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结构差异对精神发展的影响

较为仔细地观察一下当今政治、艺术和科学的形成状况，人们就会发现延续了千百年的一长串互为条件的原因和效果。在追踪这一长串的原因和效果时，人们会很快觉察到，在此之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对这两种因素的考察并非能用同样的方法顺利进行。原因是，在人们能够对一部分持续发展的原因和效果作出互为因果的充分解释的同时，就会像对人类文化史作出的每一个考察尝试所证实的那样，时而会遇到一些可以说是难以解开的结。其原因正是在于那种在实质上不可能完全被识透、在作用上不可能被预测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其自身和在其周围形成的事物相辅相成，但又依据自身固有的特性对它进行处理和塑造。我们可以从一个时代的某位伟大的个人作为出发点来考察世界史的发展，伟大的个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出现，又像以往的许多世纪曾付出的劳动那样，逐渐地建设着这个基础。伟大的个人如何把他在这样条件下的和受到支持的活动变为构成他自己独具的特点，大概是可以找到例证的，也是可以感觉到的，但有关介绍却很少，真正的状态也无法从其他任何情况中推导出来。这正是人类的实质行动自然而然的、到处都重复的现象。最初，人类的实质行动中所包括的一切，即感觉、欲望、思想、决心、语言和行为都是内在的。但是，它如同内在之物触及到外部世界那样，开始自发地继续发挥作用，并且通过它自己独有的形态对其他的、内在或外在的实质行动，起决定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一时的受影响者产生出种种保障方式，这样，以往的世纪为以后的年代所付出的劳动就丧失得越来越少。这就是研究工作可以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进行探索的领域。不过，在这个领域里，同时又有各种新兴的、无法揣测的内在力量在横冲直撞。这两重因素会使一种因素的材料能够强大到让另一种因素的力量受到被置于死地的威胁，如果不对这两重因素进行正确的区分和衡量，就不可能对所有时代的历史都共有的精华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人们越是沿着纵深方向追溯到史前时代，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大量材料就逐步融化瓦解了。但是，人们随后便遇见在一定程度上会把考察引到一个新领域的另一种现象。实实在在的、其外部生活环境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越来越少见，也越来越不确定；他们的命运，甚至他们的名字，都变得模糊不清。根本无法查明的是：人们记载在他们名下的功绩是他们独自的创作，还是他们的名字是多人创作的汇聚点？他们仿佛消解为种种影幻形态。希腊的俄耳甫斯和荷马，印度的摩努、维亚萨、瓦尔米基以及古代的其他一些被颂扬赞美的名字都是如此。如果上溯到更遥远的年代，确定的个性就变得愈加眉目不清。一种像荷马使用的那样精湛完美的语言，肯定早已在诗歌的波浪中荡漾了很长的时光，穿越过诸多我们至今一无所知的时代。这种情况更明显地体现在语言原初的形式上。语言与人类的精神发展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它伴随着人类的精神发展经过每一个局部的前进或倒退阶段，从语言中可以辨认出任何一种文化状态。但是有这么一个时期，我们在其中只发现语言，语言在这个时期不是仅仅伴随着精神发展，而且完全占据了它的位置。虽然语言产生自人类的内心深处，但人类的内心深处处处都不允许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真正的作品和各民族人民的一种创造。语言具有一种能让我们明显觉察到的、虽然在实质上是难以解释的自发活动。如此看来，语言并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的一种不由自主的放射，它并不是各民族的作品，而是各民族通过其内在的灵慧而获得的一种天赋。他们使用着语言，而并不知道，他们怎样造就了这一语言。尽管如此，各种语言都必须始终伴随和依靠那些兴旺的民族一起发展，在对之加以限制的民族精神特性之中编制成形。称人类语言在自发活动中只是从自身萌生出来，与上帝无关，各种语言则听命于上帝，依附于它们所属的民族，这个说法绝非空洞的文字游戏。原因在于，各种语言在后来才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当言语和歌唱最初自由地畅流时，语言随着共同作用的种种精神力量的热情、自由和强烈的程度而形成。但这种形成只能同时从所有个人那里开始，在此形成过程之中每个个人都必须依托别人，因为热情要获得新的飞跃，只有保证它被成功地理解和感受。因此，即使十分黯淡和微弱，人们在此仍能看到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个人在我们看来消融于民众之中，而语言本身则是心智创造力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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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本引论下文中的第六、七、二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