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跨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巨匠

鲁迅的文学创作是对他的恶魔文学观的艺术实践。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具体引证的几乎都是鲁迅的杂文，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把眼光转向鲁迅的小说与散文诗等纯文学创作。鲁迅小说中的恶魔之声，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在偏于艺术再现的作品中，鲁迅深刻揭露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的罪恶；在偏于艺术表现的作品中，鲁迅并不掩饰创作主体的恶性。而且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愚昧的传统世界的老中国的儿女，一类是已经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觉醒者，这两类人物与前两个方面基本一致。当然，在偏于再现的叙述老中国儿女的故事中，鲁迅以特有的反语与讽刺等技巧，在使对象变形的过程中也表现了主体的恶性；在偏于表现创作主体的作品中，也表现了老中国儿女的愚昧与传统文化的罪恶。

但是，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需要澄清：既然传统文化是恶的，那么这不正与鲁迅倡导的恶的文学相吻合？换句话说，鲁迅既然在小说中表现了自我的恶性，那么还有什么权利指责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的罪恶？事实上，传统伦理道德一向以善为核心，而现代的自然人性论是肯定人的恶性的，但是当作家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的时候，必然会剥开其伪善的面纱，揭露出罪恶的隐情。以鲁迅的《肥皂》为例，鲁迅深刻地揭露了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他表面上推崇孝女，但是暗地里却在孝女身上做贪淫的白日梦。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鲁迅是个禁欲主义者。恰恰相反，鲁迅对于人的情欲是持肯定态度的，他采用弗洛伊德的学说创作历史小说，反对胡梦华对汪静之的情诗的否定，对于《金瓶梅》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现代的恶的文化精神与古代的伪善包装的恶本身也不一样。古代的伪善包装的恶，多是假借着整体旗帜或者道德美称谋取个人的私利；而现代意义上的恶，从文化的角度是一种否定性的改革力量，从个人的角度讲，则是对个人自由与个人利益的争取。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恶魔的呐喊。整篇小说是狂人觉醒后劝吃人的人不再吃人的过程，也是狂人越来越被整个社会看成是疯子的过程。鲁迅深刻揭露了狂人所在的社会是一个有4000年罪恶的社会，这个社会标榜的“仁义道德”其实是吃人的道德，甚至整部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这些吃人的人，不分贫富贵贱却都在吃人场上吃人、被吃，不仅赵贵翁吃人，下层的人也在吃，他们之中“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吃了人，还要有漂亮的仁义道德做伪装，而且不允许别人道破隐情。因为他们吃人吃习惯了，所以即使觉得吃人不对的人，也已经不以为非。如果有谁来妨害他们吃人，那么就会被悠久的历史与全社会的“数目力量”迫害致狂。

在社会群体的眼中，狂人就是恶人。这一点狂人自己开始还不敢断定：“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但是稍后，当整个社会将他看成疯子的时候，他才觉悟到他在全社会人们的眼中就是恶人：他们已经布置妥帖，“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然而，只有狂人才是真正的觉醒者，他道破了这个社会在伦理道德掩盖下吃人的隐情，他看出了历史与数目力量的荒谬，他以孤独的自我向全社会挑战，与整个文化传统对立。狂人向着现实与4000年的传统说：“从来如此，便对么？”

