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革命家身份：解密跨文化视野

鲁迅是“革命家”仿佛已经成了定论，连中国最为流行、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在注释“革命家”一词时举的唯一例证是：“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是，我认为鲁迅是不是革命家仍然值得我们讨论。为什么呢？因为一想到革命家，人们一般不会联想到鲁迅，而会联想到孙中山、毛泽东等人。这是一种直感，但有时候直感也就是理论家。我们来对这个直感加以深入的分析。

要理解鲁迅是不是革命家，首先我们看一看“革命”一词的含义。“革命”一词在中国古代就指以暴力手段推翻黑暗残暴的政府，《周易·革·彖传》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传》的意思是说，商汤率领部队推翻黑暗残暴的夏桀暴政，武王伐纣推翻暴虐的殷商政权，是上合天意下得民心的。在这里，“革命”一词被赋予了以暴力手段推翻残暴政府的改朝换代的含义。但是，现代的“革命”一词不完全是古代改朝换代的意思，而是从英文revolution翻译过来的，这个词来自拉丁文revolūtus，后来拼作revolūtiō，是天文学上的旋转运行，只是到了1450年才有了巨变的意思。“革命”一词被赋予政治含义是随着17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用暴力方式推翻一个政府或一种社会秩序，并用新的取代之。在现代中国，戊戌变法是在现行制度之内实现改革，被称为“改良”，而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扼杀，使得有志之士失望于清廷，转而寻求推翻清廷的革命，以法国大革命为楷模，试图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这就是孙中山之所谓“革命之于改良，正如黑白之不能颠倒，东西之不能易位”。因此，“革命”一词输入中国的时候，就具有暴力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使整个社会发生彻底与根本的变革与翻转的意思，它与“汤武革命”的不同，就是这种革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在打碎旧世界的基础上建立理想的新世界。

中国传统上的“革命”是改朝换代的意思，具有旧的秩序的重建的意味。现代“革命”的含义，却具有以暴力手段除旧布新的意义，而绝非旧秩序的重建。革命者要具有一种与旧世界不同的革命理想，在打碎旧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实现这种理想。比方说：一所房子破破烂烂，有点漏风漏雨，如果我们把这房子修修补补，或者说换一扇新窗子，把窗户漏风的地方贴上纸，这就是改良。但是，有几个没房子住的人，把这破烂房子推倒了，却又按照原来的图纸重新盖了一座这样的房子，尽管乍看起来比过去新了，但是过几年还是避免不了漏风漏雨，这就是汤武式的“革命”。如果有一个人找到了这房子漏风漏雨的原因，并且设计了一种避免漏风漏雨的新图纸，于是他与别人把这房子给推倒了，然后，根据与旧房子不同的新的图纸建了一所更好更理想的房子，这大概就是我理解的revolution——“革命”的含义。只是推倒旧的，把它砸碎了，然后再在这个房子的基础上，完全是按照老样子再盖所房子，这就是循环式的中国的改朝换代式的革命。而现代的革命应该是砸碎了旧的，然后自己再设计一所更理想的房子，比原来各方面都好，住得也舒服，也不漏风，那么，这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革命。

明白了“革命”的含义，就明白了为什么不能简单地说鲁迅是革命家，因为革命家是具体从事革命活动并且做出很大贡献的人。革命家的典范是孙中山，他东奔西忙，就是想推翻腐败的清政权，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尽管严复《天演论》等书的翻译对后来的革命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严复是思想家，而不是革命家。正如启蒙学者的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但不能说启蒙学者就是革命家一样。现代中国的很多变革，都跟严复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我们不能说严复就是革命家。孙中山曾经对严复说，先生是思想家，而自己则是实际的革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鲁迅是革命家。

鲁迅确实参加过光复会，但是他并没有从事多少革命活动。如果以一个革命家的标准要求鲁迅，鲁迅确实不是没有可指责的地方，葛红兵就是这样指责鲁迅的：“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1]根据增田涉在《鲁迅与“光复会”》中回忆，有一次鲁迅对他说：“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从这段话看，鲁迅并没有像人指责的那么怯懦，他只是担心自己死后母亲没人照顾而被别人罢用而已，但说实话，鲁迅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他死后母亲不至于没有人管。可以这么说，他想得太多，从而失去了行动的果敢是事实。

