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年来，西方语言的变化与占有的关系

近一百年来，西方人在其语言的运用上也显示出一种日益从存在（to be）转向占有（to have）的倾向，比如，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名词和越来越少地使用动词。

名词只是表示某种物的名称。我可以说，我有一张桌子、一幢房子、一本书、一辆小汽车，等等。为了表示某种过程，对于一种活动、动作的正确表示应该是一个动词：比如，我是（我在）、我爱、我愿、我恨，等等。但是，某种活动越来越多地借助于“有”的概念来表示，也就是说，不是用动词而是用名词来表示。为了表示某种活动而把“有”与一个名词搭配起来是对语言的错误使用，因为人只能去经历和体验而无法占有一个过程和一种活动。

这样使用语言所带来的恶果早在18世纪就被人发现了。关于这一点，杜·马雷（Du Marsais）去世后发表的《语法的真正原则》（Les Veritables Principes de la Grammaire，1769）一书，进行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他写道：“在‘我有一只表’这个例句中的‘我有’应该从其本意上去理解；但是在‘我有一种想法’这一例句中的‘我有’只是对前一种用法的模仿，是借用。‘我有一种想法’的意思是说，我想，我在这样或那样的想象；‘我有一种渴望’的意思是说我向往；我有‘意志’的意思是说我要，等等。”（我要感谢诺姆·乔姆斯基博士，关于杜·马雷的情况是他告诉我的。）

杜·马雷观察到了这种用名词来代替动词的现象，一个世纪之后，在《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同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比前人采取了一种更为激进的立场。在对埃德加·鲍威尔（Edgar Bauer）的《批判的批判》（Critical Critique）所进行的批判中，他们说过一段不长但很重要的关于爱情的话。鲍威尔在其文章中说：“爱情……是一个凶神。她像所有的神一样，要支配整个的人，直到人不仅将自己的灵魂，而且将自己的肉体‘自我’交给她时，她才感到满足。对爱情的崇拜便是苦恼，这种崇拜的顶峰就是使自己成为牺牲品，就是自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就是针对这段话的，他们回答说：“埃德加先生把爱情变成‘神’，而且变成‘凶神’，所用的办法是将爱人者、人的爱情变成爱情的人，把‘爱情’作为特殊的本质和人分割开来，并使它本身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即用名词来取代动词。“爱情”作为名词只是对爱这一活动的抽象，与人是脱离的。爱着的人变成了爱情的人，爱情成了女神，成了偶像，人把自己的爱投射到这种偶像崇拜之中。在这一异化过程中，人不再体验和经历爱情，只有拜倒在爱情女神的脚下才具有爱的能力。他不再是一个感觉着的人，而是异化为一个偶像的崇拜者。

自杜·马雷生活的时代到现在已经二百年了，在这段时期里，用名词来取代动词的倾向有增无减，其规模就连杜·马雷也想象不到。从当前的语言运用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略有夸张），比如，一位妇女去找一位精神分析医生看病，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医生，我有一个难题。”几十年前，病人大概不是说“我有一个难题”，而是说：“我失眠了。虽然我有漂亮的房子、可爱的孩子和幸福的婚姻，但是我很忧虑。”现代的语言风格是当前异化的标志。如果我说“我有一个困扰”而不说“我忧虑”，那就是把主体的经验排除了。经验的主体“我”由一个可以被人占有的中性代名词取代。我把我的感情变成了一种我所占有的东西：一个难题。“难题”只是种种困难的抽象表示。我无法占有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被人占有的物，可是难题却能占有我。准确地说，我把自己变成一个“难题”，我的创造占有了我。这种表达方式说明了一种潜在的无意识的异化。

