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野中的鲁迅的文学传统与命运

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作家能够像鲁迅那样，对中国现代与当代的文化发展发生那么巨大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从鲁迅的著作中寻找作论的根据，仿佛其著作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而另外的人，则在鲁迅的著作中找到了抵抗权力与权威的共鸣。喜欢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人，感叹鲁迅旧学根底的深厚以及在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新潮人物则在鲁迅的著作中发现了以西化为特征的“拿来主义”。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坚冰时，曾经被奉为神圣权威的鲁迅著作，又成为思想解放的火车头。另一方面，从鲁迅的《呐喊》发表之后一直到20世纪末，对他的作品的争议乃至对他的非议，也从没有停止过。人们不禁要问：鲁迅为什么会被不同文化倾向的人都引为知己？鲁迅的文化遗产有没有质的规定性？后来又是怎样变异的？鲁迅的传统在当代中国是一种什么命运？

1907年，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爆发的10年之前，鲁迅作为这个运动的先驱者写下了《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在这两篇几乎被人忽视和遗忘，后来又成为经典性的文本中，鲁迅从文化形态与审美特质两个方面为新的文学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些特征：传统文学是合群的、不自由的，新文学是伸张个性的、自由的；传统文学是平和与宁静的，新文学是以对立动态为特征的反抗与挑战的文学；传统文学是偏于肯定的善的，新文学更偏于否定性与批判性的恶，所以鲁迅倡导恶魔派文学而要打破中国传统文学的“污浊之平和”，呼唤自由的恶声。鲁迅推崇的“文化恶魔”要破坏“天帝”与“民众”所构成的传统的统一体，敢于上抗“天帝”下启“民众”，敢于获罪于群体而反抗社会；并且还要肩负着忧国忧民正视现实与直面人生的使命而不能独自玩味“恶之花”。而“恶魔”要独自承担自由，就必须具有与社会战斗、与自我战斗的“多力善斗”的主体性与强力意志。敏锐的捷克学者普实克（J.Prusek）从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中，就已经发现了在后来的《呐喊》、《彷徨》等小说中都具备的现代小说的形式特征：“用随笔、回忆录和抒情描写取代了中国和欧洲的传统纯文学形式。”^[1]在普实克看来，鲁迅的小说以主体的抒情解构了传统的叙事形式。因此，尽管《怀旧》与《聊斋》都是文言短篇小说，但新旧文学的特征却是一目了然。如果说普实克看重的是鲁迅小说形式上的现代性，那么，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则更重视鲁迅作品观念上的现代性。他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精神》一文中认为：“鲁迅的值得重视，并不在于他率先以西洋小说的风格和写作技巧，从事小说的创作；而在于他的现代观念，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和卓见，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腐败，赤裸裸地表现出来。”^[2]

人们经常喜欢以现实主义概括鲁迅的创作，然而这种概括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完整的。从“五四”时期鲁迅热衷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以之作为大学教材来看，与留日时期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没有多大的差异，这就是强调主体意志的强力，推崇生命力的突进与跳跃。这种自由的个人意志的张大，在《狂人日记》、《长明灯》、《孤独者》、《铸剑》等小说以及《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等散文诗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展现。然而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使鲁迅既不会躲进艺术之宫为艺术而艺术，也不会像里尔克那只具有强力意志的“豹”一样在铁栏中昏眩。他要露出恶魔的爪牙，与社会战斗，吼醒沉睡的国民，颠覆既有的文化价值，在喜欢圆满的传统好世界上留下永久的缺陷，于是有了《阿Q正传》、《肥皂》、《祝福》、《示众》等小说以及《复仇》等散文诗。因此，强调主观意志的强力，使主体敢于和血肉的现实人生搏斗，以主体的热风融化现实的冰霜，并在这种搏斗中使主体内在的真实与现实社会的真相以及二者的文化底蕴在更高层次上得以展现，就构成了鲁迅作品的重要特征。但是战斗并非仅仅在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之间进行，而且也在“向死而在”的自由主体之内展开，在自我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展开，《在酒楼上》、《伤逝》、《弟兄》等小说与《影的告别》、《墓碣文》、《过客》等散文诗便表现了鲁迅内心的激烈冲突，以及荒原上的自由个体面对着死亡而进行的对主体生命的深刻洞见与体悟。在鲁迅作品的对立冲突面前，中国传统强调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理性与现实统一的和谐之美顿然失色！在新文学中，如果说郁达夫的小说偏向于主观与个人，茅盾的小说偏向于展现史诗性的社会画面的客观写实，那么，鲁迅则倾向于以强力的主观去透视客观并且战取客观，使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在他的作品中发生了激烈的对立冲突。因此，鲁迅以其杰出的文学实践在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树立了一块鲜明的界碑，这也是鲁迅遗产中最突出的特征。

鲁迅是古老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的文化巨人。如果说东西方文化在现代中国的撞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那么，鲁迅则立于这个漩涡的核心。在他身上，表现了东西方文化汇流之后作为一个深刻的中国人的全部危机和复杂性。鲁迅的确是悲凉地吹响了西化的号角，但是他的周围却处处是传统的荒坟，虽然他在批判这些从荒坟里爬出来的鬼魂，但他却又在私下偏爱着这古老鬼魂中的一个或数个。一方面，鲁迅以激烈的西化姿态彻底否定了中国以儒道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甚至将“国粹”称为“脓疮”与“梅毒”，而主张敞开胸怀吸取西方文化。为此，他重视翻译不亚于创作，他的翻译作品的数量也不在创作之下。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中国“士”之传统的真正现代性的承传者。他将毕生的活动几乎都献给了拯救中华民族的事业——他学医是为了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他弃医从文是为了国人精神的觉醒，他的留日时期、“五四”时期以及后期的思想在随时而变，而变化的根蒂则在能否使国家强大。甚至“五四”时期鲁迅激烈反传统的最终动因也潜藏在传统之中，就是对传统的批判越激烈，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才越有振兴之可能。后来，他看到苏联建设的成功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就毅然地向左转，从而集中全力写作那些政治与社会批判性的杂文。可以说，由传统的“士”对家国社稷的忧患而演变来的感时忧国精神，成为鲁迅文化选择的最终动因。这种感时忧国精神，使鲁迅的创作显然不同于他所要效法的基督教背景下的西方文学。而在这诸种矛盾之下，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鲁迅，就是对唯美的恶魔游魂的玩味，对形上本体世界的追寻，对人生在世的荒诞体验……在文学选择上，尽管鲁迅先后对西方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但是，他的社会使命感使他无法躲进艺术之宫为艺术而艺术，从而兼容并且肯定了现实主义。他不喜欢湖畔派诗人而更喜欢破坏现实的拜伦与雪莱，他避开法国纯正的象征主义而更喜欢俄国与现实主义结合的象征主义小说，都表明用一种单一的创作方法来概括鲁迅创作是苍白无力的。