“五四”时期，鲁迅曾经在通信中反思过这个问题，即爱和感激有时也能软化一个勇士，他想到杀人，也想到自杀，但是一想到有一个爱他的母亲而生感激之心，尤其怕母亲担心和伤心，就使自己失去了行动的勇气。于是一事无成，只能在北京过着灰色的生活。事实上，鲁迅一开始就不是以一个政治活动型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勤于思虑的思想家的面目出现的，他作为革命家的弱点恰恰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当许多人在日本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时候，鲁迅却在想，国民是如此愚昧麻木，旧的政府旧的社会被推翻之后，怎么办呢？靠这种愚昧麻木的国民，靠这种以观赏别人的苦痛和死亡为乐趣的国民，能够真正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吗？鲁迅虽然没有参加多少实际的革命活动，但是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他却是深谋远虑的。鲁迅后来也说过，他到前线打仗不会比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勇敢，因为他想得太多。正因为他想得太多，甚至经常想象死亡，所以他才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最深刻复杂的思想家，才能够写出《野草》、《无常》、《女吊》这样的作品。

鲁迅30年代在上海的时候，似乎是一个拿着匕首和投枪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战士。但是，从他对郁达夫的态度来看，他并不是革命家的那种人格。30年代“左联”成立，他拉着郁达夫参加。郁达夫浪漫潇洒，风流倜傥，却是自由散漫，让他参加政治组织生活不太适合。所以“左联”成立以后，他几乎没参加什么活动，因此“左联”后来把他给开除了，鲁迅为此非常不高兴。鲁迅属于思想激进不满现状的作家，但他重视创作，而不重视去搞什么运动和革命活动。在“左联”里面，鲁迅大概是偏右的一派，他很不赞成搞什么飞行集会，搞什么武装保卫苏联。他很强调文人的职业操守，他说文人无行还不失为文人，文人无文就不是东西。从这一点来衡量，鲁迅也不像职业革命家。其实鲁迅不是没有机会成为革命家，他到上海不久，当时共产党的革命领袖李立三就曾经找过鲁迅，让鲁迅发表宣言，讨伐蒋介石，说蒋介石叛变革命，然后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暴动，但是鲁迅断然拒绝了。真实的情况是，如果鲁迅以真实姓名发表宣言讨伐蒋介石，配合共产党暴动，蒋介石可不管你是不是著名作家，肯定会通缉甚至暗杀鲁迅。今天一些人提及此事，都说鲁迅是与共产党“左倾”盲动主义做斗争，但是鲁迅的断然拒绝绝没有这么单纯。这种拒绝又让人想到当年光复会派他暗杀，他没有果敢前行的往事。

疑虑之心很重，不轻易被人利用，也是鲁迅的一个特点。30年代他发表的许多杂文署名都是“何家干”，这个笔名表示他给哪家干活自己似乎不很明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鲁迅在30年代的杂文中很少抨击国民党高层，例外的大概是在《十字街头》上以阿二的笔名写的几首顺口溜，如《好东西歌》、《公民科歌》、《“言词争执”歌》，尤其是《“言词争执”歌》，一口气点了吴稚晖、孙科、胡汉民、汪精卫等几个人的名。这首顺口溜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尽管鲁迅说他们的言词争执是放屁，但又说“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第二，没有点蒋介石的名。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将鲁迅打扮成红色革命家的人，会津津乐道鲁迅有一次看电影，看到苏联红场阅兵时说，这个场面他是看不到了，海婴是能看到的。这是别人回忆的鲁迅聊天时说的话，不妨说是一个准确的预言。但是，鲁迅临终前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也有这样的话：“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这句话完全可以当作红色预言的反面话语来理解，蒋介石们也会很欢迎这句话。即使在政治上，鲁迅也没有那么单纯，一是一二是二。鲁迅往往是考虑得太多，因而失去行动的勇气。如果是一个实际的革命家，他的考虑就不会这么多。你反对国民党及其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是要促使这个政权赶快灭亡。

鲁迅的《南腔北调集》、《二心集》、《伪自由书》等几个集子政治倾向性比较鲜明，“左翼”色彩较浓，战斗力比较强。这与瞿秋白的友好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1934年之后的杂文，鲁迅似乎又回到了先前的状态，甚至陷入一种孤独的个人回忆之中。斯大林的个人暴虐，也引起了鲁迅的警觉与疑虑。冯雪峰当时是共产党派驻上海的代表，有一次鲁迅突然对冯雪峰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鲁迅评价嵇康阮籍时曾说：“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儿子像他们那样越名教而任自然，所以鲁迅说，嵇康阮籍的毁坏礼教，是讨厌那些利用礼教的人，从他们教育儿子循规蹈矩的情况看，“他们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2]但鲁迅又是如何做的呢？鲁迅劝过许多以他为师的作家不要加入“左联”。萧红、萧军从东北来，他就不要他们加入“左联”。鲁迅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好多人解释成留在党外比在党内作用更大，但这是颇令人疑惑的事情：鲁迅晚年还津津乐道当年加入光复会的事情，你既然相信只有无产者才有未来的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呢？还有，鲁迅为什么拒绝去苏联治病呢？事实上，在鲁迅晚年的那种寂寞与孤独里，有一种深深的疑虑掺杂其间。

