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恶魔

鲁迅在第一篇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置古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所以其恶魔性的文化渊源主要来自西方，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中所介绍的哲学家和诗人，尤其是尼采与拜伦，应该是鲁迅的文本恶魔性的主要来源，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对于鲁迅恶魔品格的塑造，还有其他一些方面。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鲁迅恶魔品格的塑造就不可小视。从孔孟到老庄，其历史哲学都是复古的退化论，而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鲁迅改造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不断前进的历史进化论。在退化论看来，越是固有的东西就越是应该肯定；而在进化论看来，历史要前进就必须批判否定固有的东西。在老庄心目中，“自然”就是一个万祸不作、花草丛生的宁静乐园；然而在达尔文笔下，“自然”却变成了一个生物之间相互竞争、掠夺、厮杀与侵吞的角斗场，甚至“人的早期的祖先，像所有其他的动物一样……一定也曾不时地面临和身受为生存而进行的竞争，和受到由此而活跃起来的自然选择法则的刻板而无情的制裁”。^[1]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运用这种带有恶性的生存竞争与淘汰的世界观看问题：“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争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鲁迅甚至说，即使两个人在一间房里，也会发生氧气的竞争，谁的肺强谁就获胜。所以人的一生与杀机相伴，“平和之名，等于无有”。

刘东在《西方的丑学》一书中说：“写下了《恶之花》的波德莱尔，有资格来做丑艺术的真正的宗师。”波德莱尔以撒旦为美，从恶中发掘美，使文学对人的恶性的表现达到了令人战栗的地步。鲁迅从日文和德文不仅阅读过波德莱尔的作品，而且还翻译过他的诗，将恶的花朵采摘到中国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是作家，但他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推崇的克尔凯戈尔、尼采一同被看作存在主义的先驱。出于对理性主义的幻灭，他揭去了宇宙所戴的规律的假面，而露出了个人在非理性乃至荒谬的宇宙面前的大悲哀。鲁迅写过两篇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门文章，来分析这位“恶毒的天才”。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地里，来试练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也就是“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道路上去”。“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因此有些软弱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2]。

比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影响更大的，是安德烈耶夫和阿尔志跋绥夫。安德烈耶夫以象征手法对人之恶性的深刻发掘，使其作品具有抽象性的“玄学的恐怖”。特别是在斯托雷平时代，他热衷于描写兽性战胜人性，黑暗战胜光明。在鲁迅翻译的安德烈耶夫的作品中，《黯澹的烟霭里》描写的是人信念的丧失与精神个性的毁灭。而《谩》写的是一个追求真诚的人最终发现欺骗和谎言弥漫了整个宇宙：“大气阿屯，无不含谩。”在鲁迅看来，安德烈耶夫思想的根底是：“人生是可怕的”，“理想是虚妄的”，“黑暗是有大威力的”，由此构成了他在人生观与道德观上的全面悲观绝望。^[3]而鲁迅喜爱的另一位俄国作家，则是于绝望中反抗破坏的阿尔志跋绥夫。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的绥惠略夫就是一个悲观绝望而又充满恶性的破坏者。他敌视托尔斯泰的善的和平主义，认为基督教以及人类一切价值标准都是虚伪的自我欺骗。“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于是，绥惠略夫“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彩来”。而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动机，在他看来是由于在辛亥革命前后乃至现在，未来，中国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4]。

对鲁迅恶的文学观影响较大的，还有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19世纪80年代，勃兰兑斯激进的反基督教和个人主义，以及对此种文学的推崇，对鲁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通过学识渊博的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大门，鲁迅可以广泛地选择西方文学，特别是破坏旧轨道的恶的文学。勃兰兑斯早年深受存在主义的鼻祖克尔凯戈尔的影响，并著有《卓伦·克尔凯戈尔》、《现代的开路人》、《尼采》等专著。他不仅很推崇易卜生，而且发现了处于四面碰壁之中的尼采，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更是一部宏大的里程碑式的文学史巨著。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在介绍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时候就参照了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而介绍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斯基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俄国印象记》。

在文学理论方面，对鲁迅恶的文学观影响很大的是厨川白村。20年代，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与《出了象牙之塔》等论著，并将前者用作大学的文学理论教材。厨川白村为鲁迅所看中的，是反虚伪而求实，反停滞而求动，反习俗而求变，反奴性而求“天马行空之大精神”的个性，反对肤浅的乐观主义而正视苦闷的人生的精神。而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虽然反对基督教，但却遵循基督教人性本恶（原罪）的传统，揭示了意识的不重要，而无意识中的本我（id）却是一个充满着原始的情欲和暴力的恶的世界。鲁迅接受精神分析学说较早，并看出了这一学说的“偏执”，然而鲁迅不但不否认其合理性，在《补天》等小说中运用了这一学说，而且还运用这一学说去揭破做假者的面具：“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破了。”“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准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5]

鲁迅作为一个文学恶魔，虽然其主导的文化渊源来自西方，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民族文化的渊源。孔子之后，儒家在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与孟子张扬人的内在的善性不同，荀子主张人性是恶的，因而就更强调外在的规范，沿着这个路线，荀子的学生韩非就顺理成章地走向了法家。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6]恶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只是在后天礼教的教化之下，才会去恶就善。但是，真正以性本恶说“看透世人真面目”的，却是法家韩非。在韩非看来，所谓礼教道德只不过是一堆毫无用处的漂亮言词，或者是试图巧取豪夺的掩饰之辞。在社会的冷酷无情的战场上，充满着的其实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发生的残酷争斗和厮杀：“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因为对匠人来说，“人不死则棺不买”，“利在人之死也”。这种毫无讳饰的笔锋，确乎是揭去了“人肉酱缸上的金盖”。如果说庄周对鲁迅的恶的文学观有影响的话，则不在其伦理取向，而在其否定性的对“礼教吃人”的愤怒控诉。鲁迅自己就承认，他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7]。

[1] ［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中译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4页。(www.xing528.com)

[2] 见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译文序跋集·〈疯姑娘〉译者附记》等。

[3] 鲁迅：《书信集·250930致许铭文》。

[4] 参见《华盖集续编·记谈话》、《译文序跋集·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5] 鲁迅：《华盖集·“碰壁”之余》。

[6] 《荀子·性恶》。

[7]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