“占有”是一个貌似简单的术语。每个人都拥有某些物品：自己的身体^注4、衣服、住房，到如今现代人都拥有的汽车、电视机、洗衣机等。活着而一无所有，这确实是不可能的事。那么，何以占有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占有”一词的语言发展史表明，该词确实是一个问题。对那些相信占有是人类生存中一个最自然的范畴的人来说，当他们获悉许多语言中竟没有“占有”这个词的时候，一定会感到惊奇。例如，在希伯来语中，“我有某物”必须用间接的方式，即“这东西属于我”（jesh li）来表达。事实上，多数语言都是用这种方式表明占有某物，而不是直接地说“我有某物”。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许多语言的发展中，“某物属于我”这个语言结构以后便发展为“我有某物”这个结构。但是，正如埃米尔·本韦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注5指出的那样，这一发展顺序是不可颠倒的。这个事实表明，“占有”这个词的发展与私有财产有关，而在财产的实用价值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占有”这个词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获取物品仅仅是为了使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将进一步证明这种假设是否可以成立，以及它的正确程度。

如果人们认为“占有”一词是一个相对较为简单的概念的话，那么“存在”，即动词“是”的一种形式，就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令人难以捉摸的概念了。“存在”有几种不同的用法：（1）可以用作联系动词，比如“我是高个子”“我是一个穷人”，在语法上意指某种同一性；（2）可以构成一个动词的被动语态，比如“我被打了”，这就是说，我成了另一个人的行为对象，而不是我自己行动的主人，比如“我打了别人”；（3）意指存在——诚如本维尼斯特所说的那样，在这种用法中，这个词完全不同于表明同一性的系动词“是”，“这两个概念尽管完全不同，但一直是并且以后仍将是相互依存的。”(www.xing528.com)

本维尼斯特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是”作为动词有其自身的含义，而不只是个联系动词。在印欧语系中，“是”动词由词根“es”表示，意指“存在，能在现实中找到”。“凡是真实的、一致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存在和现实。由此可见，“存在”就其词根的意义而言不只是表明主语与其属性之间的同一状况，不只是描述现象的一个术语。它指明人或物的存在的现实性，证明其实在性和真实性。表明某人或某物的存在是指该人或该物的本质，而不是其表面现象。

对占有和存在之意义的初步探索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我所说的“存在”和“占有”并不是指一个主体的某些互不相关的性质，如这些陈述句所表明的那样：“我有一辆小汽车”或“我是一个白人”或“我感到幸福”。我所说的“存在”和“占有”指的是两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是对自我和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倾向性，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性格结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决定着一个人的全部思想、感情和行为。

第二，在“占有”这一生存方式中，我同世界的关系乃是一种占有和所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要使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成为我的财产。

第三，在“存在”这一生存方式中，我们必须判明存在的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正如杜·马雷所说，与占有截然不同，它意指在世，与世界保持一种确实的相关关系；另一种形式与现象相反，它揭示一个人或一事物的真实本质和真正的实在性，而不是存在的词源中所表明的那种靠不住的表象。（本韦尼斯特）

“存在”这个概念一直是无数哲学专著的研究课题，而“何谓存在？”一直是西方哲学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因此，有关这个概念的讨论也就显得格外复杂了。在这里，我们将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来研究这个概念，当然，哲学方面的论述与人类学问题并不是毫无关系的。既然简略地陈述一下“存在”这个概念在哲学史中的发展，即从前苏格拉底到现代哲学的发展也会超出本书的范围，那么，我只好仅仅提及这样一个重要的论点：过程、活动和运动的概念是存在的一个基本要素。诚如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e Simmel）^注6所指出的那样，存在意味着变化，换言之，存在就是生成——在西方哲学的早期和鼎盛时期，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便是揭示这一思想的两位最伟大、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巴门尼德^注7、柏拉图和经院派的“现实主义者”们则认为，“存在”是一种永恒的、无始无终的、不变的实体，是生成的对立面，他们所表述的这一观点只有在以下唯心主义观念的范围内才是可以理解的：即思想（理念）是最终的实相（reality）。如果爱的理念（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比爱的经验真实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理念的爱才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当我们从人的现实性，即人的生存、爱、恨和痛苦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存在”同时又是生成和变化的。有生命的结构只有在生成的时候才能够成为其有生命的结构，它们只能在变化中存在。变化和生成是生命过程的内在特性。

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把生命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实体，他们这种激进的思想可以与东方世界的佛教哲学相提并论。在佛教思想中不存在任何有关永恒存在的实体的概念，无论这个实体是物还是自我。除了过程，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注8当代的科学思想发现了“过程思维”的哲学概念，并把它们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从而使这些概念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