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哲学背景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键词包括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及多元性等，这些是对理性方法、理性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与后现代哲学的思想紧密相关，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联系紧密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

第一，德里达的哲学。他的“解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现代主义文学写作和批评。德里达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致力于解构“在场形而上学”。他指出，逻各斯是隐喻，根本不存在逻各斯，它就是一个词。进而，如果原意只是隐喻，那么隐喻赖以生存的前提（原意）就不存在了。逻各斯书写不出“观念意义”，“意义”从未真正实现，就像康德的理念永远在彼岸世界一样。所谓意义深层不过是书写“痕迹”的表层。被解构了的书写活动不再表达文字之外的意义（目的），而只是文字多样性“播撒”和“断裂”，它是前逻辑的，不遵守逻辑语法规则，它把符号从语法和观念专制中解放出来，给符号以自由去游戏。对逻各斯和意义的解构所促成的符号的自由思想直接影响了后现代写作中的语言自治和文本自治的观念，“文本之外无他物”，许多后现代主义文本正是在由语言狂欢拼贴成的文本中实现了对宏大和统一意义的话语的放逐和批判。

第二，利奥塔的思想。利奥塔质疑并力图解构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整体性（totality）观念，把后现代主义看做对元叙事的怀疑。利奥塔认为，现代科学一般在自身之外寻求合法性的基础，依靠元叙事确立真理的准则。元叙事往往是综合性的，在规定真理条件的同时，它把所有知识统合为一个整体，德国的思辨哲学和法国的启蒙思想莫不如此。思辨叙事以压制实证科学为前提，因此为科学危机埋下了伏笔。同时思辨叙事以科学知识为知识的唯一范式，由此遮盖了其他形式的知识。启蒙思想追求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自由，不追求对知识本身的追问能力，在这种叙事中，现实主体被视为知识的最终权威。元叙事所提供的整体画面其实潜伏着许多矛盾和裂痕，它们最终将导致立法的危机和整体的瓦解。后现代主义写作中的“元小说”、“编史元小说”等也是通过对叙事活动的虚构性的揭露使读者充分意识到一切历史、事实等都不过是叙述，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权威的叙述，这种写作就算不是直接受了利奥塔的影响，也是与利奥塔对元叙事的质疑是一致的，因为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其思考都是始自现实的。(www.xing528.com)

第三，福柯的思想。福柯强调研究方法的更新，以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造诣而成为后现代思想大家。知识考古学主要研究分析某一特定时代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的出现、模式和基础，知识考古学探寻被传统思想史所忽略的知识的印迹和间断性证据，是历时间断性与共时连续性相结合的体系，传统思想史的主体性、连续性及起源性概念都被知识考古学所抛弃。福柯把话语视为档案或纪念物，分析各种不同的话语档案，认为话语呈现出知识的差异、断裂、间断、变动和分散形式。知识考古学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解释传统史，尤其是思想史。福柯的系谱学主要探讨西方文化现象的世系关系，他关于精神病和疯癫的概念考古彻底颠覆了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传统认识。尼采在《道德系谱学》（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1887）中首先运用了系谱学方法分析道德问题。系谱学方法从严格的道德陈述出发，对人的价值进行分析，以达重估人的价值之目的。福柯的系谱学直接来自尼采，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5）和《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976—1984）中，福柯把道德关系同非道德关系联系起来，揭示知识、权力和性之间的秘密，阐释知识如何为权力和性的因素所左右。系谱学研究权力和道德问题的目的，不为寻找它们的起源，而是要弄清近代西方社会的犯罪、性变态等人类反常现象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揭示这些反常现象的明确意义与演变关系。福柯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现代写作，特别是其中的族裔写作。族裔作家重写的族裔历史正是对西方统一理性思想的反拨，也揭示出殖民者如何以知识的名义用权力来统治殖民地、消灭殖民地的土著文化。

当然，除了德里达、利奥塔、福柯的思想以外，许多后现代哲学家的思想都深刻影响了后现代文学的创作、发展和批评，比如，哈桑的“内在不确定性”、博德里亚的“拟像”理论、怀特（Hayden White）的“新历史主义”等，以及詹姆逊、德勒兹、鲍曼（Zygmunt Bauman）、罗蒂、哈贝马斯等人的后现代思想都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