在新文学后来的发展中，鲁迅确实给那些反对粉饰现状敢于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者以道德上的勇气，并且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但是，仅仅措意于此，则无疑简化了鲁迅。批判性、否定性固然是鲁迅作为“文化恶魔”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这种批判性并非仅仅指向外在的社会现实，更包括国民的精神与主体的自我，所以鲁迅作品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浓重的抒情性。鲁迅小说的这种抒情性，一方面瓦解了传统的叙事形式，另一方面又以散文的形式接续了中国韵文传统的抒情性。可以说，鲁迅文本的这种多义性与复杂性，使不同文化倾向的人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解读鲁迅。也许，每一种解读都在从一个侧面重新诠释鲁迅，而这些侧面的总和构成了“日新又日新”的鲁迅传统。而在“左翼”文学阵营，真正从艺术复杂性的角度传承鲁迅文学传统的，是胡风与路翎。

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实主义有着极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的浪漫主义注重主观的抒情，现代主义注重主观的深层开掘，那么西方的现实主义则注重对客观世界的精确描绘。而胡风的现实主义则是包容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一个大筐子，并且将这些主义融化为一体。他的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具有战斗精神的主观，强调主体的强力，使主体强大到有足够的力量正视带着血痕与泪痕的人生，在拥抱客观的同时与之搏斗，对人民大众的愚昧与精神创伤进行血肉的批判。可见，胡风的理论与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传统极为不同，而是对鲁迅文学创作的一种理论总结。在整个文坛越来越以走向民间的形式抹杀个性的时候，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传承了鲁迅文学传统的个性主义与启蒙主义；而其现实主义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战斗乃至主体自身的内在搏斗，则传承了鲁迅以对立冲突的崇高打破和谐的审美理想。胡风上承鲁迅，下启路翎。他在《〈财主底儿女们〉序》中说：“为了坚持并且发展鲁迅底传统，路翎是付出了他底努力的。”在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的主人公蒋纯祖那里，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完全处于对立冲突之中，甚至主体自身也处于激烈的交战状态。他的主观强力时时在洞察自己与他人的意志冲突，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集团将他变成石头之类的被动之物。即使是在自己尊敬的朋友如朱古良、孙松鹤那里，他的意志也时时与他们冲突着。因为对任何人、任何集团的盲目崇拜，都可能导致自己自由意志的丧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甘心为奴。而小说在写蒋纯祖与人民大众结合的部分，也着重表现了人民大众精神上的创伤，继承了鲁迅、胡风的启蒙主义文学传统。这部80万字的描写抗战时期中国人生活的小说，并没有将笔触伸向中国人与日寇作战的场面，真正实践了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与胡风“到处有生活”的理论主张。因此，路翎以其罕见的才华接续并发展了鲁迅文学传统的正脉。

当然，其他作家如萧红、萧军等，也在从不同的侧面承传着鲁迅的传统。尤其是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从一个自由的主体眷念故土的视角出发的，然而故土的千篇一律、单调重复、愚昧麻木又令思乡者产生了浓郁的乡愁。从这个意义上讲，萧红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传统的真正继承人。事实上，从20年代就在中国文坛上占据相当分量的乡土文学，与鲁迅的小说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在分析蹇先艾、裴文中、许钦文、王鲁彦等作家的小说时总结出来的，在论述台静农的作品时，鲁迅说在人们争写都会与恋爱时他却勤于“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很显然，中国的乡土文学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鲁迅小说的影响，一些较为客观的作品如台静农的创作，多受《风波》、《离婚》等小说的影响，一些较为抒情的作品多受《故乡》、《社戏》的影响，像《阿长贼骨头》等作品则有《阿Q正传》的技巧上的影响。在后来的发展中，乡土文学仅仅看取了鲁迅描写乡土的客观呈现方面，而缺乏以充沛的主体生命力对客体的变形——在这方面鲁迅的创作主体显然有尼采的影响，甚至萧红式的对鲁迅启蒙传统的继承，也不能成为乡土文学的主流。另一方面，鲁迅直接批判社会现实政治的杂文，则在30年代的上海蔚然成风，被称为“鲁迅风”。但是，当这股“鲁迅风”从上海刮到延安的时候，王实味、丁玲等刮风者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清算。耐人寻味的是，在延安鲁迅受到了崇高的礼遇，甚至以鲁迅的名字来命名学院。那么，鲁迅的传统在这里是否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或者是对鲁迅传统进行了叛逆性的解读？

[1] ［捷克］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117页。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第465页。

“当代”一词，一般是从1949年算起。由于1949年无法切断与延安时期的血脉联系，于是种种不同的文学史“整体观”就出现了，而对于鲁迅的传统而言，明显的分水岭还是要追溯到延安。从延安到1978年的历史新时期，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意向在左右着对鲁迅的解读，这种解读构成了被重新诠释的鲁迅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逝世时，刚刚在陕北立稳脚跟的共产党在告全国全世界人士书中，除了在陕北地区下半旗志哀、建立鲁迅纪念碑以及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之外，还要求为鲁迅举行国葬，将绍兴县改为鲁迅县，将北京大学改为鲁迅大学，并在各大城市建立鲁迅铜像。这显然与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有关。

在毛泽东之前，对毛泽东的鲁迅观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一方面是早期共产党人的鲁迅观，另一方面则是与鲁迅关系很好又曾一度与毛泽东非常接近的“左翼”文学家如冯雪峰等人。据说毛泽东在瑞金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之后，在情绪很低落的时候经常与冯雪峰谈鲁迅。从后来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在与胡宗南周旋时扔掉了很多书籍而舍不得扔掉鲁迅著作的情况看，他对鲁迅的激赏是真诚的。现在许多人在逆反心理的作用下，认为毛泽东与鲁迅完全是相反的，似乎毛泽东根本不可能赏识鲁迅，对鲁迅仅仅是纯粹的利用，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事实上，毛泽东的审美趣味不但高雅，还相当贵族化，譬如，他并不赏识更同情民间疾苦的杜甫，而赞赏李白、李贺、李商隐；他并不赏识产生于民间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而更激赏文人写作格调高雅的《红楼梦》。这里指的是纯粹的审美趣味，若从他处着眼，毛泽东可能从《三国演义》中学到了很多军事技巧，从《水浒传》中学到了揭竿而起的造反精神。当然，就毛泽东的知识结构而言，他可能更欣赏鲁迅的杂文与旧诗，他后来凡是引用鲁迅小说加以论述的时候，多是误读，更不用说鲁迅的《野草》。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毛泽东一到情绪低落的时候，对鲁迅的评价就特别高，这说明他确实是注意到了鲁迅作品的实质性特征。

