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认为，当代社会中“占有”这一生存方式植根于人的本性中，因而事实上不可改变。有一种论断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即认为人基本上是懒惰的，天生是被动的，除非为某种物质欲望或饥饿所驱使，或者害怕受到惩罚，否则他们是不愿意干活或做其他事情的。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说法，这些信念决定了我们的教育方法和工作方法。但是，这无异于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即把迎合人性的需要归咎于社会组织，以此来证明我们社会组织的价值观。对于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不同社会的成员来说，人天生自私和懒惰的概念是荒谬的，就像相反的概念在我们听起来也很荒谬一样。
事实上，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方式都是人性的潜能所在。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欲望导致占有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自私和懒惰并不是人所固有的唯一的习性。
人类生来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欲望：要表现自己的才能，要积极主动，与他人发生联系，逃避自私的藩篱。有大量证据证明上述说法的正确性，证据多得简直可以写一本大书。赫布（D.O.Hebb）以最简洁的形式表明了问题的症结。他指出，唯一的行为问题是解释人何以会有惰性，而不是解释人何以会有主动性。下面是他为这一简明论点提出的论据。 注6
1.动物行为方面的证据。各种实验和直接的观察表明，许多动物都能愉快地完成艰巨的任务，即使它们在没有获得任何物质奖励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3.婴儿行为。最近的研究表明，幼小的婴儿也具有对复杂的刺激做出积极反应的能力和需求。这一研究成果恰恰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反，弗洛伊德认为，婴儿所体验到的外部刺激是一种威胁，它激起婴儿的侵略性本能，以排除这一威胁。
4.学习行为。许多研究证明，儿童在学习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惰性是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学习材料太枯燥、太死板，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若消除这种压力，用生动活泼的教材来取代枯燥无味的学习材料，就可以大大激起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5.劳动行为。梅奥（E.Mayo）用优秀的实验证明，只要工人知道他们所从事的实验是由一位精力充沛的天才人物所指导的，这个人有能力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和干劲，那么，即使工作本身是枯燥乏味的，也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欧洲和美国一些工厂中的情况同样如此。但是，管理人员对工人抱有成见，他们认为：工人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主动参与某项工作，而是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因此，分享利润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虽然就管理人员所提出的工作方法而言，他们的这些看法并没有错，但是经验表明，而且已经使不少管理人员相信，一旦工人能在劳动过程中发挥真正的主动性，受到信赖并熟悉本职工作，那么，先前对工作漠不关心的工人就会大大改变面貌，并显示出高度的创造性、主动性、想象力和工作满足感。注7
6.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大量事实。人们不愿做出任何牺牲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宣布，他要求英国人民付出鲜血、汗水和眼泪。他不是在吓唬他们，而是要唤起英国人民内心深处的勇于牺牲和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英国人（以及德国人和苏联人）对敌国在人口居住中心的野蛮轰炸所做出的反应证明，共同的苦难不会削弱这种献身精神，反而能增强人民的反抗力量；也证明了，认为恐怖轰炸会瓦解敌方士气、有助于战争结束的想法是错误的。
然而，战争和痛苦比和平时期的生活更能激起人们的牺牲精神，和平时期似乎只能助长人的自私心理，这一点实在是对我们文明的一种可悲的“批评”。庆幸的是，在和平时期某些情况下，人类在其个人行为中也表现出追求奉献和团结的愿望。工人罢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工人罢工，便是这种非暴力行为的一个例子。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待遇，同时也冒着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为获得自己的尊严而斗争，为争取人类的大团结而斗争。这种罢工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宗教”现象，至今仍然不断发生，但今日绝大多数的罢工都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尽管那些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举行的罢工近来有所增加。
我们仍然可以在从事某些职业的人群中，例如护士、医生、僧侣、修女那里发现人对奉献和同甘共苦的需求，以及甘愿为他人牺牲的精神。然而，在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中，助人为乐、勇于牺牲的崇高目标不过是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口头上说得好听的话，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发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的这些需要在许多团体中得到证实和体现，无论这些是宗教派系、社会主义团体，还是人道主义团体。我们在那些自愿献出自己的鲜血（不取分文报酬）的人中看到了人的这种献身精神，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另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看到，这种献身精神表现在真正懂得爱他人的人身上。“虚情假意”，尔虞我诈，使人们更加自私（通常情况的确如此）。真正的爱能增强人们的爱的能力和为他人奉献一切的能力。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通过自己对一个具体对象的爱而显示出对整个世界的爱。注8
反过来说，我们发现，有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不能容忍他们富有的家庭中到处可见的奢侈和自私行为。长辈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要什么就有什么”，孩子们却辜负了长辈的这一期望，竭力反对那种僵死的、孤独的生活。事实上，这些年轻人并不拥有他们所不想要的一切，他们想要的正是他们所没有的。(www.xing528.com)
