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语言观

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威廉·加斯曾道：“在小说中，我的兴趣在于转变语言。……作品中只有一样东西：词语以及它们如何产生作用与如何连接。”⁽¹⁾的确，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语言的狂欢和文字的冒险。语言不再是反映现实的透明工具，人也不复是语言的中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²⁾语言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是一个独立、自足、自为的体系，其本身就是意义所在，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先验、客观的意义。意义产生于符号的差异，因此写作不过是“语言游戏”，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的中心命题“用法即意义”所揭示的，后现代文学通过表现语言符号的非表征，即语言作为符号不再具有指涉功能，而只能自我指涉，使得后现代作家成为“思考语言的人，一个思想家兼语言家（换言之，既不完全是思想家，又不完全是语言家）”。⁽³⁾

后现代文学以各种夸张的语言试验以及越界使用意在表明语言的主体地位，人不再是语言的主宰而变成了语言的载体。在后现代主义那儿，语言不再是听人使唤的工具和令人摆布的中介，语言本身成为了知识对象，一种客体，它有着自己的王国。后现代文学各种极端的语言拼贴和蒙太奇在不同的读者面前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文本因而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按照拉康的说法，说话者在语言论述中的文风中所要表达的，正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各种文风的使用，实际上就是复杂而曲折的社会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的实际表现。因此，后现代文学中的各种极端语言形式的游戏正是对后现代文化症候的一种表征：混乱、失序、无中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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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世界观及其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走向后现代主义》，佛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7页。(www.xing528.com)

(2)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9页。

(3) 罗兰·巴特：《文之悦》，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