作为东方的文化恶魔，鲁迅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就是他的批判性和颠覆性。周作人曾说，鲁迅对于正宗和正统的东西向来都不看重。他远离神圣而喜欢恶魔和孤魂野鬼，批判正统的孔孟程朱而私爱庄周韩非以及“非汤武薄周空”的魏晋人物，批判正史喜欢野史……这种逻辑演化到政治上，就是厌恶在台上的国民党，而同情在台下受虐杀的共产党。鲁迅的这种姿态在中山大学就表现得非常明确。另一方面，共产党也非常喜欢鲁迅对旧传统、旧制度、旧世界的颠覆与批判的激进性，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共产主义就是要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国际歌》也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尤其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时代，鲁迅对旧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激烈批判对共产党来说简直就是旱田雨露。但是，即使在早期共产党人那里，也并不喜欢复杂得令人恐怖的鲁迅。对于后来红色鲁迅的塑造来说，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所起的作用仅次于毛泽东的文章，而且瞿秋白的观念基本上也为毛泽东认同，成为毛泽东的鲁迅观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将鲁迅的前期与后期划分了截然的政治分界线，瞿秋白说：“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毛泽东也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没有片面性。这样一来，鲁迅就变成了孙悟空，他的大闹天宫、大闹龙宫、大闹地狱等，就成为在修成正果之前的富有叛逆意义的壮举。毛泽东正是在早期共产党人鲁迅观的基础上，来建构自己的鲁迅观的。

毛泽东谈鲁迅的处所不少，但是评价鲁迅的文章却集中在《论鲁迅》与《新民主主义论》中。《论鲁迅》是毛泽东在1937年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1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并且于1938年3月发表在重庆的《七月》杂志上。这篇文章在许多地方都延续了瞿秋白论鲁迅的范式，譬如说从溃败的封建社会出来，善于杀回马枪，富有斗争精神，具有令投机分子汗颜的执着品质，并且将瞿秋白所说的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改为“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但是毛泽东这篇文章却很有独创性。他认为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沿着《论鲁迅》的“第一等圣人”的逻辑继续发挥。毛泽东认为“五四”之后的文化思想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从不过高评价当代人，但是对于鲁迅则是一个极端的例外。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鲁迅对于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的言论看，他认为满足现状根本称不上是革命文学，真正的好文学对于现状是永远不满与批判的。当他这样立论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分哪个时代，而是具有一种形上本体的意味，他甚至列举了新俄的欢迎革命的作家，因为不满于新的现状而站不住脚的例子。而许多进步的青年也都是这样理解鲁迅的。当时许多向往光明的青年都投奔延安而来，延安到处都在弘扬鲁迅精神，于是这些进步青年就在鲁迅的旗帜下批判起延安的现状来。王实味、萧军、丁玲等人在延安写了一些鲁迅式的批判现实的杂文，尤其是王实味，旗帜鲜明地要发扬鲁迅的精神。于是，将鲁迅奉为圣人的毛泽东遇到了一道文化难题。说实在的，这些文章比起鲁迅对现状的批判来真是小巫见大巫，譬如王实味的关于政治家与文艺家关系的论述，根本就没有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本体性的对立倾向。但是，毛泽东知道，如果这种批判得到认可，那么在鲁迅的旗帜下就可能向批判黑暗面的纵深发展，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皆简称《讲话》）就是针对这一事端而发的，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讲话》与《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在评价鲁迅上的巨大差异。《讲话》是毛泽东不多的专门论述文艺问题的文章，按说应该对“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予以更高的评价，但是，整篇《讲话》提到鲁迅的篇幅很小，其中一处是针对一些人以鲁迅的杂文传统照搬到延安而发的，鲁迅似乎是当了这些人的“反面榜样”。不过毛泽东在批评这些人的时候还是非常小心，避免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鲁迅。于是，一个巧妙的二分法出现了：鲁迅是在“国统区”，杂文针对的是敌人，而在“解放区”的作家针对同志就不能用这种杂文笔法，这和毛泽东在《讲话》的另一处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读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国统区”的作家对于敌人要“横眉冷对”，而“解放区”的作家对于人民和人民的领导则要俯首歌颂。这样一来，鲁迅的文化传统在“解放区”以及1949年后整个中国内地就被高贵地悬置起来了。鲁迅仍然是文艺界最伟大的旗手，但是他的精神遗产不适合针对现实，因为现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必须有一种适合新形势的文艺原则。可以这么说，鲁迅在“国统区”是新文化的方向，而在“解放区”以及1949年之后的中国内地，《讲话》才是新文化的方向，这就是文艺不能再与政治对立，而必须从属于政治，现实的缺陷不是不可以描写，但必须不能以批判与对立的姿态加以审视，而应该以光明来烛照黑暗，以团圆来弥补缺陷。

毛泽东评价鲁迅的这种矛盾二重性，其实在他自己的言论中也有所流露。当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俯视鲁迅的时候，不识时务的鲁迅在他眼里绝不像《新民主主义论》所论述的那么伟大。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当时郭沫若是政府的副总理，而鲁迅却只能做个“文联主席”。尽管毛泽东无意否定鲁迅，但是这个做“文联主席”的鲁迅与那个肩负着“三个伟大”并且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似乎总不像一个人。事实上，既然毛泽东将鲁迅的书读得很熟，那么他不会看不出鲁迅遗产中那种恶魔性的颠覆与批判力量，因而作为一个善于因势利导的政治家，毛泽东就只能将这种力量引向别处而减少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在1957年的时候，具有天生的造反斗争性格的毛泽东，似乎已经厌倦了向他涌来的一片莺歌燕舞的赞美之声，或者他具有别的政治目的，他突然鼓动文人要敢于说话，要以鲁迅为榜样，说鲁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具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所以鲁迅会勇敢地说话写文章，即使坐班房和杀头，鲁迅也不怕。但是，一些说话者很快就直接将矛头指向共产党和他本人，加上匈牙利事件的发生，结果是一些说话者遭到批判和迫害。根据周海婴披露并且为黄宗英所作证的一个事例很耐人寻味，就是罗稷南在一次会议上冒昧地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着将会怎样，据说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鲁迅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可以相信，罗稷南的话恐怕是很多文人憋在心里而不敢言的话，而毛泽东的回答倒是直接爽快，毫无掩饰。此外，毛泽东说鲁迅在政治上站得高看得远，仅仅是思想上的，具体到行动上，毛泽东看出鲁迅是真正的文人，就凭他在大敌当前还执着地在口号问题上坚持他的意见，进而造成“左翼”文坛内部的分裂来看，这也是文人的优点和政治家的缺憾，所以毛泽东认为鲁迅可以担任文联主席，而并没有给他国家领导的职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毛泽东对鲁迅真正的激赏。也许是鲁迅那种看透世人与中国文化真面目的犀利眼光为毛泽东所钦佩，也许是鲁迅所显露的那种本体性的沉郁悲凉打动了毛泽东，总之，当毛泽东运交华盖时，似乎对鲁迅情有独钟。一次是我们上文提到的毛泽东在瑞金被剥夺兵权之后，他喜欢谈鲁迅，一次是在林彪事件之后，他谈鲁迅的时候明显与1957年有所不同。1971年11月，在林彪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在武汉接见军区领导人的时候说，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他的书不好懂，看上四五遍就懂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他。他是圣人的学生。这种言论与他1957年说鲁迅可以做个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的评价截然不同，与《讲话》将鲁迅遗产局限于“国统区”也是非常不同，而与《论鲁迅》、《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又统一起来了。毛泽东对鲁迅的激赏以及在实际的文艺活动中将鲁迅遗产的高贵悬置，对当代中国的鲁迅接受与阐释产生了巨大的具有支配意义的影响。就一般的文艺政策而言，自然是《讲话》占到了绝对的压倒优势，它几乎就是1949年之后一切文艺政策的指南，但是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却在不断地制造着这种文艺政策的叛逆者。也许，这正是毛泽东本人对鲁迅的矛盾态度的一种表现。