《阿Q正传》是鲁迅以恶魔之笔对传统中国老儿女的艺术审视。在这个传统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吃人、被吃。阿Q是属于被吃的一类，他只有以精神的胜利逃避在现实中越来越深重的灾难。但是，如果阿Q得势的话，他也照样去吃赵太爷、钱太爷以及王胡、小D。属于这个传统世界的老儿女很多，有单四嫂子、闰土、祥林嫂以及形形色色的众数，但是他们都迈不出吃人与被吃的门槛。鲁迅通过阿Q多方面的变换，深刻揭露了传统文化的罪恶。读鲁迅这些描绘传统老儿女的小说，经常会发现，小说中的主人公固然是愚昧的，有时是邪恶的，但是围绕着他的文化语境却更邪恶。孔乙己是个穷酸文人，他迂阔，偷书，在穷困潦倒之时行窃，但是从他与孩子的关系看，也并非没有可爱之处。孔乙己是传统制度的受害者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而鲁迅的深刻性就在于，他对邪恶的揭露并没有到此为止。整个社会对孔乙己奚落、冷落乃至对其生死漠不关心的态度，加剧了他的自我毁灭。柳妈的话对于祥林嫂具有致命的打击，但是如果二人易位，祥林嫂对柳妈也会如此。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人们开始是同情的，然而造化总为众数设计，以时间的流逝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末的悲哀，而况不久连这样的悲哀也消失了，于是祥林嫂的诉苦就变成了闲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笑料。阿Q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愚昧得连自我意识也没有，他被作为盗贼抓进监狱受“革命党”审判，却自以为是自己想做“革命党”而被捕；他企求圆满想画得很圆的圆圈，正是杀他的符号。阿Q也有“毒”念头，有一旦掌权将杀掉小D和赵太爷的恶念，但是围绕着阿Q的文化语境就更荒谬。当阿Q被押送刑场的时候，众数对他的冤案没有丝毫的同情，阿Q成为他们鉴赏一种风景或热闹的对象，众数甚至还责怪阿Q，怪他没有唱一段戏以使他们的鉴赏更加尽兴。所以鲁迅在《示众》中，就专门“示”这些以“罪犯”为鉴赏乐趣的人的“众”。(www.xing528.com)

在偏于主体表现的作品中，鲁迅以正视人生的艺术之笔表现了创作主体的恶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基于人的恶性的一种学说，在一切倡善的伦理与宗教看来是恶的东西，在弗洛伊德描绘为人的根底的潜意识与“本我”（id）中几乎都有。这就是性的唯乐原则、乱伦、破坏欲与攻击欲。他的学说行世后，文学中写性的或通过梦来显示人的根底的作品就多了起来。鲁迅不但接受了弗洛伊德学说，而且还在小说创作中加以实践。《补天》的开头，女娲就是在肉红色的天空感到不足与多余的性冲动中造人的。《弟兄》中的张沛君与靖甫是弟兄俩，那种亲密无间的兄弟怡怡的感情，令张沛君所在的公益局的同事无不赞美。正好局里秦益堂的两个儿子为了财产打架，从堂房打到门口，闹得老秦整天心绪不宁。这就更加反衬了张沛君与靖甫的兄弟怡怡是多么难得。张沛君本人也以此为荣，他对老秦的儿子为钱争吵感到不能理解：“我们就是不计较，彼此都一样。我们就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这么一来，什么事也没有了。有谁闹着要分的，我总是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劝他们不要计较。”他的同事汪月生是这么称赞他的：“像你们的弟兄，实在是少有的；我没有遇见过。你们简直是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当靖甫发烧闹病的时候，张沛君连班都顾不得上而为弟兄请医生诊病，尤其是当他怀疑兄弟是患猩红热的时候，就更加着急，甚至平时不信中医而且还攻击过中医的他，在西医迟迟不到的情况下都有点有病乱投医地请中医来诊病。但是在张沛君的梦里，却将他的“本我”暴露出来：因为经济原因，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让兄弟的孩子上学，他兄弟的孩子哭闹，他居然以大手掌铁铸似的向自己兄弟孩子的脸上劈过去，而对外人却说不要听孩子的谎话，他不会昧了良心。这个梦撕破了兄弟怡怡的面纱，露出了张沛君下意识中内在的恶性。据周作人回忆，《弟兄》故事的原型是周作人的孩子病了，鲁迅去看望。考虑到鲁迅当时攻击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而且与周作人曾经兄弟怡怡，彼此不分，甚至写文章都可以署对方的名，那么，将《弟兄》看成是鲁迅对自己下意识的无情解剖，不会是一点影子没有罢。因为鲁迅说过，他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更无情。

