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反对认识论、反对主客体二元论的,其实它所反对的是在二元论的认识论中对主体之绝对支配地位的认定,而不是其根本意义上的认识论。后现代主义不是对认识论的取消,而是通过揭示认识论内部的复杂性,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论,一种似乎没有主体或自我的认识论——从前那个主体或自我并不纯粹,总是掺杂着一定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因而是有局限的、待解构的。虽然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如德里达的、福柯的、利奥塔的等,的确是以“解构”和“破坏”为主旨——至少表面如此,但那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维,在“破坏”和“解构”的后现代主义之外还存在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种重要形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区别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其不仅解构,而且建构,不仅破坏,而且建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要发源于美国,其代表人物有罗蒂、霍伊(David Couzens Hoy)和格里芬(D. R. Griffin)等。
罗蒂的“后哲学”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中影响最大。罗蒂的“后哲学”倡导对话和沟通,是一种“新解释学”,即新实用主义。罗蒂用“协同性”(solidarity)概念取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客观性”,其认为真理是独立于外在社会和人类的客观存在,而“协同性”则是指某社会团体中人们具有兴趣、目标、准则等方面的一致性。“对话”是实现“协同性”的最好路径,包括过去与当下的对话、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读者与读者的对话等。对话不是封闭的、专制的,而是开放和平等的。因此倡导开放和平等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这使得它成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平等和对话还意味着多元的思维风格,按照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说法,“多元论的观念——事物有许多意义,且有许多事物,一事物可以被看成各种各样——是哲学的最大成就。”在德里达看来,这意味着“双重写作”和“双重阅读”,看似统一的文本其实充满了不一致和混乱。
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有机体哲学。与现代性视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为外在的、偶然的和派生的不同,它强调内在关系,强调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同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信奉有机论,强调对世界的关爱,把世界视为家园,这与现代性所认为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完全不同。在此基础之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恢复生活的意义并使人们回到团体之中。他们倡导一种“绿色运动”,主张用绿色运动的精神来“绿化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精神以及我们的文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着很强的现实关怀,主张建设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经济和生态区域主义,注重运用区域的生态、文化和经济特点来培育适宜的有生活意义的运动。(1)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绝非仅仅是“破坏”和“解构”,那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后现代主义还存在着“建设”和“建构”的一维,忽视后现代主义的这个重要贡献,就是对后现代的最大不公。(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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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王治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见《后现代主义辞典》,王治河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38—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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