鲁迅的许多话都具有预言性质，他在评价历代统治者大抬孔子的时候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是颇吃苦头的。……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1]那么，被称为“现代圣人”的鲁迅，显然也有着同样的命运。不过，对鲁迅的高贵悬置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讲话》式的将鲁迅高贵地悬置起来的解读方式，仅仅在陕北以及国统区的“左翼”作家那里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左翼”文坛也没有一统天下，与鲁迅的个人关系最密切的几位“左翼”作家如胡风、萧军、冯雪峰等人，几乎都或明或暗地不认同《讲话》，在不公开抵触《讲话》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坚持鲁迅文学传统的正脉。在这些人当中，冯雪峰既是“五四”诗人，又参加过长征，当年鲁迅参加“左联”主要得力于他从中斡旋，他曾担任过“左联”的党团书记，而且是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与鲁迅关系最好的，被称为党和鲁迅之间的桥梁，但是他与鲁迅的亲近使得他在鲁迅的文化遗产与毛泽东对鲁迅的重塑之间，更多地偏向于前者。胡风后来回忆说，当毛泽东的《讲话》传播到重庆后，冯雪峰曾对他说，毛泽东手下的秀才不懂文艺。胡风本人在《讲话》之后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仍然在大力推崇他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理论，尽管这种理论越来越受到来自“左翼”文人的批判，但是他在鲁迅的旗帜下丝毫没有妥协的意味，并且向那些批判者进行反击。萧军在延安的时候是作为诤友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毛泽东劝他入党做官，他以自己的个人自由为理由加以谢绝，甚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几天，他要避开座谈会出去走走，被毛泽东挽留下之后，又在座谈会上与人发生争执。萧军尊重毛泽东、彭真，但是并不把他们作为必须毕恭毕敬服从的上级，而是像他所说的是建立在共同尊重鲁迅基础上的朋友式的“鲁迅关系”。萧军在批判王实味的时候受到牵连，在遭围攻的时候没有低头却是拂袖而去。后来萧军在东北多次进行围绕鲁迅的讲演，主办《文化报》，根据个人感受发表言论，俨然以鲁迅的启蒙主义与个性主义文学传统承继者自居。在遭到了批判和整肃的时候，萧军并没有低头而是援引鲁迅为自己的知己。可以说，所有这些鲁迅的学生与朋友，都在试图扩张鲁迅传统的现实活力，而不愿将这一文学传统悬置起来，尽管那是一种无比高贵的悬置。

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都因为他们试图传承鲁迅的精神而没有将之高贵地悬置，先后遭到清算。事实上，导致胡风盲动而以“三十万言书”告御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鲁迅传统的执着，鲁迅反对片面强调民族形式，连田汉以京剧救国都加以嘲讽，执着于对民众的启蒙而不是民众对文人的思想改造，在给沙汀和艾芜的信中就反对题材决定论，主张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些在“三十万言书”中都有体现。胡风没有看到毛泽东在现实的文艺政策上对鲁迅的高贵悬置，以为毛泽东尊崇鲁迅，就会认同鲁迅的文艺方向，结果是撞得头破血流，自己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冯雪峰后来都不明白为什么肇祸，其实两个“小人物”事件仅仅是口实，他实际肇祸的原因是为第二次文代会起草的报告在不被大会所用后，居然又以《关于创作与批评》为题在自己主编的《文艺报》上发表。他对公式化、概念化以及反现实主义、主观主义的激烈批评，与胡风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强调作家的能动性以及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认为文艺首先必须是文艺，反对以感性画面图解观念的“写政策”以及“思想上的管制”，要求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都与胡风的观点不谋而合，也能够看到鲁迅遗产的影子。所以他的不幸命运就是注定了的，批胡风要带上他，批丁玲也要带上他。萧军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以鲁迅学生自居的言行也使他“运交华盖”，他主办的《文化报》因为坚持了他那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与自由评论的路线——在他心目中这正是鲁迅的文艺路线，就招来了铺天盖地的批判乃至组织处理，说他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当他从东北来到北京的时候，因为他的“反党言行”竟没有单位敢要他。在1955年的批判胡风与1957年反右的语境中，保持沉默的萧军仍然避免不了受到冲击和批判。

