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女性主义：解构传统的女性身份

后现代女性主义无论在理论上、思想上和方法上，都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女性主义从18世纪启蒙时代开始形成和发展，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所著的《女权的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是19世纪前最为重要的女性主义著作。女性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自由女性主义时期，这一阶段的焦点是要求男女平等，主要是女性的公民权、政治权利等。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激进女权主义时期，这一阶段女权运动的目标是消除两性差别，两性差别被视为造成女性附属于男性的根本原因。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强调两性差异的客观存在，不再一味追求前一阶段的两性平等。当代女性主义所提出的基本口号和要求，“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和实现着后现代主义重建人类文化的基本目标。”⁽¹⁾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文学艺术界，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一部分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就强调后现代女性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一种实践。“女性主义为建设一种多视角社会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洞见，使我们认识到性别角色对主体的建构作用，而后现代理论则迫使我们去重视不同个体、群体和主体立场间的差异性、异质性。”而且，“后现代理论也可以用来有效地批判那些成问题的女性主义，形成后现代女性主义这样一种多视角的女性主义，并以此指导后现代主义文本的创作和批评。”⁽²⁾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正是在这一点上，“后现代女性主义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批判成果直接地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整个思潮的发展和系统化，当然也为后现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策略本身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³⁾同时，后现代女性主义还集中批判了各种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论述，尤其是有关权力和道德的论述。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无论在社会生活的哪个领域都不能忽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影响。

后现代女性主义文论主要有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虽然它们的哲学观念、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都不相同，但都对文论的社会性格外注重。英美学派更加重视文学的社会学、历史学研究，力求揭示隐藏在文本内部的两性不平等以及女性话语受到遮蔽和压迫的历史状况，主张通过性别差异角度分析女性的写作和阅读。比如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特（Elaine Showalter）创建了“妇女批评学”，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则提出了建立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因为无论是以男性为主的文学批评，还是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文学批评，都忽视了黑人女性作家。此外，女同性恋的文学批评也开始逐步建立发展起来。法国学派的女性主义文论深受德里达、福柯的解构主义和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的影响。法国学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朱利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克里斯蒂娃主要从符号论和精神分析出发，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的同时，深入研究男女两性关系及其同整个文化的关系。伊里加蕾则从解构语言和论述的结构开始，运用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传统的两性关系进行“解构”，并深入批判以传统两性关系为基础所建构的人类文化基本模式。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对女性特质的强调和女性经验的尊重。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一味强调追求男女平等，忽视了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差异。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危险在于，她们为了获得平等的权利而“变成男人”，失掉了女性独有的特征。后现代女性主义旨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文化。如果说以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曾经致力于让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主体的特权，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则努力让女性在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不被卷入以性别漠视为特征的男性秩序中。克里斯蒂娃认为男女两性的差异和矛盾是由符号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差异和意指过程所决定的。美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也首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女性论述符号论”，并在明尼苏达大学创建《符号》（Signs）研究刊物。从此，以符号游戏的模式来批判传统的性别论述，逐渐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基本表达方式。(www.xing528.com)

————————————————————

(1) 高宣扬：《后现代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3页。

(2) 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75—276页。

(3) 高宣扬：《后现代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