《呐喊》中的《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与《彷徨》中的《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有鲁迅本人的影子，也有范爱农等人的影子。N先生出国留学不久就剪去了辫子，几年之后，因为家境的问题不得不回国谋事，却受尽了没有辫子的苦，走在路上到处是奚落和笑骂，他就抡起手杖拼命地打。而魏连殳居然被看成异类，当作外国人，他似乎走了一条从“怪人”到“恶人”的路。所谓怪人，是魏连殳与众不同的个性，他学的是生物教的却是历史，对人爱理不理却爱管人的闲事，认为家庭应该破坏却定时给祖母寄钱。他心理阴暗，自寻烦恼，将人看得很坏；却将希望寄托在小孩子身上，认为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是没有的，后来的坏是环境造成的。但是，当他变得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平时热爱的孩子马上与他变脸，连他的东西都不要，访问他的那些才子也不来了。他还在挣扎沉浮，然而，连愿意他活几天的同志也被敌人诱杀了，他就觉得无所顾忌了。“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同时，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好在愿意我好好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于是，魏连殳转而变成“恶人”向社会复仇，向庸众复仇。他当上了杜师长的顾问，叫大良的祖母“老家伙”，叫大良二良装狗叫、磕响头，甚至吐血而死后还以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自己的死尸。《孤独者》所表现的魏连殳的情感方式，显然带有鲁迅深受其影响的拜伦、尼采的恶性精神，这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中也表现得很明显：“隐约像是长吼，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暗夜在旷野里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伤逝》是鲁迅作品中比较温情的一篇，但是并非不含恶性。如果换一个传统伦理观念较强的作家来处理这个故事，那么，他可能会以子君的不幸来反衬始乱终弃的涓生的邪恶。但是《伤逝》以第一人称（涓生）的忏悔口吻来处理这个故事，似乎就减缓了传统观念较强的人们对涓生的谴责。不过，涓生的恶性并非就消失了。他曾经爱过子君，但是爱是一种变换很快的感情，婚前与婚后人们的感情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婚前以为了解的一切，婚后却变成了隔膜。爱的新鲜已过，背公式似的复习也令人生厌。涓生明明知道子君对自己是很爱的，而且知道自己吐露对她不爱的话语，对于子君是一种“毒气”。但是自己的不爱是一种事实，如果连这种真实都不能正视而苟安于虚伪，那么自我的个性也是虚假的：“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不独不是这个，连这人也未尝有！”在厌腻子君的冲动下，涓生向往着自由：“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于是，渴望自由的涓生终于用真实的“毒气”熏死了子君，虽然子君死后涓生又对“真实”发生了怀疑，他想象子君在被他遗弃后的境况：“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铸剑》是一曲恶魔复仇的歌。一个国王专制残暴，不高兴就杀人，他让眉间尺的父亲——一个有名的铸剑师铸剑，但是眉间尺的父亲在铸出两把剑之后，自知死期已到。因为凶暴多疑的国王不愿世上再有更好的剑，肯定会以铸剑者作为试剑的第一人，所以眉间尺的父亲只将雌剑交给了国王，而将雄剑留给了妻子，希望妻子肚子里面的孩子长成后，用雄剑为自己报仇。小说一开始，母亲就对眉间尺能否报仇表示疑虑，因为眉间尺虽然折磨老鼠并最终一脚踩死了老鼠，但是在折磨的过程中他屡屡表现出一种同情心。而小说的主人公黑色人宴之敖者则不同，他好像来历不明，没有职业，行为诡秘，但他却具有不可抑制的复仇心理，他将同情与仗义抛掉，而仅仅执着于复仇。他对眉间尺说的话也充满恶性：“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在眉间尺因为软弱而不能完成复仇任务的时候，黑色人挺身而出，要了眉间尺的头和雄剑，进宫向暴君复仇。他的到来使宫里王后与弄臣都很高兴，他们疑虑国王因不高兴又要杀人并且杀的是自己还是别人根本猜不出。黑色人要一个金鼎，当下面的火使金鼎的水沸腾的时候，他将眉间尺的头抛了进去，并且趁国王前来观看的时候，用雄剑将国王的头砍入水中。但是软弱与幼稚的眉间尺的头根本不是国王的头的对手，黑色人自削己头进水，几口就咬得国王没有回口之力。最终，三个头都在金鼎中融化。黑色人的复仇壮举不仅刺中了暴君，也刺中了良民，这些良民除了好围观与鉴赏打斗之外，有的还颇为国王的头居然与其他两个头混在一起出殡而愤慨。因此，黑色人宴之敖者不仅是暴君的叛逆，也是良民的叛逆。在这里，我们立刻又联想起在鲁迅的启蒙结构中，精神界之战士应该是上至天帝与下至民众的恶魔。