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还是存在：生产与需求的竞争

铃木大拙先生把一位日本诗人与一位英国诗人进行了比较，他谈到了那种对于某物并不占有它，却爱它、喜欢它和从它那里获得快乐的内心体验。但是实际上，对现代西方人来说，不占有而感到快乐是难以做到的。但是，铃木先生所说的那种心态对我们来说并不完全陌生。如果一位漫游者看到的不是一朵花，而是一座山峰、一片草地，或什么无法拿走的东西，则铃木大拙先生所举的例子也就不那么合适了。当然，许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除说些人云亦云的老套话之外，他们并没有真正地看那座山，但能说出山的名字、高度，或者想去攀登它（登山欲也是把物据为己有的一种形式）。不过，一些人也能真正地去看一座山并从中获得快乐。对音乐来说也是这样，喜欢音乐也许会是一种将音乐据为己有的行为。比如，我买了一张我喜欢的唱片，或因为大多数喜欢艺术的人都“消费”这张唱片。但是，也有为数不多的人，他们没有那种“占有”的冲动，而是从音乐本身中获得快乐。

有时，我们可以从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到这种反应。前不久，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一个中国杂技演员的出色表演。期间，为了捕捉观众的反应，摄像机的镜头转向观众。生动、精彩的表演使大多数观众的脸上焕发出一种光彩而显得特别精神，只有少数人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

在孩子面前也是这样，人们往往表示出喜欢他们，但并不想占有他们。我想，这里面也有一些自我欺骗的现象，因为我们愿意扮演喜欢孩子的角色。尽管有这样一些怀疑，但是我觉得，对孩子产生的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的反应并不少见。其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人们不害怕孩子，而害怕年轻人和成年人。由于在孩子面前我们没有恐惧，所以我们才能去爱，如果我们心里害怕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去爱。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种没有占有的欲望，但能从与另一个人在一起的关系中获得快乐的实例，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男女之间互相吸引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外形姿态、兴趣、观念、气质、整体人格，等等。只有对凡是喜欢的就必须占有的人来说，这种倾慕通常才会唤起性占有的欲望。对那些重存在的人来说，他们能从与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一起的关系中获得享受，为对方所吸引，而不像丁尼生在诗中所说的那样，一定要“摘取”对方。

对一个重“占有”的人来说，凡是他所爱和所欣赏的人他都想占有。从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中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夫妻双方都想独占对方，但又不满足于从与对方的亲近中所获得的享受。所以，他们都妒忌那些想“占有”同一个人的人们。夫妻俩都抓住对方不放，就像船沉落水的人抓住一块木板不放一样。以“占有”为目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嫉妒和冲突，是压抑和沉重的。

一般来说，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竞争、对抗和恐惧为特征的。在以“占有”为目标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存在的那种对抗性因素，是由“占有”这一心态的特性决定的。如果我的自我感觉建立在“占有”基础之上，因为“我是我所占有的物”，那么，“占有”的意愿就会变成一种要求越来越多，直至最多地占有某物的欲望。换句话说，占有欲是重“占有”取向的必然产物。这种占有欲可能是悭吝人式的、谋利者式的、好色之徒式的。他的欲望不管是由什么引发的，他总没有够的时候，也从不满足和罢休。

人的身体有许多需要，比如饥饿，这些需要是受生理条件限制的，总有一个极限。然而，心理上的欲望——每种欲望都是心理上的——是无止境的，即使这种欲望通过身体而得到满足。因为这种欲望本来要克服的是内心的空虚和无聊、孤独和抑郁，而这些都不是可以通过满足欲望来消除的。因为对一个人来说，他总会这样或那样地失去他所占有的东西，所以，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免受这种危险的侵袭，他必须更多地去占有。假如一个人想要更多的东西，那他必然害怕周围的人想夺取他所占有的东西。为了防止这种进攻，他自己必须更为强大和先发制人，也就是说，要更具有攻击性。但是，不管生产规模有多大，生产从来不会跟上无限需求的发展，那么，为了占有最大的份额，必须展开斗争，个人与个人之间因而充满竞争和阻抗因素。即使生产的发展达到了一种绝对剩余的阶段，斗争仍会持续下去。于是，那些生来健康状况较弱和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以及能力和天赋较差的人，就会十分嫉妒那些在这些方面比自己占有“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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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那种占有欲，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这样，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只要个人的主要动机仍然是重占有和贪欲，那在由这样的个人所组成的民族之间必然会进行战争。一些民族不可避免地要嫉妒另一个民族所占有的东西，并试图通过战争、经济压力和威胁来得到。他们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是用来反对那些较为弱小的民族；为了进攻一个较为强大的民族，他们便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这样就会更强大。甚至在只有一线获胜希望的情况下，一个民族也会进行战争，这并不是因为它的经济状况不好需要去掠夺，而是因为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更多地去占有和征服的欲望。