从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的命运来看，毛泽东喜欢的是死去的鲁迅，而不是现实中的鲁迅，因为这些鲁迅的精神苗裔对现实批判的深度与尖锐都远远比不上鲁迅，但是毛泽东已经不能容忍他们了。从当代的文艺经验来看，毛泽东喜欢的是紧跟着他的步伐，对现实颂扬颂扬再颂扬的作家，而鲁迅文化遗产的恶魔性使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超过现代任何作家，这样的作家怎么能够有立足之地呢？所以，关注鲁迅当代命运的人，总喜欢一个假设：如果鲁迅活着，那么在“反右”运动中命运会如何呢？其实，鲁迅的精神苗裔萧军和胡风，根本没有等到“反右”，就已经是反党反革命了。所以还是毛泽东伟大，他说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确实欣赏鲁迅的文章，佩服他对社会与历史的深刻洞察，甚至在政治斗争失意的时候也能够在鲁迅作品中得到共鸣，加之鲁迅在共产党艰危时期抨击国民党而对共产党的同情与帮助，使毛泽东又对鲁迅做出了过高的评价。这种崇高评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从道义上讲，表明了共产党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知恩报恩，有利于凝聚一大批进步的文人，所以我们看到，每到鲁迅诞辰或逝世的纪念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都要发表纪念或研究鲁迅的文章。但是，对鲁迅的极度推崇，很容易使鲁迅遗产中具有爆炸性的批判精神感染文人，从而构成对现实的破坏性，胡风以及1957年的“右派”就都从鲁迅的遗产中得到过滋养。于是，毛泽东只能将鲁迅高贵地悬置起来，供人崇奉却不准模仿。胡风被打倒，并不妨害文坛对鲁迅的崇奉，1956年第20号的《文艺报》几乎全是研究鲁迅的文章，并且还将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讲话与报告专门印成一个“附册”。因为鲁迅是共产党的朋友并且热爱共产党，反党的胡风也就是鲁迅的敌人。这里很简单的逻辑是，鲁迅痛恨旧的现实与历史，必然热爱新的现实，而胡风却对新的现实不满，所以胡风也就背叛了鲁迅，因而胡风被打倒，鲁迅照样可以祭在圣坛上供人崇拜。于是，我们在1955年的报刊上就发现了这样的文章：《胡风怎样歪曲了鲁迅先生》^[2]、《反对胡风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3]、《不准胡风污蔑鲁迅》^[4]、《斥胡风对鲁迅的曲解和诬蔑》^[5]、《胡风是“鲁迅传统的继承者”吗？》^[6]、《鲁迅的叛徒——胡风小集团的一个侧面》^[7]、《保卫鲁迅方向 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思想》^[8]。而在“反右”运动中我们又读到了这样的文章：《学习鲁迅精神，坚决反击右派》^[9]、《决不容许右派分子对鲁迅先生的诬蔑》^[10]、《不许右派分子拿鲁迅做挡箭牌》^[11]、《鲁迅是和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典范》^[12]。

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文化界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悖论，模仿鲁迅或者照着鲁迅的话在现实中做事，往往要运交华盖，但这并不妨害鲁迅更神更伟大，打倒胡风的周扬也可以做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的会长。在这期间，由于说话尤其是文字很容易肇祸，所以整个文人阶层，几乎都培养出一种表里不一的“二重性格”，就是说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由于毛泽东对鲁迅的高贵悬置，这种现象在对鲁迅的阐释上尤其突出。陈伯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天，发表了一篇题为《鲁迅是我们的榜样》的文章。他说鲁迅著作是近代中国文化的精华，并且把中国文化提高了一步，所以我们要以鲁迅为榜样，“象鲁迅一样，把我们整个的心奉献给人民……用鲁迅和敌人作战到底的精神，去战胜我们在工作上所遇到的一切困难”^[13]。事实上，陈伯达的话完全是一种形式性的简化，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此后，谁要是批判现实的缺憾，谁就是对毛泽东不满，谁就是反人民——毛泽东代表人民的利益，谁就应该被千夫所指；反过来说，谁粉饰现状，谁就是对毛泽东忠心，谁就是歌颂人民，谁就是孺子牛。这样，学习鲁迅的结果就是对现状歌颂歌颂再歌颂。鲁迅固然充满了批判精神，但是鲁迅批判的是旧的历史与文化，这种批判恰恰能够映照出现实的光明与美满。正如胡绳所说的：“现在我们的处境已和鲁迅的当年完全不同。”^[14]这种对鲁迅精神的诠释以及现实应用，与胡风所理解的鲁迅精神就极为不同，但是现实没有提供多元化的文化土壤，于是错误的反倒是胡风，而且他对鲁迅精神的诠释已经变成“歪曲鲁迅”、“反鲁迅”进而“反人民”了。

由于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以及三个“伟大”、五个“最”和一个“空前”，使当代学界的鲁迅研究成为一个大热门。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当代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没有发表过鲁迅研究方面的论文，不管他是研究文学理论还是研究当代文学、古典文学。根据我们的统计，在1950年到1959年的10年间，出版研究与回忆鲁迅的著作就有96部，这还不包括那些在自己的专著或论文集中列有鲁迅篇目的著述，而报刊上发表的纪念、宣传与研究鲁迅的文章就更多。鲁迅研究在1981年大概是一个高峰，那一年出版、发表的鲁迅研究论著简直可以与整个文学研究的论著匹敌。对于鲁迅研究而言，几乎每一篇杂文，都有专文研究，尤其是《阿Q正传》，研究论著的字数要超过原文上千倍。如果我们套用韦勒克在评价歌德时的话说，鲁迅创作、翻译、整理的书籍可以装满一间小的藏书室，而研究鲁迅的著作可以装满一间更大的藏书室。因此，对于这浩如烟海的研究鲁迅的著述我们不可能一一评述，而是把握这种研究的基本方向，以观鲁迅的当代命运。

必须指出的是，鲁迅研究成为一个大热门，固然有毛泽东崇高评价的作用，但是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首先，鲁迅文本确实是文化精品，没有这个基础，纵然有千般美化，也不会吸引那么多文人的研究热情。周恩来曾经将郭沫若与鲁迅相提并论，1949年之后郭沫若一直身居高位，但是郭沫若从来就没有获得像鲁迅那样的研究人气。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是了解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之深刻性与复杂性的一把钥匙，这就是一些具有相当文化深度的人喜欢鲁迅的重要原因。因此，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虽然颂扬鲁迅的研究成果学术价值不高，但是在资料搜集上却做得极为优秀，为后来的鲁迅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那些真正吃透鲁迅文化精髓与个性风骨的人，往往也具有鲁迅式的个性，这些人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压抑自己的个性，但是对鲁迅的敬佩却是真诚的。他们平时不敢说的话，可以借着鲁迅的嘴说，所以，拨开言语的迷雾，那个时代的鲁迅研究绝非都是假大空的阿谀之词。当然，也有不少文人理解毛泽东对鲁迅的高贵悬置，但这些人也懂得，与其颂扬活着的叭儿狗，还不如颂扬死去的雄狮。再加上那些根本不懂鲁迅却是唯伟大领袖是趋的一味颂扬鲁迅的人，就凑成了一曲奇异的颂扬鲁迅的大合唱！鲁迅，一个冬天的神话，就开始慢慢讲述起来了。

创造神话的第一步就是将鲁迅思想划分阶段，将鲁迅的留学日本时期与“五四”时期划为前期，将鲁迅去上海之后划为后期。认为鲁迅的前期是在黑暗中摸索的阶段，思想和文学都是不成熟的。这样一来，鲁迅前期那些不能被简化的复杂性，就成为孙悟空在归顺如来佛与观世音之前的大闹天宫、大闹龙宫、大闹地狱的举动。而鲁迅的后期则转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言一行都散发着正确的辉光，他成了大众的代表，成了大多数人民的代言人，成了向敌人冲锋陷阵的英雄，成了对革命人民鞠躬尽瘁的老黄牛，他的骨头最硬，阶级性最鲜明，斗争性最强，立场最坚定，觉悟最高尚，他是现代世界的圣人，革命思想的神灵，文化进步的明灯。就是这样，鲁迅被一只无形的手从现代作家与思想家中拔了出来，脱离了大地上的泥土，抬到了高不可攀的天上，让人们瞻仰，让人们信从，让人们崇拜。

