难?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使那些从世界观转移到语言中的表象保持了它们原有的感性直观形式?它怎样通过有优美的声调伴随的悦耳语音和谐轻柔而又强劲有力地对感觉和信念产生影响?此中和整个思维方式和知觉特点的其他许多类似的方面中,都包含着构成了语言真正的优点并且决定着语言对精神发展的影响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则取决于语言原初的全部特质,即取决于它的有机结构,它的个性形式。甚至后来才出现的文明和文化也对此不是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语言由于被用于表达不断丰富、崇尚典雅的理念而获得了明晰度和精确性,由于想像力的提高,语言的直观性更加纯熟完美,而由于训练有素的耳朵需要作出判断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言便获得了优美和谐的语音。但语言进一步的形成阶段中的所有这些前进步伐只有在语言原初的特质所规定的界域内才能够迈出。一个民族可以把一种不太完美的语言变为创建理念的工具,而它最初却并未想到要去创建理念,然而,一个民族不可能消除已经在它的语言之中根深蒂固的内在局限。就此而言,即使发展达到最高程度也无济于事。甚至后来的年代带入的外部因素也都被原初的语言占为己有,并按照自身的规律加以改造。
即使从内在的精神评价的视角出发,人们也不能够把文明和文化看作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顶峰。这两者在当今时代已经繁荣兴旺到了顶点和进入了鼎盛时期。然而,人类本性的内部现象是否也因而同时就像我们例如在古代的某些时期所见到的那样频繁和强盛,或甚至以更高的程度在复兴?对此人们似乎难以作出确定的判断,更加难以断定的是:那些为文明和某种文化的传播作出最重大的贡献的民族是否属于这种情况?
文明即是各个民族对其外部的机构、风俗习惯和与此有关的内心信念的人性化过程。文化为这种改善社会状况的过程增添了科学和艺术。但当我们用我们的德语说Bildung(“素养”)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同时还附带指某种更高级的、更内在的东西,即感知特点,它源自对一切精神和道德追求的认识和感觉,并和谐地注入情感和性格。
文明可以从一个民族的内部产生出来,随后便成为那种不总是能够得到解释的精神升华的见证。反之,如果它从异邦被移植入一个民族的话,它可能会传播得更加迅速,并且也大概会更广泛地渗透进社会状况的所有领域,但是,它对精神和性格所起的反作用的强烈程度却不会相同。当今时代所享有的一个美好的优先权就是要把文明传播到地球上最遥远的地区,把这种努力贯彻到每个行动中去,并全始全终地为此出力献策。在此之中起主导作用的一种普遍的人性的原则是一个进步,只有我们的时代才真正取得了这一进步;而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所有重大发明创造都是在致力实现这个目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殖民地对此只起过很小的作用。原因诚然是由于当时没有那么多促进国家之间联系和文明化进程的外部途径。此外,希腊人和罗马人还缺少一种内在的原则,这是唯一使这种努力能够发展成为真正的生活的原则。他们拥有一个明确的、交织其情感和信念的、高贵典雅的个人特性的概念;然而,因为人是人而必须尊重他,这个思想在他们中间从来都没有得到贯彻,更不用说在此思想基础上产生的权利感和义务感了。人类一般文明进步的这个重要部分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民族发展进程中所缺乏的。甚至在他们的殖民地,他们也很少与当地人混合居住,而往往只是从他们的领地中把当地人驱除出去;但是,这些移居者的后裔却在变化了的环境中出现了差异,于是,正如我们在大希腊、西西里岛和伊比利亚见到的那样,在遥远的国度形成了在性格、政治信念和科学发展方面都焕然一新的民族形态。印度人更是善于激励和加强与他们交往的各族人民自身的精神力量。印度群岛,而且恰恰是爪哇岛,可以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个引人注目的证明。因为在这些地方,当我们看到印度特色的时候,往往也可以看到当地的本土特色是如何把印度特色为己所用,并以此为基础继续进行自我建设。在印度移民把他们更为完善的外部机构、提高生活享受的方式、艺术和科学带到了异国他乡的同时,也给这些地方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气息,他们自己正是凭仗这种带来灵性的气息的力量,才塑造出了上述的一切。古时候的一次次群体努力还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相互隔绝;古人却很少能够做到在传播精神创造的事物时把精神分离出来。我们当今时代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在我们自己的文明中,有一种强力在越来越确定地把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推动;于是,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各个民族便获得了一种高度相似的形态,而原有民族特性的形成发展常常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甚至在它本来也许可能发展起来的地方也落得此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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