在历史上，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是罗马帝国的富家子女，他们接受贫穷和爱的宗教；另一个例子是释迦牟尼，他是一个王子，原本可以尽情地寻欢作乐，享尽荣华富贵，但他发现，占有和消费是不幸和痛苦的根源。而近代（19世纪下半叶）的一个例子是俄国上层阶级的子女，即所谓的民粹派（Narodniki）。这些年轻人发现，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生来就过着的那种游手好闲和不公道的生活，于是离家出走，到穷苦的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吃同住，这一切奠定了俄国革命的基础。
我们在美国和德国的一些富家子弟中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在他们看来，他们在物质富裕的家庭环境中的生活是令人乏味、毫无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容忍世界对穷人所采取的冷酷无情的态度，以及出于个人自我主义而准备发动核战争的倾向。因此，他们离开家庭，寻找新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人仍然感觉不到满足，因为任何建设性的努力看来都没有实现的希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原来就是最富有理想和最敏感的年轻一代。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够成熟，缺乏传统观念、缺乏经验和政治智慧，以致渐渐陷于失望之中。而且，他们也相当自恋，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和各种可能性，并试图通过暴力来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这批年轻人组成了所谓的革命团体，希望通过恐怖和破坏行动来拯救世界，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只能助长暴力和非人道主义的普遍倾向。他们失去了爱的能力，取而代之的仅仅是勇于牺牲自己生命的愿望（自我牺牲通常是那些十分渴望爱的个人所采取的行动，这些人失去了爱他人的能力，他们以为只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能最大程度地体验到爱）。但是，这些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年轻人完全不同于爱情的殉道士，后者渴望存在，因为他们热爱生活，他们只是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被迫选择死亡。今日富有自我牺牲的年轻人既是被告，又是原告。这说明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一些最优秀的年轻人也变得如此孤立和无望，以致不得不把毁灭和幻想视为摆脱失望的唯一出路。
人渴望同他人联合的欲望植根于人类特有的生存状况中，人的这一欲望也是人类行为最强的动力之一。我们一方面将本能的决定因素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则最大限度地发展理性能力，因此，我们失去了原有的、与大自然的统一性。为了不使我们自己感到完全孤独——事实上，正是这种孤独感才使我们失去理性——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统一：与自己的同胞、与大自然的统一。人渴望同他人联合的需要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表现在与母亲的依赖关系上、在偶像崇拜上，以及在与部落、民族、阶级、宗教、兄弟姐妹、职业团体的联结上。当然，这些关系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以一种疯狂的形式出现，比如某些教派成员或一群暴徒的所作所为，以及战争期间国家癔症的大发作，等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便引起了这种疯狂的一次最激烈的“联合”（union）。人们为了加入这个大写的“我们”的队伍，竟在一夜之间突然放弃了和平主义、反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终身信仰；科学家们也抛弃了他们在客观性、批判思维和公正无私方面所受的终身教育。
体验与他人联合的欲望，既表现在最卑劣的一类行为（虐待狂和破坏行为）上，也表现在最高尚的一类行为（以理想和信仰为基础的团结一致）上。这也是人需要适应环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更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被抛弃。对于每个社会来说，重要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所培育的那类联合与团结，以及能够进一步发展的那类联合与团结。
以上论述似乎表明，人本身具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占有倾向，其力量源于人渴望生存这一生物因素；另一种是存在（分享、奉献和牺牲）倾向，其力量根植于人类生存的特殊状况，源于人渴望通过与他人的联合来克服自身孤独感的内在需求。从每个人所具有的这两种矛盾的欲望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的结构、价值观和规范决定着哪种欲望占主导地位。助长占有欲从而助长“占有”这一生存方式的素养，根植于人的一种潜能中；助长存在和分享的素养，根植于人的另一种潜能中。我们必须决定我们要发挥哪一种潜能，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社会经济结构使我们倾向于做出这一或那一决定。
根据我在群体行为领域内的观察，我认为，属于两个极端群体（即根深蒂固到几乎不可改变的占有型和存在型）的人毕竟是少数。在绝大多数人身上，确实两种可能性都有，然而，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占上风，哪一种可能性受到压制，则取决于环境因素。
这一论断与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矛盾。精神分析学认为，环境只能改变婴幼儿时期的个性，从那以后，人的性格便固定下来，外部事件就很难使之改变了。这一精神分析学的论断之所以能为人们接受，原因在于人的童年时期的基本状况在绝大多数人后来的生活中继续存在，因为一般来讲，同样的社会条件也持续存在。但是，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环境的急剧变化也会导致性格的根本改变，例如，当消极力量停止增长时，积极力量便会发展壮大。
总之，我们只要考虑到人类生存的状况，就不会对人类中屡见不鲜的分享、奉献和勇于牺牲的强烈愿望感到吃惊了。而令人惊奇的往往是这种情况：人的这一需求遭到了压抑，致使自私行为成为工业社会（和其他社会）的准则，人的团结友爱行为倒成了例外。但是，这一现象本身正是求同需要引起的，这一点看似荒谬，却是真理。假如一个社会的原则是获取利润和财产的话，这个社会只能产生以占有为核心的社会性格，这一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一旦被确立，没有人会希望成为一个局外人，或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为了避免冒这一风险，每个人都会随大流，而大多数人的共同之处只是他们相互钩心斗角。
结果，自私观念占了主导地位，我们社会的领袖就以为，唯有物质利益即报酬才能激起人们的干劲，人们是不会响应团结和牺牲的号召的。由于除了战争时期以外难得有这样的号召，所以也就没有机会观察这种号召可能产生的结果。
只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完全不同的人性结构才能表明，诱之以利欲并不是影响人们的唯一（或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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