疑虑与反思，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品格，但是对于一个革命家就可能令他失去付诸行动的勇气，因而鲁迅没有成为实际的革命家，而是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深刻的思想家。鲁迅曾说，他要以他的笔去回敬敌人的手枪。每当证明鲁迅的革命坚定性时，都会引用这句话；但问题是，一个用笔去回敬手枪的人是革命家吗？用手枪来回敬手枪的人那才是革命家。其实鲁迅在黄埔军校讲文学的时候也说过，老鼠虽然吱吱叫出很好的文学来，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www.xing528.com)

当然，“革命”一词也具有衍生的意义。这种意义由政治上的革命意义演化而来，是指某一方面的根本变革，像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等等。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与革命有关的词，一个是文学革命，一个是思想革命。鲁迅就曾经说道，我们现在只能搞思想革命。因此，我们说鲁迅不是从事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家，并不否认鲁迅是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文学革命家和思想革命家。

我们来看一看作为文学革命家的鲁迅。鲁迅自己说，他的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鲁迅创作小说的年代和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年代其实很近，但是可以看到，鲁迅的小说和《聊斋志异》，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小说。这不单单是因为《聊斋志异》用文言文而鲁迅小说用白话文，更是因为小说的表现方式、所表现的内容以及结构方式、叙述方式的巨大差异。《聊斋志异》大概一页两页就能拍一个电视剧，但是，鲁迅的小说就做不到。《聊斋志异》往往用很少的篇幅，就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比方说，一位书生晚上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个狐仙，然后每天晚上读书时与狐仙来往。过一段时间后，一个老道士看见这个书生，从他脸上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然后狐仙再来的时候，老道现场做法，识破妖狐。这样一来，这故事就比较曲折了。尽管篇幅很短，但故事叙述得曲折婉转，完全可以拍个电视剧。《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似乎与现代白话小说差异甚大，但是，现在一些人过于强调以白话文为新旧文学的分界线，也是掉进了形式主义的陷阱，否定了鲁迅以及“五四”文学的革命性变革。事实上，中国的白话小说起源甚早，在宋代的勾栏瓦舍之中就已发展起来。而鲁迅小说的现代性并非仅仅靠白话文取得的，即使纯粹从形式的角度看也是如此。

