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 1969）是库尔特·冯内古特最为著名的长篇小说，直接取材于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亲历的德雷斯顿事件，带有明显的自传成分。哈里斯（Charles Harris）认为，《五号屠场》在“较深的意义层面上，表现了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因此可被视为对一个不确定宇宙的暗喻。但小说中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作为小说人物的冯内古特的艺术问题，特别是反映他多年来一直想重构并准确系统地表现他在德雷斯顿的经历的努力”。(1)
小说的主体部分记叙了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Billy Pilgrim）在二战中劫后余生的经历和战后濒于崩溃的精神状态。比利似乎是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可以挣脱时空的羁绊，他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穿梭，并拥有地球和外星球的双重生活。二战期间，比利在战场上被德军俘虏，在盟军轰炸德雷斯顿的军事行动中，因躲在“五号屠宰场”的地下室里幸免于难。二战结束后，比利回到家乡，曾因精神崩溃一度住院疗养。出院后，比利结婚生子，过着优裕的中产阶级生活。1967年，比利被外星飞碟劫持到特拉尔法马多星球。1968年，比利遭遇飞机失事，机上的人除比利之外全部遇难身亡。不过，他的脑部受了重伤，妻子闻讯后，在匆匆赶往医院探望途中因车祸身亡。出院后，比利开始向公众讲述自己的外星之旅，希望把特拉尔法马多关于时间共存的福音传给地球人，以帮助他们超越人生的苦难。
小说的首章和末章构成了纪实性的外框架，作为作家的冯内古特在小说开头径直告诉读者：“下面的这一切基本是实情。至少有关战争的部分是颇为真实的。”小说采用了侵入式叙述和故事套故事的嵌套式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元小说特征。冯内古特在这部小说中还“提出了一种非线性叙述模式，这种模式……创造了历史与想象、现实与幻象、历时与共时、作者与文本之间重要的新关系”。(2)
这部小说不同于其他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地方在于它所塑造的时间观。如果说现代主义小说试图掌控时间，希冀通过时间来获得意义，不管是意识流还是瞬间的“顿悟”。后现代主义小说则彻底放弃了重塑时间以及时间所代表的人的存在的意义，他们注重呈现混乱，因为时间已经没有了基点，与时间的对抗也就是徒然。如果说现代主义小说还在为时间进行区分，比如昆丁的父亲看重“瞬间”的话，比如萨特所区分的“自然时间”和“钟表时间”，《五号屠场》呈现的则是一个时间失控的混乱状态。小说的正副标题（副标题为“儿童十字军：与死亡的尽职舞蹈”［The Children's Crusade: A Duty-Dance with Death］）中的“五号”、“儿童”及“死亡”其实都指向时间。小说中比利的妻子“总是想知道时间”。在去看过老战友奥黑尔后去纽约的途中，比利用特拉华河暗喻时间流逝的本质：“关于现在，我自问：它有多宽、有多深，我有多少东西能存留。”如同许多论者所注意到的，“死亡”是这部小说的最大主题，而死亡的实质正是一种生命的时间终止。比利看似具有超能力，能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穿梭，这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超能力，正是后现代时间的无序本质所造成的，如果说现代主义的怀旧是为着当下的心理定位，后现代主义则不仅要回到过去，更要先于未来。这种对时间的独特体验在其封笔之作《时震》（Timequake, 1997）中有着更加明显的体现。后现代的无序混乱实质是一种时间观念的混乱，在《五号屠场》中，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都指向那场惨绝人寰的德雷斯顿轰炸。(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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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ris, Charles B. “Time, Uncertainty, and Kurt Vonnegut, Jr.,: A Reading of ‘Slaughterhouse Fiv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60, ed. Roger Matuz. Detroit/Washington, D. C./London: Gale Research Inc., 1990, pp. 423.
(2) Ibid, p.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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