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与“文本”的变迁是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变迁，它们的区别首先由罗兰·巴特提出。1968年的“五月风暴”失败后，巴特抛弃了结构主义的美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他反对结构主义试图从一个故事中抽取模型、从模型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结构、再将这一结构应用于其他故事的做法，而是转向了后结构主义，主张将“文本”与“作品”加以区别。可以说，“作品”与“文本”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区别。结构主义强调作品的稳定性、统一性、自足性和主体性，而后结构主义则提倡阅读的多元化、意义的不确定性以及能指、所指的不同一性。
在巴特看来，“作品”概念意味着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意味着一个固定对应的象征意义。这个概念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的，在这个框架下，阅读的意义就在于探寻作品中的所指或意义的结构。而“文本”则是能指的天地，“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它产生于读者与文字的阅读空间，是一个生产意义的场所和过程。因此阅读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溯作者的意图，而是去重新构造支配意义生产的法则；不是指出作品全部的或最终的意义，而是指出意义是怎样生成的，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使用了什么手段等。这是因为文本也是互文本，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巴特对文本的理解是受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观点的启发（也正是得益于巴特的大力推介，互文性概念才很快为学术界所接受）。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是一种行为，是批评和元语言行为，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会肯定一些文本并否定另一些文本，因此主体自身具有解构所有文本的互文性功能。
在《从作品到文本》（“From Work to Text”, 1977）中，巴特列举了“作品”与“文本”的六个区别：
一、“作品”意味着作者的存在，作品是有主人的，是一种可见、可触、可以拿取之物。“文本”则没有主人或作者，文本只存在于读者的阅读过程，存在于活生生的语言场景中。“文本”只能在活动中或生产中才被体验到，只有在顺着或逆着某些法则进行“交谈”时才真正存在。
二、“文本”不等于质量最好的文学作品，也不等于风格上最时髦的作品。“文本”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对上述区分和分类方式的瓦解与颠覆。“文本”不受固定的言语功能和法则的制约，已经超越了修辞学，因此每位作家都不再属于固定的范畴，我们不再说某某是小说家，某某是诗人，某某是经济学家或哲学家，相反，他们都是“文本家”。(www.xing528.com)
三、“文本”作为符号放逐了所指。“作品”指向“所指”，而“文本”则只属于符号的“能指”领域。“作品”作为“所指”意味着单一真理的存在，而“文本”作为“能指”则具有不确定性和无限性，它总是在表演、游戏、换位、重叠、变革等活动中展示自身。读者不再试图确定作品的意义逻辑，而是通过换喻、联想、邻接、交叉指涉等活动与能指嬉戏、互文。
四、“文本”永远是复数的。传统的“作品”观中，阅读“作品”就意味着一种探寻来源的活动，因为“作者”被视为“作品”的拥有者。读者只有把握了作品的起源，才能对作品的世界加以确定。“文本”则不同，文本永远是匿名的，不可重复的，但又是可以阅读的。这种阅读实际上是一种没有联想标记的联想或意义的衍射。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阅读过程中可以呈现出多元的意义，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意义的多元不是来自解释，而是来自“文本”自身的“爆炸”和“散播”，因为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都具有文本间性。
五、“作品”是消费品，而“文本”是生产和实践的过程。巴特说，对“作品”的各种阅读，不论是有教养者的阅读，还是坐在火车上的消遣式的阅读，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文本”则不同，它的“不可阅读性”使人不能把它作为“消费”的对象，而是要把它重新恢复为一种演奏、一种任务、一种实践，它只是阅读者的客体。“文本”只有在与读者的合作中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仅被读者消费，也消费读者。
六、“作品”带来的愉悦是消费者的愉悦，因为读者的阅读与生产作品的实践是分离的，而“文本”带来的快乐是一种生产与消费、阅读与写作未曾分离的快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