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审美未竟的计划

在考察何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现代性（modernity）。

虽然研究现代性的理论进路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总是绕不过启蒙运动这个纽结，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由启蒙思想表达出来的。启蒙一方面构成了现代性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启蒙思想也是现代性的核心。那么，什么是启蒙？这是康德（Immanuel Kant）晚年提出并努力予以回答的问题。康德以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并把启蒙和人的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开启了近代启蒙哲学的先河。但他没有找到理性的合法化依据，因而其观念自身包含了不可克服的矛盾。康德以降的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启蒙观念进行批判反思，对其进行修正、丰富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将启蒙观念泛化，指出启蒙具有自我否定和自我摧毁的特性，以此提出了启蒙辩证法；福柯（Michel Foucault）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来谈启蒙问题，在他看来，启蒙是一组事件，而现代性是一种态度。从康德到阿多诺、霍克海默到福柯，启蒙观念的辩证发展代表着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的轨迹。

由此可见，现代性从根本上说就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其内部更是充满了矛盾和张力。卡林内斯库（Matei Cǎlinescu）在其《现代性的五副面孔》（Five Faces of Modernity, 1987）一书中提出，现代性作为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阶段，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分裂。他区分了两种现代性：第一种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即科技进步、工业革命、经济与社会急速变化的产物；第二种现代性则是“审美的现代性”，即现代主义文化和艺术，它反对前一种现代性，这种文化现代性“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全面拒绝，是一种强烈的否定情绪”。⁽¹⁾换句话说，存在着这样两种现代性：启蒙的现代性和审美的现代性，它们分别代表了现代性的两个维度，即理性的维度和感性的维度。其感性的维度可以回溯至文艺复兴，强调的是个体性；理性的维度张扬的是主体性，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里。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有学者——如米勒（J. Hillis Miller）和德里达——指出，后现代性是先于现代性而存在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精神，即酒神精神，是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回到原始状态的生命体验。审美的现代性或感性的现代性是对无限崇尚理性、秩序、主体、进步等观念的启蒙现代性的平衡，现代性的矛盾性也主要体现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性也可以被视为审美现代性未竟的计划。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就认为后现代性是一种“新感性”，在她看来，不同于现代主义对深层、本质意义的推崇，后现代主义者坚信意义就在表层，根本不存在什么深层意义；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需要理解和解释，后现代主义艺术则需要一种体验，一种新感性。⁽²⁾从这个理路上来看，后现代性也可被理解为与现代性同源对抗的一种状态。

如果说现代性的驱动来自对“未思”（the unthought）的思考（福柯），后现代性的目标则不是将此未思之物变成完全可理解的和透明的。启蒙理性主义坚持意义的透明，后现代思想家则抛弃了未思之物可以被透明把握的想法。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看待“未思”的态度。与现代性不同的是，后现代性接受“未思”的存在，并不认为我们必须把握“未思”之物方能理解世界。后现代性认为并不存在单一的“未思”之物，也不存在单一的思考“未思”之物的方法。不同的后现代思想家对“未思”的理解也不一样，这就构成了不尽相同的后现代话语。美国学者哈桑以与现代主义相比较的方式罗列出“后现代”的33个特征，比如“反形式”、“偶然性”、“无序”、“缺失”、“反叙述”、“精神分裂”、“反讽”、“不确定性”及“内在性”等等。根据这些特点，他提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倾向是“不确定内在性”（indetermanence），其分开说就是“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和“内在性”（immanence）。所谓“不确定性”是指表现于整个西方社会政治、认识体系、情欲系统以及个人的精神和心理的话语领域中一种废弃一切的普遍意志；“内在性”与“超越性”相对，表示“人具有用象征符号进行归纳总结的思维能力，它能逐渐介入自然，通过它自己的抽象活动反作用于自身，而这一切又越来越直接地变成了它自身所处的环境”。⁽³⁾哈桑从文学进入后现代，他的影响主要在文学批评方面。利奥塔以其《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将后现代主义推向整个西方知识界。利奥塔对后现代的界定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对差异的敏感性”和“对不可同约的承受力”。所谓“元叙事”就是指那些使西方科学或知识得以合法化的基本哲学理念，即启蒙运动以来所确定的那些理性主义法则，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⁴⁾詹姆逊主要从文化角度界定后现代，认为后现代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文化被纳入了经济的序列，因而必须遵从商品和资本的逻辑，必须是易于流通和消费的，这就造成了后现代文化的通俗化、平面化和无深度化。此外，还有福柯的主体为话语所建构、德里达的符号意义的“延宕”、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符号的“增殖”和意义的“内爆”之说等等。英国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等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后现代性进行界定和运用。不过，所有这些理论中，法国“后结构主义”对后现代的研究最为深入和具有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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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页。

(2) Santag, Susa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Delta, 1966, pp.19-23.

(3) 伊·哈桑：“后现代主义概念初探”，盛宁译，见让-弗·利奥塔等著，《后现代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23—125页。

(4)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