对鲁迅的神化还没有就此止步，他们以鲁迅的后期为起点，来简化整个的鲁迅。既然鲁迅的后期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就必然使他的前期跟着神圣。于是，鲁迅生下来就注定会成为旧社会的叛逆，很小的时候就不听话，不好好学“封建主义”的书本，而是喜欢富有革命性的神话《山海经》，到自由自在的“百草园”中玩耍，他到南京求学成了追求革命的行动，到日本留学更成了追求革命真理的壮举，而且这还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为证。面对“五四”时期鲁迅深刻袒露自己的阴暗和矛盾心理的文本，你以为这些学者就无可奈何、止步不前了吗？不，他们有更高妙的招数。一是冷落，二是歪曲。像《野草》这样杰出的艺术文本，在很长的时间里是被冷落的，《野草》中那个具有自由主体的孤独者吐露的苦闷与绝望，则被当作鲁迅富有自我批评精神来解释的，鲁迅又一跃而成了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典范，正如奥古斯丁在魂归上帝之前也曾有荒唐的时候，但是在他的《忏悔录》中经过深刻忏悔之后，仍可以成为“圣奥古斯丁”一样。而中国那个时代非常兴盛的自我批评，与基督教要求的自我忏悔也可以相提并论，那种不断重复的自我批评，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洗脑子”、“脱裤子”、“狠批私字一闪念”。另一方面，对于鲁迅小说里那些个人独战多数的个性主义者，那些苦闷彷徨的自我毁灭者，那些神化鲁迅的研究者因为小说允许虚构，就可以将这些人物与鲁迅拉开距离，于是他们齐声说，那是鲁迅对个人主义的无情而深刻的批判。他们对《阿Q正传》的解读，就更具有创造性，说是鲁迅站在阿Q革命的立场上，来批判赵太爷和假洋鬼子。他们甚至将“五四”时期的鲁迅，也描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准马克思主义者，《娜拉走后怎样》对经济的看重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一致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充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而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中的“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又是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

造神者又以鲁迅为起点，来简化整个文学史与思想史，来了一个“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无论哪个作家遇到鲁迅，研究者在比较中总要使其他作家矮三头，如果在艺术技巧上找不到依据，就会在思想内容上找到。甚至外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哲学与艺术大师，如尼采与托尔斯泰，研究者也有办法让其矮三头。所以许多论文的结论，就会出奇地相似。而在思想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其他所有思想家在鲁迅面前也都要矮三头。于是，鲁迅就成为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的高出于一切作家与思想家之上的圣人。从传统的角度看，鲁迅确乎成了圣人，因为孔庙的大成殿除了比北京的金銮殿矮一点之外，比其他的殿都要高。另一方面，鲁迅又扮演了一个对历次运动能够未卜先知的“打手”。反胡适运动，可以利用鲁迅与胡适的分歧以及鲁迅后期说胡适向日本人“献征心策”，来批判胡适。批判《武训传》，可以利用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的“硬骨头精神”，来批判武训的奴颜媚骨。“反右”斗争，可以造出一个鲁迅“永远跟党走”，来打退“右派”向党的疯狂进攻。“文化大革命”，可以利用鲁迅的反传统思想，来砸碎“封资修”的黑货。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可以利用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所说的《水浒》人物“终于是奴才”，来彻底否定《水浒》好汉。儒法斗争运动，可以利用鲁迅对儒家和孔子的批判，来批评孔子推崇法家。甚至连批判鲁迅的密友胡风，也能找出鲁迅对胡风的不满，胡风对鲁迅的背叛。而且每次运动，都要利用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以表示革命人民对反革命的无比愤慨和绝不手软。看看1966年第14期的《红旗》杂志社论，那种将鲁迅神化并将他当成一根痛打落水狗的棍子的企图，可以说一目了然。有趣的是，鲁迅经常成为“两报一刊”社论的议题，如196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197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学习鲁迅永远进击》等等。在这种语境中，就连当年把鲁迅骂成是“文艺战线的封建余孽”与“二重反革命”的郭沫若，也未能免俗地神化鲁迅。郭沫若说，鲁迅晚年说他将毛泽东等人“引为同志”，就是鲁迅的“入党申请书”，而毛泽东说鲁迅是共产主义战士，“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郭沫若说：“鲁迅就是始终听党的话，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歌颂党，特别是热烈信仰毛主席。”郭沫若还设想，如果鲁迅活着该多好，他一定会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列，带领我们前进。最后，郭沫若狂喊：“鲁迅的造反精神不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5]

鲁迅在去世前不久的1934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16]这话不幸一语成谶！

鲁迅，一个冬天悲哀的神话……(www.xing528.com)

[1]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 沛翔：《人民文学》，1955年第4期。

[3] 陈介操：《西南文艺》，1955年第5期。

[4] 吴培德：《西南文艺》，1955年第8期。

[5] 穆欣：《解放军文艺》，1955年第4期。

[6] 潘颖舒：《文史哲》，1955年第5期。

[7] 田家：《北京文艺》，1955年第5期。

[8] 陈涌：《文艺报》，1955年第16号。

[9] 鲁牛：《桥》，1957年第7期。

[10] 丘行：《漓江》，1957年第10期。

[11] 东郭迪吉：《大公报》，1957年10月18日。

[12] 田仲济：《前哨》，1957年第10期。

[13] 陈伯达：《鲁迅是我们的榜样》，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0日。

[14] 胡绳：《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载《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0日。

[15] 郭沫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载《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日。

[16]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1979年开始的历史新时期之后，人们似乎是从梦中醒来，又在怀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大解放。于是，鲁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又得到了重新的阐释和弘扬；鲁迅的那些精神苗裔纷纷从物化形态或精神形态的监狱里走出来，冯雪峰、萧军、胡风等人的历史问题都在现实中先后得到了平反。冰河时代仿佛结束了，因为政治需要而随意扭曲鲁迅的阐释企图在学界显得越来越尴尬。人们都在问：鲁迅是谁？