当然，也有和平年代。但是，我们必须在两种和平中划清界限，一种是持久的和平，另一种只是积蓄力量和军备时期的暂时和平。换句话说，一种是持久的和谐与和平，一种只是长期的停火状态。在19世纪和20世纪，虽然有这样一些停火时期，但总的说来，在历史的舞台上，主角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仍然是这两个世纪的主要特征。只有当重“占有”的结构被重“存在”的结构取代之后，各民族之间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即持续的和谐状态。有人说，在追求财富和利润的基础上也能保持和平，这种观点是幻想，而且是危险的幻想。因为这种幻想使人们认识不到，他们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或者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性格，或者永远是战争。其实这种选择古已有之，领袖选择了战争，民众追随他们。但是，在现今和未来的时代，新武器的破坏力不断增大，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其后果是，这种选择不再是战争，而是自杀。

对于民族之间的战争来说是这样，对于阶级斗争来说也是这样。建立在占有欲基础之上的社会，其中阶级之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没有剥削的条件下（因为这种剥削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也不曾有过阶级斗争。但是，只要“占有”取向行为占主导地位，那么在任何社会中，甚至在最富有的社会中也会有阶级。如果说需求是无限的，那么即使生产规模扩大到了极点，也跟不上想比他人占有更多这一幻想。故此，那些较为强大、聪敏或者由于某种条件而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必然会努力保证自己的领先地位，并试图用强迫、暴力或计谋的方式从比他们弱小的人身上获得更多的好处。被压迫的阶级将会推翻统治者而自己成为统治者，依此往复，循环不已。只要人的心灵还被占有欲左右，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止（尽管斗争会采取某种温和的形式）。所谓的社会主义世界里也充满着这种占有精神，关于无阶级社会的想象同样也是一种幻想，而且就像在占有欲强的民族之间会实现永久和平的想法一样，这种幻想也是很危险的。

在重存在的生存方式中，从感情上人们不重视那种个人的占有（私有财产），因为我并不需要占有某物才能去享受或使用它。在重存在的生存方式中，从同一事物中获得快乐的不止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不是一定要占有它才能享受它。这一情况不仅使人们没有必要再去争吵，而且会使人深刻地体验到一种人的幸福——分享的快乐。把人紧紧联合在一起的（但他们的个性不受到限制）是他们对某个人共同的倾慕、爱，或者是一种思想、一篇乐曲、一幅油画、一种礼仪，他们甚至可以去分担痛苦。这样一种体验会使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生动并得以维持，而这就是一切伟大的宗教、政治和哲学运动的基础。当然，只有当个人是在真正地爱和赞美时才会这样。一旦宗教或政治运动开始僵化，一旦官僚制度开始用阴谋和威胁来束缚人，那么进行更多分享的是物，而不是人的体验。

就人的性活动而言，自然界仿佛也造就了一种共同体验欢乐的原型或者说象征物，尽管经验上这种共同分享的满足和欢乐是不多见的。夫妻双方往往是自恋、自私和占有欲强的，因此，他们所能感到的，最多不过是同时的欢乐，而不是那种共同分享的快乐。

为了说明重“占有”和重 “存在”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区别，自然界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明确的象征。男人阴茎的勃起完全是官能的。男人并不像占有某种财产或者某种持久的特性那样占有阴茎的勃起（当然每个人都有权说，许多男人希望有这种持久的特性）。只要男人处于兴奋状态，只要他对引起他兴奋的那个人有欲望，他的阴茎就会勃起。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使这种兴奋状态受到干扰，那么他就失去这一状态。与其他所有的行为形式相反，阴茎的勃起既不能是强迫的，也不能是伪装的。乔治·格罗德克（George Groddeck）虽然不那么有名气，却是最重要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他常说，一个男人说到底只有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是男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他只是个小男孩。格罗德克当然不是说男人从整个人格上变成了小男孩，他的这番话是针对许多男人自以为可以证明自己是男人的说法而讲的。（《性与性格》，弗洛姆，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