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占有（having）和存在（being）之间进行选择并不需要常识。占有（to have）似乎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常功能：为了活着，我们必须占有物品。而且，我们必须占有物品，才能享用它们。占有──占有越来越多的物品──成了最高的目标，人们在谈论某个人时可以说，他“值一百万美元”。试问，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人们如何能在占有和存在之间做出选择？相反，从表面上看，存在的本质就是占有。假如一个人一无所有，那么，这个人也就一文不值。
诚然，伟大的先哲们都曾把占有和存在之间的选择看作各自体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释迦牟尼教导人们说，为了达到人发展的最高阶段，我们必须抛弃占有物品的欲望。耶稣则指出：“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路加福音》9∶24—25）埃克哈特则认为，一无所有，胸怀坦荡，“两袖清风”，不受自我的干扰便是获得精神健康和精神力量的条件。马克思教导说，奢侈和贫困一样是罪恶，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存在得更好，而不是占有得更多（在此，我指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位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以苏联共产主义为代表的庸俗虚假的马克思主义）。
多年来，占有和存在之间的这种区别，一直引起我深切的关注，我试图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在对个人和群体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寻求这一区别的经验基础。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占有和存在之间的区别，如同对生命的爱恋和对死亡的爱恋之区别一样，都体现了人类生存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经验为依据的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资料表明：占有和存在是两种基本的经验方式，它们各自的力量决定着个人的性格与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性格之间的区别。(www.xing528.com)
对于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来说，占有或者存在这种选择有点让人费解。占有，在我们看来，是生活中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必须占有一定的物，才能从中获得快乐。在这样一个以占有和越来越多的占有为最高目的的社会里，在这样一个用“值一百万”来形容一个人的身价的社会中，怎么会有占有或者存在这种选择呢？相反，难道存在的真正本质不正在于占有吗？一无所有的人其存在也就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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