可以说，新时期的鲁迅研究获得了思想的大解放，并且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第一是试图还原鲁迅，去除笼罩在鲁迅身上的政治符号，以究鲁迅文本的思想实质。尽管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还原是不可能的，但是，将鲁迅悬置之后所造成的扭曲变形实在是太明显了，因而这种还原对于冲破既有的思想牢笼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二是从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的角度，对鲁迅内在的深刻性进行阐释，对过去被忽视了的甚至是被批判的文本内涵，进行现代意义的发掘。第三是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角度，将鲁迅放到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大格局中，放到东西方文化撞击的漩涡中，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审视鲁迅的文学个性，分析鲁迅作为民族魂的深刻内涵。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鲁迅前期的研究明显超过了后期，即使是整体把握鲁迅的论著，也将研究的重心放到了鲁迅的前期。过去注意较少的鲁迅留学日本时期，也得到了重新的开掘，因为人们发现，鲁迅后来的文学和文化活动，在很大意义上是对留日时期理论活动的展开。而且对于鲁迅后期的研究，也将重点放到鲁迅独特的思想个性与文化品格上。过去，造神论者是肯定并弘扬鲁迅的后期，而有条件地肯定鲁迅的前期。按他们的逻辑推理，鲁迅之所以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而闪着浑身正确的辉光，就在于他的后期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而，这里有一个他们似乎无法解释的矛盾：鲁迅在文坛的崇高地位，或者说鲁迅的声望所系的作品，主要都是前期的，包括《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而《故事新编》和杂文几乎也是前后各半。换句话说，作家应该思想越正确越有好作品，然而鲁迅的好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前期，这是造神论者永远都无法解释的。新时期这种研究重心的置换，明显地是以思想上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上的审美价值为准绳的，是“从来如此，便对么”的鲁迅精神的一种还原。可以说，在新时期的最初10年，鲁迅研究一直是整个文学研究的火车头，发挥了思想解放先锋的作用。一些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如刘再复、钱理群、王富仁等，都是从鲁迅研究中走出来的。甚至哲学家李泽厚，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两部专著中，先后论述了鲁迅遗产的思想史与文化史价值。

新时期最初10年，鲁迅研究的成绩是巨大的，可以说在鲁迅的身后，这是最辉煌的10年。鲁迅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火车头和思想解放的春雨，鲁迅的启蒙意义及其文化价值得到了充分的阐发。但这并不是说，这10年的鲁迅研究没有缺憾。首先，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并没有成功地颠覆掉造神论者给定的鲁迅，以至于后来那些鲁迅的颠覆者不来面对新时期学人描绘的鲁迅，而是去面对造神论者以及他们塑造的鲁迅。这就说明，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也许在立的方面还差强人意，但是在破的方面却做得很差。《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等书都一部部地出版了，却没有一部《走下神坛的鲁迅》。正因为对造神论者塑造的鲁迅反思不够，所以在研究的时候有时还在沿用造神论者的思维模式，尽管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在观念上与造神论者已经是南辕北辙。譬如，在对鲁迅只能肯定而不见否定上，与造神论者又是一个模式。有人从思想上大赞鲁迅，有人从文化上高歌鲁迅，有人从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上推崇鲁迅，就没有见到有人从某一方面批判鲁迅。譬如，鲁迅前期曾经以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凯撒》证明群众的无特操与盲目性，但是在30年代，杜衡几乎是重复了鲁迅前期的观点，就受到了鲁迅激烈的批判，也可以说，鲁迅是对自己曾经发表的观念的一种激烈批判。作为一个研究者，面对这种矛盾，或者是站在鲁迅前期的立场上否定鲁迅后期，或者是站在鲁迅后期的立场上批判鲁迅前期，二者必居其一。而没有出现这种批评，说明在思维模式上还受到了造神论者的思维模式的束缚。不仅如此，有些研究者甚至还留有以鲁迅为参照系“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思维模式，一些比较文学的论著，在将鲁迅与外国的文学大师进行比较的时候，最后总能比较出鲁迅的优胜来。当然，即使与托尔斯泰、莎士比亚进行比较，鲁迅确实可能有比他们优胜的地方，然而如果总是优胜，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成造神运动了。

1989年是一个转折，但是这个转折到90年代的经济大潮才得以完成。以官方的形式最后一次推崇鲁迅，是1991年9月2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鲁迅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做的《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的讲话。江泽民认为：“鲁迅虽然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是党的最忠诚的同志和战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所以，“不仅文化战线的同志要义不容辞地学习鲁迅、宣传鲁迅，而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条战线的干部，都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但是，随着经济大潮的来临以及80年代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蜜月的结束，鲁迅研究越来越被边缘化，离主流文化与权力话语越来越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鲁迅研究室撤销了，《鲁迅研究》杂志也消失了。这个文化趋势，在使鲁迅学院化与学术化的同时，也将鲁迅从广场上拉回到学人的书斋里。与此同时，90年代在文化界流行的以解构主义为特征的消解思潮，在颠覆80年代的启蒙思潮、主体性、人道主义以及文化权威的时候，矛头开始渐渐指向了鲁迅。另一方面，90年代在中国掀起的国学热，似乎对西化倾向很浓的鲁迅也不太友好。更重要的是，鲁迅的政治保护伞已经消失，于是在20世纪末，一批文人开始对鲁迅进行批判。

王朔虽然肯定了鲁迅的《祝福》、《孔乙己》、《在酒楼上》和《药》，但却把分量最重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都否定了，认为《一件小事》也就小学水平，《狂人日记》也就是一副“愤青”的模样，《阿Q正传》虽然有思想意义，但是因为概念化太强，也不是什么好艺术。鲁迅个性是有缺陷的，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则是文学成就上的缺陷。而且鲁迅凭着几个短篇和一大堆杂文，是够不上艺术大师的。鲁迅的思想是什么，他想来想去都想不出，“绝望”能叫思想吗？过去他之所以说鲁迅深刻，是怕别人说自己浅薄。现在思想解放了，才发现鲁迅的思想是一无所有。鲁迅在批判国民性的时候，独独遗漏了自己。冯骥才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可是，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鲁迅不仅没有对西方人的东方观做立体的思辨，而且“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换句话说，在他的精辟的国民性批判的后面，隐含着“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冯骥才的论辩逻辑是这样的：鲁迅不多的小说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地位，是因为他的国民性批判，但是根据当下流行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他发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充满了传教士的“东方主义”的偏见的。如果说王朔、冯骥才的文章还是褒贬互现，那么，另外一些批判鲁迅的文章则纯粹是以在鲁迅头上撒尿为快事，有人认为，鲁迅杂文“美学上的趣味恶劣，内容上无非是一些平庸的‘真理’，或一些自相矛盾、强词夺理的‘宏论’”，“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现代中国人的恶劣的文化态度和粗糙的美学趣味”。鲁迅小说的“艺术空间显得极其狭隘，主题和表现手段方面也常常过于单调、呆板”。有人认为鲁迅没有回国暗杀清廷高官是怯懦，弃医从文是因为学医失败，在婚姻方面压迫女性，性格上“嫉恨阴毒”，作品的语感生涩别扭，因为思想不成体系也称不上是思想家，而且鲁迅既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的文学神灵，那么他的人格和作品中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是殊途同归的呢？立刻有人言之凿凿地说，鲁迅的仇恨政治学与集权统治的共谋，造就了“文化大革命”。也有人从神学的角度，认为鲁迅改变的只是吃人的口实，屈从的却是吃人的事实，鲁迅很少有善的东西，爬满鲁迅精神的是阴冷堕落的毒素，鲁迅想肩住黑暗的闸门结果自己却成了遮蔽光明的黑暗闸门。