我们以宋代话本小说《志诚张主管》为例，来看看古代的白话小说与鲁迅小说在形式上的差异。这个短篇叙述一个张员外，60多岁了，死了老婆，又没子女，不甘寂寞，想再讨个小的，因为他家有10万财产，不然财产给谁？就找了两个媒婆说媒，条件是年轻漂亮，还要门当户对，有相当的财产。这两媒婆犯愁了，年纪这么大，条件又这么高！犯愁归犯愁，两个媒婆为了钱财还是满口答应。她们发现，王招宣府上的小夫人因为得罪主人，被逐出府门，而且这年轻漂亮的小夫人积了不少的钱财，没有10万也有5万，符合张员外的条件，经过媒婆一撮合，小夫人就进了张家。但是嫁给张员外之后，这张员外身体不行，人也老了，小夫人一看就后悔了。小夫人不久就看上了她家的张主管，而且还经常主动给他送钱送东西。张主管回家跟他母亲说：老爷娶了个小夫人，这小夫人总是给他送这送那的。他母亲一听，此事不妙，你干脆别去了。从那以后，这张主管就不到张员外家了。过了一些日子后，这个张主管元宵夜看灯，路过张员外家，发现张员外府门上贴了封条，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遇到了小夫人。小夫人说：张员外犯事了，我现在无依无靠，你说我怎么办呀，我只好投奔你了。张主管顿生同情心，就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家里。但是，小夫人有心，张主管却完全遵循主仆伦理，严守男女之道。小夫人几次诱惑他，张主管都是坐怀不乱，目不斜视。突然有一天，张主管碰到了张员外，说是王招宣府上丢了108颗明珠。因为他娶了小夫人，所以怀疑明珠在他家里，就把他家封住了，还打了他一顿，结果什么也没查到。这时，张主管想起来了，这小夫人不是让他拿了珠子去卖吗？这珠子就在小夫人那儿。可张员外说小夫人已经上吊死了。张主管一惊，吓了一大跳：在他家的那位小夫人是谁啊？张主管想，把张员外领回家去，让他看一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领张员外到家一看，小夫人早就不见了，但珠子还在。原来张主管领回家的是鬼。最后，他们把珠子交给了王招宣，一切就又都恢复了原状。只是小夫人死了，张员外还很心疼，还给她凭吊一番，小说才告结束。这个故事的篇幅与鲁迅的《风波》差不多，但是曲折的情节足以写成一个长篇。在观念上，这个短篇伦理教化气息颇浓，是传统小说的典型形态；鲁迅的小说则是直面惨淡人生的精品。《志诚张主管》是用白话文写成的，现在的小学生看都能看懂，但是它的叙述方式，是不厌其烦地介绍故事的来龙去脉，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展开情节，夹杂着伦理教化的议论，故事的讲述是似乎是阐明一个做人的道理，对话也是“张主管道”、“张员外道”。鲁迅的小说在对话上与中国传统小说也非常不同，那种倒装显然是西方小说的技巧。他在引进西方小说技巧的同时，以中国的抒情文学传统加以改造。鲁迅的小说并非要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往往是截取现实生活之流的一个横断面，压缩、淡化情节，将笔触深入到主体心灵与精神，增强了叙述文学的主体性与抒情性，因而鲁迅的小说往往显示出一种精神的深刻性。这种写法在古代是没有的，可以说，鲁迅小说同中国传统小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在文学理论上，鲁迅在世纪初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以恶魔派文学对整个的中国文学加以彻底的反省与整体的否定，使这篇文章成了重新估定传统文学价值的革命性文献。在文化观念上，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一篇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的小说。鲁迅对传统的这种革命性的颠覆，使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划出了截然分明的界限。在很多方面，鲁迅都称得上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不但如此，鲁迅还借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把文学的革命性本体化和永恒化了。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认为，文艺家与政治家是南辕北辙的。比如喊口号，别人喊一二时，文艺家就已喊到五六了。政治家就是要人循规蹈矩，目的是稳定和保持现状的；文艺家却是不满足现状，甚至反抗现状。因为文艺家感受太敏感了，忍不住要把感受到的说出来，政治家就看着文艺家不顺眼，因为在别人喊一二的时候你喊五六，这不是捣乱吗？就把文艺家给杀了。过了一段时间，现实到了五六的时候，后起的政治家觉得这文艺家说的还真是对的，于是就平反昭雪，把这文艺家奉为神圣。可是现实的文艺家又该遭受迫害了，因为他们已经说到八九了。于是在鲁迅看来，文艺家和政治家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永远也合不到一起，文艺家永远要被政治家杀戮、流放。后来别人倡导革命文学的时候，他还说，文学与革命在不满于现状上是一致的，讴歌革命的文学绝不是革命文学，甚至连鲁迅心目中的文学也不是。所以鲁迅说，世界上哪有满足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鲁迅是解构主义的先驱者，他的思想构成了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实质性的颠覆，具有激烈的破坏性和革命性。鲁迅虽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但是《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使他足以当得起这个运动的先驱。新文化运动对于整个传统文化来说就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鲁迅自介入这个运动之后，就在破坏性与革命性方面表现得尤其激进。在道德价值的重新估价上，在文化模式的转换上，鲁迅都表现出一种革命性的激情，因此，将鲁迅说成是一位深刻、复杂的思想革命家，不会存在很大的争议。在思想层面上，鲁迅从来没有反对过革命，不管是辛亥革命还是后来的各种革命。当然，鲁迅有时对革命也有所怀疑，他认为革命革来革去仍然不过是历史的循环，仍然在转着这个怪圈。这可能跟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以及尼采的永恒轮回也有关系。尤其是国民党以革命的名义清党的时候，他在《而已集》里的《小杂感》一文写了一段关于革命的绕口令，对国民党的屠杀提出了控诉：“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是对国民党在清党时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一种抗议，但是鲁迅从来没有真正否定过革命，因为革命的方向就是破坏旧的世界建立新世界。可以说，彻底除旧布新的革命，与鲁迅作为东方文化恶魔的否定思想是一致的。尽管鲁迅本人很复杂，具有多面性，但他对革命以及革命家的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孙中山逝世后，鲁迅说：“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3]

鲁迅作为思想家，作为东方的文化恶魔，对于传统的思想文化是最具有革命性与破坏性的。鲁迅革命性的文学创作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分界线。因此，如果将鲁迅说成是杰出的推倒旧文学与旧文化的文学革命家与思想革命家，那是很符合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的史实的。但是，即使我们排除了鲁迅的复杂性，而着眼于他在文学与思想上激进的革命性，那么，也不能认为鲁迅就是革命家。因为思想家也分保守的与革命的，文学家也分传统的与革命的。鲁迅至死，仍坚守在文化思想与文学艺术领域，而不是一个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以及反动政权而从事实际活动的革命家。

[1] 葛红兵：《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载《芙蓉》，1999年第6期。

[2]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3] 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