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上所说的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也就是说由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形成的那些性格特征是病源之所在,人以及社会都成为病态。换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我还有一个论点,即人心理上的深刻变革也不失为避免经济和生态灾难的一种方法。这种选择是罗马俱乐部的两份报告提出来的。其中一份报告的作者是梅多斯(D.H.Meadows et al.,1972)等人,另一份报告的作者是梅萨罗维奇和佩斯特尔(M.D.Mesarovic & E.Pestel,1974)。两份报告就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和人口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梅萨罗维奇和佩斯特尔的结论是:必须马上有计划地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一场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变革,才能防止“重大和全球性灾难的发生”。书中所提供的数据都是在全面系统的研究基础之上获得的(他们的研究方法比梅多斯等人采用的方法更为优越,但是在要求进行激进的经济变革以避免灾难到来方面,梅多斯等人走得更远)。梅萨罗维奇和佩斯特尔认为,要想进行这种经济变革必须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即人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我称之为“性格取向”),也就是说,形成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和对自然界的新态度。他们这番话只是强调了许多人在此书问世之前和之后说出的看法,即只有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代新人,或者简单地说,现在占统治地位的人的性格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新社会才能建成。
遗憾的是,这两份报告仍沿袭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精神,写得很抽象,是量化和非个人化的。此外,所有的作者都忽视了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若不考虑这两个因素,也就不会有切实可行的改革战略。不管怎么说,他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数据并首次对全人类的经济状况、人类发展的可能性和危险做了分析。他们的结论是:人类必须具备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并改变以往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如果我们看到,这一要求与他们的哲学前提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立,那这一结论也就更加令人深思。
舒马赫(E.F.Schumacher)注11是一位经济学家和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他也主张人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他的主张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解之上:我们现今的社会制度使我们变为病态的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社会体系,那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经济上的灾难。(www.xing528.com)
人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必要性不仅是一种伦理道德或者宗教上的要求,也不只是根据我们现今的社会性格的病原性质而得出的一个心理学上的假设,而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先决条件。正确地生活就是按照某种道德或宗教信条去做,现在已经不能这样说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人类肉体上的生存取决于人能否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心灵。只有在经济和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情况下,人的“心”才会转变。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使人有机会去转变以及获得为达到这种转变所需要的勇气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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