这些对鲁迅进行大批判的文章一经发表，就激起了文化界的回应，“世纪末的鲁迅论争”构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论者认为，鲁迅对民族文化深刻的批判反省与东方主义不能扯到一起，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巨人在批判本身的文化局限时，都可能攫取外来文化的营养。譬如伏尔泰在批判基督教文化的时候，就大胆地看取中国文化；尼采在希腊早期文化那里得到了攻击德国文化乃至基督教的灵感。以解构主义思潮颠覆鲁迅，更是文不对题，因为鲁迅的思想特色就是对于正宗与正统的颠覆与解构，迄今为止对中国主流文化最具有破坏性与颠覆性的思想就来自鲁迅。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是中国最大的解构主义者。而且这种解构主义的民族文化来源是庄子与魏晋思潮，而外来文化渊源则是尼采，西方最大的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就认为尼采是自己思想的先驱。鲁迅在死后遭到的最大歪曲，就是从一个非主流非正统以颠覆与破坏为特征的文化恶魔，被乔装改扮成浑身散发着不可侵犯辉光的正统的神明。对于一些人将鲁迅看成是“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源，论者认为，将一个被神化与歪曲了的鲁迅拿来作为一场封闭禁欲的“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导因，绝对不能令人信服，《红楼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利用，难道曹雪芹也要为这场运动买单吗？至于从神学的角度对鲁迅的非议与颠覆，也显得有点文不对题，因为尽管鲁迅不信仰上帝，但是鲁迅比一般现代作家更多地弘扬了基督精神，而且在西方基督教没落的语境中，鲁迅那种对个人关怀的人道传统与对腐败鞭打的讽刺传统，也许比基督教的罪感文学更代表了新世纪的文学精神。所以论者断言，鲁迅不仅是20世纪的作家，而且也是属于21世纪的作家。可以说，论者对于批判者的言论，一一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这是1949年之后，真正站在自由土壤上的关于鲁迅的对话，反驳者充分肯定了可以非议鲁迅的文化语境，认为鲁迅从政治问题演变成学术文化问题，是恢复了鲁迅精神真谛的重要一环，因而这种对话对于鲁迅研究的深入乃至鲁迅传统的弘扬，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然，仍然站在鲁迅神坛的旁边维护鲁迅的神像的人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们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上，认为那些非议鲁迅的文章是“极端反动”的，国家应该用“保护伞”的办法重新把鲁迅保护起来，而自己则可以从刺刀缝里骂下去！事实上，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招致了一哄而起的非议鲁迅现象。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即使是非常伟大的作家，也有可能遭到严厉的批判和不应有的贬低。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上的伟大是众所周知的，T.S.艾略特甚至认为但丁和莎士比亚各执牛耳，均分了现代世界；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一些伟大的作家对莎士比亚的非议与贬损。莎士比亚的同胞拜伦和萧伯纳都认为莎士比亚没有什么了不起，拜伦认为莎士比亚还不如亚历山大·浦伯，而俄罗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写了洋洋万字长文认为莎士比亚不是艺术家，其作品也不是艺术品。既然可以非议莎士比亚等文学大师，人们为什么就不可以非议鲁迅呢？以行政命令的方法禁止对一个伟大作家的贬损，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些非议鲁迅的人也许比“凡是鲁迅说的都是对的”的论者，可能更接近鲁迅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人格精神。事实上，当年创造社与太阳社联手对鲁迅进行围攻和谩骂，鲁迅刚刚去世就有苏雪林来鞭尸，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鲁迅的伟大。当然，非议与贬损鲁迅者的错位在于，他们眼里的“鲁学家”或鲁迅研究者，都是在不正常的年代里制造鲁迅神话的人，他们对于新时期作为思想解放的一个精神源泉的鲁迅研究，却是弃置不顾。更重要的是，批判者是鲁迅被放逐到正常的文化土地之后揭竿而起的，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虽不能说是落井下石者，但也绝对算不得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1979年之后，鲁迅时常遭到非议和批判，然而鲁迅的传统却是比那个非议鲁迅就是反革命的年代，得到了更多的承传与弘扬。当然，像20世纪40年代的胡风那样，以一个作家群来弘扬鲁迅传统的现象并没有在当代中国出现，但是，鲁迅的文学传统进入了一些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学中，进入了一些乡土文学中，也进入了一些更复杂的精神现象之中。人们最初在《乡场上》的冯幺爸与高晓声笔下的陈焕生那里看到了些许阿Q的影子，后来在一些具有批判精神的杂文中也能够发现鲁迅的精神脉动。不过，鲁迅的精神复杂性仅仅在学者的专著中得到阐释，而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得到多方面的承传。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一些声称接受鲁迅文学影响的作家，其实并不一定比批判鲁迅的作家更多地承传了鲁迅的传统。1983年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鲁迅研究》双月刊，专门登载了一些作家的文章，如马烽的《杂忆读鲁迅的书》、苏叔阳的《我爱鲁迅》、中杰英的《杂感与漫想》、叶永烈的《“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王汶石的《在鲁迅的旗帜下》等等，这些文章都回忆了研读鲁迅的经过以及他们所受鲁迅的影响，但是，除了碧野等老作家之外，很难说马烽、王汶石等作家就比冯骥才等作家更多地承传了鲁迅的传统。且不说冯骥才的《三寸金莲》等小说继承了鲁迅批判中国传统的精神，就是没有真正读懂鲁迅的王朔，其文学的批判精神——鲁迅传统中最重要的精神成分，也远远超过马烽、王汶石等作家的作品。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到拜伦精神进入俄罗斯之后，普希金成为开启新传统的诗人，相比之下，普希金的精神苗裔要比鲁迅的精神苗裔更伟大，普希金身后的许多作家如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在吸取其营养之后超越了普希金，而鲁迅身后的作家很少有人超越了鲁迅。就此而言，鲁迅是伟大的，也是不幸的。

尽管在略显宽松的文化语境中，鲁迅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但是在一份读者推崇的十大文化名人的问卷中，鲁迅仍然高居榜首。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鲁迅仍然是读者谈论最多的作家。只要浏览一下网络，就可以发现，在网络上最热的作家有三人，就是鲁迅、张爱玲和金庸。这三位作家或者有专门的网站，或者在大网站上有专门的论坛，而且各以自己的创作特色吸引了一大批网迷。关于鲁迅在互联网上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考葛涛编著的《网络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而笔者在互联网上的观察是，围绕在“鲁迅论坛”周围的人，往往是使命感很强的文人，鲁迅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精神在网络上得到了弘扬，但是鲁迅的精神复杂性与深刻性却相对没有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